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改革 在尼古拉·卡希林身边。1923年。关于改革的争论。熟习的地方。什么是“动 员计划”?戈尔巴托夫、佩列梅托夫、伏罗希洛夫、伏龙芝……。巴济列维奇走过 的道路。 我从军事学院毕业时,被推荐担任旅长职务。休假一个月后,我来到驻彼得格 勒的独立训练旅。虽然这里的工作极为重要,但是,M ·H ·图哈切夫斯基并不同 意这一任职。他说,还是将过去的骑兵,二十四岁的旅长留在骑兵任职更为合适, 并与总司令○·C ·加米涅夫商谈,要把我调到西部(白俄罗斯)军区去。因此, 1922年1 月以前我在工农红军司令部待命,由于上级首长没有提出异议,我就到西 部军区去了。 当时,白俄罗斯还没有同俄罗斯联邦结成联盟国家。众所周知,苏联是在1922 年12月建立的。但是,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军事同盟,早在国家联盟成立以 前就已形成。它是因国内战争产生的,并且为共同保卫苏维埃俄罗斯、乌克兰、白 俄罗斯和外高加索不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事业服务,在尔后则是组建苏联的前提之一。 至于西部边境,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是加强它的防御。这就是我为什么把新的任命 视为最富有战斗性的、非常必要的原因。 在白俄罗斯,摆在我面前的任务是组建骑兵军司令部,并担任该军的参谋长。 鉴于司令部必须要由经验非富和能干的人员组成,因此,这并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尽快地配齐了干部,选定了武器和器材。但是,事后才得 知,急于组成骑兵军司令部是徒劳的,因为由国内战争著名英雄H ·д·卡希林担 任军长的军司令部被调到白俄罗斯来了。因而我被委任为托木斯克西伯利亚骑兵第 1师参谋长。 由于我和卡希林在一起服役的时间很长,我想简要地谈谈他的情况。卡希林与 其弟弟伊万(也是国内战争中的英雄)不同之点是不讲究穿戴,行为端正,对人稍 嫌冷淡。他是一个无限忠于苏维埃政权的人,是位军人姿态端正,有组织能力和善 于思考的军事领导人。卡希林的一位祖先曾参加过十八世纪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战 争。卡希林和伊万的父亲虽然在乌拉尔附近的一个村镇中担任过哥萨克村长,但却 被当局视为不能依赖的人物。1918年3 月卡希林弟兄在南乌拉尔建立了第一个苏维 埃哥萨克百人团与杜托夫匪帮作战。当年夏季,卡希林指挥的奥伦堡支队、伊万的 游击旅和B ·K ·布柳赫尔的乌拉尔第1 团合并成由卡希林和市柳赫尔指挥的南乌 拉尔集团军。该集团军突破捷克斯洛伐克白卫军的防线后与红军会合,尔后又挥师 向东,从高尔察克匪徒手中解放了乌拉尔和西伯亚利。在这些战斗中,卡希林表现 了非凡的才能。因此,他现在享有很高威信,并受到应有的尊重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托本斯克骑兵师的状况使我感到失望,尤其是马匹的情况非常糟糕。磨 破的马背几乎露出了脊椎,跛得厉害的马匹也只能送去屠宰。为了使它们不致因疲 惫不堪而倒下,有时甚至不得不在单马栏中用皮带将它们拴住。我这个从小就喜爱 马匹的人是不能对这些不幸的牲畜漠然视之的。 接到恢复该师战斗力的命令后,我特别关心马匹的状况。司令部决定,不是同 时整顿整个兵团,而是先从一个团进行整顿。一个团刚刚整顿就绪,我们却又失去 了它:把它从我师调出,交给了另一个骑兵师。接着,司令部又着手整顿第二个团, 但是,当该团状况好转时,又被交给了友邻兵团。直到最后一个部队恢复战斗力以 前,都是这样办的。当最后一个团被调走时,托木斯克骑兵师只剩下了一个光杆司 令部,该师宣告解散。 这项长达九个月的工作结束后,我就被调到莫斯科工农红军总干部部。这时, 恰值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需要从陆海军人民委员部抽调几个人到工农民兵总指挥 部搞监察工作。而调去半年担任检查工农民兵工作的监察员之中也有我。