狱侦 6 月底,美帝侵略朝鲜。东北各地的反动残余分子利用这个机会自发地进行 反革命活动。长春公安局逮捕了一些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天郭股长找我,对我说 :“新逮捕了一些人,属现行反革命。你搬到他们屋住,有什么情况随时反映。” 我化名郭依平,因为我二老婆叫郭依平。这个名字是我给她起的。今天我就 挂这个名在监号活动。 接触的第一个对象是孙×,汽车司机。他的姐姐在长春一个军医院当护士长。 1949年与医院的一个老干部结婚。后来,这个医院的秘书被暗杀,这老干部失踪。 公安局便认为孙×的姐姐有嫌疑,抓来押在小红楼楼下二号。押了几天又把她的 弟弟抓来,押在小红楼楼上十三号。我到这个监号、什么也没拿,空身进屋。门 开之后,看守在门口厉声地说:“你们俩,认识不认识?” “不认识。”他说,我也这样说。 门一锁,看守走了。石灰地上什么也没有,坐下太凉,我便把鞋垫在屁股下。 吃完晚饭,他看看没有看守战士,便小声问我:“你怎么来的?” “今早抓来的。”我表现出害怕的样子。 这个案子是把杀害秘书的凶手抓到,这是侦察的中心。他姐夫跑了,可疑。 他姐姐是否知道他姐夫的去处呢?他是否知道这些情形呢? 如果常识不丰富,是谈不到做工作的。他是司机,我懂汽车。我先从汽车谈 起,问他驾驶的是什么汽车?这样有了共同语言。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 是饭馆的茶房。饭馆的常识我也知道一些,是可以叫他相信的。他问我为什么被 捕?我说因为一贯道的嫌疑。谈来谈去,他说伪满时给王庆璋开汽车。王庆璋是 伪满的邮政总局局长,我的三舅。谈到王庆璋家中情况,我说得很对。他对我更 有好感了。我对他说:“咱们是患难与共,不容易,有缘分。”我同情他,站在 他的立场上替他想办法。他很相信我,什么话都对我说了。最后他说:“我姐姐 嫁的那个干部是一个转业军人,年龄40多岁。他们结婚的经过我不知道,他们俩 只到我家一次,他们的活动我不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我也不知道。” 我再三试探也没有在他身上找到东西。肯定他与暗杀案件没有关系。他被提 出去审讯的时候,正是我回去汇报情况的时候。我对郭股长说:“这个案件只能 到这儿,没有发展了,我今天再挖一下看看怎么样。” 我们俩先后回到监房,我回去时装作很高兴的样子,对他说:“我的案子结 束了,一两天就会释放我,我出去到你家去送个信,你有什么要紧的话可以告诉 我。” “我家住在长通路天主堂后边,一个小角门里。你见着我家里的,告诉她: 我因为姐夫逃跑押起来的。我不知道他们的事。姐姐也押在这里。我不会很久就 能出去,不要着急。家中没有钱向老史家借几个,先维持一下,对亲友们就说我 到沈阳去了,不要说我被押起来。” 我说:“家中没有钱,不要紧,我在长春有朋友,我可以借给你几十万元 (即人民币几十元)。等你出去,再还给我。你想想还有什么话?” 他接着说:“没有什么话了,你对我这样好,我出去再报答吧。” 第二天,我就离开了这个监号,回到原来的屋子。 没有几天,郭股长又找我,他说:“这些日子,逮捕了一些现行反革命犯, 有一个小学教员叫周铁航的,说是与军统大特务毕泽宇有关系。他在长春建立部 队,吸收人员,活动很厉害。内中有个卜凤林很起作用,他派人在公主岭活动, 有几个人参加建军。虽然他们知道卜凤林,但是都没见过他,我们也没有抓到。 这几个人已捕来,押在楼上十三号。他们是四个人,加上你五个人,你就说你是 卜凤林。” 我问了一些卜凤林的情况,郭股长告诉我一些,但是掌握材料不多。我去的 主要任务,是把周铁航、卜凤林的建军及现行反革命活动弄清楚。 我先在看守所换了衣服,吸了几支烟,口袋里有意留下一些纸烟的沫子,一 看就知道是新进来的犯人。看守把门打开,说:“你们不准讲话,要是讲话,就 处分你们!” 