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德和研究与发展工作
人们很难想象有哪两个朋友会像“幸运儿”阿诺德和西奥多·冯卡曼博士这样
性格迥异。阿诺德是一位技术熟练的坚强飞行员,但不特别爱好技术。而冯卡曼博
士则富有魅力、温文尔雅、专业知识渊博,并被公认为美国最主要的空气动力研究
专家。阿诺德基本上过着战时军事领导人简朴得近乎禁欲的生活,而冯卡曼则以学
术研究为乐,并且传奇式地喜欢参加美女云集的聚会。在那个人们不太过问政治是
非的时代,流传着一则也许不足凭信的笑话:要想知道冯卡曼有没有参加某个聚会,
只要听到他所过之处女士们的欢跳声和惊叫声就可以明白了。
然而,严肃的飞行员和爱寻欢作乐的理论家的这种貌似不可能的结合将对第二
次世界大战中的陆军航空队产生有益的深远影响,并对美国空军的历史和文化产生
深刻的影响。
冯卡曼几乎是一个典型的匈牙利人。他曾就读于布达佩斯的皇家工业学院,获
得了机械工程学位。接着,他又到戈丁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赫赫有名的路德
维格·普兰德特尔教授。此人后来成了他的同事和与他平分秋色的竞争对手。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先是作为一名炮兵军官在部队中服役,后被奥地利空军看中,
把他的学识用到了航空研究上。他试验过各种各样的装备,例如直升飞机( 包括一
种用4 台转缸式发动机驱动两副相对旋转的螺旋桨的直升飞机) 、机枪射击协调器
和自封式油箱。战后,冯卡曼担任亚琛航空研究所所长。他在该所的研究工作使他
享誉世界。在那里,他对滑翔机的设计和齐柏林LZ-126飞艇的设计都作出了贡献。
齐柏林LZ-126作为战争赔偿品交给了美国,并且变成了ZR-3“洛杉矶号”。这是美
国海军中寿命最长、成就最大的飞艇。说来很奇怪,正是他的这种研制轻于空气的
飞艇的经历成了他与阿诺德结识的关键。
帕萨迪纳加州理工学院院长罗伯特·A ·米利肯教授是延揽杰出科学家的能手。
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聘请冯卡曼,终于说服他就任帕萨迪纳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
航空实验室主任。冯卡曼于1929年来到了美国,部分原因是出现了纳粹的威胁,另
一部分原因则是加州理工学院和后来在阿克伦建立的一个轻于空气飞行器实验室为
他提供了方便条件。这是一个难以拒绝的邀请,也是造福于美国航空事业的一个邀
请。
冯卡曼在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所产生的影响非常巨大,致使整个
南加州的航空工业都壮大起来并吸引了许多后来成为此项工业领导人的研究生。他
使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的水平超过了他原先所在的亚琛研究所。他在美国工作期间
所创造的气氛,使其学生和同事们的表现远远超出了正常情况下可能达到的水平。
两次意外的事故使冯卡曼第一次接触到了阿诺德。冯卡曼的注意力一直放在大
气湍流的影响上,尤其是与飞艇设计有关的影响。不幸的是,就在他即将完成并发
表研究报告之际,两艘显赫的飞艇——美国海军的“阿克伦号”(ZRS-4) 和“梅肯
号”(ZRS-5) 由于遇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湍流而坠毁了。“阿克伦号”是1931年由
赫伯特·胡佛夫人在一次估计有50万人参加的仪式上命名的。仅仅相隔两年,亦即
在1933年4 月4 日,飞行次数已达74次、在空中的累积时间已达1700小时的“阿克
伦号”在新泽西州海岸外遇上了猛烈的风暴,艇身破碎,坠入大西洋,76名乘员中
仅有3 人生还。遇难者之一是海军飞机和飞艇的伟大倡导者、航空局局长威廉·莫
菲特海军少将。
“梅肯号”是在不到一个月以前,亦即1933年3 月11日,由威廉·A ·莫菲特