对我来说, 这虽然是一项完全陌生的工作,但内务人民委员部却尽量给我更多的工作机会,立 刻就派我检查六个地方民兵局(摩尔曼斯克、坎达拉克沙、彼得罗扎沃茨克、提赫 文、沃洛格达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工作。这样就使我初步熟悉了一个广大的地区, 后来我在该地区担任过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担任过几个方面 军的司令员,战后担任过北部(白海)军区司令员。 总的来说,周游北方数省对我非常有益,扩大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见闻, 对我以后的工作是有用的。在返回莫斯科途中,我遇见了步兵第15军参谋长M ·M ·奥利山斯基。我们谈起了过去的工作和日常的感受。后来得知他需要一位助手。 因为我搞过司令部工作,于是,奥利山斯基就邀请我担任这个职务。我没有拒绝。 我们也谈到了北高加索军区,使我感兴趣的是如何在不同的经济和地理条件下安排 军事工作的问题。 我带着M ·M ·奥利山斯基的介绍信来到工农红军司令部,1923年我得到了去 高加索的委任。派遣证是B ·M ·沙波什尼科夫签发的。从国内战争时起,凡由工 农红军司令部派出的指挥员都归这位认真仔细、意志坚定、热爱工作和有组织能力 的人办理手续。他把自己军队干部老工作者的杰出能力,全部献给了他最喜受的红 军。从那时起,我接到过几十次不同的任职令,几乎每次都是沙波什尼科夫为我饯 别。他圆圆的大脸盘始终是那样镇定自若,指示始终是那样简明扼要,“亲爱的” 一词则是他常用的口头语。秋天,我又来到顿河地区,这里是我过去在难忘的南方 面军第9 集团军战斗过整整四年的地方。 虽然军事改革在1924年2 月(俄共(布)中央通过决议的时间)正式开始,但 实际上1923年已作为开始军事改革的一年而载人工农红军的史册。这次改革是出自 理论和实际的需要。其理论依据是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有什么样的军队。根据旧军队 不适于劳动人民掌握政权的这一社会公认的主张,以H ·и·波德沃伊斯基和热心 的宣传鼓动家弗谢沃布恰为首的一些人建议,苏联武装力量的建设应以全民皆兵的 原则为基础。在这种体制下,凡适合应征年龄,并能拿起武器的男人均应接受军事 训练,在和平时期谁也不必长期服兵役,一旦爆发战争,群众立刻应征入伍。这种 体制叫做民兵体制。至于实际设想,他们则是以国内战争刚刚结束,战后时期存在 困难的条件为依据的。 以国内战争时期最著名的一些红军领导人为首的另一批人则坚持另一种观点, 即不要受过一般军事训练有劳动者所组成的大量民兵,而要经过良好训练,数量较 少的基干军。根据他们的意见,这支基干军就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能够更 好地捍卫苏维埃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力量。换句话说,他们以“常备的正规军”代替 “非常备的武装群众”。两者之间不可能没有尖锐的争论。前者指责后者想采用革 命前旧正规军的体制,企图在军事工作中给劳动人民的社会实行资产阶级那一套方 法。而后者则非难前者把资产阶级“武装人民”的理论用来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 这种理论过去在恺撒德意志军国主义军队中得到过最鲜明的体现,而对苏维埃社会 来说,则是格格不入的。 任何一种武装力量建设计划的实施,均需取决于苏维埃国家的物质资源。我们 怎样才能在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本主义分子竞争中尽快获胜,并将整个国民经济 纳入社会主义轨道呢?社会主义能否先在城市,或同时在城市和农村取得胜利呢? 什么样的文化程度。阶级出身和社会地位的人将要应征入伍?苏联的工业到什么时 候和怎样保障工农红军的军事技术装备?最后,一旦新的战争爆发,苏联是否必须 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考虑到可能得到国外工人的支援,但不一定是很大的支援), 或许在最近期内一定会发生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虽然1923年国外发生过几起大的革命行动,但是,工人阶级的猛烈进攻都被资 产阶级击退,从1924年开始了后来所谓资本主义暂时和局部的稳定时期。