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什么希望呢? 我来到这里的日子够多了。从1948年到1952年,每个战士我都认识了,我知 道他们每个人的姓名,甚至于家庭住址。这不用侦察手段,他们说话,从旁一听, 今天听一句这个,明天听一句那个,凑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情况。有时他们说 话,也不回避我,在伊通时,我教给他们说快板、唱小调,说呵,笑呵,我什么 都知道了。哪个战士的脾气好,哪个班长的脾气坏,哪个战士有文化,哪个战士 文化低,我都知道;每天他们上下岗,8 至10点的班是谁,10到12点的班是谁? 我都给他们列了一张表,要求大便时候,一看下一班是那个傅班副,脾气不好, 好找我的麻烦,我就在这一班要求大便,因为这一班岗的战士好说话,以免到下 一班,大便憋不住,不好办。 对干部也是这样,这么多审讯员,经常找我了解情况,日子多了都很熟悉。 我对这些审讯员,也不是一律看待,于审讯员纸烟一吸,解放前后的材料一齐说, 不用有顾及;杨审讯员不吸烟,不多说话,他问一句我说一句,用不着多说;张 审讯员找我到各监房做工作时,先表扬一番然后再交待任务;如果是肖审讯员找 我谈话,我就对他谈些思想,因为他最年轻,很关心我的思想进步,他是共青团 员,我愿意从他那吸收一些新东西。他很耐心,一个22岁的孩子,怎么有这样的 素养?我看这与他的天性有关系,受共产党的教育也有关系。我有一个中心思想, 就是对他们要实事求是,忠诚老实,在材料上、罪恶上绝对不夸大,不缩小,知 道就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所以我的材料拿出去,他们都相信。 公安局的干部也知道我这个犯人,有时别的干部来了解材料。见面就问事, 不需要交待政策或警告,我知道这是局里的干部。局外的干部,一说话我就知道。 一九五一年冬,沈阳公安机关来人审我,肖审讯员在旁边陪着,我一进屋,他叫 我坐在很远的椅子上,一副严肃的面孔:“你叫什么?”“关梦龄。”“多大岁 数?”“37岁。”我心想,这是例行公事。“在解放前干什么?怎么被捕的?… …” 我一一答复,接着他又把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给我讲了20分钟,接着警 告我:“你要老老实实,知道的要交待出来。如果不老实,与你不利。”我心想, 这是旧社会的评书馆,上场有定场诗、道白,最后才书归正传。我看了肖审讯员 一眼,肖审讯员也不吱声。这位干部说话了:“有个张焕相你认识不?”我一惊 异,怎么这样熟?“干什么的?”我反问他,“伪满大汉奸!”肖审讯员从旁这 样说。“认识,是我的亲戚。”我真想不到能问到张焕相,“什么亲戚?”“我 的姑母是张焕相的嫂子,1930年张焕相在东北空军当司令,我父亲在那当军械主 任,1931年‘九一八’事变,我父亲在北平,张焕相也到北京,东北空军司令部 在北京又成立起来。后来张学良出国,张焕相回东北当了汉奸,听说先当宪兵司 令,以后到长春当大官……”“还有什么?”“我在十二三岁念中学时,只见过 他一次面,到了北京又见他第二面;他当汉奸,我在西北;我回到东北,他在苏 联;我知道他,他不知道我;他认识我父亲。”“你父亲呢?”“1949年病死在 北京。”“你把张焕相的历史、罪恶、他的财产写份材料,能不能写?”“能写, 但是我知道得太少。” 类似这样的审讯很多很多,我抱这样一个态度:反正我是犯人,你说我听着, 问我什么,我答复什么,你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你,你不怕费时间,我更不怕 费时间。 