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往事
尽管不可能回顾空军在历任部长和参谋长领导下取得的所有成就和偶尔遭到的
失败,但是择其要者回顾一下,看看某些领导人在越战中期至里根执政结束这段时
间内的表现,还是颇有教益的。在这段时间内,空军先是急速衰落,后又重振雄风,
并且即将取得最伟大的胜利。
进行越战:1965-1969 年
1965年至1969年期间,空军的两位最高领导人不是好搭档。空军部长哈罗德·
布朗是一位科学家,但肯定不是一个“人缘好”的知识分子。他在气质上太像罗伯
特·麦克纳马拉,而不像他的参谋长约翰·P ·麦康内尔上将。麦康内尔是从李梅
将军手上接过空军参谋长职位的,因而受到了李梅原先那一套做法的牵制。在后来
的服役岁月里,他又被不幸染上的酒瘾所拖累。尽管如此,他还是主持了越战期间
增强美国空军的工作。他在任期内的发明创造之一是美国空军经过改进的1966年
“总体力量”概念。按照这个概念,美国空军后备队和空军国民警卫队部队被纳入
了空军的日常活动。后来,这一概念被国防部广泛采用了。更重要的是,他推动了
研究与发展工作的加速进行,以期克服美国空军作战飞机在越战中暴露出来的缺陷。
他和继他之后担任空军参谋长的约翰·D ·瑞安上将所作的一些重大决定都是在越
战的推动下作出的。在林登·约翰逊总统建设“大炮加黄油”伟大社会的方针指导
下,空军是全靠自己的预算来进行越南战争的,并未因额外需要而追加预算。麦康
内尔在退役时不得不痛苦地报告说,在他离开空军之际,“空军的力量比我4 年半
之前就任空军参谋长时小”——这是任何一位参谋长都最不愿意说的一句话。
艰难岁月:1969-1973 年
尼克松总统选中了能干的小罗伯特·C ·西曼斯担任他的空军部长。西曼斯和
他的参谋长瑞安上将是一对极佳搭档。他俩都性格随和,办事沉稳。西曼斯也是一
位科学家,但是与哈罗德·布朗不同,他的人缘很好。瑞安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作战
领导人,当过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官。他还是一位在诚实方面对自己和所有的同僚
都严格要求的人。1972年,他显示了这种严格性,解除了第7 航空队司令官约翰·
D·拉维尔将军的职务,因为据说他违反了交战规则并伪造记录来掩盖这一事实。(
许多人认为,拉维尔是在包括当时的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在内的上司们暗中鼓
励下采取由他承担责任的那些行动的,然后又像优秀的军人所应该做的那样,由自
己来承受处分。)
西曼斯和瑞安不得不用一支装备日益陈旧过时并不断损耗、某些关键备件和军
械的供应不断减少的空军来进行越南战争。尽管他们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完成作战
任务上,他们还是发挥聪明才智和干劲,共同促进了美国空军一整套重要项目的发
展,其中包括诸如A-10、B-1 、C-5 、F-15和F-111 之类的飞机。此外,他们还以
空军许多高级领导人所特有的积极态度,推动了将会决定未来战争结局的先进电子
战器材的发展。
正是这位目光敏锐的西曼斯指出了苏联在武器系统的研究、发展和生产方面似
乎与美国的做法不同。他说,苏联正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增加军事开支,根
本不顾对民用经济的影响。此外,它还在执行研制飞机和导弹原型的广泛计划,其
规模超出了美国试图达到的任何规模。他还指出,在苏联的活动中有一种用美国观
点来看属于异常的现象:他们持续地生产原型和生产型飞机,即使某个项目与另一
个项目在性能上有重迭,也几乎从不结束该项目的研制与生产活动。这与美国的情
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美国,各个项目总是面临中止的厄运,而不管它们在技术
上多么重要。苏联的产量之大以及投产的原型之多,说明了它想获得美国已经公开
宣告放弃的第一次打击能力。他的这种具有远见卓识的观点在里根执政之前一直被
人忽视。
从内部进行重建工作:1973-1976 年
尼克松政府给梅尔文·莱尔德(1969-1973年任国防部长) 和詹姆斯·施莱辛格
(1973-1975年任国防部长) 两任部长领导下的国防部带来了明显的变化。许多人认
为当过9 任众议员的莱尔德是历史上最杰出的国防部长之一。他性情平和,即使在
监督使美国逐步退出越战的“越南化”的实施过程之际,也能运用其政治手腕调整
好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关系。他支持结束征兵制和创建全部由志愿人员组成的军队。
