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万家惨案与杨文翰错误的教训 在国共和平谈判和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皖赣特委保持了 清醒的头脑,既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积极主动地进行谈判改编,又保持着高度的警 觉和组织纪律性,坚持红军游击队靠山扎,等待中共中央派人指导的原则。待条件 成熟时,即果断地开赴抗日前线。这对保存皖浙赣边积蓄起来的革命骨干,起了重 要的作用。 但是,在皖浙赣边,也有两支游击队在复杂的历史转折关头,把握不住方向, 或丧失警惕,或狭隘保守,以致造成重大的损失。 上浙皖游击区,在1937 年春夏遭受挫折后,尚幸存两支各30 余人的红军游 击队。一支为阙怀仰率领的浙皖独立营余部,于1938 年1 月初安全抵达舍会山集 结;另一支是被敌人打散后重新集结起来的小游击队,也是独立营余部,这部分游 击队在失去上级组织领导的情况下,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独自坚持斗争,不屈不 挠,但却缺乏应付局势急剧变化的经验。当他们得到皖赣特委派人来传达的国共合 作抗日的消息,以及请他们前往瑶里集结整编时,紧张的心弦顿时松弛,盲目乐观。 他们轻信国民党宁国县保安队的花言巧语,自蹈陷阱。他们同保安队商定,部队先 在宁国万家集中,然后开往瑶里。1 月21 日,当游击队集中于万家时,国民党保 安队背信弃义,利用游击队的大意,突然收缴了游击队的枪械,并惨无人道地活埋 了20 多名游击队员,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万家惨案”。 赣东北的杨文翰的失误,同上浙皖游击队失误的原因正好相反,他不是和平麻 痹,而是怀疑一切,从而铸成大锗。 赣东北游击区斗争,在1937 年5 月失利后,剩下上横弋德中心县委及其所属 的游击队30 余人,加上单线联系的地下工作人员40 余人,在中心县委书记杨文 翰领导下,在德兴磨盘山和三县岭一带坚持斗争。后来随着抗日救国浪潮的高涨和 国民党主力部队撤出赣东北地区,红军游击队得着发展良机。到1937 年冬、1938 年春,仅杨文翰直接领导的游击队就发展到90 多人枪,连同三县岭、怀玉山两支 游击队共约300 人200 支枪。但由于游击队活动在偏僻山区,处于封闭状态,基本 上与外界隔绝,消息闭塞。什么国共合作,和谈改编等等新事物全不了解。加之累 遭叛徒出卖,和长期残酷斗争环境造成的心理伤害,以及思想水平的局限,致使农 民出身的杨文翰难于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对外界的一切变化,都持怀疑态度。虽 然他主观上忠于革命,但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对周围事变的进程只凭 感觉判断,而不作科学分析,加之思想狭隘偏执,结果造成重大失误,并最终导致 游击队的覆灭。 从1937 年秋到1938 年春,党先后4 次派人上磨盘山联系游击队改编问题, 均被杨文翰拒绝了。头两次上山的共4 人被当作叛徒杀掉了。第3 次上山的是上横 戈德中心县委所属的丁山区委书记余明兴。1937 年12 月,从事地下工作的余明 兴同大阳县国民党当局沟通了关系,尔后上山劝杨文翰下山谈判。杨虽同意同国民 党谈判,但由于双方认识距离较大,结果谈判失败。 杨归罪于余明兴,说余是反革命两面派,不容申辩就将余枪毙了。行刑时,余 明兴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仍未引起杨文翰的反思。第4 次上山的是原皖浙 赣省委书记关英。关英自1937 年春率所属独立团从鄣公山前往浙南途中被敌人打 散后,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虽经两个多月的积极寻找,但未达到目的,无奈只好 与随员及随身警卫等4 人,以开油坊作俺护,隐居玉山县群众家中,并借外出卖油 之机,设法寻找浙南的刘英、粟裕等。1938 年2 月,改编为新四军的刘粟所部, 经玉山、开化开往皖南。关英从中得悉国共合作抗战和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的消息 后,立即动身到南昌去找上级组织关系。关到南昌后即同东南分局接上了关系,并 自告奋勇要求亲自到赣东北动员杨文翰率部下山改编。关英要求获准后,于2 月下 旬带着东南分局的指示,以新四军代表身分前往赣东北。