后来逐渐 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将不需要等待世界革命,而应在一个单独取得政权的国家里建 设社会主义。 军事改革,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革。党和政府采取的方针是,建立一支既 包括基干部队,又有地方民兵的军队。常备军的干部有最高级、高级、中级、初级 指挥人员和列兵(超期服役人员和特种勤务人员)之分。凡是劳动人民出身的男子 都要应征接受军事训练。其中一部分人员要在正规部队参加不同期限的服役(视兵 种而定)。其他人员则在地方部队接受短期训练,然后再根据需要召集他们参加短 期的军人集训。这种制度(另附某些补充规定)我们一直实行到1939年。这时,第 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临近的复杂化的国际形势要求必须拥有正规部队,而已经胜利建 成的社会主义的工业也能力这样的军队提供新的军事技术装备。 在1924年至1925年,我们基本上实现了军事改革,尽管某些改革延续到1928年。 我和工农红军的全体指挥员和政治委员一样,也参加了改革。当我直接担任领导职 务时,改革就表现在训练和培养新的补充兵员方面。而当我领导司令部工作时,改 革则又表现在如何改进配备人员、武器及物资保障的方法,以及组织具体的部队和 兵团进行军事训练的方法。我是1923年底在北高加索初次从事这项工作的。 在军事改革中,我最初的工作经验是在顿河步兵第9 师获得的。过去我只是临 时当过师参谋长,而且还是在骑兵师。因此,在步兵师担任这项职务的九个月,使 我受益匪浅,尤其是该师的指挥员和司令部都千方百计地要使该师成为一个真正的 正规师。从前,我与正规步兵兵团实际上没有任何接触。1918年在喀山才刚刚组建 这样的兵团,它们是由一些杂牌队伍聚集起来的。1919年我在南方面军服役的第14 师也不能算做样板师。该师异常庞大,难以指挥,而且也没有现代化的技术装备。 实际上我当时所见到的是一群组织松散、携带枪炮的散兵游勇,其训练水平和纪律 性也参差不齐,尽管他们具有高昂的士气。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把顿河师训 练成为北高加索军区的模范兵团,我充分运用了从前我在骑兵集团军看到和学到的 东西。骑兵集团军的各师无论是在训练、团结和装备等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 在托木斯克师时,我只直观地认识到一个兵团的素质不应当是这样的,而在顿 河师服役时我才弄明白,并在我一生中初次尝试体会到,一个兵团实际上应该具备 什么样的素质。但是,我还缺乏在军区范围内从事司令部工作的经验,也没有参加 过拟制范围很大的组织措施。直到1924年夏,当我被调到莫斯科军区担任动员部部 长时,我才有获取这方面经验的机会。 我于7 月抵达莫斯科,并晋见了军区参谋长A ·M ·佩列梅托夫。坦率地讲, 我对新的工作颇感担心。因为动员部主管的工作是将和平时期的武装力量转入战时 状态,配备补充常备的人员和马匹,组建新部队和新的军事机关,并保障军队武器、 装具、被服和辎重的供给。所有这些工作都是重要的问题,但是,其中大部分工作 一般都是通过书面进行的。而从前我从事的工作则是直接组建和训练军队。我多次 意识到,如果我想成为一个全面发展和训练有素的指挥员,就必须经受类似工作的 锻炼。但是,这一锻炼如何进行呢?说实在的,使我感到欣慰的是,K ·E ·伏罗 希洛夫担任军区司令员,是他给了我们能够干出一番真正事业的信心。 工作一开始,我担心的事情似乎就发生了。我不能判断我们动员计划的好坏。 为了弄清每份文件的价值和哪些人支持它,应征后开始干什么,他们将学习些什么 和怎样学习,就需要到各部队走走,看看贯彻军区文件的实际情况,并到兵役局去, 最后,还要老老实实坐下来琢磨新工作的设想。为此,必须离开写字台,而我却办 不到。我简直被文件的洪流吞没了。我的前任塔乌别把工作安排得使动员部每个同 事都不由自主地成了官僚主义者。我只能一份接一份地签署各种表报、介绍信、指 令和附件、并将它们发出去。于是我决定向我的邻居——组织部部长H ·K ·戈尔 巴托夫请教。 “尼古拉·康士坦丁诺维奇,”我说,“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在旧军队担 任过我们军区的动员部部长。人们对我说,当时您的直接部属只有两名助手和两名 文书,而当战争爆发后,莫斯科军区的动员工作却做得井井有条。当时唯一的失误 是有一次折断了一把文件柜的钥匙,而钳工配这把钥匙只用了十分钟,以后一切都 很顺利。是这样吗?” 戈尔巴托夫微笑着回答说: “是这样。” “而现在怎样呢?同样一个部的机关,却用九十人来干四个人的工作……” “是啊!我们部还有四十人呢!”戈尔巴托夫补充说。 “您看!居然有一百三十人。而我们需要拟制动员计划,这样能行吗?我们将 被淹没在文件的海洋里。只留给我们二十人就行了!让其余的人去担任别的任务吧! 把部内各室之间的往来公文完全砍掉,对外公文也减到最少,然后我们再拟制具体 计划。” “那样做很好,”戈尔巴托夫说,“只是他们不听我的,会说我想走老路。但 是,如果您提出这样的建议,我坚决支持。” 我去向佩列梅托夫报告,说明了我的想法。参谋长考虑了一下,然后回答说: “是个正确的建议,走!我们一起见司令员去。” 我们见到了伏罗希洛夫。我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伏罗希洛夫看了看我,微笑了 一下,随后问佩列梅托夫: “这位年轻人不会把我们的整个工作全盘否定吧?” “不会,”参谋长回答说,“他提出的建议是正确的。” 我们得到的回答是: “好吧!我与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研究一下。 伏罗希洛夫乘汽车去见M ·B ·伏龙芝。一个半小时后他回来了,把我们两人 叫去说,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来伏龙芝被任命为革命军事 委员会主席)称赞了你们的建议。他的意见是把动员部与组织部合并成一个部,任 命梅列茨科夫为合并后的部长,戈尔巴托夫为副部长。编制人员从一百二十人减到 六十人。 “如果事情顺利的话,”伏罗希洛夫接着说,“还会发现多余的人,可以进一 步缩小编制,直至减到要求的最少人数为止。行动吧!同志们。” 我们开始行动了。结果还不错。无论进行现场视察,还是提高文件质量和思考 问题的时间都有了。戈尔巴托夫对这一改革很高兴,并向他的同事们讲述了这些新 的做法。我发现他在革命前司令部里一起工作的旧同事突然开始在走廊里恭敬地对 我点头哈腰了,而戈尔巴托夫则笑着说: “基里尔·阿法纳西那维奇,他们怕您把他们裁减掉!” 佩列梅托夫也知道了这件事。只有他对此较为认真,他跑去见伏罗希洛夫,并 提出任命我担任军区副参谋长的问题。他提出自己建议的理由是,我们的部长们几 乎全是过去的将军,当他(佩列梅托夫是过去的军官)提出某一想法时,他们全部 轻蔑地撇嘴,并总想抵制和怠工,说什么这个从我们下级跳出来好出风头的家伙现 在还总想露一手呢!而对梅列茨科夫,他们则看成是从革命风浪中涌现出来的人物, 并服服贴贴地听从他。伏罗希洛夫对这个意见很为重视。不久,我真的受命兼任副 参谋长了,同时还担任司令部政委。 在三个职务的重压下,我想一定会喘不过气来了。但实际上,只是在这时我才 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拟制动员计划完全按另一种方式进行,而且把这项工作的重 心也转移到部队去了,部队则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军队一旦展开的物资保障问题上面。 我随时都让佩例梅托夫了解工作的进展情况。改组结束后,我与他一起去见军 区司令员。伏罗希洛夫长时间地细看图表,然后关心地问起边防部队的状况。佩列 悔托夫回答说,情况大致相同。于是,司令员收起全部文件,并和他一起乘车去见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5年初伏龙芝开始担任主席)。他们回来时已是傍晚。原 来是伏龙芝非常详细地审阅了图表。后来伏罗希洛夫问这项工作花了多长时间?我 回答说,如果把在现场核对材料的时间也算在内,共用了六个月。他又问几个人完 成了这项工作?我回答说五个人。 司令员当时就立即下命令给五个人每人一个半月假期到吉尔祖夫去疗养,并将 特委助理员叫来指示奖给我两个月薪金。我说不要让我去吉尔祖夫疗养院,因为我 有个小孩,而现在我又不能把家属留下一个人去疗养。