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于判刑 汽车走了20多分钟,到了长春监狱。王所长把腰中的手枪掏出来,交给同去 的战士,又到里面办了手续。这时,监狱旁边的便门打开了,我们这部车开了进 去。王所长把我们交给一个女干部,女干部叫我们拿东西跟她走。我的东西多, 扛着很费劲,走几步一歇。后来,这个女干部叫两个犯人把我们的东西扛上,进 了一个小门。里面是个大厅,有许多走廊,呈放射状。我一看这是监房!一股难 闻的气味扑鼻而来。 我们四个人站在大厅里。出来几个看守,还有两三个穿黑衣服的。这个女干 部对看守说:“交给你们了,我走了。”说罢拿着簿子出了大厅。 看守的叫我把东西都打开,一样一样地检查。我心中知道这是过关。一道一 道地过。新的痛苦,新的困难,还不知有多少呢。罪孽深重,还要经受多少折磨 才能够自由呢? 看守用剪子把枕头剪了一个大口子,将谷糠倒了出来。我想,把我东西搞坏 太不应当。检查到我的饭包,把吗啡药针及鸦片烟药拿了出来。我也忘了有多少, 那还是1948年逃走时,杨成荣给我搞的。这回离开公安局看守所,我也没有细看。 一个看守问我:“这是什么?” “这是治肚子疼的药。”我说。 一个穿黑衣服的人接过去一看,又看了看我,说:“这不是吗啡吗?你怎么 说是治肚子疼的药?” “我肚子常疼,打这个针就不疼。这是医生给我的,我也不懂得。” “哪个医生?” “长春市固生医院,院长刘玉锡。” “不老实!你叫什么名字?给他砸上镣!” “关梦龄。”不知为什么没有马上戴镣。 检查完了,一个看守拿了钥匙把一个监号的门打开。这时从里面走出来五六 个人。我一看,有段克文,他戴着脚镣走了出来。我真惭愧,不用说,我也得戴 脚镣子。段克文暗地里一定会说:“你在公安局进步,到这就吃不开了!”咳, 怎么与段克文在一块呢?与他在一起没个好,他是个顽固蛋。糟啦,段克文搬出 了那个屋子,叫我们四个人搬了进去。这是一个很窄的屋子,如果我把褥子铺好, 能睡两个人,还得头顶头。现在住四个人! 徐克成有病,坐不住,躺在地板上。他的心情也可想而知。我一声不响,非 常懊丧。 晚饭吃的是小米粥。晚饭后,又来了一些犯人。各屋都加了人,我们这屋又 加了四个人。一个戴脚镣的犯人,大个子,精神很愉快,满不在乎地坐在我的对 面。他们一来就讲起话来,讲的都是犯人中间的事情。与我们一块来的那个斜眼 问那个戴脚镣的:“你判了没有?” “判了。” “判了多少年?” “35天。”那个大个子笑着回答。 我心想,35天的刑期就戴上镣,我的刑期要多少年,那更得戴镣了。 斜眼又问:“35天?你来了多少天了?” 他们都笑了。一个老头从旁说:“不是35天,是无期徒刑——五七三十五。 ‘五七’与‘无期’是音同字不同。犯人一说35天,就知道是无期。你们新来还 不懂得。” 我明白了,使我惊讶的是,一个判了无期徒刑,戴上脚镣的犯人还这样乐观。 最后,那个大个子说:“我的罪判我‘35天’,我很高兴。我以为非枪毙不 可,这是政府的宽大。” “什么案子?你犯了什么罪?”斜眼又问。 “我是土匪,杀了两个人。” 杀了两个人就判无期!我有那么多血债,那该判多少?这回麻烦了。 夜里,睡觉前放一次便。六小时放便一次,我感到尿憋得难受。夜里有尿不 能出去,屋里又无便桶,我便尿到旧裤子里。这样的生活如何受得了?在公安局 大便困难,在这小便困难。 八个人挤在这个窄屋子里,我把东西放在身子下边,非常不舒服。伸不开腿, 翻不了身,这一夜痛苦极了。什么形容字句能把我现在的难过形容出来呢?拿一 百个“难过”也形容不出来我当时的心情。 