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机密” 金秋10 月,赣南的于都,显现一派富足的景象:大多数庄稼已经收割完毕, 青瓦屋顶上晾晒着豆秸和其他物产,地里只剩下晚稻、养麦和红薯。 与金秋丰收图形成对照的是,在于都群众和红军中存在着一种不安的气氛。除 了不同寻常的扩红外,红军征购了大批稻米和粮食,购买了许多盐巴和药品。 干部们见面时,总是互相会意地问:“转移的时间就要到了,你走吗?”回答 却时有不同,有的说“当然走”,有的则说“不知道”。这些消息的流传,更增添 了市井的不安。很快,谁走谁留的消息传开了,有的带着箱包回到家中,告诉家人 他要走了(但不知何时到哪里去);不少伤员从医院回到了原部队。 10 月上旬的一天。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偷偷走进了毛泽东在 于都的小院。他们一方面是来看望生病的红一军团的老领导毛泽东,另一方面想从 他这儿探听一点信息。他们小心地问毛泽东:“我们将向何处去?”毛泽东知道他 们心里想什么,便用隐晦的话回答他们:“去命令你们去的地方。”他知道这些命 令是军事机密,他守口如瓶,一直严格遵守着党中央规定的纪律。当他们还想探听 诸如人员去留问题时,毛泽东便岔开了,顾左右而言他。 聂荣臻元帅50 年后回忆说,当时毛泽东毫不留情地堵住了他们的嘴。他不想 让人猜疑他和将军们正在秘密策划着什么。他结束了谈话,建议他们去参观一个新 开的图书馆。 当时的气氛就是这样。毛泽东被剥夺了所有重要的权力,政治局和军委总部研 究重要问题,总是不通知他参加,把他摒弃在外。特别在转移的一项关键性准备工 作上,即党中央、政府和军委人员的去留问题上,属于“核心机密”,完全由中央 “三人团”掌握,分步实施:党中央、中央政府干部的去留名单,由张闻天、李维 汉分管;军队干部名单由周恩来负责,由军委总部四局的叶剑英具体安排;最后由 “三人团”审定。因而,当时毛泽东的去留还掌握在“三人团”手中,他自己都心 中无数,就更难决定、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其他人员去留的命运了。 据一些老革命家回忆,起初,博古、李德是把毛泽东列入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干 部名单之列的。后来,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力争,要求让毛泽东参加转移。周 恩来等提出的理由是:毛泽东是红军的创始人,是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 创始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在党和红军中有很高威信,如果不让 他参加,对战略转移行动是不利的。博古、李德见许多重要领导人提出异议,便从 另一角度进行了思考:让毛泽东随军出发虽有一定危险,主要怕难以驾驭;但他在 军内已无职无权,让他离开“共和国”便起不了多大作用。经反复权衡,博古等认 为毛泽东参加转移利大于弊。 后来,他们对项英解释说:“所以带他西征,就是要他脱离开中央苏区这个根 基……”周恩来把让毛泽东转移的决定通知了他本人。后来红军开始行动了,毛泽 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副官处领取供应物品时,发现随军“转移”的人员名单上,没 有毛泽东的名字。经反映后,才把毛泽东和他的警卫班、马夫、挑夫、担架员等, 一齐编入了第一野战纵队所属的中央队。 事过40 多年后,伍修权回忆说:“如果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 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许就可能成了另一个样子”。这真是周恩来等人的历史功绩。 当时对党和红军干部的去留是严格掌握的。按照博古、李德等人的指示,秘密 准备时搞了登记表,对干部都进行审查,凡出身不好的,犯过错误的,起义过来的, 不随队出发而留在苏区……。有的被视作犯过错误的红军指挥员,被编在劳改队里 出发。由此可见,当时的走与留,无异关乎生与死,许多同志都坚决要求随军转移。 而当时掌握走留大权的博古、李德等人,决定走留人员的标准,主要是看对他们左 倾盲动主义的态度,凡是反对过他们,或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所谓“毛派”人员, 都被毫不留情地留了下来。 由于毛泽东本人差点被取消转移资格,无疑,他这个挂名的苏维埃主席,便无 权过问下属的去留。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采访说,有人曾悄悄地让毛泽东看了一份留守 高级干部的名单,他知道许多被称为“毛派”的人都留下了。像瞿秋白、何叔衡、 贺昌、刘伯坚,还有在反“罗明路线”过程中受到打击的两个人——毛泽东的弟弟 毛泽覃和古柏,等等。毛泽东特别为瞿秋白向博古求过情,要求带上他转移,但是 被拒绝了。 吴黎平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谈到,在准备转移时,毛泽东曾召集政府各部的 领导同志在一个山上开会(毛泽东称为青山会议),布置善后工作。 他向大家说明了当时的战争形势、红军转移的原因,要求各政府机关做好撤离 中央苏区前的组织工作。随后,他根据中央决定,宣读了随军的一些部长的名单。 瞿秋白当时也出席此会,当听到没有他的名字时,当场向毛泽东要求随军转移。毛 泽东当即回答会后再谈。在场的吴黎平曾小声问毛泽东:为什么不让秋白这样的老 同志随军转移?毛泽东也小声告知吴黎平,他很同情秋白同志,曾向中央局反映过, 但他的话不顶事。吴黎平只好转向洛甫,请他给中央局的同志求求情。洛甫说,这 是集体商量决定的,他一个人不好改变。 吴黎平无可奈何,便请瞿秋白到家中吃告别饭。秋白情绪特别激动,一个劲地 喝闷酒,声调悲咽地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的摆布了。…… 我一生虽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睹。”他表示, 我无论有何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后来,中央红军长征以后, 1935 年2 月下旬,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捕,关押4 个月之后,被敌人带上刑场。 他虽然身体虚弱,却镇定自若。当子弹将射向他的胸膛时,他屹立在那里,用俄语 高唱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国际歌》。 博古、李德等左倾盲动主义领导者,把他们不喜欢的干部,以及支持过毛泽东 的干部都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结果,留下来的干部中,绝大多数都不幸被 俘牺牲了,幸免的不足十分之一。 毛泽东的老战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年已61 岁的何叔衡被留下以后, 在福建长汀被包围的敌军士兵开枪打死。 曾任总政副主任的贺昌留下以后,坚持带领部队与敌奋战。在一次战斗中身负 重伤,当敌人向他冲去,大叫“捉活的”时,他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脑袋,高喊 “革命万岁”的口号,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年仅29 岁的生命。 曾以秘密党员身份在“基督将军”冯玉祥部队工作过,后来在二十六路军任职, 与董振堂等人一同举行宁都起义的刘伯坚,因与毛泽东的关系,注定成为留下来的 人。后来,他在一次战斗中被俘受审,被带上脚镣游街,于1935 年3 月21 日就 义,年仅40 岁。牺牲前作了一首《带镣长街行》的诗: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拚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古柏留下以后,在 一次带着一队二三十名游击队员,从广东转移到湘南时,遇到国民党的巡逻队而遭 杀害。毛泽东在1937 年得到消息时,曾写道: “我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以完 成自由解放之目的。”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