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千秋帝国”的副元首——赫斯 仅仅存在十二年的“千秋帝国”最长寿的大人物鲁道夫·赫斯于1987年8 月17 日死于柏林的施潘道监狱,终年九十三岁。自从1966 年10 月他的同案犯阿尔贝 特·施佩尔和巴尔杜·冯·希拉赫在关押二十年后准时被释放以来,这位“希特勒 的副元首”就一直是这座可容六百名犯人的监狱里的唯一囚犯。他住的七号单牢 (面积为2 ×3 米),也就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牢房: 一天的食宿需2800 马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同盟国——美国、苏联。英 国和法国——为了把他作为四国同盟的最后象征,不惜耗资万贯来关押赫斯,使他 成为世界上单独关押最久、费用最大的囚犯,在铁门,围墙和铁丝网后面度过一生 的光阴。看守他的人有33 个士兵、20 名军官、17 位文职人员、4 名医生、1 个监狱牧师和4 位监狱长。这笔开销使联邦德国和西柏林的纳税人破费了千百万马 克(民主德国分文未出)。 从1947 年起,赫斯就被关进施潘道监狱。但他从1941 年的5 月10 日就开 始丧失了自由:当时,抓获他的第一批英国人不愿承认这位“没有委任状的秘密谈 判代表”,而把他当作享有特权的战俘关押起来。当时的英国战时内阁首相温斯顿· 丘吉尔对前来报告赫斯抵英要求和谈消息的汉密尔顿公爵说:“您想把‘元首’的 副帅来英国当成最严重的事件报告我吗?也罢,管他是真的赫斯还是旨牌货,我现 在正在看《马克西姆兄弟》这部影片哩!”也就是那时,阿道夫·希特勒通过德意 志电台发表官方声明,宣称他的副帅神经错乱了。 正是由于1941 年5 月10 日赫斯驾机独自逃往英国,使他成了纳粹战犯中第 一个失去自由的人。 时间已经是1941 年5 月12 日深夜了,伊冯·柯克帕特里克和汉密尔顿公爵 到达鲁道夫·赫斯住处。又冷又累地在布坎南城军医院的一间小小的阁楼上相对坐 着。这位副元首还不知道,他崇拜的偶像、他的元首和挚友已经向全世界公开宣布 同他脱离关系了。他只知道:在他面前坐着一位英国外交部的官方代表。 经过几小时休息得很好的睡眠以后,由于高兴,他的脸上放射出光彩,全身洋 溢出精力旺盛的样子。他从枕头下抽出笔记来并开始发言。 他连续谈了四小时之久。然后,坐在一张不舒适的木椅子上,听不懂德语的汉 密尔顿公爵就打瞌睡了。柯克帕特里克被护士长叫去听电话——唐宁街的一次特急 电话,外交部长安东尼·艾登在电话机旁。 “如何?柯克帕特里克,您的事办得怎样了?”他问。 “我能向您保证,这个俘虏真是鲁道夫·赫斯。”柯克帕特里克答道。 “好的。但他说些什么呢?他因何到此?现在您可以说说情况了吧?”艾登十 分不耐烦地说。 “我十分抱歉,但我还不知道什么。”柯克帕特里克打着呵欠说。“到现在为 止,赫斯已经讲了一个半钟头了,他给我上历史课,从维多利亚女王和格菜斯顿开 始讲,中间还涉及到爱德华七世和威廉二世皇帝。刚才他对我说,爱德华皇帝完全 误解了国王。他来这里的目的到现在为止还未向我透露。 一旦我发现他的目的,我就打电话给您。”当伊冯·柯克帕特里克再回到病房 时,赫斯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继续他的讲话了。他概括地重述本世纪以来的德一英关 系,着重强稠说,德国总是有理的。相反,英国总是无理的。这点就连英国历史学 家法勒在他的《英国的对外政策和爱德华七世》一书中也这样讲过。 凌晨三点半,困得要命的柯克帕特里克打断这个饶舌的俘虏的话:“赫斯先生, 我已经听了您三个钟头的政治历史讲座,我从清晨就动身到这里来看您,我想现在 总应该听到您为什么到我们大不列颠来,带来些什么样的建议了吧!如果您不谈本 题,我不得不打断您的谈话了。”赫斯很不高兴,受委屈似地翻阅着他的笔记本, 然后说:“我来是为了让英国政府相信,你们的国家没有取胜的机会了。