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军事学院 红军需要自己的军事院校。克利莫维奇、斯涅萨列夫和图哈切夫斯基。我们是 怎样学习的。理论还是实践?新的路线。再到苏多格达。毕业。 在内战年代里,我曾有三次是在总参军事学院的讲堂中渡过的。这是一所高等 军事院校,现在改名为伏龙芝军事学院(现在的总参军事学院建立得很晚,是在1936 年成立的)。 关于红军的第一所学院是如何产生的,还是值得谈谈的。早在争取签定布列斯 特和约的时期,当时红军刚刚诞生并开始组建,指挥干部普遍感到不足,尤其是司 令部参谋人员更缺。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决定利用旧军队的军事学院(原尼古拉军 事学院)的干部和教学设备。要知道,许多军官、正直的军事专家和爱国人士,当 他们看到苏维埃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之后,当时已经转到苏维 埃一边来了。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学院重新在首都展开工作是不可能的:在签署布列 斯特和约之后,苏维埃政府担心来自德国帝国主义背信弃义的袭击,决定把一些机 关迁往东部。在西部建立一个所谓的屏障,一种类似彼得格勒军区、西部军区和奥 尔洛夫军区沿分界线设置的野战边防团那样的部署。与此同时,在北方、中央和东 方,仓促地成立了莫斯科军区、白海军区、伏尔加河沿岸军区、伏尔加河东岸军区 和乌拉尔军区(后两个军区后来合并了)的区域民兵师,在它们的保卫下向这些军 区后撤了许多企业和机关,其中也有军事学院。 当时谁也没料到,内战的火焰不久就烧到了正是在原来认为是大后方的那些地 区。军事学院设立在叶卡捷林堡(现今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离被看守的罗曼 诺夫皇族的住宅不远的地方。白卫军加紧向这里进攻,企图在救出尼古拉二世之后, 把它当作反革命的旗帜。当时我们没有守住叶卡捷林堡。当然,乌拉尔的工人们也 急忙枪杀了沙皇王朝的代表。但是,当我们的司令部撤退时,没有带走学院的物资 器材。学院的干部则都遣送到喀山。 瓦采蒂斯向我们讲述了社会革命党人穆拉维约夫背叛之后,在喀山发生的事。 穆拉维约夫于1918年夏季领导过东方面军,尔后升任总司令,在我们学院任教授。 学院的人员住在喀山商业学校。瓦采蒂斯企图劝说这些人到红军服务,但没有成功。 只有几个人响应了方面军司令员的号召。而其他人都等待白匪进城,并以学院院长 沙俄将军安多格斯基为首投入到敌人营垒。后来,安多格斯基在托木斯克领导了高 尔察克学院,再往后又逃到了满洲。 与此同时,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秋季提出了建立300 万正规军的计划。由谁来 训练这支军队,担任各级司令部的工作和指挥兵团和部队呢?缺少军事干部。恰巧 从国内战争中涌现出了大量来自人民的,有才能的优秀人物,后来成为杰出的指挥 员。许多沙皇时期的专家都忠实地为苏维埃政权服务。但是,仍满足不了需要。就 在这时,俄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作出决定,组建新的军事院校,指挥员训练 班,其编制人员主要以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参加者来配备。 前线的紧张局势迫使压缩教学时间,初步确定为六个月(后来这个期限有过几 次延长)。即使六个月也几乎没有一个人能连续不断地听课。通常是学员学过一段 时间后,就离校到作战部队去,然后再返校继续学完课程。我的情况就是如此。学 习多半是在冬季进行,夏季作战,有时也有例外。逐渐延长教学时间又导致了我们 所不希望的后果:不能合理地分配学科时间,无益地浪费时间。但当时又没有其他 办法。 新的军事学院是这样建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从科兹洛夫城召回安东尼·卡尔 洛维奇·克利莫维奇。他在那里是县的军事领导人。启用原少将A ·A ·雅克夫烈 夫担任未来学院的办公室主任。任命老布尔什维克埃米利·伊万诺维奇·科兹洛夫 斯基和弗拉基米尔·尼古拉那维奇·扎列日斯基为政委。从这时起,在莫斯科也开 始组建诸兵种合成型的,偏重于总参谋部工作的高等军事学院。