我坐下之后,“咳”了一声,摇了摇头,又把头低下,使他们注意我。这样 沉静了一大会。吃晚饭了,发碗,发筷子,他们给我舀饭,这时候说话了,他们 问我贵姓,我说:“卜凤林。”他们说:“唉哟!老也没见面,想不到在这碰上 了!” 我又问了他们的姓名,他们都一一告诉我了,有三个姓杨的,一个叫杨兴元, 是一个小学校的校长;杨玉亭是公主岭的二流子,又开小买卖,又种地;杨森大 地主的儿子;另一个是23岁的石占山,他父亲开买卖,他跟着杨玉亭搞建军,想 要当反动派的官。四个人说得一样。我一想,要造成离间形势,才能套出真实口 供。他们对我说:“你派老胡找我们,我们没有答应。说你与周铁航认识毕泽宇, 队伍便成立起来了。但是没有经费,我们还没动手就被捕了。我们见过周铁航, 就是没见过你。” 第三天,郭股长提我出去,我说:“这几个家伙都是官迷,想当反动派的接 收大员,所以计划建立军队。他们也不知道毕泽宇是什么样的人,只听说是军统 的大特务,吉林省参议会议长。毕泽宇抗日是六十九军军长,1948年是哈尔滨市 市长。这个军队就是以毕泽宇的名义搞的。” 郭股长问:“毕泽宇能派人在长春建军吗?” “我看不能,他在1948年冬,北京解放前逃到台湾的,他不会再派人搞建军。 他虽然是军统,但不是基干,戴笠对他不好。在长春的这些活动,不一定是毕泽 宇布置的。” “周铁航、卜凤林建军是肯定的,是谁布置的,那又是一回事。这几个人怎 么说的?” “他们说的都是在我没到这个屋之前编好的。现在把他们一离间,就能套出 实话。”我建议先提杨兴元审讯,然后叫杨兴元拿支笔回监房写材料。他们这些 人都是没念过多少书的,他们一定多心,我从旁一煽动,他们各怀心事,就能暴 露出内中隐情。“ 我回来之后,便提走了杨兴元。 他走后,杨玉亭问我:“方才过堂怎么样?” “我咬定牙关,什么也没说。要给我戴脚镣,我一想,戴什么我也不能出卖 这些朋友。叫我回来反省,一半天再谈话。” “卜先生是好样的。” “打官司嘛,宁可自己受委屈,也绝不能叫朋友跟着受连累,我看杨兴元这 个人……” “人家是念书的,心眼多。” “我看这个人还不错,大家都是打官司,都要顾整体。只顾自己出去,叫别 人住监狱,那不够跑腿的,也不够义气。” 又谈了一些闲话,杨兴元回来了。他手里拿着纸和钢笔,坐下来,一声也不 吱。大家看了他一眼,杨玉亭问他过堂怎么样?他说:“没问什么,叫我写材料。” 我给杨玉亭递了一个眼色,示意不要问。过了一会,杨兴元拿笔写起材料, 写了几个钟头还没写完。我在杨玉亭耳边小声地说:“写这么多,可够呛!杨兴 元有学问哪。” 吃完晚饭,我坐到杨兴元的身旁,与他谈一些过堂的话,我对他说:“我什 么也没有承认,大概是你们承认了。不然,怎么知道我派老胡找你们?咳,真糟 糕!” 谈了一些,我又坐回原处。我左边是杨玉亭,右边是杨森,我对杨森说: “杨兴元这个人了不起,他能先出去。心眼多。”我又转过头对杨玉亭说:“一 样坦白,要争取主动,要当原告,当被告就没有意思了。打官司,没有文化,自 己又不能写,不能不吃亏。” “杨兴元写的什么?”杨玉亭沉不住气了。 “我没有看清楚,大致是他不想搞建军是你们先搞的,他是被动的。我看不 十分清楚。” 第二天,杨兴元又被提去审讯。他一走出去,杨玉亭说:“我看咱们这几个 人早晚都叫杨兴元出卖了。咱们斗心眼斗不过人家,白天晚上写,写什么呢?” “写什么?除了案子上的事,写别的行吗?” “我看,咱们坦白吧,该死该活来个痛快。这么搞,他出去,我们出不去。” 杨森说。 这时他们几个人已经相互不信任了。过了两天,分别提出去一审,案情大白。 接着我又挖他们的武器,武器没有,只有杨森在长春家中私藏一些八音子弹,八 音枪卖了。我把这个情况报告郭股长,他说:“怎么只有子弹没有枪呢?” “他说卖了,先派人到他家,向他家人要子弹,也要枪。如果只拿出子弹, 那就没有枪了。” 回监房之前给我戴上了脚镣,意思是给他们一个威胁,促使他们交待材料和 武器。