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陆军还是海军?
第二天在学校里, “每个人都在谈论此事。”教员们拿着地图向学生们指明珍
珠港在哪儿, 这意味着什么。麦高文知道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在这件事上, 对我
们所有人来说只有投身进去, 别无选择。”南达科他韦斯理学院的一些学生已经开
始服役。头一年动员麦高文参加国民飞行员课程的诺曼·雷已经在陆航队。另一名
学生约翰·诺林, 是校橄榄球队的明星, 死于一次训练事故。麦高文和其他参加飞
行训练的人以及学院的两个学员谈了话, 下了决心, 决定和十个同学一起开车去奥
马哈加入陆航队或海军航空队。他们借了院长和系主任的车直奔奥马哈。“在小学
校你可以如此行事, ”他回忆说, 确实学生们叫学院的很多员工都是直呼其名的。
他们惟一的疑问是参加陆军还是海军? 他们在去奥马哈的路上都在争论。作为南达
科他人, 他们是陆地的热爱者, 他们的直觉是从陆地上起飞降落要比海上好。当然
,还有一份复杂的感觉,就是敌人轰炸航空基地不像轰炸航空母舰那样容易。可是在
他们刚停下车, 开始寻找征兵站, 听到一个年轻人说如果加入陆航队, 就可以拿一
张隔壁食堂的免费餐券。根据这个未经证实的传说, 十个人都参加了陆航队。传言
变成了现实, 他们得到了一顿价值75美分的午餐。“还不错, ”麦高文说, “有烤
牛排、肉汁和土豆泥。”
没人让他们宣誓, 他们只是签署了一份声明, 表达加入陆航队的意愿, 同意被
征召时前来报到。声明使他们免除了征兵。陆军不给他们提供机场、训练飞机和教
员, 但他们属于陆航队。他们回到米切尔和学校, 想着两到三个月后, 就会被征召。
1941年12月7 日, 比尔·巴恩斯和他的孪生兄弟罗伯特与后备军官训练队一起
进行家长日游行时, 珍珠港的消息从高音喇叭中播了出来。“我们对那一刻记忆犹
新, ”巴恩斯说。他们一到18岁, 就报名参加陆航队, 但也没有服现役。由于爸爸
妈妈太穷, 没有车, 所以两兄弟都没有汽车驾照。17岁的鲍勃·哈默, 由于不能说
服父亲在表格上签字同意参加海军、海岸警卫队或陆军, 因为他太小了, 这时发生
的珍珠港事件改变了一切。12月8 日, 经父亲同意, 他报名加入陆军。哈默永远都
忘不了分别时的话:“我不高兴看见你走,鲍勃。但是, 如果你不走, 我连两分钱也
不会给你了。”
17岁的罗兰·帕平还是中学三年级学生。1941年12月7 日, 当关于珍珠港的快
讯报道时, 他和父亲正在读报纸和听收音机。那一刻他决定参军服役。“我的同班
同学全部, ”他第二天发现, “包括我自己, 我们都不能等到18岁毕业, 我们要参
军, 尽我们的一份力量去战斗。”政府的计划是允许17岁的人报名, 先到勤务部队
,但要他们毕业后才能应征入伍。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帕平就报名加入陆航队。1943
年6 月中旬, 他从拉·萨莉学院的中学毕业。7 月4 日, 他庆祝了自己18岁的生日
,7月17日, 宣誓入伍。
几乎所有报名参加陆航队的的人和那些加入其他兵种的人都想战斗———现在、
马上。但是, 武装部队还没准备好。C W 库伯记得加利尔·汉纳上尉在珍珠港
事件后不久, 来到沃尔特斯军营。汉纳生于埃及,11 岁时来到美国。他17岁时, 父
亲同意他加入陆军。他去了巴拿马, 在步兵部队, 学会了丛林作战。那时, 他回到
美国上预备军官学校, 在学校里, 他接到任职令, 被派到沃尔特斯军营。
库伯回忆, 当汉纳报到时, 他不说, “我们什么时间吃饭? ”, “我在哪儿睡
觉? ”或“我们什么时间开支? ”取而代之的是, 他敲着库伯的桌子问, “我什么
时间能够参战? ”每天他都来请战, “我什么时间能够参战? ”库伯每次都把他的