和平谈判 是唯一理智的建议。”“什么东西使您这样肯定呢?”柯克帕特里克问道。 “我们已把英国军队从(欧洲)大陆赶出去了。你们的军队没有力量再打回来。 我们的空军将愈来愈严重地和经常地轰炸英国的城市。你们根本不能想象,我们的 空军究竟强大到何种程度,我很了解梅塞施米特和其他的德国飞机制造家,我了解 生产指数。我们的潜艇武器马上就要成为全世界强有力的,我们能打沉每一艘船、 每个护航舰队。除无条件投降外,你们别无其他选择。如果你们的政府想继续在加 拿大的战争,那我们将切断英伦三岛的一切供应来源。你们的人民将会饿死。我也 可以向您保证,德国人民无条件地做他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后盾。”“希特 勒将开始入侵了?”柯克帕特里克问道。 “这根本不需要。”赫斯答道。并且露出门牙显出固执的微笑。“如果我们占 领了英国,我们还得养活它的人民。对元首来说,更简单的办法是摧毁英国的城市 和工厂,以饥饿迫使那里的人民投降。”一阵自鸣得意的好笑掠过副元首的狭长的 嘴。 赫斯转身朝着他,慢条斯理地一顿一挫地说:“我获得元首的充分信任,因此 我也可以有全权发言。元首对大不列颠和大英帝国一直怀着最崇敬心理。消灭英国 是违背他的整体思想的。因此元首对英国显示他的大度,他准备立刻缔结和约。条 件是:英国必须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的绝对统治,并保证将来不进行干涉。英国必 须归还德国在凡尔赛条约中被掠夺的殖民地。作为回报,德国保证英国在海外的帝 国——唯一的例外是:英国必须撤出伊拉克,因为德国支持拉希德·阿里领导下的 反英势力。”柯克帕特里克毫无表情地听完了这些“和平条件”,他一言不发。 赫斯清一下嗓门,继续说道:“我请您立即向您的政府转达我的和平建议,以 便能马上开始谈判。如果时机合适,我将给您提出一个德国战俘的姓名,此人是我 作和平谈判会议准备工作时需要作为副官和私人顾问的。还有一件事,”——当柯 克帕特里克站起身的时候,赫斯说道:“还有一件事是应该理解的,不可以对元首 期望过高,要他跟丘吉尔先生谈判。丘吉尔是主战党代表人物,反对德国的鼓动家, 你们必须另找一位元首能够接受的首相!”当柯克帕特里克和汉密尔顿回到土伦豪 森机场时,已是早晨六点钟了。 两个钟头以后,柯克帕特里克把荒谬可笑的和平建议用电话转告给伦敦。这建 议等于是要求英国无条件投降。 “您继续跟赫斯谈。”艾登要求道,“也许您能探听出一些希特勒的企图。” 柯克帕特里克觉得这个任务简直是极其无聊。 在第二次拜访时,副元首显得心情很坏。他对许多事十分恼火:首先是尚未开 始官方谈判,他不得不仍同一位下级官员接触;汉密尔公司仍未安排国王召见他。 而按照赫斯的看法,国王是决定英国政策总路级的人。他不高兴地威胁着说,“元 首不是那种随意任人耍弄的人。”“赫斯是一个傲慢自大的傻瓜,”柯克帕特里克 后来写道,“傻到英国人对他所说的‘和平建议’不可能感兴趣,这么简单的事都 不愿知道。”为了能从赫斯的谈话中得出一点积极的东西,柯克帕特里克在第三次, 也是最后一次的拜访时问道:“究竟你们原来对德一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真实看法是 什么?曾经提出过希特勒可能进攻俄国的基本论据吗?”“这点根本不成问题,” 赫斯从心里相信这点,“元首坚定不移地格守这个条约!”柯克帕特里克冷淡的表 情里根本掩藏不住他的蔑视。他想:这个人要不是劳而无功的傻瓜,也是一个玩世 不恭的骗子。 赫斯感到气氛在冻结。他逃遁在对英国的待遇规格的责怪中,并对已感到的几 件事提出谴责。 “柯克帕特里克先生,”他面带温色地说,“我想通知您,我对在此地的住宿 安排十分不满。我的印象是,我的法律地位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不管怎样,我总是 帝国部长和德国的副元首。