徐克成过去对我的一套待人接物很欣赏,如今他说:“正是因为你有两下子, 罪恶才大,如果把这两下子用在为人民服务上,就好了。” 我说:“晚了,悔之无益。” 我问徐克成:“将来咱们怎么办?” 他说:“到一定时期就会释放。时间不会太久,一定会用咱们工作。” “但愿如此,不过也不易呀。” “为什么不易呢?” “一九四九年刚解放的时候,这些审讯员对军统、中统的情况都不知道,可 是现在什么都知道了。上一次有一个干部,年龄较大,可能科级以上的干部,穿 着呢子制服,提我了解重庆中美训练班的材料。他问我,中美合作所与中美训练 班的关系,我告诉他是两件事,中美训练班是戴笠与美国海军情报处处长梅乐斯 签订的合同。谈到中美特务勾结,这位干部说:‘现在我们知道的比你知道得多, 我们掌握了全部匪特材料。’从这些话可以分析,咱们出去,不能在保卫工作上 立功赎罪。现在也不需要咱们做什么了。” “那还有别的工作呢,这么大个国家,什么不可以干。” 我认为什么时候出去还没有指望呢,还谈出去做什么工作!这简直是没有老 婆就把小孩的名字给起了。笑话。 生活太苦了,每日两餐高粱米干饭,白菜汤,总是这样,不好吃,没有营养。 心想这样下去,押个十年八年,身体完了。不要求好的,小米饭也好一些,豆油 炖菜也可以,脂肪不够,人的身体受不了。人作了罪犯,什么也谈不到了。犯人 聊天最喜欢谈吃,大概就是这个原因,我们这些人,不但会吃,还会做,发表自 己意见,互相考问,刘荣第父亲是开饭馆发家的,懂得满汉全席,俄国大菜,我 在北京多年,一些大饭馆的厨房我都进去看过,什么吃的都吃过,大家一谈,津 津有味;其次就是谈女人,自己的老婆、女朋友、电影明星、姨太太、交际花、 某小姐,一谈没有完,谈到最后,可能有人说:“别谈了,老说这些没好处,谈 谈新东西。”大家异口同声说:“对,对。” 在生活上,我总结出来三句话:“少吃,多嚼,勤运动。”吃的不要太多, 吃九成八成饱;多嚼,饭到嘴里,多加咀嚼,再咽下去,这样可以给胃减轻负担, 消化器官不出毛病;勤运动,只要有机会,就勤加活动,做体操、跑步。不能到 外边散步,在屋里又不准。我便趁看守不在,钻空子跳一阵,听到看守的脚步声 再坐下来,搞得浑身是汗。有时宋所长把我提到院中去活动20分钟,这也是特殊 照顾。不过比1949年春天要好一些,在监号可以靠一靠,伸伸腿,与同屋的说话。 后来我对宋所长建议:每天正午12时,应当准许犯人起来在各屋自行活动一会儿, 这样对身体有益处。宋所长批准了。可是有的看守战士到时候不叫起来,那就不 能活动了。不自由就是不自由,在屋想走两步都不行,这些苦恼的生活不知哪年 才能结束? 快过国庆节了,1952年的国庆节与中秋节赶在一块了,宋所长说:“改善生 活三天!”好,盼到了这个伟大节日。我并不为庆祝这个节日而高兴,我是为了 吃点肉,还可能有鸡蛋和馒头。果然有这三样,我不敢多吃,有计划地吃,免得 消化不良。可是有许多犯人吃多了,夜里请求大便,看守的不开门,憋得难受, 只好屙在小便桶里。整个走廊臭气难闻。我认为无论什么有身份的人,过去如何 有地位的人,只要一做犯人,就变得不成样子。一块肉也成为争取的目标。不错, 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过什么河脱什么鞋。自己看看吧,牙掉了两个,头发也白 了,我才37岁就未老先衰,真是不堪设想。 过完了国庆节,一天下午,肖审讯员提我去谈话,先谈了一下号内新来人犯 的情况,接着就问我老婆王才侠的一切。翻来覆去地问,我有点不耐烦,我说: “我老婆王才侠,绝没有政治问题,1943年11月在洛阳与我秘密订婚,1944年12 月在西安结婚,1945年10月,我到上海,把她安置在洛阳她叔父家中;1945年冬 我又从上海回北平,她到徐州她父亲那里;1946年我因贪污被戴笠押起来,她仍 在徐州;1947年2 月我出狱,把她接到北平;1947年5 月,我到东北,她仍在北 平;直到1949年夏,因我继母对她虐待,她抱着孩子回徐州她娘家,直到现在。 