第二天是礼拜日,吃完早饭。一个穿干部服的到我们这屋点名,叫到我的名 字,看了看我。他走后,那位大个子说:“他是监房李主任,很厉害。斯大林死 的第二天,叫我们坐在屋里不准动。有几个动的,立刻就给砸上了脚镣。” 放便时,我看到了刘荣第。还有公安局看守所的许多犯人也都到这儿了。他 们一听说我来了,都从小窗户往外看。这是第六监,专押反革命犯的。 3 月12日,早饭后,看守在门外喊我的名字,我答应:“有!”看守对我说 :“你把鞋提上,衣服扣好,跟我走!”出了监房大厅,经过一个院子,领到一 个工厂。进了工厂门房的办公室,一个干部在屋里问:“你叫关梦龄吗?” “是。” “现在派你到这参加劳动,在劳动中要守纪律,有什么事要报告。好,你去 吧!” 一个班长领我到厂里,那里面正开会。有七八十个穿着紫颜色棉衣的犯人在 开会。一个主持会场的年轻干部问了班长几句话,点了点头。我坐下一听,是斗 争一个女犯。说她给男犯馒头,拉拢男犯。我回头一看,还有四五十女犯坐在会 场。又说这个女犯劳动不好,怕闻汽油味。于是大家展开批判。我也举了手,但 没叫我发言。到中午开饭时,这个会开完了。 这个工厂是长春监狱的橡胶厂,做胶皮鞋。夏天做小孩穿的球鞋,冬天做大 人穿的棉胶鞋。有三百犯人,分炼胶车间,缝纫车间……我在成型车间。我们车 间有七八十男女犯人。分派我在里帮组,就是往鞋帮上刷胶。我的组长姓佟。头 一次见面便很客气。中饭在那儿吃的,高粱米干饭,白菜汤,倒不坏。 我问组长:“可以小便吗?” 他说:“随便,有了就便。” 我很高兴,能够随便上厕所对我便是最大的方便,不过晚上回到监房仍是麻 烦事儿。 最初我还穿着公安局发的衣服,一套绿布棉军服,战士的服装,质量比较好。 一般犯人都穿紫棉袄,紫棉裤。我穿这么一身衣服使犯人们议论纷纷。 “这是干部,可能‘三反’犯了错误。” “还是个机关干部,一看就看出来了。” 一个年龄不大的车间技术人员,大家叫他于技师,走到我跟前,问:“从哪 儿来的?” 我说:“从公安局。” 又问:“‘三反’犯了错误吗?” 我说:“不是,我是特务。” 他走了,什么也不问了。 第三天,叫我搬到第七监房,与橡胶厂的犯人一块住。屋子宽绰了,精神也 不那么苦恼了。 犯人中有人认识我,过了几天都知道我是谁了。接着有人与我说话,打招呼。 这些人有长春警备司令部参二科的特务,有各军谍报队的谍报员,还有从前在公 安局认识的犯人。我成了大家谈话的材料。他们互相一传,给我一吹,艺术加工, 便把我说成了特务头子,长春最大的坏人。 工厂中女犯没有戴脚镣的,男犯80% 戴着脚镣。我问他们都犯了什么罪?他 们中一般是无期和死缓,是反革命或有一两条血债,也有许多虽然没有血债,但 是反动党团或地主恶霸。我一想,他们的罪比我小得多,简直不能相提并论。他 们都判了无期或死缓,还戴上脚镣。我呢?最低限度也是死缓,如果判无期那就 太便宜了。于是对郭科长在1949年说我没有无期徒刑的话,在目前的情况下动摇 了。那是1949年,现在是1953年哪。 管生活的犯人叫刘英伟,公安六分局审讯股长。因“三反”进来的,判一年 半。他接近我,问了一些话,我有分寸地告诉了他。这时正是监狱“三交”运动 的尾声(交武器、交罪恶、交同案犯),还有个别组和人没交清,由大家帮助。 我们里帮组有几个犯人需要帮助,我从旁听他们发言,最后我也发了言。我一帮 助,大家认为说得对。刘英伟在会后问我:“在公安局看守所你们也学习吗?” “学习,天天看书,不开会。” 之后,无论哪个组帮助人,如果火力不足,就调我去帮助。这样,张管教员 对我就注意了。可能刘英伟反映我许多优点。 