我门前的哨兵没有立正行礼,他们的脚步声干扰我。我 的印象是,他们有意这么做,目的是惹我光火。这房间里的电灯泡太刺眼了,使我 头疼。昨天我只好去看病。我不得不睡在床单上,依我看也不太清洁。”然后,他 请柯克帕特里克去求国王,向他“保证”给予假期,以便能去找寻一处合适的住宅。 他的声音变得慷慨激昂起来:“我是没有带武器,以和平的特使身份到你们这儿来 的,我希望能得到停战谈判代表的待遇。”柯克帕特里克的回答是干巴巴的:“您 持有贵国政府授予的作为特使的谈判全权证明书吗?如果您能出示一张全权证明书, 我国政府自当听取您的建议,并会把您当做停战谈判代表通过中立国遣送您回国。 由于您,根据您自己的说法,没有这种全权证明就来这里了,您就得先按照日内瓦 公约有关规定作为战俘来对待。”现在赫斯感到,他的任务已无成功的希望。他明 白,他的飞行是徒劳的了,在失望中,他让自己保持绅士的风度。他怒气冲冲地对 柯克帕特里克说: “如果您们不利用我飞行到此给您们带来的机会,就证明您们根本不愿跟德意 志帝国达成谅解。在这种情况下,元首不仅有权利,甚至可以说有义务消灭英国, 永远使英国人民屈服!”在这次不成熟的谈判破裂以后,柯克帕特里克有礼貌地和 冷淡地告了别,艾登通知他,他认为继续跟副元首谈话毫无意义。 在施潘道监狱的七号单牢里,鲁道夫·赫斯在一封信中回忆了他飞往苏格兰的 事。他这样写道:“当时,我以为只会被关押七个钟头,一旦我说出公爵,并宣布 我是以自己的名义和地位,作为停战谈判代表来传教的,就会释放我。我设想会像 谈判代表那样对待我。当事情的发展证明我判断错了时,我估计会等七天——直等 到一次官方的谈判为止。”赫斯当时非常自信,他在英国只呆很短时间。在他的行 囊中既没有带换洗衣服,也没带肥皂之类的用具——甚至连牙刷也没带一把。 这种天真的自信心,这种以为英国会为他铺红地毯的信念,是由于对英国民族 的精神气质完全错误判断的结果。“您大概知道,”英国国务秘书约翰·西蒙爵士 (后来的西蒙勋爵)在一次同赫斯的交谈中说,“我们的人民有足够的勇气和胆量, 我们不喜欢威胁!”后来约翰爵士写道:“他对英国气质的无知是令人惊异的。” 鲁道夫·赫斯,这个从少年时候就在一刻有英国标记的国际贸易中心长大的人,令 人吃惊地竟会没有受到其他国家人民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教育。他是一个狭隘的民族 主义者的样板:闭塞、气量狭窄,而且无知。这些特点与他那种片面强调理智的乡 土观念结合起来,就成为妄自尊大无耻的“主宰者”。他在英国被关押时,曾经抱 怨附近火车站的扳道的声音影响他的睡眠;而与此同时,他的东道国的首都人民每 天晚上都被德国的炸弹爆炸声扰得无法入睡。 这位“摩托化了的巴齐法尔”(像阿尔布雷希特·豪斯霍弗尔挖苦地称呼赫斯 的那样)的荒谬的“和平建议”,按丘吉尔的说法,不是出自“一个存心办坏事的 脑袋瓜”,他的和平建议“带有闭塞和玩世不恭的阴险”,当报纸出版商比弗布鲁 克爵士(当时任丘吉尔战时内阁的飞机生产部长)去看赫斯时,这位被俘的副元首 曾对他说:“假如能举行谈判,那末,赫斯可以在英国和德国结盟反对苏联的前提 下,全部接受英国提出的条件。”事后丘吉尔问比弗布鲁克,他是否有赫斯神经错 乱了的印象?这位飞机生产部长答道:“完全肯定没有。赫斯讲话十分清楚而且有 理智。可能他在医学问题方面和对阿夫道夫·希特勒的看法方面有些不寻常的见解, 但他绝不是一个疯子。”比弗布鲁克曾把他和赫斯的谈话内容转告斯大林。我们将 看到,这里存在苏联人对赫斯毫不宽容的一关键因素。 1941 年5 月13 日,温斯顿·丘吉尔发出了如何对待副元首的指示: “1.从整体上说,我们应把他当战俘看待。因此,把他置于国防部而不是内政 部的监管之下比较合适。同时,我们还应把他当做那种受到严重指挥的人对待。此 人和其他的纳粹领袖一样是战争罪犯。他和他的战友们在战后也许会受到审判。在 这种情况下,为他提供太好的活动场所将会后悔。 2.在此期间,应让他住在离伦敦不远的一座专用的房子里。