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镇压 5 月15日早上,看守战士把圆楼钉有黑色防空纸的玻璃窗都关上了。圆楼的 窗户可以看到大街。早饭后,我站起来,利用看守不在跟前,偷着向大街看了一 眼:街上的人很多,有扛着红旗的,有拿着标语的。小孩子和青年学生唱着“天 空出彩霞,地上开红花,中国人民力量大,把帝国主义连根拔……” 这时候,屋内漆黑,电灯打开了,看守把收音机也打开了。收音机不是播送 新闻,而是播送一个旧京剧片子,《四郎探母》的一段,还有一个旧片子,也是 京戏。声音不好听,来回地播这两个片子,我怀疑不是收音机,而是留声机。不 一会儿,宋所长和王所长等人上楼来提人,每个监号都有几个人,我们这屋,把 胡荄和老董头提出去了,马尚、栗宗元,许许多多的人都被提出去了,有几十个 人。栗宗元在临走的时候,一双便鞋拉下了,他还回来取的鞋。人提走了,屋内 仍播送那两段难听的京戏…… 我坐着一声不响,看守的来回巡视,所有的人都不说话,大街上有喊口号的, 但听不清喊的什么。我心想,可能是枪毙人,但也不能枪毙这么多呀?这屋的老 董头,他说开饭馆,实际是开妓馆的,把他也提走了。胡荄是建军的,昨天夜里 还提他问话,问他:“这次把你抓来,你有什么想法?大胆地谈,言者无罪。” 胡荄暴露了许多思想,把不满政府的话,他都说了,回来对我说:“他叫我 不要有顾虑,我当然没有顾虑,什么话都说了。共产党不是骗人吗?先叫登记, 保证不抓,最后来一个大逮捕。这种手段是没有信用的作法。” 他一说这话,使我想到在1945年秋,“九·三”胜利后,蒋介石对华北汉奸 的处理。北京街头出了一个布告,上面有:“凡给敌伪工作之汉奸,但问行为, 不论职位,予以办理……”就是不管这个人的汉奸职位多高,只要没有坏的行为 就不抓,官虽小,但有坏的行为也要抓。这张布告一出来,90% 以上的汉奸没有 跑,自己都认为没干什么坏事。结果,戴笠一到北京把汉奸都抓了。汉奸被抓之 后,在看守所说:“咱们被那张布告骗了。” 现在呢,这些人响应坦白从宽的号召而自首登记了。如果没有这个号召,有 的人早就跑了。胡荄说的话,我同意一部分。昨天还问他有什么意见,今天就枪 毙了。这种作法谁也意料不到。这样也好,在最后几分钟才知道被枪毙,减少许 多苦恼。如果说要枪毙这个人,头十天就告诉他,这个人有多难过呀。1946年, “南京人民法院”判处汉奸死刑,如判周佛海、绪民谊、林柏生、陈公博等人死 刑,都是事先宣判,准许找律师辩驳,最后,才执行枪毙。被宣判死刑,尚未执 行,那心情不堪设想。 晚饭,黑窗户才打开,我再一看大街,没有人了。这个大风暴过去了。 晚上到看守所去汇报,我进屋一看,桌子上有张报纸,我想看看,被王所长 拿过去,收了起来。王所长与宋所长问我号内的反映,我说:“大家不知什么事, 有人猜,是开大会,但不知道什么大会,有人认为枪毙人,我也这样认为。” 别的号犯人害怕把自己提出去枪毙。有人说,这回被抓的都危险。因为抗美 援朝一紧张,就要安定后方,所以我们这些人就该倒霉了。 我想到列宁在苏联十月革命后,对一些反革命也施行大镇压,强调安定,毫 不留情地杀反动派。现在,中国人走俄国人的路,也是一样。如此说来,今天杀 人是按照列宁的作法执行的。自己会不会被杀掉呢?没有把握。比如栗宗元、马 尚,他们二人与我一样,分在各监号,给政府反映情况,夜里同时到看守所汇报。 我曾对郭科长说:“马尚虽然是中统的工运组长,可是他争取得不错,才判他有 期徒刑七年。这次他在第八监号工作,反映情况也很好。他戴一个小脚镣,走路 一点一点地挪动,太不方便,给他拿下来,叫他方便方便吧!”郭科长说再等两 天。可是哪会料到被判七年有期徒刑的马尚这次又枪毙了!我这个没有判刑的, 比马尚还严重的大特务,不也随时有被拉出去的可能吗?