在3 月底的一个晚上,缝纫车间开了一个大会,橡胶厂全体犯人参加。印刷 厂、麻袋厂也派犯人代表参加。监狱管教科万科长主持,还有各工厂的管教员。 大会开始,万科长宣布:“长春人民法院宣判大会”。我一听,莫名其妙。接着 由长春市人民法院的审判员宣读判词。大意是:反革命罪犯杨绍时,因反革命判 处有期徒刑15年,送到长春监狱参加劳动改造。在改造中作反动诗一首,企图变 天。杨绍时不能认罪服法,继续现行活动,予以加刑处分,以肃法纪,由15年有 期徒刑改为无期徒刑。杨绍时站在审讯员桌子前面,宣判完毕后,问他有什么意 见,他说没有意见。叫他回到原位。接着管教科黄股长主持大会,犯人发言。许 多人举手发言,两个人发言之后,我也举起手来。黄股长虽不认识我,却指定我 发言。我站起来批判杨绍时作反动诗就是现行反革命,罪上加罪。这次宣判是政 府对他再一次的宽大,不然把他枪毙也不过分。我说话中间,万科长把张管教员 叫过去,一面说一面看我,可能谈到我的问题。 杨绍时1951年3 月在公安局看守所时,与我一个屋子。那时他就很顽固,想 不到现在依然如故。他这首反动诗是在橡胶厂缝纫车间作的。听说有这样两句: “身入樊笼不自由,他日出狱上九霄。”意思是现在无能为力了,有机会我要再 干一阵。这是他自己找死。 4 月,又把我调到外帮组,专门往鞋帮外刷胶。这个技术比里帮高。我们把 刷好胶的鞋送到下一工序,让女犯套上包头、上大底。车间主任是女干部,看样 子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她对我说:“你给女犯三个组发半成品鞋,你要注意,她 们都是女人,成分也不好。过去干这个活的男犯人有犯错误的,我事先提醒你注 意!” 我们是两班倒,一礼拜白班,一礼拜夜班。我发鞋给女犯言行很谨慎。这些 女犯有的是破鞋,有的是妓女,吸毒、溺婴、一贯道、窃盗,反革命只有两个, 是国民党员。我与她们接触有一个想法:过去我什么女人没见过,北京天津的小 姐太太我认识多少,我的二老婆是天津有名的“郭小姐”。现在我能到这里搞男 女关系?笑话。女犯也知道我是什么人,有一些妓女说:“督察处才厉害呢,长 春谁不怕?关梦龄这个人过去见也见不着哇。” 我不与她们多说话,于是她们又说:“还是过去那样,架子哄哄的,见凡人 不说话。做了犯人就没什么了不起了,不是国民党时代了。” 刘英伟与我谈了许多公安局的事情,但做工作的事我一个字没提。我问了他 许多事,关于王恒烈的事他说:“王恒烈是高心鲁的表弟,老地工人员。日本帝 大毕业,在日本念书时,就参加了共产党。解放后,当治安科科长。综管日本特 务工作。‘三反’以前他贪污了很多款。‘三反’中他一看不好,畏罪自杀了。” 我一听,真可惜。他这个共产党员没死在战场上,却死在贪污上。他这一死, 老王家算完了。王恒烈是他爸要来的孩子,长大念书,给他娶了媳妇,生了孩子, 当了干部。很圆满的日子,想不到来了这么个意外。我应死,我倒没有死;他能 活得很幸福,却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自己杀身。我对刘英伟说:“他父亲是伪 满一个军区的少将军法处长,他是少爷出身,虽然参加了共产党,但没到解放区 去工作过,没有受过革命的锻炼。长春解放,他以接收人员身份出现。别的干部 没有他在长春熟悉,这就有了贪污的机会,以致身败名裂。他的家庭不好,他个 人更不好。” 我又问刘英伟:“如果他不自杀,坦白,退赃,行不行?” “咳!他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自己做事自己知道,如果坦白能行,他也未 必愿意自杀。” 