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习如同打仗 不寻常的开端。伊耶罗尼姆·乌博列维奇。指挥员性格的修养。命令与示范。 一秒钟的价值。军事首长的思维。师首长的阅历。同科尔克共事。我所了解的别洛 夫。 从1928年秋天起,整个莫斯科军区,特别是军区司令部,发生了某些变化。除 其他因素外,引起变化的一个原因就是伊耶罗尼姆·彼得罗维奇·乌博列维奇开始 担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员。这个人对我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我与他共事约五年,这 些年是我工作的全新时期。我不是说只有我一个人受到他的影响,乌博列维奇所做 的一切,如他教育、培养和训练出来的各级指挥员,他的工作方法,他对我军的一 切贡献等等,他所做的一切,真可以说是一所硕果累累的有教益的红色军事学校。 我同他相识时,我已经三十二岁了。我担任的军职已相当高,并且可以被认为是一 个成熟的人了,但是,在这以前(也不妨说在这以后)还没有一位军事首长能像他 那样使我获得那么多的教益。他的趣味盎然、丰富而具有创造性的遗著值得我们高 度重视,可惜,我们的专家们对此研究得不够。因此,我要叙述的不仅仅是我们共 事的情况,而且还包括他的思想及其在工作中的体现,后来这些思想对整个红军的 发展有过极重要的影响。 1928年11月中旬,我同莫斯科军区司令部的一批指挥员一起走进了乌博列维奇 的办公室。迎面走来了一位外表整洁、姿态端正的司令员。乍看起来,他显出一付 严肃甚至很厉害的样子,似乎有什么不满意的事。他听完了我的报告。冷淡地同我 们寒暄了几句之后说: “我已经看了你们的个人材料。现在想了解一下你们执行实际任务的准备情况。 为此,我们现在进行一次作业。想定大家都明确吗?” “明确。” “有问题吗?” “没有。” “那就开始作业。供你们支配的时间为45分钟。现在是14时05分。全部作战文 书于14时50分交卷。” 乌博列维奇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员之后,差不多用了两昼夜的时间召见了军区直 属机关的负责人员,那时,我临时担任军区司令部的参谋长和政委,却还没有被召 见。我感到有些不安。况且以前我没有机会见到乌博列维奇。第二天12点左右,司 令员的副官终于来了,交给我一份题为《步兵师遭遇战斗》的司令部首长作业想定 文书。作业时指定我担任师长,而我下属的军区司令部的一些领导人员被指定担任 各团团长或师司令部的负责人员。只有师炮兵主任这个角色由军区炮兵主任担任。 作业开始的时间是14时;地点是在军区司令员的办公室。 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全力以赴,以便按时完成所交给的任务,高质量的制定 好全部作战文书。乌博列维奇讲评时详细地分析了每个决心,并认真地审查了每份 文书。最后他对我们的作业表示满意,给予了有分寸的好评。特别使他高兴的是我 们迅速完成了任务。 “你们的行动较之德军总参谋部的参谋们要坚决迅速,”他说,“因为不久前 我看过他们的作业。我希望,我同你们能够协调一致地工作,在提高军队战斗训练 水平方面,你们要做大量的工作。对整个军区来说,这大概是最重要的事情。”乌 博列维奇继续说,“我对莫斯科军区的情况不了解。过去我主要是在共和国的边区 工作。本军区范围的情况不熟悉。我请你们帮助我在最短时间内填补这个空白。” 然后,乌博列维奇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他关心指挥员训练的安排、部队的 生活、指挥员的休息、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许多其他问题。我们渐渐畅谈起来。正 式的会晤变成了不受拘束的交谈。要知道,他是多么注意听取我们的发言啊。司令 员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久前他那种严肃的表情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乌博列维 奇原来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他不仅谈吐自如,而且还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没 有打断别人谈话的习惯。