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到黄牌,降到蓝牌 市公安局不断来人提审,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但是一听说市局的人,我 就感到特别亲切,有什么话都想说。有一个姓王的,胖胖的,见我就笑,他了解 一个问题,我提供之后,他对我说:“听说你判了刑,还要好好争取,争取得好, 还可以减刑。现在长春监狱归市局直接领导,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能够改进 的就改进,你有意见可以对我谈一谈。” 我想了一下说:“在监号里的犯人,半夜有了尿,憋得难受。我有两天,夜 里来尿都尿到裤子里了。如果每个屋放一个尿桶,就没有这些困难。” 他掏出了笔记本写在了上面,“这事可以办,每个屋子设一个尿桶。过去没 有吗?” “没有。” 他又问了犯人的生活,犯人对政府的反映,我都具实的谈了。 7 月份,我从外帮组调到记录员组,担任配料工作。就是到缝纫车间把缝好 的鞋帮领来,再转发给里帮组刷胶。这个工作不累,接触的人多,每天要到缝纫 组去几十次。缝纫组在另一个地方,所以我带着出入证在监狱满院子走。 8 月份,我们橡胶厂排演大型话剧《升官图》。男女犯合演,我是剧务。每 天晚饭后排演,一排就排到十点钟。男犯女犯共30多人在一起排剧,严禁说笑, 不准谈排剧以外的话。出演之前,到街上租的结婚礼服,花20万元,由政府开支。 又发动犯人借了许多西服。这个剧10月1 日出演,演出效果尚好。10月中旬,我 们这个剧又到监外的第一劳改大队演了一场。 由于长春监狱归市公安局领导,在一个全监大会上,市公安局的高科长高心 鲁来此作报告。看到他,我便想到贪污自杀的王恒烈,想到我的这位盟兄弟花钱 大手大脚的毛病。他报告了一个小时,在台上拿着报告底稿,讲得非常清楚。我 心想,高心鲁真行啊。几千只眼睛看着他的脸,几千只耳朵听着他的声音。我算 完了,希望高心鲁好好工作,多给人民做一些事情。 大会之后,刘英伟问我:“你认识高科长不?” “不认识。” “咳,他是王恒烈的表哥,你不认识高科长,我才不信呢。” “认识也只是吃饭的朋友。” “高科长住在这,监狱由他具体负责,他是第三处的科长。” 我更明白了,由这儿高心鲁不断出现在车间。有一晚上,他见到了我,向我 点了点头,我也点了点头。各怀心事,尽在不言中——私人关系存在,敌我界限 也要划分。他知道我的一切,我也知道他的一切。 我认为来到橡胶厂改造得不错,因而产生了自满思想,事情终于发生了。长 春监狱的犯人分三等九级,另外还有“等外”。最好的是一等,最坏的是等外。 一等是红牌,二等是黄牌,三等是蓝牌,等外是黑牌。根据我的情况,刘英伟说, 应该二等二级,可是张管教员发给我的等级牌是二等三级,下中等,黄牌!一对 照别的犯人,我心中不服,就对刘英伟说了:“咳,咱们不行,这么争取,才二 等三级,太落后了。张泰顺还二等二级呢。” 一些不平不满的话由刘英伟报告了张管教员。张管教员一听,对刘英伟说: “关梦龄二等三级呀,我大意了,回去调整一下。”刘英伟又把这话告诉我了。 我心想,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天天在他身边干活,他能不知道?内心十分抵触。 认为管教员对犯人这样考核不应该。 一个叫于作舟的老犯人背后对我说:“老弟,你为什么不满意二等三级呢? 这样对你没有好处。你不吱声,以后张管教员自己想到了,会给你提高的。你对 刘英伟一发牢骚,这就不太好了。” 这时,由于我负责搞文娱,有几个出风头的反革命犯不断与我一起吃东西, 穿我的棉袄,穿我的毛衣,在一起谈一些私人家庭的话。这些人在长春解放前认 识我,比如吉林保安旅谍报队队长邹达,军统吉黑地区义勇总队的军法官方锡志 等人。