我想,这是共产党时代,如果是国民党时期,从长春往关内一跑,带着钱往 上海一住,谁也管不着。现在跑不了,共产党统一全中国。在共产党这儿工作, 只许好好干,干不好不行。 5 月份,刘英伟叫我写一篇墙报,号召大家遵守制度。我写了一篇“遵守监 规制度,是衡量我们认罪服法的尺度”的墙报。张管教说写得很好,犯人也说好。 由这以后,叫我负责墙报、壁报的编审工作。墙报用粉笔写在黑板上,壁报是写 在纸上往墙上贴。这样一来,我的工作多了。一个礼拜出一期壁报,两个人投一 份稿,就一百多份。我要看、要改,再呈给管教员批。这期间,我与男女犯接触 的机会更多了。我成了刘英伟的助手。许多事情我向张管教员一说就照办。这时 思想又开朗了,并且骄傲起来。认为自己与别的犯人不一样。虽然我对一些男女 同犯非常客气,办事态度好。但是心里瞧不起他们,认为这些犯人都是土匪、窃 盗、流氓、阿飞,不懂得什么。解放前他们这些人见我也见不着。现在都做了犯 人,没有办法,只好在一块混。 一个土匪吹牛皮,说他过去的事:“那时候,一进村,杀鸡,炒黑菜(肉片 炒木耳),白干酒一喝,他妈的,我说了算!” 听听,他们只知道炖鸡,炒木耳,别的什么也没见过。我与他们谈话是谈不 到一起的。但我愿意听他们谈话,尤其是犯人的各种案情。 监狱规定,凡是未判刑的罪犯一律不参加劳动。我与徐克成均未判刑,我到 这儿的第三天,就提出去劳动。大家谈起来这是一个特殊。因为刘荣第、李树桂、 郑建五、程登科等人因未判刑,都在监号坐着,不能劳动。凡是未判刑的人都十 分恐惧,不知将来如何?处死的人都是没判刑的,到时候一提,上汽车就枪毙。 因此,反革命犯都急于判刑,判无期,判死缓都能保住性命,就是不判保不住命。 我和徐克成可以参加劳动与公安局的意见有关。回忆离开公安局看守所那天,我 认为“推完磨杀驴”这是对不起政府的。在院子常看到李树桂他们晒太阳,坐一 个大圈子,不准动。他们看到我很羡慕。因为一参加劳动,吃的比监号犯人好, 行动也有小自由。犯人都希望劳动,尤其希望到橡胶厂劳动。这里除了炼胶以外, 都是轻体力劳动。 从一个犯人谈话中,听说徐克成调到印刷厂劳动,他病了两个月,住进了病 监。政府叫他找保到外边就医,他找不到保,病死了。我心中很难过,他与我在 一块反省四年,对我帮助很大。人死无法预料,不过我的身体还不要紧。 有个犯人叫王喜桂,他说:“监号有许多反革命犯都认识你。有个叫李中候 的,从市局解来没有几天就枪毙了。他和我在一个号,那天他买了一只烧鸡,一 边吃,一边摇头,自己唉声叹气,知道不好。第二天早饭后,一开门,戴上手铐, 提上了汽车。那还用问!” 我想他被枪毙,一个是1951年在公安局看守所当六组组长时,破坏政府威信 带头打人,这属现行特务活动;另一个是他提供的材料不实在,有一次,于审讯 员说:“李中候信口胡说,按他供的材料,派人到上海多次,都没有那么回事。 态度太坏。” 6 月初的一天,监房的班长来到橡胶厂,提我到法院过堂。戴着手铐,坐着 法院的汽车,我的心跳动得很厉害。过堂?必然要判刑,给我判什么刑呢?根据 工厂犯人的刑期,反革命犯不是无期就是死缓。判有期的不能说没有,那是少数。 我呢,长春的特务头子之一,两手血腥,杀人很多,死罪虽免,活罪难逃,我看 无期最有可能。如果判个无期,那怎么办呢?等着大赦吧,别的希望没有。日伪 时代有天长节、地久节,犯人可以减刑。共产党到了把台湾解放时,一定有大赦。 心绪极乱,先前郭科长对我说的“没有无期徒刑”,我根本不相信了。如果郭科 长说的话真能兑现,那我感激共产党五体投地。