只是在谈话人离题的情况下,他才客气而巧妙地插上一两 句,把谈话拉到正题上来。 我同这位杰出的军事首长就是这样结识的,这成了我们先是在莫斯科军区后来 在白俄罗斯军区长期共事的开端。随着新司令员的上任,由于我的工作地位,我就 成了他最亲密的助手。为了很好地理解自己的首长,我决定再读一遍在报刊上发表 的他的文章和讲话。 结果发现,早在1921年他在西伯利亚任第5 集团军司令员时,在他创办的《东 方红军》军政杂志上就刊载过他的著作。他在一篇文章中号召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 要系统地学习战略战术原则,开阔自己的眼界,以便将来同比尤登尼奇、邓尼金、 高尔察克和毕苏斯基的部队更强大更有组织的敌人作战。他把阶级教育放在头等重 要的地位。他在西伯利亚部队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代表大会上曾经说过,只有在战 争中群众真正觉悟,并且忠于自己的信仰,才能使军队在现代战斗中取胜。因此, 必须提高阶级觉悟,直到明确战争的目的,使觉悟具体体现在每个军人的行动上。 他还关心用新武器装备步兵部队和训练军队领导人员的问题。他在《军事通报 》杂志上就改造我军步兵的问题发表过文章,他在1924年赞成用轻便自动武器装备 步兵时说过:“重机枪要比轻机枪或自动枪贵好几倍。进攻时几挺轻机枪显然要比 几挺重机枪优越,因此,我们的任务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大量发展轻便自动武器方 面。” 那时我还读过一些在报刊上发表的乌博列维奇的其他文章,这些文章使我确信 他是一位部队战斗训练的杰出组织者。持这种看法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多年来,乌 博列维奇的军事理论著作成了整个红军指挥人员和领导人员的宝贵学习资料。 这个人是从什么地方调到莫斯科军区的呢?他是怎样成长的呢?乌博列维奇虽 然仅比我大半岁,却经历了充满各种事件的独特历程。他是立陶宛一个农民的儿子, 十七岁就参加了革命团体,两年后因作政治宣传被沙皇法院判刑。又过了一年,他 在康斯坦丁炮兵学校进修班毕业,当了西方面军炮兵连连长,1916年在维斯瓦河、 涅曼河和比萨拉比亚作过战。 1917年3 月,士兵大学的自愿讲师乌博列维奇少尉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布)。后来他担任连长,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任革命工农团团长,同德国占 领军作过战。1918年2 月因在战斗中受伤被俘,被德军送进战俘营。逃出后被派往 北方面军,在这里表现出色,历任炮兵连连长、团长、旅长和师长。1918年秋他荣 获一枚红旗勋章。 从翌年秋起,乌博列维奇在南方面军工作,这时他已担任第14集团军司令员, 指挥该集团军为粉碎邓尼金分子而进行了一次最重要的战役。后来他历任第9 、第 13、第5 集团军司令员,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总司令,乌克兰和克里木武装部队 司令助理,但波夫省武装部队司令员助理,明斯克省武装部队司令员,远东共和国 军事部长。 三次红旗勋章获得者乌博列维奇还荣获革命荣誉武器一件。1922年他被选为苏 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担任此职务直到去世。1923年底他开始任西方面军司令员 助理,1924年夏天起,他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供职,并受领特别重要的任务,1924年 11月被派到乌克兰,担任乌克兰军区副司令员、参谋长和司令部政委等职。从1925 年2 月到1927年11月他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1926年起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 常委会委员。最后,1927—1928年在德军总参谋部高等军事学院学习。 乌博列维奇积极贯彻党和政府的决议。他在研究指挥人员的培养、部队的训练 教育等方面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常在军事杂志上发表,并印成单行本和小册子出版。 