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马德里 巴黎通向巴塞罗那。马德里的现实。在利斯特尔那里作客。结识卡瓦列罗。坦 克开到了!别尔津在工作。一些旅的组建。无政府状态的代价。特鲁埃尔与纪律。 米亚哈的两个人。亚历山大·罗季姆采夫。 1936年秋……西班牙共和国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叛军的殊死斗争。二十七个欧 洲国家关于不干涉西班牙事务的协议成了一纸空文。德国和意大利公开为佛朗哥分 子提供武器、装具和人员,准备进行干涉,以便把比利牛斯半岛变成又一个法西斯 基地和他们的桥头堡。而英法两国政府阻挠西班牙共和国从国外获得武器,实际上 是参加了对西班牙人民合法政权实行秘而不宣的军事、经济封锁。在共和国处境艰 难的岁月里,开展了一场国际上支持共和国的运动。苏联人在这场运动中是极其重 要的一员。我国载有粮食、装具和武器的船只从黑海港口驶往西班牙海岸。我国志 愿人员和军事专家也乘轮船、飞机、火车来到西班牙。他们竭力帮助几乎没有正规 部队的共和国建立正规军,击退反动派的联合部队,在法西斯的进攻下保卫首都马 德里。 10月初,叛军开始从四面进攻马德里,而法西斯的地下组织——“第五纵队” 则加强了它在城区内的活动。10月12日,西班牙人一年一度地庆祝哥伦布发现美洲 大陆。就在这一天,在托莱多的叛军头目佛朗哥将军准备带领自己的部队以分列式 通过马德里的广场和街道。西欧各国报纸充斥着来自法西斯方面的种种报道,如说 共和国政府不可避免地即将倒台,马德里与阿尔巴塞特和巴伦西亚之间最后的通道 即将被切断。西班牙首都大概已处于敌军的包围之中,等等。 当我们苏联志愿军的两个指挥员——我和Б·M ·西蒙诺夫上校坐在沿莫斯科 —柏林—巴黎这条铁路线去西班牙共和国的火车上浏览新近出版的报纸的时候,心 中充满了焦虑不安的情绪。马德里真的已陷入包围了吗?或者这不过是资产阶级新 闻记者的又一个谎言呢? 窗外的景色在变换着。我们驶过了波兰贵族、地主的贫瘠土地,消失在后面的 是波德边境线,这时在眼前闪过几块德文标牌,上面标有:某某月台,售票处位于 某处,军代表办事处位于某处,离某某地方的饭店若干公里,车站的方向,旅客散 步时间为多少分钟,等等,柏林到了! 在去巴黎途中,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快的是隔壁包间的一位太太,我们每次从旁 边走过时,她都要瞧上一眼,莫非她是监视我们的?这一猜测是对的,但全然不是 我们所设想的那样,抵达西班牙时,我们同另一批苏联指挥员又一次遇见了她,在 那里才搞清楚,她是护送我们的,是保护我们平安到达的。 在巴黎,我们住在苏联大使馆,而首先要了解的是关于西班牙局势的新闻。同 志们向我们传达了他们当时掌握的全部情况,但提醒说,这些情况是极不充分的, 应该看成是初步的。的确,后来我们在西班牙查明,许多情报只是大致可靠,另一 些则已过时。同资产阶级报载的新闻相比,大使馆的情报看来是非常乐观的。而真 相则似乎是介于两者之间。 我们对巴黎感兴趣的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我们想借此机会观赏一下城市的 名胜古迹。但由于时间有限,每次游览只能抽空进行。第二,我们手头缺少很多东 西,据大使馆一位工作人员解释,这些东西在西班牙是必备的。因此不得不到商店 走走。我们对法语懂得很少,况且在行动上要尽量做到不引起店员的怀疑,使店员 难以从我们所买的东西上猜出我们是干什么的,向何处去。所有这一切给我们带来 了不少麻烦。第三,因为不能往家写信,所以希望买一些“有意义”的纪念品,让 自己的妻子猜到,这是丈夫寄回来的,他们身体健康,大使馆答应立即把这些礼物 寄走。 我们很快地从巴黎抵达图卢兹。与肥沃的法国中部平原接壤的是地形平淡无奇 的中央高原丘陵,随后便出现了绿色的加龙低地。从图卢兹开始,当地火车以慢得 多的速度驶向西班牙边境。丘陵越来越高,土壤越来越干燥,植物也越来越少。后 来,整个地平线被山脊遮住了。这是比利牛斯山脉,它的那一面便是西班牙。到了 一个新车站,休息了片刻。 大概有人在等我们。有个人来到我们跟前用法语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后 来他又一次用带乡音的俄语问道:“你们是俄国人吗?”他向山脉方向指了指并朝 前走去,我们跟在他后面。虽然走了不多一会,但路比较难走。最后,这个人终于 停了下来,向后指了指说,“那是法国”,然后又指了指脚下说,“这是西班牙” 我们就这样越过了边境。 我们去巴塞罗那乘坐的已是西班牙火车。铁路无人维护。在起初一段路上列车 空着一半。几乎没有遇到携带武器的人员。车轮悠然地咚咚作响,车厢的刹车装置 不时地发出吱吱的声音。像是在别墅里漫步,没有感到战争的存在。但是,当列车 离开加泰罗尼亚山脉,沿海岸奔驰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车厢里坐满了穿卷袖冬 上衣的吵吵嚷嚷的青年人,提着奇形怪状篮子的农民,穿着无可挑剔的小姐。圆形 软帽、圆而高的制帽,无政府主义者的绦带和小旗、手榴弹和手枪开始在眼前闪现。 在巴塞罗那,我们遇见了苏联领事B ·A ·安东诺夫- 奥夫谢延科。