咳,退一步想吧,李中候都枪毙 了,我能活着就知足,判无期判死缓,绝对不会枪毙,落一个囫囵尸首这是肯定 的。心里这样想,倒很安慰。“他人骑马我骑驴,后面还有推车汉,上不足兮下 有余”。知足常乐,能忍则安。一路上我用各种想法来安慰忐忑的心房。 汽车开到了一个小胡同,一座小旧楼,这是重庆路。下了汽车,进了一个候 审室。屋内是地板,没有椅子。进屋先把铐子下了,然后坐在地板上。刘荣第与 我一个车来的,我没看见他,他看见了我,也没敢打招呼。现在我们坐在一起, 谈话没人管,看守的法警在门外站着,不干涉我们的事。我问他:“怎么过堂? 我还没来过。” “一切材料都是公安局转来的,还是那些材料,再照材料问一下。要过几次 堂才能判。你,政府早就决定了,到这走一个司法手续,没问题。”他来过几次, 很有经验。 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法警进来叫我的名字,我跟着他上楼,楼上有个屋写 着“刑一庭”。拐了一个弯,进到一个小屋子,屋内正中一张写字台,坐着一个 人,当然是法官了。他叫我坐到靠墙的一张条椅上,与他正对面,没有记录的, 只有他和我。他说话很和蔼,先问我的姓名、反动职务、历史,最后问我的罪恶。 我说:“长春军统特务机关先后杀了130 多人,都由我负责。我是杀人刽子 手,一切由我承担罪行。” “不要这样,我们审讯是实事求是的。不要离开事实说话,应该由你负什么 责任,你就负什么责任,不要笼统的都由你负责。你在特务机关还没有独立人格, 你还不能决定杀人的问题。不过你的罪很大,你是协助处长张国卿杀人的,杀了 40多人。内有人民政府的地工人员30多人,对不对?” “对,对。” “你在1947年,收集了第六纵队的机要文件300 多页,呈给东北行辕二处, 受到了奖励,是不是?” “是,是。” 我的罪行没有全问,只把主要的血债问了问。我都承认了。他把我的材料摆 在桌子旁边一个凳子上,低头翻看。一边翻一边问,按照我的坦白材料问,一点 出入没有。问了有一个小时,他把材料放下,又说:“你把1948年10月在吉林向 公安机关自首的思想谈一谈。” 我说:“长春解放那夜,我参加突围,没有达到目的,就混到新七军的尉官 中,到了吉林,入了解放团,还想再逃沈阳。一看沈阳也要解放,如果沈阳解放, 去北京就更不好走了。我便决定自首。第一,这是好汉思想,自首来的,比用小 绳绑来好得多;第二,投机想法,没有像我这样大的特务敢自首,我开创这个先 例,共产党把我作典型不一定能杀。听说还有宽大政策,我试一试这个宽大政策 是怎么回事?第三,我有一套特务技术,共产党还可以用我来做军统特务的工作。 基于以上这些思想,我才自首。” “没有进步的想法?” “没有。” “你写的材料,供的口供都很老实。我们根据这些情况来处理你的案子,你 先回去吧。” 他叫我在讯问笔录上按了手印,并把审讯记录给我看,我拿起来没看,又交 给了他。他问我对不对,我说:“对,对!” 回到候审室,刘荣第也过完堂了,我们又谈上了。他说:“我在二月底从市 局到的监狱,几乎天天到法院来过堂,写材料。我过几次堂了,大概快结束了, 我希望宣判,好参加劳动,在号里蹲着可太难受了。我宣判以后,到你们那儿行 不行?” “行呵,我回头报告张管教员一下,就可以调你来。” 过了两个礼拜,刘荣第判刑了。我知道之后,就向张管教员报告,说刘荣第 是反革命犯,已判刑,能画报头(当时我们出壁报无人画报头),还能搞文娱。 于是便把刘荣第调到橡胶厂来劳动。开始,做零工,画报头,帮我做一些壁报整 理的工作。 刘荣第只判了10年,他争取得好。