我们在1928年11月所遇到的就是这样一位军事首长。 乌博列维奇在莫斯科军区的活动实际上处在我国武装力量已经完成向新的组织 编制过渡的时期。基干部队,特别是步兵的基干部队为数很少。莫斯科军区那时只 有一个基干师(无产者步兵师)和一个骑兵旅,后来扩编为骑兵师。其余一些兵团 都是地方性的。这些兵团有登记机关,它们的指挥人员和按住址注册的有服兵役义 务的人员(他们通过短期集训的方法服役)当中骨干不多。自然,在这样的组织编 制下,部队的战斗训练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在进行训练时不仅有极明确的方向 和具体措施,而且要考虑到有服兵役义务的人员脱离生产期间经济上的合理性。指 挥人员的训练 同样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在开始用新技术兵器装备军队,以及修改现有的实施 战役战斗的方式方法的理论观点的条件下,这种训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作业 和演习中必须研究的实际上是当时刚出版的两本战斗条令,即步兵战斗条令和炮兵 战斗条令,还要了解最新技术成果,掌握新装备的武器的使用方法,研究以往战争 的经验。 新的军区司令员正好负责落实上述措施。乌博列维奇到任不久,我们就着手进 行莫斯科卫戍区部队的演习准备工作。演习前几天,司令员下达了拟制演习想定的 指示。他对我说:“想定要简明、全面。同时,想定也不能用事先划定的框框来束 缚参加演习人员的主动性。不过,您在这项工作中会得到您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然后他给了我一本还散发着油墨味的书。这是他的一部著作:《工农红军指挥人员 (高级和中级)的训练。野战行军,快速军事演习和野外实习》(1928年版)。 这一天我在司令部里的时间比平时长。书听引了我。我在这本书中找到了许多 问题的答案。该书反映了部队训练的中心问题——训练和提高领导人员的方法。乌 博列维奇在本书和后来的一些著作中,就如何实施各种作业的问题提出了很有水平 的建议,讲了不少有教益和有创见的思想,其中不少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我认为提 及这些事情是有益的,因为它们对我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 后来写《指挥员的风格》这本书的内容。 乌博列维奇认为,只有全面的军事训练才能保障成功地指挥部队。因此,他建 议在进行各种军事演习时要挑选参加人员,以便让步兵有更多的机会扮演炮兵的角 色,让司令部工作人员能指挥部队,而部队指挥员能做司令部工作。他写道,特别 重要的是让政工人员和司令部工作人员担任指挥员职务,因为战斗中情况要求这样 做。每一个经历过伟大卫国战争的人都知道,这些话千真万确。 乌博列维奇认为,首先要训练演习总导演(作业指导员),因为这是领导人员 和部队参加的首长司令部演习、实兵演习和其他作业获得成功的保证。在全面研究 多种方案时,他个人准备得非常仔细。因此,在作业之前,他还不止一次地在这方 面提醒过我。他认为,正确地领导战斗演习,这就是自己首先详细地研究和思考战 斗全过程、整个行动方针和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然后按照这个复杂的思路引导学 员注意掌握最关键的时机,弄清最重要的原因和决定性的因素。同时要珍惜和尊重 每个部属独特的创造性,只给他指出一个借以提高认识的解决问题的示范性方法, 但不要束缚他的具体动作或整个行动。 在演习中如妨碍部属处于萌芽状态的独立思考和意志的发展,总导演就是犯了 个大错误。他应坚决地在受过检验的经验和自己的知识的基础上,教会指挥员和司 令部合理地进行工作,即教会他们迅速判断情况和定下决心的方法,根据该决心增 加必要的人员去组织战斗的方法,教会他们能熟练精确地下达命令和号令。制定计 划时,乌博列维奇认为总导演的决心起主要作用,其决心应以命令、号令或计算表 的具体形式提出。总导演如果不下达上述形式的决心,他本人就会不完全了解他要 达到什么目的和想要教会人家什么东西。这样的总导演,实际上是消极的演习参加 者,会落后于演习的进程。不能用泛泛之谈来教导别人。应当提出自己的决心来进 行示范。这里所说的军事训练的基本方法就是示范。 