再加上我每天在监狱院子走动多,引起了政府人员的注意。以及一些犯人 对我无原则的恭维,相信我的一切举动都是进步的。这些我已感到不是好现象。 一天午后,我被找到办公室,傅厂长和张管教员两人对我严加斥责:“你干 什么?有什么计划?拉拢什么人!要好好坦白!” 我一口咬定:“什么也没有。” 批评了一阵,把我的出入证缴回去了,叫我到外帮组劳动。这一步出乎意外。 不几天,管教科万科长在张管教员办公室找我谈话,批评我不老实,拉拢犯人。 问我是什么企图?我说什么,他也不相信,我只好不吱声。叫我写检讨,也是换 穿棉袄、毛衣的事,别的什么也没有。在检讨中,我耍个花招,明检讨,暗指责 张管教员。我写道:我不满政府是错误的,张管教员给我发的等级牌是二等三级, 我嫌低,背后发牢骚,这是不认罪不服法。依我这样的犯人,一贯不守监规制度, 顽固到底,二等三级已经很高了。反而不满政府,这是现行反革命活动,应该加 刑处分,请求加刑。 我是无话可说,我反正在管制之下,但你们随便加刑也不可能。我抱定消极 抵抗,在外帮组一呆,什么话也不说,不看报纸,不谈是非,不反映情况,不靠 近管教人员。 由这,我被打下擂台,橡胶厂的文娱活动也不找我了。我拿本《列宁主义问 题》一看,什么事也不管。 这期间,市局和各分局的干部每隔一天,两天,就有来找我了解材料。一谈 起来,我就诉苦:“长春监狱对我不了解,我在这改造没有个好。他们只注重劳 动,写多少材料也是白费。我的劳动只能随大流,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我干不 过他们。我犯了错误……” “犯了什么错误?” “别人穿了我的棉袄,我送给刑事犯辣椒面,我不满政府发给我的二等三级 等级牌……” 一谈起来就没有完。我的意思,现在长春监狱归市局领导,我见人就说,叫 市局知道,以免将来张管教员蓄意害我,我吃亏,又无人知道,那才冤呢。要造 成一个“先入为主”的态势。有的市局干部对我说:“他们会了解你的,不要失 望,还要好好改造,不会有问题的。” 我想共产党对我的宽大和镇压相结合的政策,市公安局执行的正确,长春监 狱执行的有出入。我认为政策是好的,执行政策的人有问题。长春监狱的管教人 员对犯人提高警惕是对的,但是宁左勿右的作风不对。没有那样的事,硬说有那 样的事,这是逼迫犯人“无中生有”。我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既然不实事求是, 我就不服。我口头对万科长说:“我犯了严重错误,今后保证不犯。今天拉拢同 犯,将来可能发展到现行反革命,我的脑袋也就掉了。这次政府挽救了我,再一 次对我宽大,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些都不是思想话。他们对我的工作是软 弱无力的,只是声音很大,词句内容很空洞。除了“不老实”、“耍花招”,就 是“你很危险”、“不要来这一套”。 晚饭后工厂常开会。由管教员讲话,没有底稿,信口说。对全厂犯人讲一些 生产及改造情况。有一次批评我,说:“有的人在这里面捣鬼,我告诉你,这样 搞下去对你不利!不要耍你那老一套,不行了,现在人民说了算……”“有的特 务头子,不认罪服法,消极反抗,这是自取灭亡……”“有的人,我们掌握了他 的材料,他还装作聪明呢,到时候,他就后悔了!”类似这样的话,不止一次的 在工厂犯人大会上讲,我装不知情。别的犯人问我:“管教员说谁呢?”我说: “不知道哇!” 有一天,找我到管教员室。一个干部说:“我是东北公安局的,从沈阳来到 长春,向你了解几个情况。我到长春市局,那边对我介绍说你很争取,表现得不 错。” 我一看张管教员还在屋,就说:“市局的干部说我很争取,那是过去,他们 对我最近的情况不知道。