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与发展+政治因素=能力的趋同
50年代研究与发展工作的繁荣昌盛,加上政治潮流的变化(1958 年国防改组法
所促进的变化) ,大大地改变了美国空军的面貌,并且首次使战略空军司令部与战
术空军司令部的能力及任务走上了趋同的道路。这两个司令部的职能在60年代的越
南战争中将变得完全相似——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实施近距离支援行动,而战
术空军司令部的战斗机也执行远程战略轰炸任务。然而,由于战略、预算和山头主
义等方面的原因,必须再等20年才能从这一发展趋势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只有
在打赢波斯湾战争和打赢冷战这两个戏剧性高潮出现之后,美国才解散了战术空军
司令部和战略空军司令部,并且建立了两个新的司令部——空军战斗司令部和空军
机动司令部。
50年代的技术变革
技术变革的基础是4 项重大突破:热核武器( 特别是较小型的热核武器) 的研
制成功,将指挥与控制提高到新水平的电子与通信系统的改进,远程洲际弹道导弹
的成功发展,以及航天系统方案的制订( 它要求对电子器材作出极大的改进,尤其
是实现微型化) 。
在这4 项突破中,“宇宙神”的发展引起了对武器发展的科学态度和预算审核
态度的变化。过去,在研究与发展领域中,经历多次失败才能最后获得成功被认为
是正常现象。“宇宙神”计划的紧迫性则要求按照严格的时间表实现一系列未知的
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通过国内一些最优秀人才的不朽努力,这些发现和突破确实
实现了,这就对后来的系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因为国防部和国会中那些搞统计的
人开始把这些成就的取得视为正常现象,就像给汽车搞一个新的消音器那样平平常
常。期望值的这种提高所产生的长远影响将是使各种研究与发展计划变得荒谬可笑,
因为不再把失败看成是可能发生的事。国会和国防部在审查计划时都要求计划肯定
会成功,经费估算得很准确,而且时间表也制定得恰到好处。提出研究与发展计划
的人必须异常能干和大胆,满口保证会达到这3 项要求,才能使计划在审查过程中
不被否决。
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试验的性能越来越好的飞机似乎没完没了,这也助长了
“无事不可办成”的心态。新的大功率喷气与火箭发动机、先进的空气动力设计(
包括后掠翼和可乐瓶形状的机身) 以及新的电子器材的结合使用,产生了在科学先
进性和创造纪录方面领先于世界的一系列X 型试验飞机。除X 型飞机之外,由有史
以来最称职的专业试飞员试飞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样机也越来越多。
X 型飞机的头一项成就出现得较早,而且或许也最值得纪念。那是在1947年10
月14日,当时还只是一名上尉的查尔斯·耶格尔驾驶贝尔公司研制的XS-1型飞机超
过了音速。贝尔公司继XS-1之后又研制了X-2 后掠翼飞机,想使它达到发生空气动
力加热的那种速度。X-2 在研制初期麻烦百出,包括在由波音公司制造的EB-50A母
机携载时发生爆炸,导致贝尔公司的试飞员琼·齐格勒和EB-50A上的观察员弗兰克·
沃尔科丧生。经过3 年的紧张试验之后,1956年7 月23日,弗兰克·埃弗雷斯特上
尉驾驶X-2 飞出了每小时1900.34 英里(2.87 马赫) 的速度,立即成了“飞得最快
的活人”。
朝鲜战争的王牌飞行员伊凡·金奇洛接替埃弗雷斯特试飞X-2 ,并于1956年9
月7 日创造了126200英尺的高度纪录。20天后,米尔本·阿普特上尉进行了X-2 的
第13次动力飞行,将其性能发挥得超出极限,速度达到每小时2094英里(3.196马赫
),接着飞机失控坠毁,他自己也遇难身亡。
最先进的而且或许也是最成功的X 型飞机是北美公司研制的X-15。它于1959年
3月10 日进行了首次滑翔飞行,驾驶员是该公司桀骜不驯的试飞员斯科特·克罗斯
菲尔德。一共制造了3 架X-15,飞行199 次,创造了许多纪录,包括354200英尺的
高度纪录和每小时4534英里(6.72 马赫) 的速度纪录。X-15还充当了几十项试验的
试验台,以探索高空高超音速飞行的危险。
在试验各种X 型飞机的同时,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试飞员们还忙于试飞一些新