我有机会多次接受乌博列维奇的指示,他让我拟制实兵演习、首长司令部演习、 野战行军作业的文书。他明确而具体地下达任务的能力每次都使我感到惊奇。我接 受指示离开他之后,始终知道首长想要我做什么,而我应当做什么。他常常亲自参 加拟定演习企图的工作,而我在多数演习中一般都是扮演导演部的参谋长,因而这 次也叫我准备担任这个角色。例如,有一次师首长、军校校长和军区领导人员在戈 罗霍韦茨营地集训之前,所有参加集训的人员均应在这里指挥炮兵营的射击,并完 成重机枪的练习,乌博列维奇请我到他身边,向我提出了一些炮兵射击的理论问题。 我知道,他是个炮兵专家,也知道集训的计划,所以我事先对集训做了准备。谈话 之后,他拿起一张白纸,并向我介绍了炮兵营实施射击的方法。 “梅列茨科夫同志,您要第一个指挥炮兵营。您得给大家做个榜样。因此,您 不能有负众望。下午结束前我还有一点空闲时间,来吧,我们俩一起练一练。”他 说完后就让我走了。 乌博列维奇不喜欢司令部文书篇幅过大或冗长。他亲自审查主要材料草稿时, 都要进行修改,使之非常简明。他要求自己的部属也要用这种态度对待司令部工作。 记得在一次演习时,要求用通信器材给集团军下达进攻命令。但命令文字冗长,而 通信分队人员知道技术设备不过硬,因此,传达时间之长令人难以容忍。当时演习 总导演乌博列维奇命令重新拟制命令。但这次命令仍然冗长,传达命令仍花了很长 时间。因而不得不再次改写命令。集团军司令部在定下决心方面耽误了一些时间, 乌博列维奇于是给“敌人”下达转入进攻的指示。这样,在情况和时间发生变化的 条件下,乌博列维奇费了好大力气才逐渐地使集团军司令部拟制出简明具体的命令。 他认为,只有受训者亲自把这项工作反复做几次,逐步掌握实际本领,也就是实际 发挥了人的这些本领的作用时,才能获得在危险环境下作战的真知。 在上述演习的讲评中,他强调说,定下决心、拟制决心文书的司令部工作以及 将决心传达到部队这三件事同所掌握的时间有关。若时间充裕,决心可写成详细的 命令。在战斗紧要关头,命令的内容只能包括简要决心和任务。预先号令、口头命 令和指令,无疑是把指挥员的决心迅速下达给执行者的合理措施。 乌博列维奇得心应手地组织和实施过首长司令部演习、实兵演习、行军和其他 作业。他在首长司令部演习进程中,常常要完成繁多的工作项目,并能设置复杂和 吸引人的情节,使演习最大限度地接近战时情况。所进行的作业总是使人受益,什 么地方失去协调,什么地方就出问题,这对生活和战斗情况来说是常有的事。因此, 在作业时总会遇到一些有教益的事例。 乌博列维奇反对“自以为无所不知”和死板公式的主张至今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他写道,要使领导(因直接与领导有关)对待参加作业的指挥员确定这样一个方针, 即不要因个别人出了错误而粗暴地对他进行侮辱,不要出现好出风头和妄自尊大的 现象,不要排挤个别的指挥员,不要只重视博学多识,因为博学多识本身还不是指 挥员适于作战的决定因素,而要首先指出指挥员在具体情况下通过下达有预见的命 令指挥部队作战的本领。总导演应这样引导参加演习的人,要求他善于发号施令, 善于预测和摆脱困境,从而使他摒弃陈规旧套和避免因袭别人的想法,并使他如实 地表现自己,看看自己究竟有多少才能。 乌博列维奇是一个对自己和部属要求非常严格的人,说话讲原则,做事求准确。 他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以分秒计算。他在工作中也要求部属这样准确。如果由于部属 的疏忽而不得不变更演习期限时,那他会非常生气和深感难过。 我记得在戈罗霍韦茨使用工兵分队演习时发生的一件事。参谋长E ·A ·希洛 夫斯基在准备演习时把工兵分队集合所需的时间算错很多,因而演习不能按计划时 间开始。乌博列维奇得知此事后,好久都不大相信真要推迟作业的时间,后来他向 希洛夫斯基说:“您怎么能把时间计算错呢?!”后来希洛夫斯基向我承认,司令 员提出的问题使他感到震惊,比可能受到的责备还要严重和深刻,他从来也没有像 这次这样难过。不管当时情况如何,司令员还是没有同意推迟演习开始的时间。他 果断地召集所有参加演习的司令部指挥人员,派他们下到各师去,动员当地的运输 工具,尽最大努力来加快工兵分队的集中。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 乌博列维奇认为讲评非常重要。他认为,总导演讲评时所作的结论,是极为重 要的一部分工作。当出现与条令和通用的武器使用规定不一致的情况时,需要作全 盘的考虑和检查。然后再毫不犹豫地进行必要的修改。