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红16师余部向东南行动受挫与国民党军的分区“清剿” 指挥失当,东南折兵麦市突围中,红l6 师的第46、第48 团兵员基本损失, 全师5000 余人只剩下1700 余人。1935 年11 月下旬,湘鄂赣省委待红16 师 3 个团余部全部集中至黄金洞后,将省委驻地迁至平江、浏阳交界的连云山辜家侗。 此后,湘鄂赣边省委、省军区领导人为改善斗争局面,求胜心切,于12 月命令省 军区政治部主任黎申庚率领部队向东南方向挺进,拟与湘赣游击区建立联系。但由 于对敌情掌握不确切,且不讲究战术,在敌人的碉堡封锁线内横冲直撞,结果在敌 人的重兵围攻之下,部队遭重大损失。此后“经各方面动员及西北几次战斗胜利, 又扩大了四五百人的实力”。 1936 年1 月,湘鄂赣省委、省军区又令红16 师参谋长谭凤鸣率领部队再一 次向东南行动。此次行动仍蹈上次向东南行动时的覆辙,继续在敌人碉堡封锁线下 左冲右突,结果再度陷入敌重兵之围,整个部队伤亡惨重,只剩下七八十人。几块 较大的游击区,如鄂东南、平修铜、例宜万等又被敌人分割。湘鄂赣边的革命斗争 再一次转入低潮。 国民党军的“清剿”部署在湘鄂赣边的红军武装再一次遭受挫折之时,国民党 军没有忘记红16 师东山再起的教训。1936 年3 月,湘鄂赣三省国民党当局召集 “剿共”联席会议,把湘鄂赣边地区划分为3 个“清剿”区,调集11 个师、3 个 省的保安团及11 个别动队对湘鄂赣边游击区进行大规模的分兵、分期、分区“清 剿”。第1 “清剿”区,以平江、浏阳、铜鼓、修水边区为主,“清剿”重点是平 江县的黄金洞、义江、芦洞、辜家洞、徐家洞、白水、胡坪、周坊、横江;浏阳县 的大江洞、荧火洞、金坑、桃坪、大围山;铜鼓县的双坑、幽居;修水县的台庄等 地,由罗霖指挥,配备有第15、第4 、第77、第63、第19 师及湖南的几个保安团 和7 个大队,另外还有1 个由叛徒编成的特务队;第2 “清剿”区,重点是阳新、 大冶两县交界的土峰山、大湾、小湾、龙角山、百庄园,武宁、通山交界的九宫山、 三界尖、冷水坪,临湘、岳阳交界的药姑大山等地,由陈继承指挥,配备有第40、 第30、第35 师及1 个纵队,还有部分地主武装;第3 “清剿”区,以万载、宜春 为主,重点是万载的小源、株木桥,铜鼓的高村,宜春的慈化、桐木及修铜宜奉边 的铜宫山等地,由谭道源指挥,配备有第16、第18、第50 师及江西省的保安团。 另外每县还有1 个保安团和地主武装。 国民党军此次的分区“清剿”较之以往对游击区的大举围攻手段更为毒辣,除 以重兵分期分区“清剿”外,还以小股部队进山埋伏、搜山,进行“进剿”;派遣 叛徒、特务、便衣队,深入山区,坐山“驻剿”;利用地主武装挨户团、靖卫队挨 村挨户“搜剿”。敌人打破了省与省、县与县、支点与支点之间的界限,实行以铁 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在“清剿”中,敌人大肆砍树烧山, 以使红军武装无藏身之处;在山顶派侦察了望哨,寻找烟火,以图发现并摧毁红军 武装及党政军机关的宿营地;在游击区四处设伏,捕捉共产党干部、战士;偷袭游 击区党政军机关和后方兵工厂、医院;派便衣跟踪红军运输队,破坏红军粮食供给 ;化装成共产党方面的人员,刺探情报,试探、陷害游击区人民;乘扩红机会混入 红军队伍,以策动拖枪逃跑等;大肆利用叛徒“招抚”诱降,瓦解革命队伍。总之, 在“清剿”中,敌人种种恶毒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积极寻找上级党组织在革命斗争处于困难的时刻,省委、省军区更感到上级党 组织的指示与支持的重要,急切盼望能与党中央建立联系。实际上,从第五次反 “围剿”失败,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后,省委就多次派人寻找党中央,林瑞笙在途中 牺牲,黎申庚、陈龙彪无功而返,只有庄构丰经过半年苦寻,于1935 年11 月在 湘西永顺找到红2 、6 军团领导人任弼时等,得知党中央已转移到陕甘。庄构丰带 回的任弼时给徐彦刚、傅秋涛的信及《任弼时同志在红六军团积极分子大会上关于 粉碎敌人“围剿”教训的报告》、《中央关于粉碎五次“围剿”的报告提纲》,进 一步增强了湘鄂赣游击区军民的斗争信念,对湘鄂赣省委制定今后的斗争方针起了 较好的指导作用。1936 年初,省委又派出赵德兴去陕甘找党中央,不久他在途中 牺牲。此后,黎申庚等5 人受命寻找项英为首的中央分局,行至万载县黄茅西北之 石窝时遇敌袭击牺牲。但这些没有动摇在艰苦环境中顽强地领导游击区军民的省委、 省军区寻找上级党的希望,他们继续派人走出游击区,渴望得到党中央的指示。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