最初学院设在沃兹 德维任卡(现在是加里宁大街的起点),革命前为猎人俱乐部所占用的原舍列梅捷 夫宫。 学院领导人员有过变更。克利莫维奇于1919年由旧军队的军长,数学硕士安德 烈·叶夫根那维奇·斯涅萨列夫所接替,他在1918年曾帮助苏维埃政权组织过对德 国人的回击。1921年学院院长是图哈切夫斯基。在国内战争年代他是最著名的苏维 埃军事活动家之一——东方面军第1 集团军和第5 集团军司令员,高加索方面军和 西方面军司令员,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和肃清安东诺夫匪帮叛乱的军队集群的领导 人。 政治委员除上述两位同志外,在我当学员时记得还有п·H ·马克西莫夫斯基 和B ·д·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我印象最深的第一批教授中有亚历山大· 安德烈那维奇·斯维钦和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诺维茨基,他们都是原来俄国军 官中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的学问渊博的军事专家,著书立说的思想家和出色的教 员。他们还精通司令部业务,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1918年时,有些人一度认为在 红军中拟制文件似乎是资产阶级的流毒。对于这种偏见一下子未能消除。 《消息报》曾报道过关于学院招收学员的消息。此外还向各地兵役局发出了通 知。形式上要求具备某种普通教育的程度,但实际上这个条件没有遵守。第一期招 收学员时,起决定作用的是两名俄共(布)党员的介绍信,个人党龄和军事工作经 历,主要是在红军工作的经历,结果进入学院的人的知识水平参差不齐。有的人受 过高等教育,大部分人受过中等教育,某些人则只受过初等教育。自然,后一部分 人的学习非常吃力。 起初教授们对我们相当迁就。在1918年到1919年的教学年度里对考试只有两个 评分等级:“及极”和“不及格”。而且在我的记忆中,“不及格”还是很少有的。 通常都能得到及格的评分。然而仍有少数学员不能胜任在学院的学习而离开学院。 当然,后来的每一期学员都比前一期的强。培训未来红军总参谋部军官的训练水平 在提高,对他们的要求也在提高。某些学员离开了学院,只是因为他们经受不住来 自教授方面的冷漠怀疑和对他们多少表现出的有些讽刺嘲弄的态度,以及讨厌教员 在教学中表现出的烦琐哲学,有的甚至认为,他们用不着学习,只要用流出的鲜血 也能给苏维埃俄罗斯带来益处。在后一种人中就有真正的自学成材者,例如瓦西里 ·伊万诺维奇·夏伯阳就没有学完一年级。 那时我正满二十二岁。大多数学员的年龄在二十五到三十岁之间。很多人还在 旧军队中服役过,其中包括把军事当作自己终生职业的军官,希望得到尽可能多的 牢固知识。这就产生了对待学习的热情。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这种热情是完全必 不可少的。在政治方面,学员都非常自觉。共产党员从一开始就占全体人员的四分 之三以上。后来,这个比重还不断增加。 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们那一期还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最高纲领主义者 的社会革命党人。大约每六人中有一个非党人士。来报考学院的人有五百名左右, 大约每五人中有工人被录取。1919年2 月又成立了一个教学班,补充招收了一百五 十人左右。他们毕业的时间比我们晚。1919至1920年教学年度的招生制度同以前一 样没有变化。约二百五十人组成了高级班,教学时间是从秋季到夏季,初级班是从 冬季到夏季。在1920年到1921年的教学年度中,除了“高级班”(经历过国内战争) 和“初级班”(没有经历过国内战争)外,还出现了第三种平行班。就这样学院一 年一年地在发展。 熟悉现在军事院校情况的现代军官恐怕未必能充分地想象到,我们当时是怎样 学习的。甚至最详细的描绘也不能把当时学习生活中极端艰苦而严峻的特点完全表 达出来。其实,这涉及到的不仅是学院。有时,学院进来一批预备学员,而后留下 来学习就成了正式学员,这就需要宿舍。我们的宿舍离基督教堂不远。我们不止一 次地看到一群群虔诚的教徒在正教日到教堂去作礼拜。当看着他们怎样在寒冷的日 子里冻着牙齿打颤时,我们也不由自主地在自己房间里环视四周,搜索着,还能把 什么东西添到火炉里,但什么也没有找到。