最初我与 他相识是在1924年,当时他是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而现在我马上就认出了 他:稍带微笑的大咀,尖长的“鸭咀式”鼻子,眼镜后面是一双近视眼。此人的经 历既丰富,又复杂。作为十月武装起义时期的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之 一,他在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成员。内战时期,安东诺夫- 奥夫谢延科指挥过乌克 兰方面军,并担任乌克兰军事人民委员,尔后在小人民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任 要职。他在有苏联驻外全权代表的外国度过了多年。 安东诺夫- 奥夫谢延科显得疲惫不堪。他向我们叙述西班牙局势时虽然沉着冷 静,但在交谈中他的咀唇产生神经性的抽动。他的言词形象鲜明,语气尖锐。 根据他的介绍,局势不怎么好,比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报道的要好,但比我们在 巴黎听到的要坏。叛军盘据在马德里附近。共和国几乎丧失了西班牙的整个西南部 分。法西斯的航空兵掌握了制空权。德国与意大利打着与佛朗哥分子合作的旗号, 其侵略行动不断升级。在叛军营垒中,各竞争集团之间正在闹内讧。但遗憾的是, 在共和国阵营内,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左翼共和政体拥护者之间 的分歧闹得更厉害。右翼社会党人拉尔戈·卡瓦列罗首相的政策是模棱两可的和不 一贯的。从完整的意义上说,正规军是不存在的。摩洛哥没有获得独立。这一点被 法西斯分子所利用,他们在那里进行蛊惑人心的的宣传,并收集穆斯林队伍编入自 己的部队。巴斯科尼亚和加泰罗尼亚要求自治,而政府对此极不乐意,这就给反法 西斯队伍带来意见分歧。人民群众满怀革命热情,作好了自我牺牲的准备。对他们 妨害最大的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些人缺乏起码的纪律:他们今天打仗,明天就休息 不干。他们有时不经请示上级指挥官就采取冒险行动,有时则把正面暴露给敌人。 他们从国家仓库夺取武器并将其隐藏起来。他们对谁也不承认,对谁都不在乎。他 们不大喜欢共产党人,瞧不起社会党人,仇视政府人员,他们不是自逞英雄,就是 惊慌失措。后勤工作暂时还未步入正轨。前线局势不妙。必须与西班牙共产党人建 立密切联系,而且要首先依靠他们,但同时对整个个共和国要采取尊重的态度,对 各种共和政体的拥护者不能有厚此薄彼的正式表示。领事在结束谈话时说,一句话, 事情愈早着手办愈好。 在巴塞罗那未出现飞机,沿公路去马德里只能绕道而行。因此,我们坐的汽车 开始向南行驶,开往巴伦西亚,到这里后再向西转弯驶向首都。这辆车是属于巴伦 西亚省省长的。他曾微笑着提醒我们说,司机是可靠的,我们可以不用担心。随着 担心这个问题的提出,我们推测马德里已近在咫尺,这时司机从衣袋里掏出一支手 枪,把它放在自己座位旁边,并用手向左边,即向南指了指说:“法西斯!” 我们抵达马德里时天已黄昏,不见灯火。炸弹在城区爆炸。德国的“容克”式 飞机又进行了一次未受惩罚的空袭。在暂时平静的时刻,人们在大街上奔跑,一个 行人指给我们去苏联大使馆的路,并从Б·M ·西蒙诺夫手中抢走了香烟。后来才 弄清,民兵可能认为,我们是给法西斯飞机发信号的。 行人称之为大使馆的那所建筑物,原来是一座旅馆。但里面确实住着苏联公民。 接待我们的是《真理报》的著名记者米哈伊尔·科利佐夫。我们冲到他跟前提出一 些问题,但听到的回答是:“局势用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它相当复杂。你们不想吃 点东西吗?” 几天来我们第一次吃了一顿像样的晚饭,这时我们自己倒向科利佐夫讲起祖国 的新闻来了。随后,科利佐夫也谈起来:“说实在的,关于这里发生的情况你们知 道吗?”原来我们所知道的已经过时。“那么我就不想讲了,讲了只会把你们弄糊 涂。你们自己会逐渐搞清楚的,而现在要尽快地像军人那样行动。这里有我们的军 事顾问别尔津、沃罗诺夫和伊万诺夫。伊万诺夫到共和国参谋部去了。同他在一起 工作的大部分人员不久前都投奔了佛郎哥。别尔津和沃罗诺夫马上就要到这里来。” 我们就这样开始体验西班牙的现实生活。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与布柳赫尔在 一起共事的日子,折磨了我半年的严重咽炎,莫斯科的会议,被派往国外,波兰, 德国,法国——所有一切都被蒙上了一层薄雾,已成为过去。吱吱作响的桌子上的 褐色小面包和橙子,科利佐夫的讪笑,昏暗的街道和远处的爆作声——这就是我们 周围的现实。那么,我们将从何着手呢? 军事顾问、炮兵专家H ·H ·沃罗诺夫和我们这些顾问的领导者я·K ·别尔 津走了进来。我们互相拥抱后,立即开始拟定下一步的工作程序。我向别尔津报告 了自己被委任的情况,而他却扯到共和国军队指挥官的问题,并把一批新的苏联军 事顾问到达的情况通知了他们。随后,扬·卡尔洛维奇说,下一昼夜和一星期的主 要任务是把马德里变成一个堡垒。可以把完成任务的希望坚定地寄托在共产党员。 