于是,当时司令员又命令在 疗养院为我准备一套可住家属的房间,并补充说:“伏龙芝高度评价你们所做的工 作,并指示对完成这项工作的人员给予特殊照顾,要为他们提供能很好休息的条件。” 我承认,这使我深为感动。在我一生中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现在我们已经习 惯于在疗养院或休养所休息。苏联人休假是合情合理的。而在当时没有这样的条件。 苏维埃政权还刚刚着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疗养地的物质基础,疗养证的数量还有限。 但是,主要的问题并不在此。一般说来,全家总是有到农村去休息的机会,而可贵 的是对人的关心,对部属的热情关怀。你一旦为国家做了需要做的工作,为共同的 利益效了力,就会为人所称道。任何时候嘉奖都能鼓舞人心,给人以力量,使他产 生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所热爱的本职工作和加紧工作的愿望。这里是否还需补充一点, 那就是这件事也顺便给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上了一堂课,教导他们应当如何正确对待 部属和教育我们自己。至于住疗养院的问题,我是利用去克里木的途中,在一定程 度上了解了新组建的所谓民族部队。当时这些部队在我军中约占十分之一强。 1925年作为频繁采取多种组织措施的一年而载入了莫斯科军区和整个工农红军 的史册。据我回忆所及,其间较为重大的措施有:第一,在各级领导层中开展了对 地方民兵制的研究:第二,进行了试验性的局部动员,范围包括军区内相当大的地 区,以便逐步扩大到整个军区,对一旦发生战争时动员计划的现实性进行验证。这 时的地方性动员由县兵役局实施,而地方部队则由省兵役局(后改为地区指挥部) 管辖:第三,吸收地方部队参加正规部队的大演习;第四,在M ·B ·伏龙芝的直 接领导下召开有关司令部各勤务部门编制体制改革的业务会议;第五,军区司令多 次组织监察员视察。这些视察多半是由伏罗希洛夫牵头,他不仅对军队的各种勤务 和战备极感兴趣,而且对部队的日常生活,特别是指挥人员的家庭生活倍加关心。 在最后一次视察中,检查诺夫哥罗德卫戍区的情况我记得特别深刻。指挥员们 的妻子用了很长时间带领伏罗希洛夫到自己的住宅去,然后一起观看红军的业余演 出。当然,也邀请了城市公民参加晚会。晚会开得非常成功,而整个这次视察可以 说是以全面丰收而告结束的。伏罗希洛夫经常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并且不局 限于军队内部。他身为国内战争时间的英雄和关心群众的首长,在军区内享有极高 声誉。后来,当他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时,这一声誉不仅完全保持下来,而且 有增无已。 改革进行得很顺利。改造工农红军的经验和服役法令已反映在1925年9 月通过 的义务兵役法中。就在这一年,军队又实行了单一首长制,这是整个军事活动中最 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我个人来说,1925年是非常充实的一年。除了上面我谈到的全部工作外,我 还时常受军事学院的委托,做些工作,因为该院对我们建设地方部队和兵团的经验 很感兴趣。我常与п·п·列别杰夫接触。他在国内战争时期领导过我们野战司令 部(司令员为C ·C ·加米涅夫),他是一位精通业务和受人尊敬的指挥员。后来 他担任了军事学院院长(他的前任是M ·H ·图哈切夫斯基和A ·и·黑克尔), 他经常把有关工农红军日常活动的资料编入学院的讲义,使学员不致脱离军队的实 际生活。1925年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时,列别杰夫对组织正规军与地方部队配合 的问题特别感兴趣,他勤于思考,随时阐述自己的主张,而我们之间有关地方步兵 师部署问题的谈话,更使我受益匪浅。别杰列夫常常引用1918—1919年间他担任全 俄总司令部动员部部长时的经验。我们还不时地把过去与现在加以对比。 1925年秋,国家遭到了不幸;在一次不成功的手术后,M ·B ·伏龙芝逝世了。 