房间里只放着一些床铺,几乎再没有其 他家具。所以我们很乐意地卸劈柴,因为我们知道,回来时可以在腋窝下夹几块劈 柴。一般地说,除了午休时间外,所有白天时间我们都用在学习上。 至于午餐,按那时的标准我们认为是够丰盛的了。每天给我们每人两俄磅面包, 若干所洛特尼克(俄重量单位,约为4.266 克——译者)砂糖,黄米稀粥和■鱼。 每星期能吃两三次肉,最常吃的是马肉。 大讲堂里的座位不够用。因此学员们忙着为自己占据能放板凳的地方。有时在 房间的一个角落有人在画地形图,在另一个角落有人在分析博罗季诺会战要图,第 三个角落一些人在选修德语,在第四个角落,经济委员则在开会研究要不要给学员 在宿舍里发床头柜。我们在这些大讲堂里,每天要听四节课,还要作两个小时实习 作业。一直到精明能干的总务主任在黑市上买到了中学教学参考书之后,情况才有 所好转。 我们有一个不小的图书馆。这个过去曾是猎人俱乐部财产的图书馆,可以毫不 吝惜地向读者赠送有关狮子狗和灵■(一种锐目捷足能迅速逐赶野兽的俄罗斯猎犬 ——译注)的区别的资料,或用阿克萨科夫方法钓鱼一类的资料。但对我们的帮助 却不大。有时出现一批从旧书贩那里运来的军事书籍,就得赶快登记上自己的名字, 因为任何人都不能再一次见到这些书:多数学员对向图书馆还书的“资产阶级偏见” 还是陌生的。只依靠笔记是不行的。冬季在大讲堂里有时非常冷,甚至带着手套写 字也很困难。一些人记忆力好,这就帮了他们大忙。当学院的印刷厂投产后,我们 很高兴。我们都领到了年级教学大纲和石印的战术教令、地形学和军制学教范。 最初,我是在1918年11月至1919年5 月在学院学习的。当时学院领导常常将学 员派到各指挥机关和部门的办公厅去,不择手段地索取作业所必须的各种常用工具, 如铅笔、圆规、地图、纸张等等。各种模型都在工厂制作,并且常常是在学员直接 参加的情况下制作的。学员中间有很多是过去的工人和技师。他们样样都会。包装 纸、糊墙纸都用来写字,或者把字写在旧书每页的字里行间。有时当你拿起一本笔 记,在你面前竟是一本沙皇时代的中学生文选,而你会读到费特的诗篇: 啊姑娘,你的面庞是那样的苍白! 你将自己婉转的歌声融会在起伏的波涛中, 我爱你那苍白的面庞。 在窗前,在原野上。 只有大海,只有在大海中, 才是浪花追逐的地方。 在书的偶数页面石印字行之间写着汉尼拔(古代迦太基国统帅,传说他九岁时 向父亲誓言要对罗马作终身不渝的斗争——译注)与罗马人在坎尼附近会战的讲义。 在单数页上写的是在进攻中对现代化师物资保障的讲义。前线需要指挥员,而教学 计划又是硬性的,院领导很着急,于是我们同时学完了士官生学校教学大纲内容中 的军事学科和适合各军事学院学员的军事科学方面的高级课程,其中包括:总参学 院的,诸兵种合成学院的,炮兵学院的。明确地按专业分班学习进行得很晚,虽然 开始时有的学员班根据不同的学习目的已得到调配补充。 春季在霍登克开始了野外作业,我们不只限于在课堂上分析用粉笔划在黑板上 的作战要图,而且一般战术课也在野外进行,时间约两周。有数天时间用来进行侦 察和对地形进行目测(当时没有进行仪器测量的教具)。 到了1919年4 月,有二十人动身去东方面军。同样也通知我们,在近期内将有 三十人到南方面军去。到兵团和部队(派到分队去的很少)去的都要委任较多的职 务,但是,当那些幸免于难的人们在1919年秋天再次相逢时,才弄清楚,几乎没有 一个人就地得到提升,而多数人后来提任的职务更低,或者总是没完没了地从一个 职务调到另一个职务。我的情况(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则属于比较满意的少数人 之列。 艰苦的学习和工作条件锻炼了人的坚强性格。从第一批和第二批毕业的学员中 已涌现出了许多当时比较有名的、专业水平高的指挥员。这样的著名军事首长可以 列举出一些,如帕维尔·德边科、伊万·费季科、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鲍里斯 ·费尔德曼、伊万·丘列涅夫、谢苗·乌里茨基、列昂尼德·波得罗夫斯基。不少 精明而有见识的专家毕业于1920年成立的所谓东方学研究所。该所由A ·E ·斯涅 萨列夫亲自领导,总的说来,他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在史学领域,对苏联东方学 的发展都发挥了巨大作用。说实在的,从该研究所毕业的学员我知道得不多,因为 他们入学的时间比我晚两年,而且还由于他们具有一些特点:同时学习些附加学科 (亚洲国家的专门地理和东方语言),他们的学习时间表特殊,和我们的不一样。 