内务部的人员和该市公民的身上。别尔津在桌子上铺开一张地图,开始指出今后防 御工事的配置点。后来,他派我们和沃罗诺夫下到部队。别尔津建议我到E ·利斯 特尔那里,即到第1 旅去。 我同利斯特尔同志曾在莫斯科见过面,他作为一个西班牙共产党员曾侨居在那 里,从事建设地铁的工作。利斯特尔过去是砌砖工,现在指挥第5 民兵团。一半由 工人(他们几乎全是共产党)组成的第5 团是共和军的骨干。我们到来前不久,该 团成了主要的混成旅。利斯特尔的部队在塞塞尼亚附近战功卓著,而他的友邻部队 的情况则差一些,士兵们情绪急躁,有时退却。从俘虏的供词得知,法西斯分子准 备在这里使用坦克。为打退坦克冲击,一个炮兵营被派到这里。尼古拉·尼古拉耶 维奇·沃罗诺夫作为一个优秀的炮兵专家,恰恰应该派到这个营去。 别尔津是共和国的总军事顾问,对我来说,有了他的命令也就够了。但是,我 们为了能给西班牙部队下达具体任务,成为一个正式发挥作用的军事顾问还须先去 总参谋部得到委任。在总参谋部所在地,我遇见了п·A ·伊万诺夫。他把我介绍 给西班牙的一位军官,此人是一名参谋,他留下来为共和国效力,而没有投奔敌人。 在总参谋部,像这样的军官为数不多。这位军官对叛变者怀着满腔仇恨,他说,对 叛逃者没什么可指望的。他们之中谁也没有回来。我们再一次与共和军指挥部通了 电话。那里通知我们,在巴伦西亚将组建新的总参谋部,要求我赶紧下部队去主持 座谈会,说说进一步退却将会有崩溃之虞的问题。这位军官开始收拾参谋部文件。 而我赶忙返回旅馆。 别尔津反复考虑防御工事计划。这里的一切都正确无误吗?我们想起了一句俄 罗斯俗话:“纸上地形平坦,心里忘却沟壑,而沟壑不能不过。”为避免失误,我 们商定三人一起于清晨乘车走遍这个城市的郊区,就地看看将要构筑的掩体和胸墙 应如何配置。 他们推荐了三名女翻译供我们逃选。稍稍犹豫一会儿之后,我决定M ·A ·福 尔图斯为候选人,后来我一直没有为自己的选择感到遗憾。在西班牙她叫胡利娅, 也就是尤利娅。她的丈夫是西班牙人,已牺牲。丈夫去世后她在西班牙住了五年左 右,完全掌握了西班牙语,对这个国家及其习俗了如指掌。她通情达理,对情况反 应迅速,是个勇敢的女人。她不只是能够胜任翻译工作,而且做得非常出色。正如 实际生活表明的那样,她能成功地与担负任何职务的人进行谈判,后来实际上她已 被委任为一名军官。 整个晚上我们未曾合眼,次日早晨驱车走遍了马德里郊区。由于勘察了地形, 我们能够判定防御计划是适当的。为了更快地实现计划,я·K ·别尔津要求西班 牙共产党员——共和国政府委员维先捷·乌里别和他的同志们给予帮助。沃罗诺无 去炮兵部队,而我则到混成旅的步兵部队。该旅所属各营很快集合到一起。我看到 战士们愁眉苦脸的样子。他们显然认为,由于退却一事现在要挨一顿训斥。大家沉 默不语。 我对弟兄们瞧了一会儿,笑一笑后便开始叙述在苏俄内战时期我们是怎样打仗 的。我一边说着,一边看看女翻译,一时又看看战士们。胡利娅翻译时感情明显外 露,由于紧张而声音铿锵有力,面色发红。士兵们反应强烈。一个个蹦起来,还重 复她说的话,打着手势。然后,他们提了许多问题。他们问得最多的是,红军遇到 过退却的情况没有,如果是出于不得已,那末我们应如何看待这种退却,在此情况 下该怎么办。 叙述又开始了。我说,有不得已撤退的情况,有时甚至是溃逃,这是常有的事, 但随后我们总是能恢复战斗纪律,转入进攻,打败白卫军。对我们帮助最大的,是 我们的政治觉悟、组织性和军队对劳动人民的依靠。 关于联合劳动群众的问题,大家很快就懂得。至于政治觉悟,则必须详加解释 它的内容是什么和如何结合西班牙的情况加以阐述。随后,利斯特尔的政委出来讲 话,他补充了我说的内容。 对纪律问题不得不谈了很长时间。胡利娅在翻译的时候,我心里就琢磨着:在 旅里就这样解释好了旅里四分之三的战士是共产党员和社会党员。对无政府主义者 如何讲呢?后来发现,士兵们对所叙述的全部内容都能马上有正确的理解。他们只 不过希望多听一会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国家使者的谈话罢了。 严重的问题看来还是撤退问题。我尽力强调男子汉的自尊心:“还往哪里退呢? 掩体后面不就是马德里嘛!你们能沿街道撤退,让姑娘们在所有的窗户里和阳台上 讥笑你们吗?”这样说果然起作用。战士们低下了头。总之,谈话进行得不错,各 营的情绪高涨起来。临别时战士们要求给他们放映一些描写苏联国内战争的影片。 我答应能弄到这样的影片,并尽快实现这一许诺。后来,从苏联送来了几部影片。 其放映效果是惊人的。快散场时利斯特尔的政委要求士兵们保证不继续后撤。各营 齐声宣誓。 西班牙的工人和农民没有违背这一誓言。第一旅的官兵在作战中堪称模范,光 荣而勇敢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利斯特尔原来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他是一位有自 豪感和自尊心的人,他不能容忍哪怕是一丝一毫轻视和侮辱他的行为,同时,他神 圣地维护了一个军人和共产党员的荣誉。利斯特尔当了第一旅旅长并不是偶然的, 实际上,共和国的正规军正是在第1 旅的基础上诞生的。 我们长期在武器方面感到困难。这里的武器口径繁多,不配套,而且总是不足, 弹药方面尤其如此。从苏联运送的武器满足不了共和军的需要。