我最近在这改造非常落后,表现很顽固,这一点对不起 共产党对我的宽大,我很惭愧,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 “犯错误不要紧,只要能改就可以。改造也不是一个早晨就能改造好的,何 况你在旧社会时间很长,下一些功夫,充实一些新东西,挖旧装新,不要闹情绪 ……” 这些话很温暖,东北公安局的干部水平高,态度也稳重,叫我心服。他问我 的一个组员陈东海的情况。他拿出纸烟叫我吸,我不吸。他说:“你吸吧,我负 责。”我就吸了起来。最后他说:“咱们谈的问题,你回去再好好想一想,明天 上午我还来。” 我回来,感到共产党的干部也分三六九等,有的很能办事,有的就能打官腔。 也难说,出身不同,资历不同,年龄不同,看法不同,强求一致是不可能的。我 把过去所接触的干部都回忆一下,也是各不相同。有的干部如公安局赵处长与我 们谈话,也不吵,也不嚷,和颜悦色的,一句一句的说。他对陈牧说:“你这样 不正视自己,将来不很好……”最后,还不是枪毙了。声音虽然低,话有力量。 但有些人大喊大叫,一听没有什么叫人信服的东西,气得他自己都发抖。 改造也凭运气,遇到一个好的管教员,本着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伟大宏愿, 那自己就能占便宜。否则,就要吃亏。共产党伟大,毛主席伟大,犯人的事还不 凭这些管教人员考核。不要说他有偏心,就说他理论水平低,形而上学看问题, 那就要有出入。这些事共产党中央能知道?毛主席能知道?犯人敢怎么样?还不 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在张管教员的眼中,关梦龄是个老特务,最大的坏 东西,没有比他再坏的了,他是长春监狱的定时炸弹,他的一言一行都有破坏改 造的危险。这样固定地看我,我还改造什么?先给我下这样的结论,好也是坏, 坏也是坏,积极是假积极,不积极是消极。没说的,我倒霉。 第二天,东北公安局这位干部又来提我,材料写完,又谈了一些改造的问题。 我把在这改造所以犯错误的经过都告诉了他。我说:“政府人员应该批评我,教 育我,以至于处分我,不应该三天两头在犯人大会上,指张飞说李逵,那样讽刺, 那样挖苦。有一次张管教员在犯人大会上说,‘一个特务头子背后说蒋介石的相 貌长得好,在这作反动宣传。’这话我没说,可能是别人说的,反映情况的犯人 乱反映。我到管教员室找张管教员,他不在,我与李管教员说:‘我没有说蒋介 石的相貌长得好,这个说法我不承认。因为提到特务头子背后说,所以我不能不 考虑。’李管教员是个转业军人,态度很好,他说:‘特务头子又不是你一个, 也没有指你名字,你不要冲动。回去吧。’类似这样的事,我在思想上抵触,对 他们这样改造我,我接受困难。” “我们一些年轻的同志走入社会不久,热心够,经验少,工作上也可能有问 题。但是你要从自我方面检查,不要责人严,责己宽。至于在大会上批评你,那 也没有什么,给别的犯人一些教育也有好处。这里归公安局领导,都要实事求是。 思想打通了,这些问题就认识了。我说得对不对,给你作个参考吧。” “您说得很对,但我的思想现在还没通,对这些问题还没有认识。” “慢慢就通了,思想改造不能性急。” 这些话对我很有教育,我想了一下,应该加强自我改造。 市局的干部还是不断找我要材料。我要求调回市局,我的理由是:“我在橡 胶厂劳动,一个星期白天班,一个星期夜间班。白天班各机关提我问话,我可以 放下劳动去谈话;可是轮到夜班,白天提我审讯,我不能休息,不如回到市局看 守所,天天写材料。”有的干部答应给我反映,有的说:“不劳动身体不行,每 天做一些轻微劳动对健康有好处。白天不能睡觉,工厂行政会给你解决的。” 没有高兴的事,每月两元钱的赏金也停发了。这里什么东西都有,无钱不能 买,馋得慌。一个叫阎树浩的刑事犯与我很好,到期释放,我求他把我的手表带 出去卖了,把钱给我送来。