一切新的好的东西必须代替 陈旧过时的东西。讲评应简短,同时要传达总导演的决定或指示,指出采取什么方 法才能更好地使用武器。乌博列维奇本人就善于讲评。他利用计算表、事实以及第 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战例,生动和通俗易懂的分析演习过程,结合部队和司 令部领导人员军政训练的具体任务和进度作出有根有据的结论。他善于在任何演习 包括不成功的演习中抓住有教益的东西。 最后一次演习的例子,是1930年他组织实施的有新组建的摩托机械化旅参加的 实兵演习。当时在我们集团军中这种旅还是一个试验性的兵团。建立该兵团的目的 是为了在实践中检验新的军事理论思想:如何实施有大量坦克、摩托化步兵、骑兵 和航空兵参加的纵深战役。副总参谋长B ·K ·特里安达菲洛夫出席了这次演习。 演习的意图就是他拟定的。按照他的意图,摩托机械化旅应在平行追击过程中前出 到与掩护己方部队退却的骑兵师处于同一线上,然后对该师的一翼实施突击。但这 一点没有做到。这个旅由于耗尽了计划规定的物资,没有能追上骑兵师,从而没有 完成受领的任务。看来,由于这次失败,军区司令员就有必要给装甲坦克兵作出不 体面的结论。但是并没有这样做。乌博列维奇坚信坦克兵兵团的力量及其光明的前 途,恰恰相反,他当时说,在这次演习中,我们对摩托机械化旅指挥失当。由于这 个原因,诸如像坦克兵兵团的机动性这样一个重要的性能也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我 们的任务,就是要在最短期限内学会指挥独立作战的这类兵团,以及它同骑兵、步 兵和航空兵的联合作战。后来在讲评中,乌博列维奇详细谈到了这个旅所属分队、 部队和司令部的具体训练计划,并提出了改善该旅的组织指挥措施。 总的来说,乌博列维奇同M ·H ·图哈切夫斯基、B ·K ·特里安达菲洛夫以 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军事首长一样,是就部队训练提出新问题的倡导者之一。例如, 他在1929年10月28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就军队教育和训练问题发言时, 着重指出要学习新的技术兵器,因为当时军队通过技术改装得到的这类兵器越来越 多。他强调说,掌握现代技术兵器是今后军事训练的全部内容。但他马上指出,可 惜这方面妨碍我们前进的是缺少初等数学、物理、化学的基础知识,而这正是与军 队使用各种机械设备相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在那次会议上,乌博列维奇提出了建立坦克兵训练基地的问题。他说,靠我 们现有的靶场、轻武器射击场和训练场是不能获得很大的效果的。新的训练基础要 求在财经预算上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上得到明显的反映,以保证部队的技术学 习。由于乌博列维奇经常注意航空兵的发展情况和地面防空兵器的状况,他得出了 一个结论,认为航空兵袭击深远后方重要目标的威胁逐年增长,因而提出了加强对 空防御的任务。莫斯科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29年6 月10日在这个问题的决议中, 要求把工作坚决转到从数量质量上加强积极防空兵器这方面来。尔后革命军事委员 会制定了加强首都和整个莫斯科军区的防空计划。 乌博列维奇是一位非常博学的人。他熟悉文化和艺术,对一般技术问题了如指 掌,并刻苦地从事军事思想的发展工作。例如,在国内战争年代,他自学了军事学 术史、战术和战略,后来深入地研究了M ·и·德拉戈米罗夫关于平时部队训练的 著作。他多次对我说,读书对他来说仿佛是进了一次学院,这里给了他各种科学领 域的知识,其中包括军事知识。乌博列维奇发现有些指挥员来到训练班后,常常废 寝忘食地啃书本,企图在短时间内丰富自己的理论知识。他不赞成这样做,并且说, 只有系统地攻读军事、文学、技术和其他方面的作品,才能扩大知识面,开阔眼界。 读书就是工作。不间断地经常地读书,要日复一日,不能一暴十寒。但必须指出, 特别在战争中,比读书这件事更重要、更有益、更需要的是在战斗情况下面对真正 的敌人善于指挥兵团作战。 乌博列维奇在莫斯科军区工作了一年半左右。而他的工作却给人留下了非常深 刻的印象。我想再强调一下,司令员自己在不断提高,我们也随之一起提高。 A ·и·科尔克坦任了莫斯科军区的新任司令员。