想到这,自己警告自己 :不要被一些干部的笑脸所欺骗,应该知道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是无情的。但是话 又说回来,我知道无情又能怎么办呢?我能对政府人员说,你们别来这一套,你 们用完了我就要杀我的。 不能这样说,如果不杀我,我这样说是没有良心的。如果真要杀我,我把这 些说出来,干部给我一些好言安慰,最后还是不免一死。我什么也不能说,心也 不往这方面想。想一些别的事情,减少自己的苦恼。 5 月20号以后,犯人有走的,也有来的,看守所把我调到第一监房,徐克成 在第二号监房,邱明瑞在第三号监房,杨文昌在第四号监房,第八、第九没有人, 十号沈重担任学习组长。 我迁到一号监房,仍然用“郭依平”这个化名。我到这屋干什么来了,看守 战士都知道。这些哨兵都认识我,每逢在号内与别的犯人讲话的时候,哨兵看到 也装作没看见。可是有一个班副姓傅,山东人,他对我最过不去,号内不准交头 接耳谈话,可我为了要弄清问题,不能死坐着不动啊,我与隔壁的同犯一说话, 被傅班副看见了,他对我严厉地批评了一番。我心想,这是故意找别扭。我心中 不服,对宋所长说了,宋所长说:“我回头告诉他,你还要继续工作。” 没有几天,刘荣第来了,他是从北京捕获解到长春的。他关到了我这号,此 外还有长春市立医院医生丛佩芝、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情报大队副张长青、哈尔 滨工大学生门光第、东北大学学生潘澄、中统特务严新汉、现行反革命于宗元, 都在我这号。一屋子人。 刘荣第穿一套新布制服,脚上戴着小镣,虽然这种小镣仅比手铐子大一点, 但是戴上极不方便,一步只有几寸长,行走不如一般的铁镣。进屋后,让他靠近 厕所坐下。有人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刘荣第”。我马上知道了他,但是他 不认识我。 1948年3 月,督察处把刘荣第和他老婆于凤茹逮捕了,因为于凤茹叫他外甥 把一大批马列主义书籍拿到大街上当废纸卖。这一下被发现了。我亲自审讯于凤 茹,陈牧审刘荣第,据刘荣第供称:“1946年4 月八路军占长春时,三联书店租 了我的房子,到5 月23日,八路退出长春,三联书店退得匆促,把许多共产党的 书籍扔下。放了一年多,我内人认为这些书没有用处,就叫我外甥当废纸卖,这 一卖,被督察处知道了,这事,我不在家,是内人办的。” 又有许多人对我和处长张国卿婉说,我们才把他们夫妇开释。我当时看见过 刘荣第的背影,他不认识我。这一次他到我这屋,我要很好地帮助他。 我和刘荣第谈了一会儿,没告诉他我是什么人,我只说:“咱们在长春的罪 恶,是老百姓都知道的,我们承认不承认,那是我们进步与顽固的问题,事实俱 在,不承认,并不等于没有。政府杀我们与不杀我们,不在我们多交一件罪恶, 或少交一件罪恶——我们仿佛是一列火车的货物,多放一包东西,少放一个行李, 对整个这列火车无足轻重。我们的罪是很多的,不要顾虑这一件或那一件罪,要 全交清,不交说明顽固,交了是进步,你就不要犹豫了,在长春认识你的人多, 自己争取主动,有好处。” “我一定交清,这回我在北京看见镇压反革命,对我的教育很大。4 月26日 那天,我还未被捕,北京这一天枪毙二百人,原来计划枪毙202 个人。把202 人 装上汽车,便有两个人要交待问题,于是又把这两个人从汽车拉下来,就枪毙了 200 人。我心中想,只要能坦白,就能受到宽大,方才听你这一说,我一定全部 交待,没关系。” 下午,郭科长找我问刘荣第的情况,我说:“他能交待全部问题,不是顽固 蛋,把他戴的小镣子给下了吧。旧社会他是长春地面上的人物,戴着镣面子不好 看,思想有负担,影响写材料。