——我戴着脚镣走回监号,显出极端难过的样子。坐下来一语不发。我心 想:去年春天戴那副脚镣内心十分痛苦,现在心中一点也不感到难过。脚镣子再 重,精神愉快,我是来工作的。他们问我为什么戴脚镣?我说:“我有两支手枪 没有交待。家里人坦白了,枪也交出来了。妇道人家害怕,也不能怪她们哪。” 杨玉亭说:“有武器就缴,不缴,早晚是块病。” “对,杨玉亭说得对,别跟我一样,早晚瞒不过去。” 过了几天,他们又交待了一些与他们有关系的人。这个案子本打算至此告一 段落,可是一个午后,长春市进行防空演习,当警报汽笛响起来的时候,杨森在 屋里说:“美国飞机来了,好哇!赶快扔几颗原子弹吧,谢天谢地!”一边说一 边磕头。这个情况,我立即报告郭股长。他说:“同屋的人都看见了?”“看见 了。”“叫谁写一个证明笔录?”“叫杨玉亭证明。”不久,我离开了这个监号。 后来他们这件案子在《长春新报》公布了,枪毙了七个人。听说杨森及杨兴元也 被枪毙了。杨玉亭是否被处死?不知道。他坦白得好,可能不死。 由这个监号出来,又到楼下三号。对象是一个土匪头子叫“青山好”,姓陶。 解放前他在长春市郊,抢、杀、掳、勒,无所不为。抢了许多钱,跑到长春市内 投到六十军二十一师当一个连长。六十军起义,他逃回长春,改扮小商贩。抗美 援朝之前,被捕到公安局,什么也不承认。给他戴了两副大镣。郭股长叫我去了 解一下。 进门,我一露青帮家礼,他答应了。他也是“悟”字班,是同参。接着叙话, 先说青帮家礼的话,接着说土匪的术语。他问我在哪儿干事?我告诉他在辽南, 因为到北满找一个朋友,被捕了。开始,他不谈他的事情,防着我呢。我只谈自 己的事情,干脆不问他的事。我说我怎样骑马,如何打枪,如何娶小老婆,如何 抽大烟,如何在长春请客……我这一说,他也说起来了,自己也不示弱的把“过 五关,斩六将”的那些罪恶一一述出。两人越谈越近,成了患难朋友。有三天功 夫,就把他的案子弄清楚了。解放前在长春市郊,他抢一家老百姓三匹马,打死 了两个人。这个血债他没有交待,这回却不经意地说了出来。其他的情况政府也 掌握一些。他这案子属于土匪方面,比政治反革命简单。 这件事办完,郭股长叫我休息两天。我回到原来住的屋子,徐克成说:“日 子不少,睡石灰地够呛吧。” 我说:“没关系!”我洗了洗脸,换上了衣服。看了看报纸,美帝在朝鲜很 猖狂。我心想,美帝这样搞,日本、蒋介石一定趁火打劫侵占东北。情况紧张, 前途不乐观,与我本身不利。他们打进长春,共产党不会把我释放,只能把我处 死,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呀。 又过了一天,下午一点多钟,郭股长把我找到前楼,我进那个屋的门口挂了 一个牌子:“执行科”。他在屋内沙发上坐着,叫我坐到他对面,我说:“这个 科是新成立的?您当科长了!” 他没有答复,笑了笑说:“今天没有事,随便谈谈。”他叫看守所的警卫员, 去买了二十个包子、一盒纸烟、一斤花生,不一会儿都买来了。郭股长说:“吃 吧,把这些东西都吃光,吃不光,明天再来吃。”我不客气地吃起来,他也吃了 一点,一边吃一边谈,他说:“今天你谈谈反动派内幕派系,政治的、军事的、 党的、特务的……” 我谈了有一个多小时,最后我问:“科长,我这个案子政府已经决定了,我 非常放心。说是没有死刑,没有无期徒刑,那当然是有期徒刑了。有期徒刑是13 年呢?还是10年?” “你不要问这个,反正对你是最大限度的宽大。这样的宽大,不但人民有意 见,就是你们这些人,也认为判得轻。你好好争取吧!” 我们屋的竹中走了,把崔毓琛调来了。他是保密局长春站国际组组长,专做 苏联工作的。长春解放后,他抱着电台自首,表现得不坏。解放前与我也认识, 这次调到一个屋子,我心中很高兴。因为竹中走了,他可以教给我俄文。我对他 一说,他慨然允诺。 一个礼拜天早上,又是10月17日,长春解放两周年。