不过他的罪没有我大,他没有血债,他没 有抓过地工人员。这些,我都不能与他比。 又过几天,我被提到法院。开庭先提我,一进屋看到上次审讯我的那位法官, 他站在讲坛后面,没有别的人。他对我说:“今天宣判!” 我站在他的对面,讲坛的前面。他拿着一张判词,念给我听。我心中非常忐 忑。过去看小说形容一件还没有解决的事情,常常说“如同法官宣判”,这个经 验我现在体会到了。判我什么刑呢?希望不要念判词原文,先告诉我判什么刑, 我就放心了。 这位法官先念了姓名、年龄、反动职务、具体罪恶……,又念长春解放后, 自首于我吉林省人民政府公安厅,前记事实被告均坦白不讳,并有笔供、口供及 起诉材料为证,可认为真实。查被告系蒋匪特务骨干分子,长期效忠蒋匪,刺探 我方情报,暗杀我地工人员,血债累累,实属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但在解放后, 不仅向我人民政府自首,彻底坦白罪行,且能检举别人,并协助我人民政府捕获 反革命罪犯数名,有积极立功赎罪表现,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 十四条,第一款及第二、四两款后半段之规定,特减轻判处被告有期徒刑15年。 自1948年10月26日至1963年10月25日止。“ 读罢以后,我高兴极了,感激的眼泪当时便流出来了。 这位法官叫赵树祥。他问我:“你有什么意见?” “我感激共产党,感激人民政府对我特别宽大,我永世也忘不了!” “好,今后在劳动改造中好好争取,还可以减刑。” 只说了这么几句话,我就回到了候审室。一进屋,一个20几岁的小伙子,两 手擦眼泪,别人问他哭什么?他说:“这回完了,判了2 年,唉……”哭得很痛 心。 我判了15年高兴得不得了,他判2 年这样难过,真是个人有个人的情况。这 回我对公安局那些干部从内心感激,郭科长说的话真的兑现了。共产党不骗我, 我今后要更老实!我应该判死缓,监狱里比我小许多的特务,比如警察四分局长 杨双贵,没有血债判死缓。派出所所长李树阳等人,下级警官,都判了无期。我 虽然争取的很积极,但我的罪大呀!这个15年真不容易呀。 下午,坐法院汽车回监狱。在汽车上,我决定判15年这件事不对犯人讲,以 后再说。因为一讲,可能有人莫名其妙,认为把我判轻了。回到监狱,刘英伟问 我判了没有?我说判了,判15年,叫他不要对别人讲,将来判词来了再说。因为 他管生活,凡是判刑的都要填到犯人刑期表上,这个表在管教员室,因此,我不 能不告诉他。他对别人没有讲,我内心愉快,别人是不知道的。 我给女儿关棣去了一封信,她立刻给我回了一封信。信中问我什么时候才能 回家?我一算15年,从1948年起,这才5 年,还有10年。我写明还有10年才能回 家。张管教员一看我的信便说:“你写15年干什么?就说改造好了就回家!” 我知道这封信不是女儿的意思,是她妈妈的意思。我老婆虽与我离婚,但是 现在还没嫁人。这次来信问一问,如果在近期出去,复婚没有问题。如果近期不 能出去,她就要嫁人了。孩子在信上说:“我妈妈在利国铁矿当会计,住在宿舍, 我常去看妈妈,我们娘俩在一起吃饭……” 我写了封信,含含糊糊的只说我很好,改造好了就回家。这信会给她们增加 许多疑团。没有办法,判了15年我还很高兴,可是告诉家里,她们一看,15年, 唱了《武家坡》了——18年见面人都老了!这些问题没有办法,好在她与我离婚, 由她的便吧。 -------- 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