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央分局面临重大抉择 牛岭战斗的失败,再次证明,在主力红军撤离苏区后,“大兵团作战”和“保 卫苏区”的指导方针是行不通的。急剧恶化的局势已把苏区军民推到了存亡继绝的 紧要关头。中央分局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 这时,国民党军已开始全面发动对中央苏区的“分区清剿”:北路敌军罗卓英 等纵队于1 月间对早被围困在宁都小布地区的中共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军区 机关、部队发起最后攻击。2000 余名红军指战员和机关干部,在突围中大部分被 打散了。省军区司令员李锡凡等领导人不幸牺牲,只有省委代书记、省苏维埃政府 主席曾山率一部人突围转移到了东固,但已与中央分局失去联系;中共闽赣省委和 军区被迫于1934 年11 月率所属机关部队撤离驻地福建省宁化县城,向闽中方向 突围转移。途中几遭挫折,到1935年1 月间,原数团人马和机关干部共2000 余人 只剩下约300 人,陷入敌人围追堵截之中;南路敌军余汉谋部3 个师,将中共赣南 省委和军区机关、部队共约1800 人包围在零都南部狭小地区,并一步步地缩小包 围圈,以图“一网打尽”;东路敌军蒋鼎文部以第26 师及闽赣两省保安团,对固 守四都山区的中共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军区机关及所属的两个独立团约4000 人,发动猛烈进攻,虽然福建军区部队顽强抗击,但失败已成定局;闽赣边之敌对 坚持(长)汀瑞(金)地区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发动了全面“清剿”。至于中央 分局机关所在的“三角地区”,敌军更是不遗余力,雩会河上游和下游的国民党部 队南北对进,在其东线和西线部队协同下,对该地区实行夹击。 企图以绝对优势兵力,一举扑灭中央苏区的基干红军和领导中枢。 被围困在会昌县西江和雩都县黄龙、宽田之间狭长地区的中共分局和中央军区 领导机关,虽然还保持着相当数量的兵力(连同机关于部约1.5 万人),但物资供 应和财政即将枯竭,经费只能维持到2 月间,粮食只够吃到3 月中旬,枪支弹药的 消耗更是无法补充。此外,中央分局不仅同中央苏区各省委失去了联系(赣南省委 除外),而且湘赣等相邻苏区也已中断了联系。 这一切表明,中央苏区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时摆在中央分局面前的 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彻底转变战略方针,迅速组织突围,另图发展;一是 坚守“最后阵地”与敌拼到底。事情已很明显,后一条道路必将导致全军覆没,可 供选择的只有突围转移一途。 然而突围转移并非易事,首先遇到的是转移方向问题。1 月30 日,项英在致 博古、朱德、周恩来电中提出,向“南则非大打击粤敌不能立足,西到湘赣(苏区) 则转移不易,东则无大发展前途,给养甚困难。如穿袭封锁线,则部队(有)巨大 不便”。因此拿不定主意,故要求中央迅速给予具体指示。电文还特意提出:请中 央在“任何紧张情况下,应抽空讨论我们的问题,并迅速回电”。 项英未见党中央复电,旋于2 月1 日再电朱、周、博,请求中央迅即决定中央 军区目前行动方针。电文称:“屡电谅达,无一指示,令人不解。中区环境日益紧 急,迟延不决是最有害的。”接着电文提出中区部队集中行动与分散目标两策的利 弊问题:“集中行动必有立足之地,不能长久游击,目前四周无此条件,否则一战 不利,即被敌冲散”。“分散目标,便于游击,但各自为战,领导困难,有被敌各 个击破”的危险。对此有关中区前途的行动方针问题,须由中央决定,故盼中央在 一二日内电示。 由于情况紧急,在党中央复电前,为应付不测,项英在雩都县黄龙井塘村召集 了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商讨行动方针问题。出席会议的有项英、陈毅、贺昌、陈潭 秋,以及何叔衡、谭震林、毛泽覃、邓子恢、汪金祥、李才莲等。 与会者经讨论,对面临的险恶局势取得了共识,并一致同意突围转移。但对突 围方式,即集中行动还是分散行动,以及突围方向问题,意见不一。于是,项英于 2 月4 日凌晨1 时,急电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请求迅即指示。项英在电报中再次 提出,“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请中央尽速 定夺。 因未得到党中央指示,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对转移方式与方向问题,始终未能达 成一致意见。于是项英又于2 月5 日以分局名义再次急电党中央,报告分局对行动 方针的两种意见:“1.为保持有生力量,留少数部队及人员继续在中区活动,大部 集中过信(丰)河。但目前情况能否过河,尚成问题。 2.部队以团为单位分散,主要方向为湘赣、饶和浦[埔]、闽赣。分局随部队 行动,继续在中区领导斗争”。请求党中央立即复示。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