夫人命名的。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给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卡尔·文森参议员的
家乡增光。此人后来成了空军的忠实朋友。像“阿克伦号”一样,“梅肯号”是空
中航空母舰,载有4 架柯蒂斯F9C-2 轻型战斗机。失事时,它位于加利福尼亚海岸
外,正飞向蒙特里以南的斯珀角,并且刚刚回收了最后一架飞机。一阵狂风突然袭
来,飞艇剧烈翻滚,十字尾翼的上垂直尾翼脱落,划破了3 只使其保持升力的氦气
袋。经过40分钟的英勇搏斗,终于未能保持悬浮在空中的状态而坠入大海,但81名
乘员中仅有两人丧生。
通过欧文·克里克的调查,冯卡曼查明了这些事故的原因。克里克解释说,飞
艇是因为遇到当时还鲜为人知的一种大气湍流——两股强劲的气团相撞——而失事
的。于是,克里克当上了加州理工学院新成立的气象系的主任。该系引起了阿诺德
的注意,并在加强阿诺德与冯卡曼的关系上发挥了作用。( 克里克后来在诺曼底登
陆发起日之前的紧张时刻里出了名,因为他和他的同事们作出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决
定发起入侵所依据的气象判断。)
克里克还在调查“梅肯号”空难事件中起了关键作用。他发现了一种更鲜为人
知的现象——造成这次事故的隐藏的湍流。
阿诺德一直密切注视着这些事件,并且出席了加州理工学院举行的事故讨论会。
(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有风险的领域,因为米切尔受到军法审判就是由于他对海军
“谢南多亚号”飞艇1925年的坠毁事件提出了指控。) 在这些讨论会上,冯卡曼发
现阿诺德富有同情心。当他得知阿诺德曾经写过一些儿童读物( 比尔·布鲁斯系列
作品) 时,就更有了好感,因为冯卡曼的父亲也写过儿童读物。他们于1938年秋再
次见面,讨论用火箭作为协助载重量大的轰炸机起飞的手段。后来,在1939年,阿
诺德表现出了将对空军大有裨益的先见之明,要求冯卡曼帮助设计设在赖特基地的
前所未有的20英尺、4 万匹马力的风洞。这使冯卡曼成了兼职顾问,并使两人之间
富有成效的长期关系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这种关系后来在1944年秋进入了一个新
的决定性阶段。
冯卡曼说,请他到拉瓜迪亚基地会见阿诺德时气氛很神秘。他乘车驶到跑道的
顶端,阿诺德坐在那里的一辆草绿色指挥车内。冯卡曼一进指挥车,司机就离开了。
两个人都有病。阿诺德筋疲力尽,刚刚犯过几次心脏病。冯卡曼动过两次手术,其
中一次是肠癌手术,身体刚刚开始康复。阿诺德对冯卡曼说,目前这场战争是赢定
了,但他关心空中力量的未来。他不能提及原子弹,但是冯卡曼似乎不可能没有想
到制造出原子弹的可能性。随着谈话的继续,阿诺德邀请冯卡曼去五角大楼领导一
个科学家小组,以便规划今后长达50年的航空研究工作。
这要作出重大牺牲,因为冯卡曼喜欢学术生活,而且不能肯定自己能否适应五
角大楼的军事氛围。阿诺德向他保证会消除任何差异;如果需要改变作风,他一定
会让五角大楼去迁就冯卡曼。
这位科学家同意了,于是阿诺德在1944年11月7 日正式成立了这个小组。该小
组很快就声名雀起,冯卡曼也被任命为陆军航空队长远发展与研究计划主任。该小
组最后在1944年12月1 日正式定名为陆军航空队科学顾问组,任务是评估研究与发
展工作的趋势和撰写与航空力量有关的科技研究报告。
在阿诺德对未来美国空军作出的许多有益贡献中,这是最重要的贡献,而且还
是似乎本来最不可能作出的贡献。它提供了最初的必要机制,使战后空军领导人得
以熬过灾难性的复员和预算不足的岁月。正是由于此项贡献所促成的技术发展,空
军才能够一次又一次地使国家从反复发生的政治战火中脱离困境。空军在海湾战争
中取得的惊人胜利,就是由冯卡曼和阿诺德所推动的技术进步带来的硕果。
冯卡曼的专长是从事纯研究工作.他选入科学顾问组的那批极富才干的人大多