东方学研究所的学生对自己的专业非常自豪。他们之中有些人学习阿拉伯语,有些 入学习土耳其语,也有学习波斯语、汉语和日本语的。这个研究所的有些毕业生后 来到中国担任了苏联军事顾问。他们是应孙中山先生的邀请而去的。 后来,所有“院士”的年度考试和测验都筹备得非常隆重。但在1919和1920年 组织得还是非常认真的。特别是1920年的春季很忙,当时有两个年级的全体人员, 还有一些教员被派往南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集团军去。为了庆贺学院开始工作而 举行的隆重晚会也不是在平淡无奇的气氛中度过的。 学院作为一个学府是从1918年11月24日开始工作的,而学院正式开学是在12月 8日。在许多人的讲话中我特别记得雅克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当时的那 段简短而又非常热情动人的发言。那段话是当时他向未来的指挥员和司令部工作人 员所作的临别赠言。 从军事学院我得到了些什么呢?可以说收获很大。我的生活经历就是没能使我 受到系统的中等教育。然而,就我的记忆,多少年来我一直在追求知识,渴望扩大 自己的视野。我能够受到军事学院的教育,这同我向往成为一名军事干部,把自己 的一生献给红军的愿望直接吻合。所以我如饥似渴地抓住了这个已成为现实的机会, 尽管学习有过中断,尽管学习组织得不够严密,尽管当时教给我们的不全是国内条 件下首先需要的那些知识,我还是不愿低估我在1918、1919、1920和1921年冬季和 春季所接受过的那些学习的。相反,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做为喀山战斗参加者的我, 同担任第14师副参谋长,以及同尔后担任第4 师和第6 师副参谋长的我,中间有着 一段很大的距离。有时我在沉思中向自己提问:我从哪里的收获更大,是那次战争 中在战场上作战的实践,还是在学院学到的理论?我久久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既是 前者,也是后者,两者已交织在一起,汇成一体了。 例如在喀山我就看到了战士们高涨的士气,他们的觉悟,对自己事业的献身精 神,以及政治上的坚定性所起的作用有多么的巨大。而经过半年,在学习过程中我 理解到,由受过充分专业训练的人来领导这些战士该有多么重要,指挥员的才干起 着多么大的作用,由此,我联想起了戈沃尔科夫。又过了几个月,在观察A ·K · 斯捷平的同时,我完全确信,理论和实践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正如在1919年6 月 我们在南方退却时的艰苦条件下,如果是一位才能不如斯捷平的师长,很可能要毁 掉很多同志的生命。 布琼尼是一位在国内战争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非常有才能的指挥员,他在领导 庞大的骑兵兵团时,在很多方面又是一位革新能手。他和骑兵第1 集团军其他领导 成员常常推翻指导战争的老一套理论,迫使白匪处于不利或不习惯的条件下作战。 这是否意味着,在这里所有的军事理论都过时了呢,一切只取决于天赋的头脑敏捷 呢?完全不是这样。当然,没有头脑敏捷是行不通的。但现在所谈问题的实质是指 陈旧的理论原则不再适用,要用其他新的理论原则来取代。于是正是这些新的观点 通过骑兵第1 集团军的作战实践产生了。当我把原先在课堂上学到的理论与1920年 夏天在前线遇到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时,我再一次确信,指导战争是一门科学和艺 术,并且是复杂的艺术,它不仅要求最大限度地付出和运用天赋的才能,而且需要 严谨丰富的知识,以及对其创造性的应用。 例如我们在别尔季切夫附近突破了波兰的防线。这是一次要在前线的深远后方 的广大战区内同时重创敌人,并取得辉煌胜利的战役。 又如前后不到一个半月的利沃夫战役,沉痛的失败是由于一系列因素造成的。 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战役性的错误。难道说,当时向华沙进攻的西方面军的作战行 动就无可指责了吗?当该方面军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调到我们军事学院任院长时, 学员不止一次地去请他解释。