他必须严格地隔离。 看守人员应努力并充分地去研究他的精神状态,从他那里了解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3.生活上应给予照顾,让他保持健康和住得舒服。要给予充足的食物、书籍、 文具和休养的条件。不允许他跟外界接触(与家人通信当然不在此例)。 不允许他接待来访者,即使自称是由外交部派来的也不准。不许他看报、听广 播(这个决定于1941 年6 月起取消)。他的人格应受到尊重。大约相当于对待被 我们俘虏的一位重要的将军一样。”英国人竭力尽善尽美地保护这位重要的俘虏。 假如赫斯遭遇不测,万一他在被拘禁期间死去,万一他被杀害,就可能给在德国拘 禁的几千名英国官兵带来难以预测的后果。在英国,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德国人 可能采取的报复措施是不会轻的。当局甚至担心希特勒可能打算派小分队来解救他 的副元首。格拉斯哥附近的德赖门的布坎南城堡的野战医院周围派了一个营的兵力 去驻守。还挖起了壕沟,铺设了铁丝网。 5 月16 日,赫斯被放在卧铺车厢里运往伦敦。他在监狱里住了四天——就住 在爱尔兰造反者罗杰·凯斯门特先生1916 年被绞死以前往的那座房子里。 5 月21 日,他搬进那座将成为他定居一年以上的房子里:奥尔德肖特靶场附 近的默特切特宫。这座房子是维多利亚式的别墅,已经有些破旧了。对一部希区科 克执导的影片倒是一个好的舞台背景。 看守这位副元首的人是苏格兰卫队和科德斯特里姆卫队的官兵。赫斯的虚荣心 得到了满足,因为这两个卫队属于国王的私人卫队!国王把他的私人卫队派来保卫 他了。假如国王知道,他在赫斯心目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肯定会感到痛苦:乔治六 世成了新的“父亲的形象”。对赫斯来说,国王是高尚的、值得同情的对象。他认 为国王的行动自由受到国内主战党的限制,否则他早就会召见赫斯,并且同他举行 和平谈判了。赫斯信任近卫军的军官们,因为他们是国王派遣来保护他的。 他不信任自己周围的其他人,不信任三名谍报队的军官和精神病专家。 赫斯认为,这位医生同普通的“家庭保健医生”一般水平。所有的人都能讲流 利的德语,对赫斯的习惯来说,流利得过于快了!也许他们是犹太人的流亡者吧? 这位副元首用希奇古怪的幻想一块一块地建立起一座大楼。邦迪斯·霍罗尔教授的 小陈列室比赫斯这间舒适的比德迈那尔派的起居室说大为逊色了。 对于可能“解救”他们的俘虏问题,英国人其实不必为此担心。希特勒对接他 的朋友和副元首回国一事根本就不感兴趣。元首有一次在饭桌上说: “如果赫斯回德国来。他只能在枪毙和疯人院之间选择。即使在战后我也不愿 看见他。他必须自己在国外找到一个新的栖身之所。”的确,这位从前的副元首在 他刚飞走几天后,就成为希姆莱、海德里希和党卫队的特务机关的副队长瓦尔特· 舍伦贝格一伙深入讨论的话题。他们的结论是:死赫斯比活赫斯要好些。 1941 年5 月19 日晚上,德国空军对伦敦及其周围城市作了一次猛烈的轰炸。 高射炮兵、消防队和战地救护车的男男女女紧张地投入战斗,无暇顾及其他事情。 在伦敦北面五公里处的卢顿附近,两名跳伞者飘落到地上。完全偶然地,他们 携带手枪。在审讯时他们沉默不语,但他们身边有一张地图,汉密尔顿公爵的住宅 邓吉维尔·希尔是用红铅笔划了圆圈的。而邓吉维·希尔是鲁道夫·赫斯给他的元 首留下的地址。根据战争法,这两名党卫军被当作特务枪毙了。他们穿的是便眼, 而他们表示想去见的那个人,在跳伞时至少还穿着制服。 英国政府不愿承担风险,他们对副元首逗留的地点严格保密。在同国防部通讯 联系中,默特切特宫使用的是商号署名“Z 联合公司”。对外必须避免透露出政府 同这位俘虏进行官方会谈的任何迹象。国务院秘书约翰·西蒙勋爵扮成“精神病医 生格思里博士”,而柯克帕特里克以他的助手麦肯齐博士的身份来此。三个月以后, 比弗布鲁克爵士扮成“精神病医生利文斯顿博士”被允许进入默特切特宫。 