况且,在海上不断 发生阻挠提供物资器材的事件。而大量地采购武器,对共和国来说又困难重重。所 谓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千方百计地阻挠向合法的西班牙政府运进必需品,而法西斯列 强却明白目张胆地给佛朗哥送去专家、整个整个的部队和兵团、各种技术装备和武 器。 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的祖国全力以赴,不惜以流血牺牲的代价援助西班 牙共和国。很多方面自然还必须依靠在当地工作人员的主动精神,尤其是别尔津表 现了奇迹般的随机应变能力。他在为构筑马德里坚固防御工事操劳的同时,还到已 伦西亚去,在那里把所有新来的军事顾问和志愿人员召集到他组建的指挥部,并指 派他们的工作。受他监督管理的还有开到巴伦西亚和其他港口的商船。船上的物资 要立刻进行统计、分配加以利用。 11月初,马德里遭到佛朗哥军队新的疯狂攻击。西班牙各旅和刚成立的各国际 旅为保卫首都克尽职守。实际上,在那艰难的岁月里,防御活动已掌握在共产党手 中。至于政府,已决定撤退,因为危险越来越大。政府机关转移到巴伦西亚。我不 知道这方面的活动该如何组织,但照我的看法,只是由于共产党的努力,当时才把 事业坚持下来免遭失败。约瑟·迪亚斯、多洛列斯·伊巴露丽、安东尼奥·米赫都 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各种机关是在不同时间撤走的,有时连谁都不通知一声,有时在原地什么工作 组也不留下。许多资产阶级官员光为自己打算。属于不同党派的一些政府成员彼此 失去了联系。 一天深夜,大概是11月7 日前夕,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和一名西班牙共产党员 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呆在掩体里。这位西班牙同志简略地跟我谈了一下情况,便开 始劝我马上与拉戈尔·卡瓦列罗取得联系。有一点极为重要,那就是要使首相立即 在巴伦西亚领导政府机构的工作。但是,他可能不听共产党人的话,按照他通常的 做法,可能把共产党人的坚决要求当成某种“党派之间的倾轧”。而法西斯的爪牙 摩洛哥部队已经接近他住的城郊。不管如何看待卡瓦列罗这个人,当时最重要的是 维护中央政权的效能和各种力量的团结。无论如何必须说服他立即去巴伦西亚,而 他对俄国军事顾问是尊重的并能听从后者的意见。 我驱车至首相住所,但对能否取得成功不抱很大希望。 卡瓦列罗一般于22时睡觉,不曾有什么样的力量和事情迫仗他打破这个一成不 变的常规。一旦他开始入睡,他同外界的联系即行切断,所有去他那里的通路全都 关闭。我们在行车途中,护送我们的一位西班牙同志负责带路。这时其他人被派到 马德里至巴伦西亚的公路上迎候首相。 我们来到了首相官邪。一位秘书接待我们。我通过女翻译告诉他是怎么回事。 我长时间地坚持向他解释,但无济干事。秘书强调说,政府首脑在睡觉,不能叫醒 他。于是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我煞有介事地记下秘书的姓名并对他说,我现在就 通知你们,首相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如果首相被俘,那未你秘书要用脑袋负责。胡 利姬把我的话翻译了很久,显然,她自己又做了些补充,而且语气非常坚决和富于 表现力。 秘书离去了。肩上披着花格毛毯的卡瓦列罗出现了。我又作了新的解释。首相 看来远不是一个坚强的人。当他得知摩洛哥部队的情况时,不知怎么地立刻变得垂 头丧气,很快同意必须离开。穿好衣服后坐上汽车就向东驰去。我送他到公路上与 护送人员会合的地点,然后调转车头返回城里。 在马德里等待我的是一件喜讯:C ·M ·克里沃舍因率领的苏联坦克兵到了。 我的代理人B ·M ·西蒙诺夫告诉我说,一个坦克连已经参加战斗。把这个消息告 诉马德里人极为重要,这会提高居民和部队的士气,但是,对我更感兴趣的战斗细 节,眼下谁都一无所知,我们乘车去打听消息。当我发现坦克连的时候,见到的第 一个人是格赖泽少校(他是白俄罗斯军区所属的我们摩托机械化旅里的指挥员л· M·阿尔曼)。他曾担任过这个连的连长。阿尔曼对这次见面感到高兴。还立刻讯问 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是否也在西班牙。但这位司令员不在这里。随后便开始谈论上 次战斗的经过。原来有辆坦克被一枚炮弹击中,炮塔里的射手被震聋。没有遭到别 的损失。人的记忆力是一种奇异的现象。许多事情,甚至极重要的事情我都忘怀了, 唯独对这次谈话的细节,我还记忆犹新,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坦克兵的情绪非常好。刚到就从行进间顺利完成任务,这向来会使人精神振奋 的。我发现,坦克兵高昂的士气在以后作战中也继续保持下来了。1936年11月,在 马德里附近作战的总共约有五十辆坦克,较之佛朗哥拥有的坦克少得多,但前者作 战英勇。坦克兵巩固了首都的防御,并在精神因素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们还给 敌人造成了极明显的损失。