在这位杰出的苏军统帅临终前的最后一天晚上,莫斯科军区十来位领导成员都来到 了波特金医院,伏罗希洛夫和另外两位同志到楼上去了解我们这位首长和朋友的病 情,其他人则在路边等候消息。几分钟后,表情沉痛而沮丧的伏罗希洛夫出来了, 他宣布,乌拉尔、土耳其斯坦和彼列科普的英雄与我们永别了。悲痛的日子降临了。 在苏维埃议会圆柱大厅里,安放着死者的遗体,我和其他人一起站在守灵队中。工 人、农民、职员排着长队缓缓走过灵旁,与这位布尔什维克军人遗体告别。在一张 桌子上陈列着致哀信和唁电,其中有伊万诺沃一沃兹涅先斯克工业区居民发来的信 件,那里的无产者任何时候也不会忘记共产党地下党员阿尔谢尼(伏龙芝的党内化 名。——译注)同志,还有从伏龙芝的家乡皮什佩克发来的吊唁信。如今这个城市 已用统帅的名字命名。 伏罗希洛夫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请求另定候选人,他认为他难以 胜任像伏龙芝这样一位伟大国务活动家所承担的工作。但是,委任令仍然照发了。 莫斯科军区司令部的同志们都将这次任命视为当然的事,并一致认为伏罗希洛夫是 领导我军最合适的人选之一。他在党政、国家行政和军事工作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他是一位老党员,是三次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地下党的积极活动家,国内战争时期曾 任卢甘斯克社会主义支队领导人,乌克兰第5 集团军、第10和14集团军司令员,集 团军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察里 津方面军和内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还担任过哈尔科夫军区和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 他也是一位著名的党务和国务活动家。在1940年以前,伏罗希洛夫一直担任国家武 装力量的领导工作。 另一位著名的军事活动家Γ·д·巴济列维奇被任命为莫斯科军区司令员。由 于巴济列维奇的生活道路对广大读者比较生疏,所以我想对这位杰出的军事首长作 比较详细的介绍。 巴济列维奇的农民家庭居住在切尔尼戈夫省的一个镇上。1924年我在莫斯科军 区同他共事时,他才三十五岁。他的童年是在诺夫哥罗德一谢韦尔斯基度过的,他 的父亲在那里的一个办事处工作。为了让孩子们能够读书,双亲日夜操劳,但所得 收入却寥寥无几。于是他在上中学四年级的时候就独立教书了。他年轻时考入基辅 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莫斯科。当时在这里的哈莫尼基驻扎着佩尔诺夫团,年轻的 陆军少尉需要在这里服役。这位排长对知识无止境的渴求和对技术的酷爱,促使他 申请到当时正在莫斯科开办的俄国第1 航空学校去学习。全市居民都知道这所学校。 我在工作和学习之余也多次跑到飞行场去观看笨头笨脑的“法尔曼”式轻型双翼机 是怎样飞向天空的。巴济列维奇迅速地掌握了飞行员的技能。但是,破旧的飞机使 他陷入了窘境,在考试飞行中发生了事故,影响了他的健康。因此,他不得不永远 放弃在空军服务的理想。 世界大战爆发了。前线需要补充兵员。佩尔诺夫掷弹兵第3 团的二梯队被编入 新组建的部队。1915年初,该部队被调往西南方面军。陆军中尉巴济列维奇当时是 这支部队的一名连长。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前线战斗,负过6 次伤,并多次 立功受奖。巴济列维奇对他的指挥官有着沉痛的回忆。他曾以异常憎恨的心情谈到 B·и·罗梅伊科—古尔科将军的情况。这位将军似乎应该有丰富的经验。他曾以军 事代表的身份对英布战争的情况作过视察,1904—1905年曾在满洲前线的作战部队 中服过役,并领导过研究日俄战争的一个编委会。但是,任何一所现实生活的学校 似乎都不能教好天生的庸才。古尔科在世界大战中指挥一个军时,竟无谓地把所属 兵团的精华葬送在敌人的炮火之下。但是,他却以忠于沙皇的精神而扬名,并被称 为狂热的君主主义者。难怪沙皇直到最后还委任他行使最高总司令的参谋长的职务。 当时无论在前线和后方,都不成体统,专制制度将俄国引向了苦难的深渊。这 一切擦亮了巴济列维奇这位作战军官的眼睛。而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更进一步开阔了 他的眼界。