飞机,包括( 括号内为首次飞行的年份) 波音B-52(1952 年) 、康维尔YF-102(1953
年) 、康维尔F-106A(1956 年) 、康维尔B-58(1956 年) 、道格拉斯B-66(1954 年
)、洛克希德F-104(1954 年) 、洛克希德U-2(1954年) 、洛克希德C-130(1954年) 、
麦克唐纳F-101(1954年) 、北美YF-100(1953 年) 、北美YF-107A(1956年) 、诺思
罗普T-38(1959 年) 、共和YF-105(1955 年) 和一大批不那么有名的飞机。
这些新武器系统将向战略空军司令部、战术空军司令部和防空司令部提供惊人
的新能力。后两个司令部尤其获益匪浅,因为它们在预算增减变化不定的情况下依
然扩大了自己的能力。
1958年国防改组法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曾在军队内呆过39年,从西点军校学员升到了陆军参
谋长,退役后又被召回,在1950年至1952年期间担任了第一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官。
作为两届总统,他又兼任了8 年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因此可以说总共服了49年的兵
役。出人意外的是,正是这位典型的军事指挥官对文官控制军队的基本主张作出了
两项重大贡献。第一项是他发表了常被曲解的有关军界- 工业界集团的言论,这一
言论多年来一直是号召人们反对军队的口号。
第二项贡献远比第一项重要,那就是坚持实施1958年国防改组法。艾森豪威尔
受到了若干因素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他认为联合司令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运作得很好,因此必须采取措施确保美军在新的紧急情况下运用这种体制。军种
间无休止的争夺已使他确信当前的国防部体制不能保证做到这一点。艾森豪威尔因
一系列报告而烦恼,这些报告认为,技术的发展已使各军种任务的界限变得模糊不
清,以致军种间的相互竞争多于相辅相成。他还憎恶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之间你争
我夺地抢地盘,并对国防部长不是忙于制定军事政策而是忙于解决这些抢地盘的斗
争感到震惊。于是,他责成新任国防部长尼尔·H ·麦克尔罗伊改革国防部。
麦克尔罗伊组成了一个包括现职参联会主席特文宁上将在内的委员会。该委员
会草拟了一项法案并很快获得了国会的通过。艾森豪威尔于1958年8 月6 日签署了
这一法案,使之成为法律。这次改组实质上对国防部长的权力没有作出什么限制,
但把各军种部长、陆军和空军参谋长及海军作战部长排除在作战指挥系统之外。新
的作战指挥系统是从总统到国防部长,再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到各联合司令部和特
种司令部司令官。这实际上意味着空军参谋长不再指挥其作战部队,而只负责这些
部队的组建、训练和支援。当作战部队被用于执行某项特定军事任务时,它们将归
联合或特种司令部司令官指挥,该司令官享有充分的作战控制权,并且不一定是一
名空军军官。改组工作的这一部分内容理所当然地难以被后来的历届陆军参谋长、
空军参谋长和海军作战部长中的许多人所接受。对于其中某些人来说,他们的难以
接受已达到了快要表示拒绝的程度。非作战指挥系统则是从总统到国防部长,再到
各军种部长。
1958年国防改组法的某些影响隐含在字里行间。虽然当初统一武装部队的1947
年法案要求成立3 个分别管理的军种部,1958年的法案却规定国防部下辖3 个军种
部。由于这一微妙而又重大的差异,就把大权都交给了国防部长。国防部长有权建
立一些单独的机构去遂行两个或两个以上军种所共有的任何勤务或补给活动。
这一似乎符合逻辑的组织结构为剥夺各军种对若干具有重要作战意义的领域的
控制权铺平了道路。这里只举4 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将对军事研究与发展工作的
控制与指导权授予国防部研究与工程局局长。这一行动现在被许多人认为是国防机
构中潜在的致命缺陷,因为它把各军种排除在至关重要的决策过程之外,而把决策
工作交到了不一定充分了解未来军事需求的文职官员手中。其一般影响是使所有的
研究与发展工作都掉进了陷阱,成效、进度和费用控制均无法得到保证。其直接影
响则是使项目管理人没有成功的把握( 要求有成功的把握是不符合正常的研究与发