他认识的人多,还能检举许多人。” “他主要职务是什么?” “他是国民党东北党的人,后来又与毕泽宇——吉林参议会议长,1948年挂 名哈尔滨市市长相勾结,给毕泽宇摇旗呐喊,毕泽宇任他为哈尔滨市社会局局长, 长春参议员,他的政治关系比较复杂。” 刘荣第被下了脚镣。他写了不少材料,很能争取。 我们这屋,问题交待不少,丛佩芝交待出一支八音枪,他把他爸爸检举了, 他爸爸是某省的国民党省党部委员。这都是显著的进步。我自己认为也有一分工 作成绩。 于宗元是个中学生,他只有19岁,去年冬,他与两个同学成立反共青年团, 他是负责人,在长春市内各电影院贴反动标语,散发反动传单。郭科长叫我了解 他们的组织,人员及上级关系,两天之后,郭科长把我提到他的办公室,赵处长 也在座,赵处长对我说:“你很辛苦哇,健康还好吧?” “报告处长,我的身体很好,处长好。” 他叫我坐下,递给我一支烟,郭科长从旁说:“于宗元的问题进行得怎么样? 处长要了解一下。” “于宗元是反共青年团的团长,另外一个同学是副团长,姓×,他家开一个 木匠铺。他们写传单,开会都到这个同学家。还有一个瓦匠支持他们,但不是上 级。一个同学加入了他这个反共青年团。我问他为什么反对共产党?他说:‘我 也不是有钱人,我家也没有在国民党干事的。我看了一些侦探小说,见国民党接 收人员很气派。认为不革命,不吃苦,不自己打江山,将来没有出息。同时,我 认为共产党长不了,于是我与同学就成立反共青年团。’” “有一些问题真是不可思议呀!”赵处长摇摇头很慢地说出这句话来。 “我看应当把这个姓×的学生逮捕!”我没加思考,就把这句话说出来了。 “不能随便抓人,还要仔细考虑一下……”赵处长还要说什么,又不说了。 当时我脸很红,后悔失言。一个犯人,怎么能在政府人员面前说出这样的话, 第一,忘了身份;第二,还是军统特务作风,随便抓人,不管证据够不够,抓来 再说;第三,这样暴露自己的缺点,赵处长还能相信我吗? 我与门光第谈天,他从哈尔滨到长春,做投机倒把的买卖。在沈阳与长春之 间联络了一些奸商,公安局认为可疑而被捕。他被捕在五月底,进监较晚。对这 次大镇压,他说:“这是全国性的大规模镇压反革命,长春抓了一千多人,除了 押在公安总局,各公安分局也押满了人。4 月26日晚上来一个大逮捕,别的都市 也是同一天抓的。公安局有一个科长与我同学,这个科长姓×,他告诉我那天夜 里,把公安局的干部都留在总局,不准外出,口令是‘交通’。到了晚上7 点, 全市公安人员出动捕人,到5 月15日这天开了全市公审大会,一次枪毙了150 多 人。叫这些人跪下,把帽子一抹,后面战士用机关枪扫射,第二次又枪毙了50多 人,两次有200 人。这两次,我都在场,这些人都是反革命、特务、建军的,还 有搞现行反革命活动的。听说北京、沈阳枪毙的更多。还有已经判了徒刑的,这 回也枪毙了。” 他这一说,我感到后悔,5 月15日我还不怎么害怕,认为不会枪毙多少人, 可听他这么一说,判了刑的还有处死的,那我就是很危险的了。所幸没有被枪毙, 又活到今天。是不是还有第三次镇压?那就听天由命了。共产党怎么说怎么有理, 是辩证唯物主义,不杀也有理,杀了也有理,我又想,就是把我枪毙了,我比陈 牧还多活了一年多,这也是宽大,不过我认为不会再枪毙我,我是北满军统特务 宽大的典型,如果把我枪毙了,那人们就只能说,没有宽大,全是惩罚。况且我 努力争取,也有成绩,到今天不会枪毙我了。我虽然这样想,恐惧的心情还是有 的,这是内心的矛盾。为什么有这样矛盾呢?因为我对镇压与宽大的标准和依据 还不知道,虽然毛主席说“可杀与不杀之间,不杀”,但是其间的分野我不清楚, 犯人也不知道。因此,有恐惧的心情也毫不奇怪。不过这时的恐惧与1949年春天 的恐惧不一样,现在的恐惧不严重,刹那间就过去了。 -------- 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