轮到我担任实习指挥员的职 务了,我被任命为步兵第14师师长和政委。我非常满意地接受了这一任命,因为我 非常想获得师首长工作的经验。为指挥这个师,我给自己规定了三项任务:使该师 的指挥机构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使该师尽量接近保持高度战备状态的基干正规 兵的水平;积极参加各军区的演习。 第一项任务根据我认为合适的时机开始执行,不是马上执行。必须首先克服某 些司令部工作人员的消极因素和个别部队指挥员的拘谨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自己是 有经验和见过世面的人,可以不那么认真地对待三十三岁的师长的号令。完成第二 项任务需要做长期的多年的工作。在我任前和任后的很多指挥员都为完成这项任务 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部队的连续性。第三项任务执行得更加有效, 而且我在这里竭力运用我在莫斯科军区司令部工作时获得的所有经验,和从伏罗希 洛夫、巴济列维奇、乌博列维奇身上所学到的一切。 现在谈谈我一生中第三次受任政委的情况。由于担任这项职务,我能经常接近 一些有名的政治工作人员,犹如进了一次很好的政治学校,这对我后来很有用处, 特别是在西班牙共和国民族革命战争、芬兰战局以及伟大卫国战争时期更是如此。 那时,A ·B ·赫鲁廖夫在莫斯科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他有丰富的党政工作经验。 他时常给我出一些好主意。更使我高兴的是,我正好被派到第14师,这个师的番号 是我以前当了十年参谋长助理的那个兵团的番号。不错,那个师现在是第2 高加索 师,在阿塞拜疆驻防,但是要知道,就是在这个第14师中也有不少是国内战争的英 雄。找到他们并同他们认识后,我就吸收他们参加红军战士的政治教育工作。我很 快就确信,进行战斗传统教育对全体军人的事业心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我作为步兵第14师政委所负责的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独特方面,就是对战士们 进行苏联农村形势的教育。党正在实行农业集体化。1930年农业集体化大规模展开 了。农村工作处很忙。许多村庄成立了党支部。村民的群众性政权机构——村苏维 埃拥有很大的权力。贫农团紧张地工作着。同富农展开了斗争。社会主义在农村广 大战线上发起了进攻。同时,在整个莫斯科军区部队中,包括在第14师里不仅有很 多工人和职员,而且有各省来的农民在进行工作。他们当了红军战士后,自然地同 故乡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常常收到家信,自己看报也注视乡村形势,对所发生的一 切非常感兴趣。那时没有哪一次政治座谈会不涉及集体化、集体化在经济上和政治 上的必要性、联共(布)总路线的组成部分——党的农业路线、社会主义农村发展 的道路等问题。 在军队的领导岗位上指挥一个师,我感到最有意思,但同时觉得这是一项极其 复杂而紧张的工作。这项工作包括的面很广,其中有政治教育、训练、几千名指战 员的安置和生活保障,以及保持武器和技术装备处于良好状态,等等。师长的主要 职责是保证全师处于高度的状态。还要给指挥员和战斗员们讲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 讲党给人民和军队提出的任务,并在此基础上使之能自觉地忘我地履行军人在保卫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方面肩负的职责。师长应在为党和人民忘我工作方面给 部属作出榜样。而政委则应用慷慨激昂的布尔什维克的语言激励指战员,鼓舞他们 去更好地完成自己的职责。 履行所有这些职责和许多其他职责乃是师长从早到晚经常要操心的事。紧张地 工作和学习的岁月是在起床和熄灯,在警报演习和亲切交谈中,在指挥员训练和战 术演习中,在射击场和靶场上度过的。上述工作取得的结果是:年终时全师胜利通 过了校阅,而在秋季大演习中表现了优异的行军训练水平,能够进行通过森林和沼 泽地的深远迂回,能迅速展开,能对“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实施神速的强有力的突 击,并能在必要时建立坚固的防御。对我来说,指挥一个师就如在和平年代,特别 是在战争年代进了一所重要的学校。