展理论的) 就不敢接管项目,而不管这些项目的最终价值有多大。
另一个不那么引人注目的缺陷是在越南战争中暴露出来的。在国防部巩固权力
的过程中,目标工作从空军部转给了国防情报局并立即自然而然地消亡,因为该局
对此不感兴趣——此项任务在那里成了谁也不端的“饭碗”。对敌方后勤能力的分
析莫名其妙地划归中央情报局负责,以致空军参加越南战争时,只有十分有限的手
段可用于为了确定遮断任务而估计敌方后勤物资的流动情况。
作为好心办错事的又一个例子,下一章将显示艾森豪威尔建立联合司令部的愿
望如何被国防部长在越南以极端急进的方式加以实现,以致迫使空军放弃了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花了极大代价才领会到的空中作战原则。
1958年国防改组法的第四个缺陷涉及的范围最广。这个缺陷就是——用退役陆
军上校小哈里·C ·萨默斯的话说——军方变成了“只是一个组织、训练和装备现
役与后备役部队的后勤和管理系统”。由经过战争考验、矢志终生为国效劳并运用
其智慧制定政策的资深职业军人来指导军队工作的做法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
些本意良好、颇有才干的文职人员,他们在其仕途中的某一阶段被任命为负责这种
或那种事务的助理部长,但通常没有军事专业知识,也不能指望他们有能力规划各
军种的长远目标或对实现这些目标进行指导。其他行业就不遵循此种出于政治考虑
而换人的方针,不会让有才干的跃跃欲试的新手去取代经验丰富的首席外科医生、
大基金组织的管理人员、汽车公司的总裁或任何需要经验、专业学识和长期奉献的
职位上的人。
无论是从1957年10月9 日至1959年12月1 日担任国防部长的麦克尔罗伊,还是
继他之后担任部长的小托马斯·S ·盖茨,其个性和任职期限都不足以使他们充分
利用新获得的权力,虽然麦克尔罗伊在建立负责统一指导反导弹计划和外层空间计
划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方面出了大力。新当选的总统约翰·F ·肯尼迪起初要
求受人钦佩的、老练的罗伯特·A ·洛维特当他的国防部长。洛维特过去在五角大
楼干得很出色。包括在1951年至1953年当过国防部长,但由于年龄关系,他不愿就
任。于是,有人向他推荐了一个名叫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虽
然洛维特本人不了解麦克纳马拉,但他还是向肯尼迪转荐了麦克纳马拉,并说五角
大楼需要一位优秀的行政管理人员而不是事事都想由自己作决定的发号施令的人。
洛维特一生办了不少好事,最后却做了一件错事。1961年1 月21口,麦克纳马拉当
上了国防部长。他像木偶大师一样利用1958年国防改组法,越来越紧地把操纵绳都
抓在自己手中。他还成为各军种许多高级军官眼中的美国历史上糟糕透顶的国防部
长。他极端聪明能干,一眼就能发现情况介绍图表上的最微不足道的差错。他对细
节的掌握和记忆力令人吃惊,并且经常利用这一特长去敲打他的下级和助手,以致
在发生争论时,即使他的论点错了,他也能获胜。他坚持拥有最后的决定权,这将
导致一些大失败( 例如试图采购TFX 战斗机,让美国海军和空军都来使用) 和大悲
剧( 例如在越南采取逐步加强反应的原则,既束缚了地面力量的手脚,又使空中力
量归于无效) 。
整个50年代,空军部长权力下降的趋势不减。由于小詹姆斯·H ·道格拉斯的
调解,这一趋势得到了部分缓解。道格拉斯当过4 年的空军部副部长,1957年5 月
1日就任空军部长。他设法改善了空军部机关与空军参谋部之间的关系,并与国防部
长威尔逊在削减预算问题上进行了抗争。他的继任者达德利·S ·夏普只任职一年
多( 从1959年12月11日到1961年1 月20日) ,而且由于软弱无能,无法提供强有力
的领导。
道格拉斯和夏普都从他们与空军参谋长怀特上将的良好关系中获益匪浅。怀特
是一位知识分子,能说流利的汉语、希腊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俄语和西班牙
语。他朴素文雅,既了解五角大楼的基本政治活动,又深知核战略和即将来临的航
天时代的影响。他的继任者李梅上将将与下一位空军部长尤金·B ·朱克特并肩战
斗,联手对抗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可惜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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