看守所把广播打开: “今天上午在胜利公园举行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共有7 名……” 收音机关了,我一想开公审大会,又要枪毙人了!我回头一看,看守战士把 裹腿都打上了。这少有的现象肯定与公审大会有关。我想了一会儿,枪毙谁呢? 小红楼上没有人,只有前面圆楼的人了。我问徐克成:“圆楼的特务还有谁?” “好几十呢,李寓春都在那儿呢。” 下午晚饭后,一个看守战士来换岗,他脸上还有灰尘,我问他:“你们今天 到胜利公园去了吧?” 他没有说话,只点了点头。我心中明白,一定是从圆楼提人出去枪毙,能有 李寓春吗? 10月底,中国人民志愿军过了鸭绿江,情况很紧急。我们看守所的窗户一律 钉上管制灯火的黑色防空纸。这使我知道美帝飞机可能到东北空袭。战事迫在眉 睫。 一个下午,郭科长找我到前楼,他说:“现在有一个从台湾来的特务,押在 楼下三号。你去了解一下,要纵的横的关系,与他同行的特务都有谁?都在哪? 这个工作比较困难,你打算怎么做?” 我想了一下,说:“我以军统潜伏组组长身份出现,只有用这个关系,才能 开展这个工作。” “一切情形靠你自己去了解,看看与政府掌握的材料能不能对上号。这件工 作越快越好,你马上到三号监房,回头再把他调过去。他戴着铐子,你也戴一件。” “我戴脚镣吧!” “行,你到看守所跟宋所长商量。” 到了看守所,我砸上了一副中等的脚镣。拿了一床被子到了三号监房。不一 会儿,看守所把这个现行特务调了过来。他两手戴着铐子,拿着被子、毯子,身 上还披一条毯子,上身穿一件便衣袍子。贴身穿一件英国式的西服衬衣,脚上穿 一双礼服呢便鞋,胶底。东西放在地板上。我看了他一眼,他看了我一眼。他坐 下来把毯子包在身上,另一条毯子坐在屁股下面,被子盖着脚,显出很冷的样子。 这家伙二十八九岁,高高的个子,灰黑的脸,两只狡猾的眼睛。这小子表面看不 好斗。 我一直头朝里不看他,忽然我猛地一动,脚镣子哗啦一响,随即我站起来, 小便。他看了看我的脚镣。我回到原位上“唉”了一声:“×他妈的,倒了霉了。 戴上这玩意老子就害怕了?” 他还没说话,我便把头往墙上一靠,两眼一闭,往右一倒,他赶紧过来扶我。 我长吁了一口气,勉强地坐了起来,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两手一抱脑袋。 他小声说:“不要着急。” 我一听是山东口音,便说:“你不知道多么气人,叫我没脸活着,真他妈的 背时!”我这样自言自语地说,他不能不发问:“你是怎么回事?”“我是特务, 不是特务还不丢人呢。” “呵,怎么丢人?” “我在长春潜伏了两年,没暴露身份。在审讯中方知道最近从台湾来了特务, 这样一来,公安人员认定长春有潜伏组,一查,我的一个组员被捕了,他把我供 了出来。你看,这么一来,一连串,都完蛋了!” 听完了我的话,他低下了头,一会儿他问我:“台湾来的是什么人?” “不知道,人不多,只有一两个人。” 又沉静了一会儿,我问他:“你来几天了?” “来两天了。” “你何必来长春呢?你这套服装一到长春就得被捕!” “为什么?” “你看你这双胶底便鞋,胶鞋底上还有英文字呢,这样的鞋,大陆上是没有 的。解放后,各商号一律取消英文招牌和商标,所以有英文字的鞋底,不是从香 港来,还有何处?再有,你这个毯子上也有英文字,这不是也告诉人家你是从香 港来的吗?你的服装与长春的普通老百姓不同,使人感到突出。所以你容易引起 怀疑。” 他没有吱声,他问我是哪部分的?我说:“保密局直属组,在长春潜伏的。 我是组长,干了半辈子工作,就这回丢人了。” “有台吗?” “没有台怎么潜伏?没有台情报怎么报?什么都有。可这一次,什么都没有 了。” “过堂了没有?” “过堂了,什么还没说就给我戴上脚镣。戴上就戴上,说坦白从宽,我不相 信。你从香港什么时候动的身?” “9 月初。在上海住了一个时期。” “那你什么时候离开台北呢?” “8 月中旬。” “台北局本部没有告诉你长春的生活习惯?