请求报告给指挥官, 他听得多了, 就告诉汉纳, “等下次命令来, 你就可以出征了。”
下一次命令是让一名上尉去阿拉斯加的阿图岛报到。后来库伯对他的能力感到惋惜,
“这家伙过丛林作战训练, 讲流利的阿拉伯语, 非常适合到北非, 如果不成, 也可
到瓜达尔卡纳尔岛。可陆军却把他派到阿图岛。”
几乎所有报名参加陆航队的年轻人不得不等待, 常常一等就是一年多, 要等到
陆航队有充足的机场、飞机、教员和营房开始训练他们。
麦高文继续在南达科他韦斯理学院学习, 在这里他和南达科他州文索基特市的
埃莉诺·斯蒂格伯格相识并相爱。她除了长得漂亮, 还有别的长处, 她在中学的一
次辩论中战胜了他。在韦斯理学院的一次比赛上, 她超过了他。在战争的头一年,
他们订婚了, 约定等战争结束了再结婚。斯蒂格伯格的家里很穷, 在上大学一年后
,她退学去工作,为一名律师当秘书。
麦高文的一个朋友, 罗伯特·“鲍勃”·彭宁顿加入了陆军, 正在训练。他和
埃莉诺的孪生姊妹艾拉约会, 给麦高文写信, 问她们父亲的情况。麦高文回信道,
“他是非常特别的人, 当她们的母亲死后, 他的生活完全垮了, 因为他看来对她的
爱比生活本身重要。当你第一次被引见给他时, 他会
有一点儿粗暴和不友好的倾向。如果你能够深入到他孤寂的内心深处, 你会发
现他有一颗无比博大的胸怀。我想这对孪生姊妹深埋在身上的东西都继承了她们父
亲的性格。可以说, 斯蒂格伯格先生是我认识的最含而不露的人。”麦高文一天夜
里接着写, “我从十点钟和他谈到第二天两点半。这种经历使我受益匪浅。从那天
起, 我有了一个最亲密的朋友———斯蒂格伯格先生。”
麦高文尽管不是运动员, 但他是个出众的学生, 大家选他做班长, 他的主要课
外活动就是辩论。他的搭档是马修·史密斯———韦斯理学院系主任的儿子。1943
年初, 他们两人参加在南达科他州立大学举办的全国辩论大赛。参赛的有一百多所
学校。麦高文和史密斯在比赛上赢了, 他们开着车回米切尔, 一路歌唱一路狂欢,
和韦斯理学院的学生狂欢差不多, 最后将车停在了韦斯理校园里。这天是1943年2
月12日, 雪下得很大。麦高文记得, “史密斯主任站在那里, 当他看到马修和我时
,突然啜泣起来。”他手上拿着一个大信封,那是陆军航空队的命令, 让麦高文和学
生会主席沃尔特·克里曼在72小时之内到圣路易斯的杰弗逊军营报到。史密斯说,
他要写封信给陆军航空队, 请求允许乔治和沃尔特在韦斯理至少呆到这一学期期末。
“不, 史密斯主任, ”麦高文回答, “时间很紧急。”“哦, 不行, 不行, 不
行, 不行。”系主任也回应说。然后他问道, “埃莉诺会说什么? ”麦高文说他会
处理好这件事。他没有提他的妈妈。虽然她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也非常恨希特勒
和纳粹,可她还是讨厌看到伤亡的报道。当地报纸报道说,红军在列宁格勒消灭了60,000
个德国人, 在斯大林格勒消灭得更多, 她看了会悲叹。“哦, 天哪, ”她总是说,
“太可怕了, 今晚德国肯定有很多悲伤的家庭。”可当报道提到成千上万的俄国人
被杀时, 她哭出来, “这些俄国的父亲和母亲怎么能忍受啊! 全都是些小孩子啊!
各国政府首脑就没办法聚在一起制止这场屠杀吗? ”
从辩论赛回来几天后, 麦高文和克里曼每人收拾起一个行囊, 到密尔沃基车站
登上晚上6 点开往明尼阿波利斯的火车。在火车站, 韦斯理学院的学生和全体教职
员工集合在一起, 穿着制服的拉拉队员和学校乐队也在那里。“这确实是热闹的欢
送场面, ”麦高文回忆说, 他感觉这是一个“欢乐的时光”, 但“我不得不把我的
视线从我的妈妈身上移开, 因为她看起来像在出席我的葬礼。她认为, 这场可怕的
战争将使他的儿子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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