我学习了如何指挥广大战士,训练自己怎样才 能引导他们达到既定目标,而在战争中则是怎样才能引导他们取得战斗的胜利。 在我重新开始在莫斯科军区司令部工作之后,不久我就被编入红军指挥员小组 到德国工作去了。根据苏联和魏玛共和国(即德意志共和国——译注)的协议和1926 年签订的苏德友好中立条约,派我们去了解德国司令部的工作情况。此外,还让我 们观看了部队演习。我们还利用在德国逗留的时间亲自了解一下社会政治生活。这 个不需要费什么力,就是外语水平差也不碍事。因为每天的生活情况和生活方式直 接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正在高涨。整齐的“红色前线战士 联盟”的队伍和“红色少年水兵突击手”青年大队,不顾政府的禁令,上街游行。 报纸报道了全德连队前线士兵代表会议的消息。在定期出版的先进刊物上刊载了共 产党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的号召书。 可是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却在大喊“经济民主”,“有组织的资本主 义”,并公开反对同共产党人合作。正式持和平主义立场的中央天主教党不是利用 报刊同国内的军国复仇主义狂热作斗争,而是怀着蛊惑人心的目的抨击苏德合作。 尤其是天主教报刊竟敢对苏联指挥员小组大肆攻击。所谓人民党的代表反驳了这类 攻击,虽然他们也是鼓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但仍然支持同苏联合作的思想。身 着褐色衬衫的突击队放开嗓门唱着歧视异族的歌曲。他们同工人之间常常发生冲突。 我们在街上目睹了好几次这样的冲突。国家警察形式上保持中立,实际上是在帮助 纳粹分子。德国正处在十字路口,法西斯的威胁逐渐增大。至于我们在出差期间要 打交道的那些军官们虽然不隐瞒自己的保守观点,但他们极力强调“军队不介人政 治”的说法。 通过研究德军司令部的工作安排。可以看出,这一工作固有的特点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各项业务工作都很熟练,预见性值得称赞,工作准确,司令部机关工作人员 的组织性好。另一方面,非常墨守成规,细则规定到了可以不慌不忙地给下级提供 决心的程度,束缚现地工作的主动性。崇拜文件和书本,相信命令上有的和下达给 部属的东西后来会自然而然地变成现实的东西。这一切有时使人们发笑。可能在善 于执行命令方面几乎达到机械程度的德军内部,对待工作的这种态度是有一定基础 的,但是在红军中,类似这种过分的像机械一样的行动,显然是不适用的。不过, 这次出差还是有收获的:通过各种工作方法的对比,优缺点更加明确了。我们得到 的印象是,就当时来看,德军的摩托机械化程度是相当高的。 回国后,我仍担任参谋长助理的职务,后来临时履行莫斯科军区参谋长的职责。 必须指出,同新的军区司令员科尔克共事不像从前同伏罗希洛夫、巴济列维奇和乌 博列维奇共事时留给我那么好的印象。我从自己的这位直接首长那里几乎没有学到 什么有助于我进一步提高军事素养的东西。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司令员和 参谋长由于处理问题的角度不同,从而彼此间缺少全面的个人接触:纯主观上毛病 起了一定的作用,要么他的毛病妨碍我正确领会他的意图,要么相反,我的毛病使 他不能全面了解我的想法等等。但事实毕竟是事实。不管我怎样尽力准确地执行命 令并尽量主动地工作,我们从来没有达到过意见上的真正一致。 我希望能正确地理解我。我丝毫不愿使忠于工农红军和苏维埃祖国的有才干而 又功勋卓著的指挥员的名誉受到任何影响。在旧军队中任过中校的科尔克虽然在1927 年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但在国内战争中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作斗争时就已战功卓 著。他当时和后来担任过集团军参谋长和方面军司令部某处处长、集团军司令员、 方面军司令员、某几个军区司令员的职务。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北部地区、波兰、 乌克兰、克里木、土耳其斯坦和高加索作过战和工作过。1935年任命他这样一个有 经验和有学识的人为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不是偶然的。 