及大陆上的风俗人情吗?” “没注意这一点。”他摇了摇头。 “怪不得一到长春就被捕了,这不是送命来了吗?” “咳!我不是派到长春的,我是派到北朝鲜的,我是路过长春的。” “你受过训练没有?” “受过训练,在台北。我们这一期有一二百人,都是军统的大特务当教官。 我们受训的时候,不准叫姓名,只叫号码,绝对禁止谈论个人家庭历史。受了半 年训,毕业。在毕业前实习半个月,发了不少钱,在台北狂嫖滥赌一阵,然后派 到香港。到香港一个地方去见陈先生。陈先生又发给我的路费,派我到北朝鲜配 合美军,进行收集情报及潜伏活动。我到了上海碰上了一个同学,我们在上海玩 了几天,然后回到山东原籍,在原籍住了几天,我把手枪藏在家中的荤油缸里。 到了长春,长春我有个叔伯哥哥,我想在他这住几天,再去北朝鲜。北朝鲜也有 一个叔伯哥哥,他在平壤定居,开饭馆。我想利用这个关系由东北转去北朝鲜, 不意在长春暴露了身份。被捕。” “在上海的那个同学叫什么名字?他到哪儿去了?” “他叫×××,他是被派到杭州的。他在上海住西藏路一百七十四号后院一 家货栈里。那个货栈是他亲戚开的。” “你们的上级是谁呀?情报怎么传递?” “我们的上级是陈先生。没有电台,主要是潜伏活动。到时候派人来与我们 联系,给我们送经费。我们潜伏好了之后,呈报我们的住址,他按地址找我们。 横的没有关系,这是风筝式的潜伏布置,只有纵的关系。” 现在从他身上只能得到上海一个特务的线索,及山东原籍藏在荤油缸里的手 枪。这两件事,必须马上反映。第二天,在提他出审的时候,我汇报给郭股长, 他说:“这小子到长春,不会是过路,一定有目的。这一点你再追一下。上海的 那个特务线索,昨天他只谈了一半,这回说全了;原籍的枪,昨天说是步枪,对 你说手枪,可能是手枪,步枪缸里放不下;在长春的社会关系,山东同乡中谁还 与他有来往?吸收人没有?再好好侦察一下。这是现行反革命,要重视。”最后 郭科长说,“把你所了解的情况写一个报告,我等着要。” 回到监号,继续查询他的横的关系及在长春的活动。他在长春一家同乡吸鸦 片,什么话都谈。他谈到,美军这次打北朝鲜,都是机械化部队。美军一过鸭绿 江,前面是国民党中央军来东北接收,后面是日本军队到北朝鲜接收。到时候八 路军只好退到苏联去。他对我还说:“在滇桂边界国民党把八路军的一个军包围 了。这个军运到台湾,改名‘新生军’,被俘有一两万人。”又说,“台湾的武 器才多呢,准备反攻大陆!” 看来他在台湾受特务教育中毒很深。他们的政治教官叫赵赤子,东北人,与 我早就认识,反共专家。赵赤子专门能造谣,诬蔑共产党。他对这些无知青年进 行反动宣传,使这些人到大陆卖命,无论怎样,反正与他没有关系。 我问他:“逃到台湾的将官怎么安置?” “成立了一个将官团,少将每月八十银圆,中将一百银圆,有许多光杆的将 领在那混吃等死,一心希望打回大陆。”他接着说,“宋美龄在台湾成立妇女会, 给军队制作棉衣劳军,工作很积极呢。” 我问他是怎么参加特务训练班的?他说:“我在上海作战中挂了彩,上了轮 船运到台湾。挂彩时是上尉连长,在台北把伤养好之后,保密局要伤愈军官受训, 这样,我在1950年1 月调到保密局受训。在受训时,还有美国教官,教给射击术、 擒拿、密码通讯等,中国教官多数我都不认识,乐干给讲政治。” “乐干原来是长春警察局局长,与我认识,四川人,很能讲话。” “对,对,能讲话,他一上课,谁也不困。他知道的事真多,美国人对他很 好,重庆中美训练班就是他办的。” 其次,我利用机会打听香港,上海等地的生活。他谈了许多,嫖女人,吸鸦 片,上海仍有卖淫贩毒的。他领了几两黄金的路费,一路上花天酒地,认为此去, 生死未卜,得乐且乐,和我谈起在香港找舞女,到上海嫖妓女,眉飞色舞,仿佛 身在当时境地。一举手,手上戴着铐子,他才意识到现在已经被捕了。 这个特务的名字叫梁金剑。 -------- 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