佛朗哥的军队没有打坦克的经验,因而坦克往往直接压 死他们的步兵和骑兵。法西斯分子看到坦克向他们冲击时,感到惊慌失措。当时在 马德里城郊英勇作战的英雄坦克手当中,一位出类拨萃的人物就是波尔·马蒂索维 奇·阿尔曼。授予这位指挥员——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特尔特尼(他的真姓)以 苏联英雄称号是对他果敢而巧妙的行动应有的评价。阿尔曼于1943年牺牲在沃尔霍 夫战线,当时他为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带领一个旅投入战斗。 总之,马德里的战事眼下比较顺利,但局势依然紧张。至少需要采取三项首要 措施:组织好切合实际的、有效的军队指挥;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加固马德里防御地 段;把共和军各支队变成正规军。所有这一切都要靠采取一系列重大的组织措施。 为实现这些措施,必须至少得到三个人的同意,,这三个人是:首相兼国防部长卡 瓦列罗;他的副手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实际领导人阿先西奥;总参谋长卡夫雷拉,当 时我是他的军事顾问。 根据这些措施,苏联军事顾问采取了什么步骤呢?首先,я·K ·别尔津在已 伦西亚召集会议。像往常一样,他精力充沛地、有条不紊地主持了这次会议。他当 过红军情报部长,不喜欢白白浪费时间。别尔津是一个精明强干、坚强而有毅力的 人,他把自己的全部知识和丰富的生活经验都用在如何组织打败法西斯这一活动上。 他是一个拉脱维亚农民,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了革命运动。他的真实姓名是彼得· 亚诺维奇·屈济斯。1911年他从伊尔库茨克流放中逃出后就取名为扬·卡尔洛维奇 ·别尔津。革命胜利后这位有名的肃反工作者在我们那里常被称为帕维尔·伊万诺 维奇。他的拉脱维亚故乡当时还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他在苏联居住时是费利克斯 ·捷尔任斯基的老战友,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贡献给苏联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事业。 我在西班牙观察他时,不止一次地感到,这位勇敢的人,把他对国际法西斯主义的 每一次打击,都看做是列宁思想在拉脱维亚和全世界的胜利道路上又迈出了一步。 事实也正是如此。 会议上又一次(因为已有一次)提出了顾问与共和国军事当局的相互关系问题。 这个复杂的问题始终没能得到满意的解决。七十多岁的卡瓦列罗无力真正有效地领 导武装力量,况且他的政治路线经常与人民和民主国家的利益背道而驰,而他对共 产党的敌视态度又妨碍他与组织得极好、有觉悟和能力的西班牙劳动人民的部队建 立牢固的联系。阿先西奥是一个果断和目的明确的人。但他个人追求的目的与卡瓦 列罗相比,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差更远。劳动人民不喜欢他,几乎把前线的所有失 利都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不论是卡瓦列罗还是阿先西奥,虽然都重视那些真心实 意为西班牙服务和舍生忘死地同法西斯作斗争的外国军事顾问,但又常常在军队改 革问题上捣鬼。 恰在那时谈到了必须建立正规军的问题。生活本身终于迫使政府首脑接受了这 一决定。我们与西班牙共和国总参谋部商定,将要组建若干个旅。待这些旅获得战 斗经验后,再将它们合并成若干个师。这些师成长起来后,又可合并成若干个军。 我奉命与总参谋长保持经常的联系,并尽力加强马德里方面军。负责领导马德里武 装部队的应该是米亚哈将军。新的西班牙旅和国际旅将要派到那里。组建这些旅的 中心叫阿尔瓦塞特市。 关于航空兵的消息是由杜格拉斯(я·B ·斯穆什克维奇)通知的。我认识他 是由于在白俄罗斯军区共过事,他当时在该军区任航空兵旅旅长。有一次,我曾在 维捷布斯克监督他领导修建机场的情况。斯穆什克维奇在那时就表现出卓越的组织 才能。我在莫斯科工作期间,他曾担任红军航空总局局长。这位有经验的、勇敢的 飞行员在西班牙发挥了自己最大的长处。 在巴伦西亚会议上,斯穆什克维奇建议把年轻的西班牙人送往苏联进行六个月 的飞行训练。 不久,我与西蒙诺夫到了阿尔瓦塞特。在阿尔瓦塞特和马德里与我一起工作的 还有几位苏联指挥员,其中包括P ·я·马利诺夫斯基、П·и“·巴托夫、B · я·科尔帕克奇、A ·и·罗季姆采夫、H ·П·古里耶夫。 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共和国安排好正规军所属各旅的组建工作,以及当西班牙指 挥官的军事顾问。首先取得成功的是国际旅补充了若干新的分队,该旅大部分由德 国和奥利地的共产党员组成。这些离开祖国的光荣的同志们满腔热情,要在西班牙 这块土地上与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德国法西斯主义进行殊死的搏斗。