去年她有信来告诉我,她入了会计学校,学成本会计……” 肖审讯员听了我这些话,停了一下,他很犹豫地说:“王才侠要和你离婚, 你同意吗?” 想不到的事,也是不敢想的事,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我沉思了一下, 说:“我同意。” “你如果不同意,也可以提出理由。” “我没有理由,我出监无日,她比我年轻12岁,我不能贻误她的青春。不过 我有一个女孩,今年7 岁,名叫关棣。她嫁人可以,但不准给我的孩子改名—— 这样吧,我给她写封信,政府也可以把我的意思通知她,关棣暂由她教养,我出 监之后由我去领。” 肖审讯员说:“可以,你写信吧。” 我拿起笔来,先写“才侠”,第一句话写什么呢?想了一下,写了下去,这 封信的大意是:结婚以来,未能长期同居,又加继母心小,处事不当,婆媳不和 在所难免。我因全家衣食奔波各处,对你未尽丈夫义务,对关棣未尽父亲的责任。 效命蒋帮铸成大错,现在反省,出狱无期,你申请离婚,我完全同意,你的青春 有待,不要贻误,女儿关棣暂请你代为教养,以候我获释之后,再去接领。 写完交给肖审讯员,他看了看,没有说什么,就叫我回来了。回到监狱,我 心中十分难过,最近我给北京的表兄去信,没有回信,胞弟也不理我,把我的钱、 衣物,完全吞搂,对才侠一文也不给,撵回徐州。自己做了犯人,亲不亲,友不 友,夫妻不夫妻,兄弟不兄弟。一切关系都建筑在国民党政权基础上,国民党垮 台,这一切关系随之垮台了。人情冷暖,莫如此甚。 我想起与王才侠结婚的经过,那时,我是军统局安康查缉所所长,综管11个 县的走私漏税的工作。王才侠父亲叫王悦珩,在河南洛阳,是红帮头子,也在东 北军当过军人。他有一个女儿在洛阳中学念书,那年17岁,她叫王才侠。王悦珩 与军统特务认识,华北办事处有一个秘书叫岳梓宇,是我的特务训练班同学,他 占一个很重要地位。岳梓宇与王悦珩相识,王悦珩托岳梓宇给他女儿找个对象, 条件有三:第一,不做妾;第二,东北人;第三,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不过28岁。 岳梓宇说:“这个条件不容易找,有机会我尽力帮忙。” 有人对岳梓宇说:“关梦龄就够条件。” 岳梓宇一想也合适,他就给我去了一个急电:要事相商,速莅豫。 我不知什么事,马上到了洛阳。一见面,他说:“我给你介绍个太太。不打 这样的电报,你不会来。这个人是你们东北同乡,人很老实,不是你所喜欢的花 花小姐,那些女人不能过日子。这个王才侠才17岁,家庭好,本人老实俭朴。” 我随岳梓宇到了王悦珩家中相看了一下,王才侠不怎么漂亮,但很老实。在 大家的怂恿下我和她秘密地订了婚。那时军统局特别规定,战时不准结婚,有结 婚的查出来关押五年。在西安一个会上,戴笠当场宣布,一对私自结婚的特务, 姜维世和陈友桂关押五年。所以均采取秘密结婚,或者说从故乡来的,父母包办 的婚姻。1944年洛阳被日本占据,王才侠逃到西安,王悦珩到了安徽阜阳。1944 年12月我与王才侠在西安秘密结婚,1946年1 月她生了一个女孩,取名关棣。 “九? 三”胜利后,王悦珩到徐州开投机买卖,叫大同商行,直到徐州解放。 王才侠不好打扮,人又老实,我不愿与她出去,所以,1947年春到沈阳,我 又讨了一个小老婆,她叫郭依平。这些事都是不对的,自己反了革命对不起她们, 现在闹得骨肉分离,妻离子散。对人民不忠,对父母不孝,不忠不孝的人活在人 间,真是惭愧! 现在眼前有什么希望呢?什么希望也没有了。既不杀,也不放。