为此,他指示其他军种仿效空军1966年确定的在日常活动中使用空军国民警卫队和
空军后备队的做法。
他的继任者施莱辛格在1973年继续推行他的方针,要求根据“总体力量”政策
全面实现一体化,使国民警卫队和后备队成员成为在需要大规模快速扩军的紧急情
况下用来加强现役部队的最初的主要兵源。许多人不相信这些部队能达到正规部队
的标准。他们错了。空军国民警卫队和空军后备队部队在战备状态和效能上很快达
到了正规空军的标准,以致瑞安将军把它们所做的工作称为“空军历史上的辉煌篇
章”。从那时以后,无论是战时还是平时,它们都日复一日地显示出了自己的效能。
(20 年的变化是很大的。当后来的两位上将戴维·琼斯和拉塞尔·多尔蒂还是肯塔
基州路易斯维尔一支后备空运部队的年轻尉官时,只有北美T-6 单发动机双座教练
机可供他们驾驶。而今,琼斯咧开嘴笑道,“我们当时的空运能力可想而知。”)
施莱辛格是一个与莱尔德大不相同的人。他是一位学者,对人冷淡,书生气十
足,而且没有莱尔德的那种政治洞察力。然而,他又很聪明,善于发现能与他共事
并能与国会打交道的具有良好风度的人。他找到了一个这样的人,那就是接替西曼
斯担任空军部长的和蔼可亲的约翰·麦克卢卡斯。他还发现了深得众望的乔治·布
朗将军,让他担任空军参谋长。布朗的官运如此亨通,以致瑞安将军在自己正式就
职之前就告诉布朗他会接替自己担任空军参谋长,让他最好有所准备。尽管青云直
上,布朗却是一位很谦逊的人,他坚持在抵达某个基地时不要按惯例搞什么军事欢
迎仪式。
他个人最伟大的成就是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中取得的。在那场战争中,他未与
国防部长协调就自行把两个中队的麦克唐纳- 道格拉斯F-4(美国空军当时的制式战
斗机) 调拨给以色列,并开始为大规模空运军火作准备。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年11
月,布朗在杜克大学发表了一次演说之后就被指责为反犹太人。他在演说中用词不
当,导致人们要求解除他新担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职务。
毫无疑问,布朗对报界发表谈话时的爽直近乎天真。他说的一些话可被解释为
反犹太人,于是又被抓住了把柄。后来,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他似乎批评了大英帝
国的武装部队,再一次授人以柄。尽管如此,施莱辛格和他的继任者唐纳德·拉姆
斯菲尔德总是站在自己人一边,而布朗显然是诚心诚意的道歉也终于把事情摆平了。
这两位国防部长都很看重布朗在国防部长办公厅的工作经历。他得到的重视来之不
易。他曾在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手下工作过两年,并在这一过程中从上校升到了少
将。即使在自己的偶尔引起争议的言论招来压力时,他也与国会保持了引人注目的
和睦关系——施莱辛格在这方面明显不足。1974年,布朗被选中担任参谋长联席会
议主席。这是13年前内森·特文宁担任参联会主席以后第一次又由空军将领担任此
职。布朗被挑中不是因为应该轮到空军占据这一职位,而是因为他是担当此任的最
佳人选。
在布朗的众多成就中,有一项成就对于空军领航员、轰炸员和雷达手们来说最
为重要,因为正是由于他的大力推动,才改变了不准除驾驶员外的任何人担任指挥
职务的规定。
当布朗被选中担任空军参谋长时,他的两个主要竞争者是戴维·C ·琼斯上将
和约翰·C ·迈耶上将。迈耶是战斗机驾驶员出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落过24
架敌机,在朝鲜战争中又击落过两架。在担任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官期间,他曾于
1972年12月指挥过空袭河内和海防的为期11天的战役。琼斯曾驾驶B-29轰炸机在北
朝鲜上空执行过300 小时的战斗任务。他的才能早就被柯蒂斯·李梅注意到了。像
布朗一样,他先后被委以多种职务,包括指挥一个F-4 战斗机联队,以便使他为担
任空军的最高职务作好准备。据说,琼斯从来不在未使所领导的单位得到改进的情
况下就离开某个职位。
琼斯两次被选中接替布朗的职务,第一次是接任空军参谋长,后来又在1978年
担任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偶尔会大发脾气,因此在以其聪明才智和旺盛精力
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既交了大批朋友,又树敌甚多。在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早已决