他们对军事掌 握得很快,并在作战中发挥了自己最突出的优点(顺便提一下,还在阿尔瓦塞特演 习时我就注意了德国营熟练的动作)。这个营早在10月底就成了第11国际旅。它是 由克莱贝尔将军(曼弗雷德·施泰恩。不要把他和苏联军事顾问г·M ·施泰恩混 淆起来,因后者也在西班牙)和政委马里奥·尼科列季(当时人们称这位意共中央 委员为朱泽佩·德·维托里奥)率领在马德里投入战斗的。后来,其他人也担任过 这个旅的旅长。 尔后,在阿尔瓦塞特已开始组建国际混成旅,后来在它的编成内基本上是罗马 人。国际混成旅的训练直接由B ·я·科尔帕克奇领导,有人提醒他,很可能是他 将在初斯去指挥这个旅参战,科尔帕克奇开始对该旅进行效果明显的战术作业和射 击练习。不久,该旅(第12国际旅)由保罗·卢卡奇(马捷·扎尔卡)担任旅长。 新组建的旅从进行间就投入了战斗,但仍感兵力不足。因此作出了一项决定,试图 与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搞好关系,西班牙总参谋部便派我去巴塞罗那。 首先,我去见掌握着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几个纵队的首长布埃那文图拉·杜 鲁季。我们坐在他的司令部,而杜鲁季一会儿叫来这个部下,一会儿又叫来另一个。 他们向他作了报告,随后便回家去了,而另外一些人再去占他们的位子。向我显示 自己的这一套显然使杜鲁季感到高兴,这种孩子般的嬉戏开始还使我觉得可笑,但 随后便令人感到气愤。我们在屋里坐了老半天,而重要的谈话甚至还没开始。最后 他安静下来,开始交谈。我自然记不得所有的细节,但由于这次谈话内容非同一般, 所以它的总的精神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中。有时我不知该怎么办,是骂一通呢?还 是嘲笑一番。 我们的谈话这样开始了,即根据我的请求,社鲁季详述了西班牙总的形势。这 时我发现,他对这一形势的认识是极其模糊的。后来,谈话涉及到某些指挥官。杜 鲁季强调自己不喜欢集中领导,并要我相信,世上所有的将军无不仇视人民,他们 是一丘之貉。我责备了他。因为他作为一个著名政治活动家,竟然不知道苏联的将 军是另外一种人。我向他介绍了我国国防人民委员的情况。杜鲁季瞪大了眼睛问: “怎么,难道伏罗希洛夫是工人出身?” “是的,他过去是钳工。” “但是,要知道,工人不可能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这很好。你们的伏罗希罗夫 会很快理解我的。一旦他获悉我现在没有机枪和子弹,他会给我的。我有一艘船。 就在明天,我们的人将组织一次去敖德萨领取子弹的航行。” “不,这样你会一无所得(我们当然以”你“相称)。伏罗希洛夫的子弹不是 他私人的,而是国家的。” “就是说他不会给?你看看,国家把人糟踏成什么样子。过去是工人,而一当 上部长就摆出官僚架子。” “去保卫马德里吧,共和国会给你子弹、手榴弹和机枪的。派人到机枪队去受 训吧。” “好,我去马德里并解救它。我们将向大家显示一下仗应该怎么个打法!” 接着,谈话变得友好了,我告诉杜鲁季,苏联人善于评价著名革命家的功劳, 其中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莫斯科有一条为纪念克鲁泡特金而命名的街道。克里姆 林宫宫墙旁边的纪念碑上刻有巴枯宁的名字。因而我们明白,杜鲁季有称之为克鲁 泡特金和巴枯宁的纵队。但如何理解有一个称为马赫诺的纵队呢?须知马赫诺是一 个匪徒。我在布琼尼的骑兵集团军服役时,曾不得不同马赫诺匪帮作战。这些强盗 抢劫劳动人民,损害人民政权。在你的这些纵队中,各种卑鄙人物如此之多并非偶 然。难道可以让卑鄙之徒靠近革命吗?我确信,在各纵队里也混进了法西斯分子。 如果对他们不加驱逐,他们在第一仗中就会使人陷入窘境,招致灾难。 杜鲁季答应从各纵队中清除敌视革命的人。但通过整顿仍未建立起良好的秩序。 后果很快就暴露出来。在马德里附近,杜鲁季的部队在作战中失利,而他自己不久 因中流弹身亡。关于他的死,自相矛盾的传闻不胫而走。但我深信,这是“自己人” 当中有人对试图整顿纪律进行报复。对这位满脑子糊涂思想,但为人正直和坚持自 己那套原则的勇敢的年轻人,我深感惋惜。 至于他的机枪手们,真的到了阿尔瓦塞特。我们交给他们“马克辛”机枪。起 初,这些弟兄们埋怨这些机枪太重,因而拒绝使用它们。但是后来A ·и·罗季姆 采夫顾问表演了使用这种机枪射击多么带劲的情况时,战士们便喜欢上了它们,开 始勤学苦练。从表面看,这个机枪队往往不怎么样,纪律上存在很多问题,但他们 中间却出现了一些威风凛凛的机枪射手。他们看了苏联内战时期的某部电影后,第 二天面貌便涣然一新,从此便经常地交叉背着机枪子弹带,摹仿1917—1920年时期 英雄的样子。 那时,B ·я·科尔帕克奇又组建了一个国际旅。这些国际旅战士的政治觉悟 很高。无论何时,他们的总政委加洛同志(路易吉·隆哥,他后来任意大利共产党 总书记)都用不着为士气低落而抱怨。反法西斯志愿军的战士知道他们为什么来到 西班牙,因此我们深信,这个新的旅不会让自己丢脸。该旅冲向哈拉马河附近的阵 地,但就在第一次战斗中没有经受住佛朗哥部队的打击而向后撤了。这是怎么回事 呢?我们对这次战斗进行了长时间热烈的讨论。