我指的是另外一个方面,即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具体的相互关系,遗憾的是,这 种关系是无法摆脱的。使我生气的是科尔克在命令中提出的不合逻辑的说法,有时 这种说法是由于记性不好造成的。他为了帮助记忆,喜欢把要记的内容记在一个记 事本里,而在另一个记事本里记的好像是第一本的日录索引,指出在什么地方记的 什么。但仍然是混乱的。更使我感到遗憾的是,司令员竟然把未经核查过的情报报 告上级。例如,有一次可以说是高水平的谈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为纪念伟大十月社 会主义革命,军区正准备例行的阅兵。上级决定要在红场上展示国产坦克。为这件 事我做了很多工作(的确,当时这是一件大事!),并详细地向司令员作了报告。 节前不久,科尔克和我被叫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斯大林想知道阅兵程序的细 节,特别是关于坦克方面的问题,斯大林向司令员细问了很长时间。司令员虽然看 了记事本,但始终讲的不是那么一回事。看来,斯大林事先就关心坦克问题,关于 坦克受阅的具体准备情况心里也有了一点谱;他惊奇地看了看科尔克,又问了一句 :“是这样吗?” 最后谈到了坦克的配置及其技术性能和驾驶员的问题。 斯大林听了司令员的汇报之后大声说,他讲的完全是别的资料,于是转过来问 我。我很不好意思地揭露军区领导层中存在的意见分歧。但是我也不愿说假话。我 汇报之后,斯大林满意地说,他掌握的资料与我的相同。当涉及驾驶员的问题时, 斯大林很想知道,能否保证一辆坦克也不损坏、不降低速度、在红场不停车,万一 发生这种情况驾驶员应采取什么对策。科尔克回答说,技术部门给红军驾驶员讲了 课。 “梅列茨科夫同志,您谈一谈讲课的详细内容!”斯大林再次对我说。 我只好说,担任驾驶员的都不是军人,而是技工。后来回答另一些问题时,我 报告了受阅坦克的整个情况。斯大林很快就放我们走了。从此以后,我同司令员之 间就发生了一次并非我主动挑起的不愉快的辩论性的谈话,后来类似的情况又发生 过多起,原因是我被召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去汇报莫斯科军区的各种军事问题, 而我和科尔克事先并不知道要谈什么,未能预先就要谈的所有问题统一我们的认识。 我的意见常被采纳,虽然后来发现军区司令员又有另外的想法。这就产生了新的矛 盾。假如我不是另有任用,这些事情会产生什么结果,那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同志 式地分手了。 我在莫斯科军区工作期间所遇到的一些有名的指挥员中,我还想提一提军长и ·п·别洛夫(后来是一级集团军级司令员)。他在几乎整个国内战争时期,都是 在我不了解的中亚细亚战场度过的。因此,别洛夫在那些条件下的战斗故事对我来 说无疑地是有意思的。他是塔什干事件的积极参加者,这个事件曾是д·富尔曼诺 夫中篇小说《暴动》所描写的一个片断,事件发生后,别洛夫退出了左翼社会革命 党,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1923年我以师参谋长的身份进行现地勘察 时,第一次在北高加索同他会面,而他是为了制定粉碎库班白匪的作战文书来到那 里的。一年前,他参加过对白匪的作战。别洛夫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苦难的童年 给他的性格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他的童年是在诺夫哥罗德省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里度过的。我认为,别洛夫在左翼社会革命党内时也起过某些作用,他对左翼社会 革命党批评得很尖锐,而且对自己也不宽恕。在我看来,他主要有三个特点:有军 事天才;直言不讳;由于好生闷气而不冷静,虽然他经常抑制自己,但在他身上积 蓄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出来。 别洛夫善于奔向既定的目标,不拐弯,也不左右摇摆。对一名军人来说,这是 非常可贵的。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