定不再研制B-70轰炸机的情况下,他还甘冒风险,主张继续发展B-70,认为加上适
当的突防辅助装置后,B-70可以对苏联进行高空高速奔袭,从而大大增加苏联人防
御上的困难。在他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当卡特总统取消B-1 轰炸机的研制计划时,
琼斯接受了这一决定,而没有像某些人要他做的那样辞职。琼斯对这些人的答复是,
辞职于事无补,而且总统在竞选时承诺过取消B-1 研制计划并且已经当选,他不想
反对人民的愿望。
琼斯强烈主张改革参谋长联席会议,退役后仍继续为此而奔走。在制定1986年
戈德华特- 尼科尔斯法案( 法案中含有他的许多改革建议) 方面,他起了很大作用。
作为空军参谋长,琼斯证明了自己是装备和编制方面的创新者。他是预警与控
制飞机的热心倡导者。他与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局长威廉·J ·佩里( 后来当过克
林顿总统的国防部长) 一道,发起了“染蓝”隐形计划,作为研制后来定型为F-117
的隐形战斗机的第一步。
像布朗一样,琼斯同施莱辛格合作得很好,并使自己适应这位国防部长的特殊
爱好( 鸟类学是其中之一) ,精心搞好同他的关系。他讲过一件他们交往很随便的
轶事。周末,他们经常穿上便衣聚会,把脚跷在桌上聊天。一天上午,施莱辛格问
他:“怎样才能使空军支持轻型战斗机?”( 正如我们在后面会看到的那样,当时
正就诸如麦克唐纳- 道格拉斯F-15E 那样的高成本战斗机和诸如拟议中的通用动力
F-16与诺思罗普F-17之类的低成本战斗机进行大辩论。) 琼斯知道,施莱辛格不会
给他增加经费或人员。但他也知道,在预算前景不佳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扩大兵力
结构——一个极其重要的考虑事项——的机会。他的回答是,“在兵力结构中增加
4个联队。”施莱辛格伸出了手,两人一握手,交易就做成了。于是,后来定名为F-16
“战隼”式的战斗机研制计划开始启动。
琼斯回顾起来很不高兴的一件事是1980年解救被扣押在德黑兰的美国人质所遭
到的失败。在1996年接受采访时,琼斯说,这次行动最大的错误是责任的分散,让
每个军种都参与行动,导致使用海军的直升机和没有救援经验的机组人员。他还指
责由于要求绝对保密而未能预演这一行动。
艰难岁月:1976-1980 年
海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吉米·卡特当选总统后,在走马上任时抱着这样一种信念
:用以对待五角大楼里的武夫们的态度,应该介于布莱舰长1789年英舰“邦蒂号”
在南太平洋发生哗变时的舰长,以性格暴戾著称。对“邦蒂号”下层官兵的态度与
海曼·里科弗海军上将美国“核潜艇之父”。对核潜艇候补艇长们的态度之间——
换句话说,就是要粗暴地对待他们。他在竞选时曾许诺提高五角大楼的效能,中止
B-1 轰炸机研制计划,以及同苏联达成一项军备控制协议。
卡特毫不掩饰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蔑视态度,而参联会也不相信卡特和他的
判断——这种态度很快蔓延到了全军。卡特提了一个问题使参联会大为不安。他问
道:美国能够以多快的速度放弃核武器?他这么问是因为他相信,美国的核武库中
只要拥有少至200 个原子装置和热核装置,就足以慑服苏联。这与海军官员们在1959
年关于作用和任务的辩论中抓住的“有限威慑”这根稻草基本相似,现在则被称为
“抵销战略”。
总统选了一个与他性情相投的人——哈罗德·布朗当他的国防部长。他俩都是
工程师出身,对问题均采取严加分析的态度——不幸,他们对人也采取这种态度。
布朗进一步发挥了抵销战略的概念,声称将保持与苏联的“基本均势”。他解释说,
这意味着:
(1) 苏联人将不能以核力量胁迫其他国家;
(2) 如果苏联人在某个军备领域拥有优势,美国将在另一个领域拥有起抵销作
用的优势;
(3) 美国的地位要不被视为低于苏联;
(4) 核稳定局面将得到保持。
卡特的政策和布朗对这一政策的解释不能使空军得到安慰,因为空军是在李梅
传统的培育下成长壮大的,这个传统就是要保持压倒一切的核优势。海军同样灰心
丧气,因为它的潜射弹道导弹已经成了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的组成部分。陆军也
不高兴,因为它知道,鉴于苏联在兵力、装甲车辆、火炮和飞机方面占有压倒性优
势,美国陆军和北约部队都挡不住苏联的常规进攻。1991年,苏联就像咖啡杯中的
方糖一样融化掉了。从那时以后,苏联强大部队的凶险威胁已被排除或遗忘了。但
在卡特总统任期内,苏联拥有一支由180 万人、5 万辆坦克和2 万门火炮组成的陆