他靠近革命小组,并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在自己团里逐渐享有 很高的威信,二月革命后,士兵们选派他为团代表到卢茨克参加集团军苏维埃代表 大会,会上被选为特别集团军(这个集团军的番号为第13,而迷信的将军们害怕这 个“不祥的”数字,所以称它为特别集团军)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助理。巴济列 维奇与占少数的布尔什维克派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地工作,无所畏惧地反对驱赶士 兵进行无谓进攻的临时政府的政委们。当某军的两个团由于枪杀了陆军部长克伦斯 基的政委们和拒绝前进而即将遭到残酷的讨代时,正是布尔什维克责成巴济列维奇 防止了一场大规模的屠杀。 正如巴济列维奇所说,他与工人沃尔科夫两人整整一夜向包围起义团的哥萨克 士兵讲解他们在反对谁,为了谁的利益被驱使前来卖命。哥萨克士兵要求起义者证 明他们不是德国间谍。巴济列维奇敞开披在肩上的斗篷,所有的人都看到他胸前挂 着长长一排十字勋章和奖章。这样做真起作用,顿河哥萨克立刻拒绝解除士兵们的 武装。军长还妄图按他的意志行事,但从巴济列维奇那里得到了他将被逮捕的警告, 于是他也改变了主意。一个军官就这样不是由于各种情况的偶合,而是完全按照自 己的信仰转到了劳动人民方面来,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巴济列维奇离开军长时,正赶上德国飞机轰炸。这时德军飞机正好空袭俄军阵 地,其目的是防止俄国人在利沃夫进攻。他第七次负了伤,后来躺在莫斯科的一所 医院里,思绪万端,最终得出结论: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并加入了布尔什 维克党。在医院里他迎来了十月革命。 1918年3 月,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之后不久,德国人就酝酿发动新的进攻。巴 济列维奇因受重伤尚卡完全康复,但是,他认为在那种时刻对他来说不能卧床养伤, 他在莫斯科组建的一支苏维埃队伍中担任营长,并随后与该营一起开赴南方。巴济 列维奇这次已经不是在旧军队,而是在红军的队伍中服役,于当年8 月接受了第一 次战斗洗礼。 在伏尔加河下游,苏维埃政权已面临困境。阿斯特拉罕受到威胁。察里津人好 不容易才击退了哥萨克白卫军。稍靠北一些,在卡梅申驻有最高军事监察院的代表。 党指派该监察院成员巴济列维奇给察里津送弹药。然而,他手下没有任何部队。他 便把卡梅申的工人队伍和各种勤务小分队编成战斗连队,利用他们把弹药装上轮船, 避开白卫军的阻截队,潜往察里津。 察里津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即将运来支援的弹药交付使用。巴济列维奇随之又受 领了将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白卫军从洛吉车站赶走的任务,以便控制通过伊洛夫利 亚河的铁路大桥。在这次战斗中,巴济列维奇又一次表现了年轻共产党员的非凡勇 敢精神。 约在十年前我曾阅读过捷克斯洛伐克将军ч·格鲁什科的回忆录,他在1918年 曾是察里津附近国际连的战士。根据他在回忆录中的描述,当时红军队伍是以步兵 纵队队形进入反冲击的,在密集的大炮和机枪火力下,巴济列维奇手握军旗骑着马 缓慢地走在纵队的前面。最高军事监察院成员的果敢行为使察里津革命军事委员会 决定请求将他留在前方。不久,巴济列维奇担任了卡梅申防御地区司令。他的任务 是把几支游击队锤炼成为正规部队。在一次战斗奇袭中,他第八次负了伤,伤愈后 被派往南方面军担任第8 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又重新开始了紧张忘我的工 作。 1919年初,巴济列维奇在莫斯科进行治疗,然后又主持了步兵第2 训练班。当 他的健康状况稍有好转时,这位指挥员又争取到上前线的机会。1919年夏,他被指 派组建后备集团军。尔后,他率领该集团军从萨拉托夫出发来到当时任南方面军特 别集群司令员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绍林的身边。