在施潘道的单牢里,鲁道夫·赫斯回忆了默特切特宫的生活。他写道: “我被运往奥尔德肖特附近的一座别墅,我在那儿居住了一年多。洋溢着浓郁 香味的紫藤花园绕着整座别墅,绚丽彩的杜鹃花满园开放。如果不是为防备周围敌 对的群众而将我置于铁网和哨兵的拘禁中,那我对这个地方真该心满意足了。餐厅 和音乐室同哈尔拉辛的布局一样,是设在花园的平坦的地方的。”“那位指挥员 (和平时期的职业是工艺美术师)是一个地道的艺术家。 他弹奏的莫扎特的曲子堪称绝妙,外边是温暖的夏夜……”当他在英国被拘留 大约25 年以后,鲁道夫·赫斯从施潘道写出一封信,主要内容是谈拿破仑在圣赫 勒拿岛监禁的。它谈起来倒像是一个迟到的、译成密码的、赫斯就当年对英国医生 和看守们的奇怪指控的道歉和辩护: “像拿破仑这样一位勇敢和沉思熟虑的大人物在监狱时的变态心理也证明了, 他在整个囚禁期间,直到他的生命终止时,都生活在深深扎根在他的脑海里的一种 想象的痛苦中——即有人要谋杀他。认为狮子(圣赫勒拿岛监狱的监狱长)‘可能 是英国内阁派来的刺客和下毒者’。这种思想就是他‘指控的资料来源和折磨他到 死的、令他担心受惊的根源’。”毫无疑问,赫斯自己美化自己,把自己比作拿破 仑——这只能从监狱的变态心理的角度去理解。 赫斯的受迫害狂在英国时也表现过吗?精神病和心理学医生们承认此事。他们 说,赫斯从根本上讲就是一个精神变态者。他易于歇斯底里的反应和大肆渲染他的 想法。但他又不是法律上认可的精神病患者。有一回他自己对一位精神病医生宣称 :他曾经故意装出迫害狂的样子,心里希望被当作重病号对待,也能像其他的战犯 那样交保就医。他在英国时还曾建议为了恢复他的健康,“提保给予假期”到瑞士 去。但这个建议被英国当局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事实是,这位副元首在英国时自认为是“不中用的失败者”,因而十分痛苦。 他的朋友和崇拜的偶像希特勒已宣布跟他脱离关系。在德国已经有计划地消灭对他 的记忆,他的名字已不再为人提起,英国政府并不把他当作谈判伙伴,不愿跟他合 作干任何事。关于他那轰动一时的飞行的报道早已被其他新闻所挤掉。他周围的军 官们把他当作“讨厌的人”对待,尽管是一个已经被扔掉的孩子,但自大狂的赫斯 仍企图再度成为公众注目的中心。 他首先抛出了想在战后修建房子的计划,一座在德国,一座在伯爵领地苏塞克 斯,一座在苏格兰。人们怀着善意的宽容,对这位“胡思乱想者”听之任之。但对 他设计的住宅中拥的180 个人同时就餐厅并无多大兴趣。 1941 年6 月15 日,赫斯穿上全套制服,企图来一次慷慨激昂的自杀。 他跨过楼梯的栏杆往下跳,摔断了腿。经过几周的治疗他的精神又恢复了。 他又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了。他把医生和护士们指挥得团团转,每个钟头把他 们呼来唤去,大声地呵斥他们,在腿部敷上石膏的日子,赫斯过着像一出歌剧中女 主角般的明星生活。 “犹太人有种神秘的力量,使你进入催眠状态中。”1945 年2 月5 日,赫斯 对精神病医生H ·V ·迪克斯中校这么说。这位医生在默特切宫时曾照料他,在阿 伯加文尼时曾看过他一次。赫斯提出一份可能已被用这种方式进入催眠状态的人名 单,包括有: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里奥大元帅,1944 年7 月20 日事件的刺客, 温斯顿·丘吉尔,鲍罗斯将军(在斯大林格勒投降的第六集团司令),安东尼·艾 登,布里加迪尔·里斯(英国首席精神病专家)等等。这张名单也包括鲁道夫·赫 斯自己。 就在当天的晚些时候,鲁道夫·赫斯要求哨兵给他一把切面包的小刀准备自己 烤面包吃。他走到卧室,穿上制服,用刀刺进自己胸部的左下方。 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伤口,缝两针就行了。但赫斯又成为被关注的中心。 