最后的答案是,全部问题在于战士 缺乏经验。总参谋部给该旅下达了另一项战斗任务,同时又换了旅长。根据法国同 志的建议。被委任旅长的是一名营长,他是法军上尉,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该 旅在多次战斗中逐渐锻炼坚强了,成为一个善战的旅。至于新来的旅长,他规定了 自己的一套制度。士兵们每个星期乘汽车轮流到马德里休息。如果连里出了违反纪 律的事件或在战斗中表现不怎么样,就取消休假。大家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 紧接着在阿尔瓦塞特组建了十个西班牙旅,并把它们派往前线。我们太急于行 事了,因此,我些旅来不及接受较好的军事训练。他们不得不直接到实践中去掌握 作战艺术,在三个月内组建了三个国际旅,其中第一个基本上是罗马人旅,第二个 是斯拉夫人旅,第三个是英美人旅。在别尔津把我和西蒙诺夫召到巴伦西亚之前, 我们来得及看了看上述几个旅的一些分队在战斗中的表现。某些分队拥有的人员已 经参加过作战或者最初在别的部队干过。例如,一些战士原来曾编人意大利的罗谢 利百人队、索齐混成百人队和非党人士意大利侨民帕恰尔季组建的军团。而大部分 战士到得晚一些。一些人是主动来到西班牙的,另一些人则是得到共产国际的许可 证来的。也有一些人来的目的只是要看看比利牛斯半岛发生的情况,后来由于产生 了对革命斗争的崇高理想而留下来积极参加斗争的。 苏联军事顾问逐渐享有很高的威信。甚至夫政府主义者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越来越多地找我们研究问题和要求帮助。1936年12月,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 把志愿人员彼得罗维奇(也就是我)和沃尔特(即H ·H ·沃罗诺夫)请到他们那 里做客。当时,西班牙共产党员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战胜敌人的八项条件”。其中 一条就是加强统一行动。无政府主义者被迫同意。他们希望从佛朗哥手中夺回特鲁 埃尔市。当我们在某地遇到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的首领时,这位首领大肆吹嘘自己的 部队。我们向他提到形势、武器、具体计划等问题时,他对所有问题都作出同一回 答:“这一切都无关紧要,而我的弟兄们,如果需要的话,他们明天就去冲锋陷阵, 打败敌人,夺取地盘……”等等。尽管我们对无政府主义者抱有种种怀疑,还是差 点儿相信了这位能说会道的指挥官。为了以防万一,我们还决定调来第13国际旅担 任支援。随后,我们制定了作战计划。无政府主义者采纳了这项计划,于是开始了 进攻准备工作。 准备当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通过侦察获得的情报自相矛盾,因而难以 判定敌人有生力量的准确位置。我很想亲自查明敌人有无假阵地。我与沃罗诺夫去 见百人队队长(即百人队指挥官)。我们问道: “喂,你知道法西斯前沿阵地在什么地方吗?” “知道。”百人队长回答。 “靠近一点指给我们看行不行?你不害怕吗?” 百人队长轻蔑地一笑说: “走吧!” 我们认为,他会把我们带到我们去过几次的前沿观察所,从方便的地方给我们 指出敌人掩体的位置。但不知为什么我们走了很久,一会儿隐蔽在灌木林和小树林 后面,一会儿又越过小沟。夜幕正在降临。敌人到底在那儿呢?前面篝火的火焰开 始发红。在不远的一个小山谷里看见了几个哨兵的身影,而较近的地方还坐着一个 士兵。百人队长伸出一只手低声说: “法西斯!” 看来他真正理解我们,因而把我们带到紧靠法西斯阵地的地方。 我不知道是哨兵没有发现我们,还是在暮色中把我们当成了自己人,我们退走 时平安无事。回到驻地后,我们的紧张情绪才松弛下来。我们开始抱怨说: “你把我们拉到什么地方去了?想把我们送去当佛朗哥军队的俘虏吗?” 这位西班牙人生气了。他是被要求去指明法西斯配置地点的,并为此费尽了全 力。但有谁对他表示过谢意呢?对这场风波,大家一笑置之。我们同这位年轻人握 了握手并向他告别。 这种表现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个人突出勇敢的类似事例激起了人们对胜利的希 望。唉,客观因素看来到底比主观因素强大。任何良好的个人素质都无法弥补无政 府主义的无组织状态。这一点在进攻的第一天就表现出来了,国际旅作好了执行命 令的准备,但无政府主义者的部队哪里也找不到主要指挥官。我不认为他是胆怯。 很可能是他忘了约定的时间,或者仅仅是对个人职责抱无所谓的态度。要知道,无 政府主义者心目中不仅没有“秩序”、“军队”、“国家职责”、“纪律”这些概 念,而且蔑视这些字眼。 因此,我与沃罗诺夫决定代替指挥官。部队还呆在掩体内。我们走到前面,发 出冲击口令并挺直身子朝前走。战士们齐声叫好,但谁也没有站出来。我们继续前 进并回头看看,在敌人射击之下迈步向前的还是我们俩人。我们便返回去,进行说 服,呼叫,请求,使他们感到惭愧……怎样做都无济干事。冲击没能进行。此时第 13国际旅已按原来的约定转入进攻。法西斯利用我们行动上的不协调一致,使用主 力去对付这个旅。给其造成伤亡并阻止了它的进攻。