该集群的任务是,穿越顿河草 原和萨利河草原对邓尼金匪帮实施突击。在秋季展开进攻时,巴济列维奇轮流地指 挥过东南战线不同地段的部队。在红军前出到亚速海之后,他被任命为顿河州驻军 司令,从1920年春季开始又担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夏季,弗兰格尔利用共和国武 装力量几乎把一切注意力集中在与波兰白匪斗争的时机,企图从克里木向库班派遣 登陆兵。纳扎洛夫上校的登陆兵遭到坚决打击而退向黑海。巴济列维奇则由于在歼 灭登陆兵战斗中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和灵活指挥的才能而荣获红旗勋章。后来,他 还陆续在高加索和乌克兰担任过几个集团军的司令员。 国内战争结束后,他的才能和知识又得到新的发挥。他担任过工农红军供给部 部长,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别事务协理军官,并兼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部特 命全权副代表和沙皇资财登记委员会主席……他在上述最后岗位上的工作颇具独特 性。皇宫的财富,一堆堆金刚石、钻石、红绿宝石和珍珠,如今都收归国有。经过 细致地登记、分等和估价的钻石储备已开始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了。 1924年巴济列维奇担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员助理。我是在这里认识他的。在长达 三年的时间里,我们肩并肩地工作,直到1927年他被调任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员。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25年至1927年间,莫斯科军区各兵团、部队和勤务部门在 他身上看到的,是最能干的和当之无愧的军事活动家之一。对新的军队编制的审查, 对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培训军队,怎样掌握军事技术装备,这一切他都能深思熟虑 地、目的明确地从宏观的角度加以解决。 他身为军事首长,随时都对自己进行剖析。他是位有吸引力的人,是位以关怀 下级、谦虚和完美无暇的个人品格而在部属中赢得威信的人。我曾不止一次地在他 领导下研究和组织军事演习。巴济列维奇以其广博的知识去深刻地钻研各种问题, 看问题比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更加深远。就我记忆所及,他没有粗暴地打断下级谈话 或不听意见的情况。他常常做得很有分寸。不光是我一个人记得他所进行的演习讲 评。每次讲评似乎都抵得上一周的战斗实践,并能极大丰富听众的知识和见闻。 关于巴济列维奇后期的国务活动,我想再略举一二。党在各种岗位上使他的学 识和天才得以发挥。他曾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和伏尔加河中游边疆区委 员会执行局委员,多次当选为党代会代表、市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成员和苏联中央执 行委员会委员。从1931年起,在他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所属防御委员会秘书的八年 间,完成的工作量是非常巨大的。这是他担任的最后一项国家职务。 我与他共事时,适值军事改革处于高潮和收尾阶段,这也是我一生中的重要时 期。首都军区这个岗位,就是一个能使每个军人学到许多东西的地方。但是,只有 在下述情况下工作经验才更加可贵,那就是你掌握经验不仅仅是由于自己渴望继续 提高专业知识和在这个岗位上受客观情况的驱使,而尤其是由于你的首长善于领导 属下的军队,并将自己的全部知识传授给部属。现在,当我回首往事时,不能不以 非常感激的心情怀念这位老同志、红军指挥员巴济列维奇给予我的教诲和帮助。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