军和将近5000架战术飞机,而且这一切都用来支援似乎令人生畏的华沙条约部队。
欧洲北约部队的生存首先依赖美国的核盾牌,其次依赖战术核武器。卡特只保留200
件核武器的建议使参谋长联席会议惊讶得目瞪口呆。
事实上,核威慑力量并未大量裁减,但是卡特确实停止了B-1 轰炸机的生产,
宣布由更好的武器——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予以替代。空射巡航导弹起源于AGM-86
SCAD( 亚音速巡航武装诱饵) ,在卡特作出上述宣布时,这种武器正拟用作讨价还
价的筹码,准备在裁军谈判(SALT)中放弃掉。
乔治·布朗作为参联会主席于1978年6 月退役时,戴维·琼斯被任命为他的继
任者。( 仅仅5 个月之后,布朗即死于癌症。) 琼斯愿意接受卡特关于B-1 的决定,
这可能是他获得此项任命的部分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总统赏识琼斯的聪明才
智和他在同苏联继续进行裁军谈判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接着,卡特批准选定卢·艾
伦上将担任新的空军参谋长。许多人认为,艾伦是空军中最有天才的科学家。他是
导弹专家,后来在促使先进的MX导弹得到发展和最终获得批准( 虽然规模比他原先
所希望的小得多) 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卡特同艾伦和琼斯做成了一笔交易:批准
MX( 后来命名为“维和者”) 导弹,以换取军方支持正在同苏联进行的裁军谈判。
富足岁月:1981-1985 年
罗纳德·里根总统竞选时迎合了人们对恢复美国军事威力的要求,而他的新国
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则保证了总统的每一项承诺都得以兑现。奇怪得很,温伯格
与参联会之间的关系起初并不和谐;即使在他显出了本领,说服国会同意大量增加
预算之后,情况依然如此。然而,在短期内,B-1 计划重新启动了,MX导弹获得了
批准,陆军师达到了满员,海军实力也获准增强到600 艘舰只。秘密的B-2 隐形轰
炸机计划( 它是卡特取消B-1 时所考虑的事项之一) 虽然仍在“黑暗”中( 亦即其
预算十分保密) ,但也得到了足够的经费。在里根执政的头4 年内,军事开支增加
了3000亿美元以上,其中大约750 亿美元专用于战略力量的现代化,另有750 亿美
元用于研究和发展工作。这些经费尽管受到欢迎,但也引起了参联会的担心( 这种
担心是对的) ,唯恐此种提供经费的行动不能持久,到时候又不得不对已在实施的
计划作出代价巨大的调整。
里根的纲领似乎有很大的内在矛盾,因为它一方面着手实施大规模现代化计划,
以便提供同时打一场持久核战争和一场有限战争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同苏联进行削
减战略武器的谈判。琼斯将军担心,里根进行削减战略武器会谈(START) 的班子可
能把裁军推向极端,从而危及国家安全。这位与国防部长温伯格的关系显然不好的
参联会主席拿出自己的全副政治本领使这两条轨道上的行动合而为一。他巧妙地搞
出了一个折衷方案,既使裁军活动得以开始,又使其步伐不致快得危及国家安全或
干扰美国战略武器的现代化进程。
正当琼斯和温伯格在最高层就国防政策争论不休之际,新空军部长维恩·奥尔
同空军参谋长艾伦上将及其继任者查尔斯·A ·加布里埃尔上将却合作得很好。奥
尔和加布里埃尔是极佳的搭档,他们继续实行空军的现代化并使空军的能力继续增
强。他俩都极有风度,而且都热情地关心空军及其人员的福利。奥尔没有军事航空
经验,但是充分信任艾伦和加布里埃尔并大力支持他们。
再次紧缩的岁月:1985-1988 年
继奥尔之后,拉塞尔·A ·鲁尔克短暂地( 只有4 个月) 当了一任空军部长,
然后就由小爱德华·C ·奥尔德里奇接任。奥尔德里奇是担任过空军部长那些人当
中最得人心者之一。他是具有西曼斯和麦克卢卡斯那种气质的科学家,而且他的深
得众望并未妨碍他在与人达成协议时进行冷静细致的计算与分析。
我们在后面就会看到,制定空军历史上一些最有远见的——从许多方面看也是
最困难的——计划的责任将要落在加布里埃尔和他的继任者拉里·韦尔奇上将的肩
上。他们远远先于其他人( 包括美国武装部队其他部门中的人) 认识到,苏联的衰
败和军事预算的必然下调,意味着空军将不得不缩减规模。他们决定为了实现现代
化和提高质量而牺牲兵力结构。他们的努力所获得的成功在今天的空军中仍然可以
看到。对此,下一章将作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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