这个地段上的作战未获成功。 我向别尔津报告了特鲁埃尔郊区的情况之后,他告诉我,马德里防御委员会主 席米亚哈将军的军事顾问库琅尔(即г·и·库利克)将军被召回莫斯科。我必须 代替库利克,因为马德里比任何地方都重要。防御委员会(马德里方面军)没有得 力的军事援助人员是不行的。总参谋部军事顾问的职责由别尔津自己负责履行。而 在马德里,责成我特别注重下述专业人员的训练:坦克手、飞行员。炮手和合成军 队的军官。到了认真考虑共和军干部问题的时候了。 我到达马德里后,向米亚哈介绍说,我是他的新顾问。与他共事是一件复杂的 事情。米亚哈身兼二任,既是军人又是政治家。作为一个政治家,约瑟·米亚哈是 官方非党人士,实际上与共产党人遇然不同。这对整顿好“红区”的作战指挥妨碍 极大。所谓“红区”是当时对马德里地区的称呼,因为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居民思想 公开左倾,而西班牙共产党在该区的防御中又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作为一个军人, 米亚哈似乎是一个富有学识的人。例如,他对摩洛哥军队(佛朗哥在马德里近郊的 主要力量)战斗能力的分析就很中肯。原来他有在摩洛哥进行殖民战争的经验。 这是对历史的讽刺!摩洛哥人曾为自由进行过反对西班牙侵略者的斗争,而今 天却受到蒙骗,为被压迫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法西斯主义的利益来打仗。当时 差一点成为佛朗哥和反动派的其他首领同窗的一名将军,却要来保卫共和国和劳动 人民的利益。1939年他背叛了共和国不是偶然的。显然,他没有慎重考虑过同共产 党人合作的问题,而只是在正式公务方面作为一个将军履行自己的职责。因此,从 纯军事观点来说,我们找到了共同语言,而在精神政治方面则从来就谈不上同心同 德的问题。于是,我竭力避免同他讨论共产党问题。所有苏联军事顾问还在离开苏 联时就奉命严格禁止参与西班牙的任何政治争论和政治斗争。我们向西班牙人民及 其合法政府提供军事知识,而对我们的使用也限制在需要的范围以内。 马德里方面军的参谋长是维先捷·罗霍,他是一位聪明、富有知识和能干的军 官。他的思想比米亚哈左得多,而我似乎不大喜欢他。他在提出某些重要建议或者 通报重要情况时,有时不亲自向米亚哈报告,却来找我并请求我将决定付诸实现。 当然,我也有自己的设想和建议。通常在黄昏时我去见米亚哈,在他那里进行交谈, 当前线战事有几次由于顾问的建议收到效果之后,这位念念不忘个人功各的米亚哈 似乎开始对建议关心起来。他对我的女翻译胡利娅已不再感到拘束:不知是与她相 处习惯了:还是实践向他证明,我们谈话的任何细节都从未泄密,因而认为她是可 以信赖的;或者最后他获悉,她的丈夫曾一度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因而不认为她是 一个潜在的共产党员。总之,他喜欢我们对所有最重要的问题要事先即在会议讨论 之前谈妥。我也用不着反对这种规定下来的制度,只要城市的防御得到巩固就行。 第二天早晨会面之后,米亚哈在自己的办公室召开会议,把头天晚上商定好的内容 如实地和盘托出。随后由罗霍发言,他作为许多建议的实际倡导者,大力支持委员 会主席。再后由我发言,而我也按同一精神谈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之后,其他负责 人也表示同意。 在西班牙表现得特别突出的是A ·и·罗季姆采夫大尉(起初他是中尉)。我 常常在战斗中见到他,能够对他的品质作出评价。罗季姆采夫是利斯特尔的军事顾 问,依我看,他就分队指挥问题提出的有分寸的巧妙建议起了很好的作用,在必要 时,他本人在激烈的战斗中堪称勇敢的模范。 有一次,当佛朗哥军队从托莱多方向发起进攻,冲向共和军兵团之间的接合部 并正在楔入之际。为阻滞敌人,司令部向前方派出一个师。而师长却不在现场。罗 季姆采夫受领了我下达的命令:把该师展开并投入战斗。在这之前,罗季姆采夫在 我军甚至连一个团也没有指挥过。因此,随后我派另一名军官去查看战事究竟如何 发展。我预先告知过,过两小时我将亲临现场。罗季姆采夫稍微有点急躁。但行动 准确。当我到达时,那位军官高度评价罗季姆采夫的行动。我们坐上装甲汽车,在 战场走了一遍。的确,一切都合乎要求。 另有一次,事情发生在马德里的曼萨纳雷斯桥畔。我们称这座桥为法国桥。摩 洛哥部队突入了该城郊区,在拂晓时对这座桥发起攻击。用火力控制渡口的共和军 的一挺机枪突然不响了。法西斯分子已经跑到桥上,从行进间进行射击,向我们这 边河岸冲来。战士们顶不住了。只要再过几秒钟,敌人就会冲到城里。罗季姆采夫 在敌人火力之下扑向那挺机枪。“马克辛”机枪重新打响时,佛朗哥部队离我们只 有几步远了。敌方士兵被弹雨阻住,纷纷倒在桥上,另一些士兵赶紧退走。关于A ·и·罗季姆采夫的事迹,不止一次地报告了莫斯科,并申请授予他苏联英雄的称 号。大家都知道罗季姆采夫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英勇善战的事迹。因而,我认为西班 牙对他来说,是一所非常好的战斗学校。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