也是如此。因此,如果他们对阿诺德为他们的工作所定的框框表示不满的话,那是
不会出人意外的。可是,他们没有表示不满,这是因为阿诺德成就卓著而且具有传
奇式的魅力。
阿诺德责成科学顾问组不要过分看重上次战争的成果,而要放眼未来,看看在
电子学领域能订出什么深入细致的计划来,重点则应放在雷达、空气动力学、推进
系统( 喷气涡轮机和火箭) 及基础科学上。
阿诺德念念不忘马歇尔对节约的关心,于是要求科学家们要使自己的思维适应
于最低限度的国防预算,这种预算要求所用的装备应能使人员较少的武装部队的战
斗力成倍增长。
阿诺德还要求科学顾问组解决一些与军事有关的科学方面的组织与行政问题,
特别是研究与发展费用在预算中应占的最佳比例问题。这就又一次展示了他那使同
辈们惊讶不已的灵活思维能力。
冯卡曼十分实事求是,颇能理解和听从阿诺德的要求。在战争结束时,他苦乐
参半地率领某些组员到欧洲旧地重游。为了安全和行动方便,他们都身着军服,冯
卡曼特别喜欢自己临时扮演的少将角色。此行成果惊人,从成吨的科研资料到一台
高速风洞都被搜集起来运回国内。
冯卡曼写了一份有关此次欧洲之行的报告,题为《我们的现状》,全面陈述了
航空知识的现状。他得出的结论既令人吃惊,又包罗万象,包括断言会很快出现超
音速飞机、防空导弹和弹道导弹等导弹家族以及大有改进的导航和通信器材。
这仅仅是一个开端。科学顾问组从这次欧洲之行和其他研究工作中搜集资料,
编撰了《走向新的地平线》多卷本巨著,其中辑录了25位作者的32份报告,涉及从
空气动力学和飞机设计到炸药和末端弹道学的各种主题。
1947年,空军研究与发展司令部成立,科学顾问组也随之改为科学顾问委员会。
该委员会成就斐然,以致政府里的其他许多机构都纷纷效法,建立了由研究专家组
成的类似的专门单位。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导致流入科学顾问委
员会的人才减少。此时,国防部官僚机构的规模和权势又日渐膨胀,这无疑是雪上
加霜。科学顾问委员会的作用缩小了,它当初的使命现在改由像兰德公司和麻省理
工学院研究与工程组(MITRE) 这样一些智囊机构以及其他类似的民间研究与发展机
构来完成了。然而,如果不是阿诺德率先强调研究与发展,以及正如后来的事实所
表明的那样,如果不是冯卡曼用一些具有创意的论文铺平道路,美国空军就不会是
今天这个样子。
阿诺德和冯卡曼都未能预见到的一个极其重要并且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是
:在尔后的若干年内,官僚主义繁文缛节的发展速度会赶上乃至超过技术能力的发
展速度。阿诺德相信陆军部和国会都会支持他,因此可以立即作出与研究和发展工
作及采购有关的决定;而后来的空军参谋长们则发现自己必须说服越来越多的重要
人物和为数更多的中层人士。正如后面要说到的情况那样,国防部的官僚主义,尤
其是国会工作班子的官僚主义终于变成了一个“布满马尾藻的海域”,使研究与发
展工作和采购工作处处受制,在时间和金钱上耗费过大而大有窒息之势。
阿诺德对战后美国空军研究和发展工作的贡献,同他对陆军航空队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打赢历次战斗所作的贡献同样巨大。在那次战争期间,他犯过4 次心脏病。
到战争结束时,他已经耗尽了心血、熬干了身子,像在战斗中倒下的任何一个人那
样成了战争的牺牲者。1946年6 月30日,他退出了现役,高兴地看着接替他担任陆
军航空队司令的斯帕茨将军继续为争取空军的独立而斗争。他的业绩已为全世界广
泛承认,所得勋章无数,但最令他高兴的是杜鲁门总统于1949年5 月27日写信告诉
他说:他刚刚签署了一项法案,将空军的第一个( 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 五星
上将军衔授予阿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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