从他的回答中我们大家都清楚地看到,是由于违背了 指导战争的某些原则(前方和后方必须保持可靠的通信联络,对军队进行正确而又 妥善的保障,善于利用敌人的错误,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从而造成了那次进攻 全面失利。这又一次使我确信:指导战争是一门艺术。 如果不是在1918—1920年的三次会战中经受了战斗的磨炼,我当时就不会成为 头脑稍微清晰的军事首长。但是我仍然认为,如果没有经过相当正规的军事理论训 练,我也就不会造就成一名能干的人。这种训练在后来的西班牙战争期间,芬兰战 局和伟大卫国战争中都是非常需要的。这里又是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两 者不是停留在原地不动,而是在向前发展。我不止一次地反复回忆起过去的经验教 训,有时是为了直接运用它,有时只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很少是为了完全按另一种 方式行事的。 有学院由谁和如何具体地为我们讲课,以及指导我们的作业,这里面关系很大。 下面我来谈谈直到今天还记得的那些教员的总的印象。教员有各种各样。有些入看 来是有经验的指挥员,但课讲得并不理想。他们到学院来是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邀 请,现在他们向学员传授的知识,还是他们在旧军队中服役时所掌握的那些。另一 些人则是有能力的讲师,但不适合在这样的讲堂上讲课,在这样的讲堂里他们不习 惯,经过精选的军官团成员,是与旧军官并排坐着的昨天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很多 人的文化水平很低。当然也有一些教员,他们善于同学员建立联系,讲解问题也通 俗易懂,同时又符合科学性,因此他们受到学员的普遍尊敬和爱戴。 一些教员强调不问政治,这引起了学员的强烈不满。声名狼藉的“军人不过问 政治”的论调,在教员中仍然有许多人信守不渝。但对我们来说,这是完全不能接 受的。当国内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又怎能“不过问政治呢”?如果战争本身不是 别的,正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又怎能“不过问政治”呢?“超阶级”的软 弱无力的对待军事的观点,过去和现在只能对劳动群众的敌人有利。我不会认为这 类教员的思想改造能很快见效。他们的保守思想存在的时间够长了。例如,在教学 的第一年,社会经济学的课程根本没有纳入计划。认为是选修课,而不是必修课。 然而所有的人都去听了,而且怀有极大的兴趣,难道与人的整个活动和人本身存在 的意义紧密相联的政治能与人分开吗?!对于我们,不要求在一年级考社会学这一 门课,但我们深入钻研它的劲头比对任何一门军事学科都要大,社会经济学这门课 程当时尚未调整就绪。在这里,根据党支部提议邀请来的授课人的政治倾向和知识 水平,对课程有直接的影响。然而,事情逐步走上了轨道。在1919年我们听到了马 克思主义课(由学院政委B ·H ·扎列日斯基讲授)和对外政策及革命战争战术课 (由著名的革命活动家H ·и·波德沃伊斯基讲授)。 这些学科的作业经常被取消,有时是因为授课人工作忙,有时是因为突然要集 体外出采集木柴。希望获得系统知识的学员就去普列奇斯坚工人进修班听课。1920 年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也派人到我们这里作报告,他们报告的内容是有关当前 形势或重要的理论问题。 1921年在讲授社会经济学课程的教员中,有几位我还记得。政治经济学由A · A·波格丹诺夫讲授,他是位医生、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他过去曾是布尔什维克, 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1905年俄国革命后的反动内阁时期一译注),开始背离列宁 的立场。由于在哲学问题上的混乱,列宁曾在自己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一书中,对波格丹诺夫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二十年代波格丹诺夫积极从事医学活 动。他曾但任过输血研究所所长。