当到达原赣东北苏区首府 葛源时,受到当地群众热情欢迎和关切问候,并派人与杨文翰取得联系,请其来葛 源会见。杨不肯,坚持要关上山。关英即决定与原赣东北少共省委儿童局书记方旋 声和2 名警卫一起上山规劝杨文翰。杨文翰事先得悉关英曾一度与组织失掉联系, 隐居玉山,这次上山路经横峰县城和葛源时,又受到国民党县、区当局设宴招待和 派人护送,因而怀疑关英为虎作怅。当会面时,杨虽客气款待,但话不投机,双方 由交谈变成争吵。最后杨令人将关英及其随员捆起来用刑逼供。关英怒骂杨鲁莽粗 暴。杨盛怒之下令人将关英等4 人枪杀了。杨文翰杀掉关英后,心存疑惑,即派人 到南昌了解情况。南昌新四军办事处负责人得悉关英被杀后,对杨文翰提出了严肃 的批评,并让来人转告杨,令其立即率部下山改编。但杨文翰固执己见,坚持“非 见到红军大部队,决不下山”。 后来,赣北特委所属的弋阳、贵溪党组织同杨文翰领导的地方党组织,同时发 展到一个村庄,成立了两个不同隶属关系的党支部,两个支部可以在一起交换意见, 赣东北特委想借此说服杨文翰,但未成功。此后杨文翰率领所部孤军苦战,打击土 豪劣绅等反动势力。但由于脱离了党的正确领导,偏离了抗日救国这个历史主流, 因而孤立无援。最后游击队于1943 年3 月,在江西的贵溪县禾山源陷入反共军队 重围,终于被彻底打垮。杨文翰因病未随部队行动,得知游击队垮了后,潜回赣东 北其亲戚家隐蔽,于同年冬落入敌手,被杀害于弋阳城外。 杨文翰的悲剧告诉人们,一个革命者,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可 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历史转变关头必将迷失方向,而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如果离 开了党的正确领导,不论他如何英勇顽强,终将难逃失败的命运。反之,加强马克 思主义的修养,克服小生产者的狭隘意识,以博大的胸怀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 周围事变的进程,作出科学的判断,同时加强组织纪律观念,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 持一致,就将无往而不胜。皖浙赣特委在谈判改编中成功的经验,证明了这个真理。 皖浙赣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继承了闽浙赣苏区创始人方志敏“积极进取” 的革命遗风。在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不怕失败和挫折。在逆境中,坚韧不 拔,顽强抗争;一旦遇到有利时机,即放开手脚大干,积极扩展游击根据地。在鼎 盛时期,游击区范围比原苏区扩大了10 多个县境。 皖浙赣边游击战争,所以能广泛开展,并在逆境中得以坚持,关键在于党组织 起着领导核心作用,皖浙党组织形成了一个由省委、特委、中心县委、县委、中心 区委和区委以及基层支部结成的组织系统网,处处有党的领导核心,对复杂多变的 游击战争环境,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这是红军游击队在残酷的“清剿”与反“清 剿”斗争中,得于生存和发展的决定因素。当然,游击战争的挫折,在一定意义上 也反映了党组织还不够成熟。 皖浙赣边游击区发展进程,出现的大起大落的变化,固然与客观形势和斗争环 境的变化有密切关系,但皖浙赣省委决策的正确与失误,则是个决定的因素。如果 没有1936 年4 月省委鄣公山会议的正确决策,就可能无法开创皖浙赣边游击区大 发展的局面;同样,如果不是省委在1937 年1 月对斗争形势判断的失误及由此派 生的冒进行动,就有可能避免后期惨重的损失,至少可以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这里的经验教训在于,作为独当一面的党的领导核心,在任何情况下,尤其是在历 史转折关头,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地估量斗争形势,既要有勇于进取的开拓 精神,又要防止轻率的决策和盲目的行动。 皖浙赣边党组织的失误,与成功比较,是第二位的。虽然后期遭到挫折,但基 本游击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骨干保存下来了,而且最后又得以再度复兴,这说明皖 浙赣边党组织和游击区军民是经得起考验的。尤其是皖浙赣边党不怕挫折、勇于进 取的革命精神,为中国人民积累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