报告了管教员,把表带出去了,但只给我送来六万元 钱,就无音信了。我的表当时值一百万元,是瑞士乌铬卡。 现在,这里没有一个干部或管教员鼓励我,都是各机关保卫科的人或市局的 干部对我教育或鼓励。他们不吸烟,但是给我买纸烟。我对市局的人说:“我每 天这么写材料,工厂的管教人员都不知道,还有的犯人背后说,关梦龄这家伙真 成问题,自己的事不交清,今天审,明天审,没个完。” “他们不知道,政府知道。” “我建议各机关人员到这提审犯人,写材料,都要填一个表。审讯完毕,对 这个犯人提供材料的内容及态度,予以鉴定。这样不至于把犯人的优点埋没,犯 人积累一点优点不容易。没有优点,改造没有成绩,前途还有什么希望?” 后来,我的建议采纳了。外机关人员到这提审,手里都拿一张表,上面有被 提审的犯人的姓名,了解的内容,这个犯人提供材料好不好,都有鉴定。有了这 样的表,我的优点就多了,不论管教员知道不知道,我的优点写在纸上,不能否 定。 1954年12月中旬的一天,我是夜班,正在干活呢,管教员叫我回监房去睡觉。 也没说什么事,我只好放下工具回号睡觉。我回到监号,贺班长问我:“关梦龄 你回来睡觉来了?” “是啊,不叫劳动叫睡觉,也不知什么事?” “明天你去参加一个大会,还能吃肉呢!” 我再问,他就不说了。不过我也明白了一个大概,可能去到别的劳改机关参 加奖惩大会。这倒没什么可顾虑的,不过心中有一个总的想法,在长春监狱好事 轮不到我的头上。 天还没亮,班长就叫我起床,到监房另一个办公室,那儿有五个犯人。有一 等犯人于来宾,他是进步的;有二等犯人两个,一个戴脚镣子,临时给他下镣。 我一看就明白,这个是顽固蛋;还有一个人,虽然什么也没戴,看样子也不是进 步的。史股长叫我们吃饭,高粱米饭、萝卜汤。我吃了半碗,等着吃肉去。 这个地方我们来演过剧,是第一劳改大队。进了第一中队的监房,有的犯人 与我们认识,打招呼。不一会儿他们吃饭,大米饭炖肉。我一看,肉真不少!他 们一百来个人吃起来,没理我们。岂有此理,他们的话剧团到我们那儿给他们包 饺子,今天我们来了六个代表,连饭都不给吃!这里没有干部,犯人也不吱声。 好,你们吃吧,我们坐在炕头上看着你们吃。一二千人改善生活,还在乎我们六 个人? 他们吃完了肉,大会开始。那么冷的天,犯人都坐在院子里,我们坐在前排。 这是劳改大队的年终奖惩大会,由吉林公安厅王处长主持。给改造好的犯人发了 奖,不好的,还有潜逃的犯人加了刑。有一个刑事犯判了一年,还有两个月就到 期,可是他等不及了,逃跑了,抓回来,又加刑三个月。这事叫人好笑;还有一 个不接受改造的罪犯叫杨守田,当场被枪毙了。大会开完,又到一中队休息。他 们开晚饭了,但是没有肉了。有的犯人张罗叫我们吃了一顿,也没吃好。天气很 冷,坐卡车回到长春监狱。 第二天,管教科史股长叫我们把参加大会的情况,向全监犯人传达。我们整 理了一天,才把这个稿子整好,我只动口,没有动手。我对这个大会感想不大, 口头上说,对我有很大的教育作用,不能顽固,再顽固就枪毙。我一定好好改造, 这回给我敲了警钟。其实这不是思想话,我是讲给进步犯人听的,叫他们给我反 映,说这个奖惩大会对关梦龄很有教育。我的思想不是这个大会所能解决的。这 个大会奖惩的犯人,与我根本不是一类。劳动好的得奖,我劳动是中等得不了奖 ;刑事犯跑给加刑,我根本不敢跑,也没有想这个问题;杨守田反抗改造,现行 犯罪枪毙,我也不可能像杨守田那样动手打干部。 又评犯人等级,给我评了一个三等二级——蓝牌!但没发等级牌,我很不高 兴。第二天,我到张管教员那去要等级牌,以便佩戴,他说等做好再发。 我想,我戴个三等二级的蓝牌,天天去提审,让各机关的干部看看,我哪点 不好。给我评个三等二级,纯是张管教员私人意气用事。这个等级牌,始终没发 给我。 -------- 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