而在学院他讲述自己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简明 讲义。他对问题的讲解非常含糊不清,讲课中充满了学员经常听不懂的复杂术语。 历史课是由H ·M ·卢金—安东诺夫讲授的。他主要讲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 级革命史。他描述当时杰出的代表人物马拉待·曼伯斯庇尔和丹东非常生动。卢金 早在本世纪初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并积极参加了莫斯科地方党组织的工作。一 次他偶然了解到我于1913年曾散发过布尔什维克报纸《我们的道路》,该报的创办 与卢金有直接关系。他长时间地询问了我的生活,并且对我是否愿意参加由他领导 的莫斯科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很感兴趣。但被我拒绝了。我所向往的是在工农红军 中服务。 我们还学习了俄罗斯联邦宪法和军事心理学课程。第一门课程实际上阐明了国 家理论和法制学说。第二门课程很有趣味,提出了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大战时期 的心理学问题。这两门课程是由M ·A ·列斯涅尔教授担任。他的课很有意思,但 内容较深,能够听懂的人不多。 历史唯物主义是B ·и·戈列夫给我们讲授。从他的讲课中有时散发着孟什维 克的气味,特别是当他阐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他在对我们的 训练工作非常不满的时候,而这并不是偶然的。各条战线的形势,国外的无产阶级 运动,《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党的日常生活,占据我们时间的首先是这些问题。 当然我们对一切同党的路线不相符的东西反应异常强烈。 军事科学的课程从开始就安排得较好。1919年冬季和春季,一年级学的课程有 “战术、司令部业务、军事学术史、炮兵、工程保障、地形测绘和军制学。此外, 有些学员由于文比程度不高,还去听普通文化课。向我们传授知识的范围每星期都 有所增大,5 月外出参加了战术演习。演习的主要缺点是它脱离了当时的形势。我 们强烈希望战术教员和军事学术教员讲课中所引用的战例,主要不是取自亚历山大 ·马其顿反对波斯或叶夫根尼·萨沃斯基王子反对土耳其人的远征史,甚至是十九 世纪的战争史(当时教员只讲这个时期以前的),而是取自日俄战争史、第一次世 界大战史和国内战争史。 对于国内战争,为我们组织了专题讲座,由过去毕业于总参军事学院的约阿基 姆·约阿基莫维奇·瓦采蒂斯和原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参谋长费奥多尔·瓦 西里那维奇·科斯佳耶夫两人讲授。瓦采蒂斯是革命前旧军队的上校。科斯佳耶夫 是革命前旧军队的少将。他们两人精通军事,战例讲得清晰生动,通俗易懂,尤其 是不久前他们还亲自领导过苏维埃军队,开始是在东方面军,尔后在各个方面军任 职。听他们讲课的不仅有学员,而且还有教员。后者一边听着报告人讲述不久前发 生的事件,一边耸着肩膀说:“得啦吧!要知道这才是昨天发生的情况,有关事件 的资料暂时还没有收集齐,并且事件的参加者都还健在,他们是当事人。这能会是 客观的吗?这是学院——可不是你们的小卖店。” 第一位同意与我们共同研究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的是战略学教授 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斯维钦。第二位是军事学术史教授瓦西里·费奥高罗维 奇·诺维茨基。他们两个在旧军队时就担任过较高的职务。而现在他们则热心地献 身于培养红军指挥员的事业。应当说,在所有的教员中,正是斯维钦和诺维茨基在 理论方面给我的影响最大,最重要的是,我从他们的讲课中得出结论,必须避免陈 规旧套和死板公式,应尽力创造性地运用军事方面的遗产。 例如,斯维钦教授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们应当掌握过去的军事思想, 并尽量地知道得多一些,只有这样作了之后,你们才可以反其道而行之。” 在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经验方面,1920年由一群学员组织的军事 科学协会起到了一定作用。