关于死,在 我脑子里倒不成问题,可是放没有希望。想起来,从1948年11月12日由吉林解到 长春,一共是八个人,这八个人翟丕翕、杨绍林枪毙了;以后搬到楼下七号,张 逸民与我同屋,他也被枪毙了;后来把军统特务集中写材料,一共10个人,先枪 毙的印匡时,接着李秉一、张锡德、张兆丰、刘文白、孙静修、陈青波、李海涛 也都枪毙了;1949年底,被优待集中到楼上大屋子,有李芳春、李中候、徐克成、 我和一个日本人,李芳春有现行活动没交待,送到监狱也被枪毙了;1950年冬到 伊通县公安局去了16个人,其中被枪毙的有王乃臣、王寿昌、张子文和蒙古特务。 这回镇反,又有一批人被枪毙,长春解放一周年,二周年都枪毙人……经过多少 次“过筛子”留下了我,真不容易,十分不容易。人民政府对我是法外施仁、网 开一面。我不应当考虑死的问题,我应当考虑活。可是我怎么活呢?希望什么呢? 目前没有希望,只好在这坐着,连洗脸的肥皂都没有,牙刷、牙粉、牙膏什么也 没有,从1948年冬到现在没刷过牙。讲卫生那是谈不到的。这些事还不能请求, 耐时顺守,等着吧。 此后,发生了一件事,是我被捕以来头一次听到的。在犯人放便时,有一个 犯人认为粪坑这个墙角通大街,墙角边有棵大树,一上大树就可以逃跑。于是他 一翻身上了大树,正要跳下去,“砰”的一枪,打伤了他的大腿。他在里边不知 道外面还有看押的战士。听说挨这一枪很危险。当时我在屋看书,听枪声我以为 枪走火了,后来听挑饭犯人一说,我才明白。真是,什么人都有,什么思想都有, 既然到这里来了,还想跑,往哪跑?跑不脱的。这样的人绝不是严重的反革命分 子,自己认为无所谓,反革命分子想的就不那样简单,跑出这个院子,又到哪去? 社会上谁敢收留?街坊邻居能不检举吗?我知道反革命分子人人怕,谁也不敢沾, 沾上了就麻烦,反革命成了毒蛇猛兽,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跑不了的。 3 月8 日这天,吃完早饭,公安局的旗杆上下了半旗,我对徐克成说:“下 了半旗,可能是追悼黄继光这些人。” “一个战士死了,降半旗?” “不然为什么下半旗呢?” 我在屋内坐着,王科长在我窗前站下说:“斯大林大元帅死了,你们知道吗?” 我很惊异,他又重复了一遍,我很难过地说:“不知道。” 不一会儿报纸送来了,斯大林大元帅病死。真是一件不幸的事。当时我想, 这回完了,国际共产主义群龙无首了。什么病呢?报纸上报道了。我想苏联科学 这么进步,就治不好斯大林的病?如果谁能把斯大林救活,这个功劳可大了。咳, 斯大林一死,帝国主义一定高兴。斯大林死了,他的继承人一定是莫洛托夫,没 有问题,莫洛托夫是斯大林的老战友,很负众望。 3 月10日,午前提我与徐克成到看守所,王科长说:“现在把你送到另外一 个地方去改造,那里有劳动。政府考虑你们的健康,让你们参加一些轻微的劳动, 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谈一谈。” 我心中想,在市局我的材料也写完了,一切工作也做完了,这是推完磨杀驴, 我不答应也不行啊,我又转变了口气说:“我在市局这么多年,受到了政府的特 殊宽大和各级工作人员的耐心教育,内心非常感激,到那以后一定努力争取。” 王科长说了一些勉励的话,又问:“你还有衣服吗?” 我没有说话,王所长抢着说:“再给他拿一套衬衣,拿一双新鞋。”这次押 走的有我、徐克成,还有一个是一贯道的“皇帝”,有80岁,再一个是特务腿子, 斜眼。临出门时,我对王所长说:“戴点东西吧!” “戴什么东西?”王所长莫名其妙地问。 “铐子。” “走吧!”王所长和王科长都笑了。 -------- 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