遣憾的是,由于我正准备毕业考试,没来得及参加这一 工作。因此,只限于听听其他人的报告而已。特别使我感兴趣的是有关国外军队的 技术革新问题的报告。 在那个时候,许多教员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过去,他们之中有些人轻视国 内战争的经验,因为这个战争不是按一般规律进行的。弱者战胜了强者。飞机和坦 克有时在步枪面前无能为力。在集团军的后方人们起来反抗,而镇压这些反抗常常 不是诉诸军事措施,而是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决议来解决。但是这并不意味 着事情的军事一面已不复存在。不是的,它仍然存在,甚至还发展了,但此时已经 带上了由于阶级斗争重要性的提高而引起的一种特殊色彩。于是课程内容的性质每 年都有很大变化,也更多更经常地以昨天的事件为例来教育我们。 1921年1 月,当我的伤口剧烈疼痛的时候,我得到了几天休假的时间。请允许 我在这里中断我对学院的记述。 我决定在苏多格达度过我的假期,以便和熟练冶金工人的女儿叶夫多基娅·波 得罗夫娜·别洛瓦哑结婚,我们已经相好五年。缓慢爬行的列车,在上坡的路上气 喘嘘嘘地停了下来,好像要把我短时间的休假全部吞掉拟的。旅客们手拿斧子和锯 进入森林,给蒸气机车喂了本柴以后,它勉强地跑起来,然而又仅仅是跑到下一个 高坡便又停下了。最后我总算到达了目的地。苏多格达执行委员会,这个由于我曾 工作过而非常熟悉的单位,于1 月31日晨把结婚证书发给了新郎和新娘。在这之后, 一大群老朋友在我的老同志,当时任俄共(布)县委书记的马尔科夫家里集会,祝 贺我们的婚礼。在当时那个困难时期,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正如常言所说,大 家一起集资就餐,委托了一些人带面包,另一些人带鱼,再一些人带其他一些菜肴, 如此等等,尔后隆重地庆祝了我们生活中新的里程碑。2 月1 日我们乘雪撬去利吉 诺,到妻子父母的家里。他们殷勤的迎接了我,而持“反对立场”的人多少有点突 如其来地暴露出来。几个妻妹当时带来一些“体面的熟人”。尽管他们也是劳动人 民家庭出身,可仍以斜眼看我。原因是新郎的外表实在有点寒磅。在我健康的一只 脚上穿着黑色靴子,而害病的一只脚上却是灰色靴子,并且有些肥大。上衣也有些 陈旧,带有补丁,还烧了个洞。姑娘们睁大眼睛看着我,当我不在场时,就唱起小 调:“我们的冬尼亚是朵真正的玫瑰花,却嫁给了豆腐渣”,以此来取笑。 1921年10月,学员们毕业的时候到了。这是学院第一次大批学员的毕业。毕业 前我们经过了国家考试,作完了三个课题。第一个课题是有关军事学术的一个重要 问题:在战略和战术中思想和意志的统一。留给毕业生四十五分钟答题时间。每超 过一分钟都要扣分。如果考虑到试题丰富的内涵、外延和考卷的篇幅,在规定的时 间内答完是不简单的。优秀的评分鼓舞了我应试下一个课题的信心。第二个课题带 有历史性质。我分到的题目是两个战役:吕岑战役(大吉尔申斯基战役)和包岑战 役。1813年4 月20日(5 月2 日)在萨克森的吕岑城附近,拿破仑一世重创了由庸 碌无才的п·X ·维根施但指挥的俄普联军。维根施但是在库图佐夫逝世后接任指 挥战役的。1813年5 月8 日至9 日(20日至21日)于施普雷河上的包岑城附近,拿 破仑又一次击溃了联军。对我的要求是不仅要对这两次战役作出全面分析,而且要 把双方统帅的战役思想加以对比。这次考试我得到的成绩是“良好”。因为在我的 总结材料中,由于打字员的失误打有错别字,因此受到考试委员会主席B ·ф·诺 维茨基的批评。教授严厉地向我指出了作为一名总参谋部的军官所不应有的疏忽大 意。第三个课题是论述集团军规模的战役,我得到的分数也是“良好”。它的基础 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作战经验。当时我们还未达到把我们国内战争的经验实 际应用到考试的水平。但是,即使从研究分析交给我的这一足够现实的课题,对我 来说也是受益不浅的。 为了庆祝毕业,我们一群学员组织了隆重的晚会。不仅是毕业生而且他们的家 属也都得到了节日的礼物。后来,我们衣袋里揣着委任书,充满理想、满怀豪情地 奔赴各自新的工作岗位,决心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建设正规的工农红军的事业。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