监狱当局问他“企图自杀”的理由,在琼斯博士和菲利普斯博士两位大夫的日 记里这样写道:“病人陈述,刀是犹太人递到他手里的,以便让他自杀。 他是唯一能识破黑暗势力的催眠术的人。因此,犹太人想干掉他。”难道鲁道 夫·赫斯相信这种无稽之谈吗?如果联想到他的出身,就不能完全排除这点。1919 年在图勒会时,赫斯曾经是这个组织的信徒。在其他人种学派别和小组中,包括以 有争论的、歇斯底里的马蒂尔德·鲁登道夫为主的小圈子里,那些“受到教育的” 乡巴佬的头面人物也参加这种胡扯的无聊行为,并且也相信这种蠢话。 里斯博士在1942 年时曾对赫斯作了如下诊断:“按照我的看法,赫斯是一个 性格不稳定的人。他的这种不稳定的性格肯定早在青年时期就形成了。 迄今为止我对他了解,用行话来说,我不得不称他为精神变态者,甚至精神分 裂者。这意味着,他的性格正在分裂为双重性。同这种类型的绝大多数人一样,他 很容易受外界影响,而且反映特别敏感。从他的气质和生活方式来看,他现处于某 种危险中:他显得很忧郁,因为他对自己感到失望了,觉得自己是失败者。”这位 偏执狂的幻觉世界充满了造成他幻党的恐怖形象,对于现在身处英国的赫斯来说, 是无法忍受的。他又患了逃遁综合症,逃遁在健忘和丧失记忆力中。 1941 年12 月4 日,他第一次声称记忆力完全被摧毁了。没多久,记忆力又 恢复了。因为一个军官给他带来有关阿道夫·希特勒的传说,使他感到亲切。直到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说过“一切都记不清楚”的话不宜在这种情绪表现时,才又检 点了些。 1943 年秋,他在一天夜里突然又出现了记忆力丧失症。他什么也记不得了, 既想不起青年时代在亚历山大,也想不起在德国时的地位;既想不起他的家庭,也 想不起他的朋友和导师卡尔·豪斯霍弗尔。 精神病专家埃利斯·琼斯少校的诊断书是这样写的:“赫斯患的是一种歇斯底 里的健忘症,这种病跟许多士兵在战争中处于严重负荷下形成的那种健忘症相同。 这种健忘症在和平时期居民中也有出现。当某人处于自己无法抗衡的境遇时,也往 往酿成这种健忘症。这类记忆力丧失属于自我防卫的必然过程。”值得注意的是: 根据精神病专家们的诊断,赫斯的被迫害狂在健忘症发作时就退居次要的地位去了。 一旦赫斯的记忆力恢复,他那恐怖的精神错乱的幻觉世界又重新轮廓分明地呈现出 来了。 赫斯曾经宣称,他在英国是完全故意装出丧失记忆力的样子,就连对自己的妻 子也必须装出这种样子,因为所有信件都经过检查。 1944 年1 月15 日他写给妻子的信说:“我现在已坐了好几个钟头,一直在 思考跟你们写些什么?但毫无进展。这有其特殊原因,遗憾得很! 由于你们将有经过或长或短时间后,最终会注意和知道这件事,我干脆告诉你 们:我几乎完全丧失了记忆力。过去的一切都像在一片灰色的迷雾中,就连最理所 当然,最应该记忆的事我也想不起来了。为什么会患这种病?我不知道。医生对我 解释一大堆道理,但连他解释的东西也在记忆中消失了。 医生保证,无论如何能慢慢治愈的。但愿他说得对! 这就是我不能给你们写封合乎情理的信的真正原因。写这样的信所需要的记忆 力比想象的还要多。另外的原因还有,写信时不得不拿出材料和激情。 你们最后的一封信我是去年9 月13 日收到的……”六个月过去了,仍然一直 没有收到家属的回信。战后查明:赫斯与其家属的通信联系被英国方面的、德国方 面的、还有国际红十字方面的原因给耽搁了。由于一个官员的疏忽,信件被搁置在 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 1944 年2 月26 日赫斯给他妻子写信: “又通信了,从去年9 月起我就没收到你们的信。当你们不能写信时,我也就 不再写信了。因为我需要写信的激情。没有你们的信,我委实不知道从何说起和说 些什么。因为——如同我已在最后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我已经完全丧失了记忆 力(即使只算是暂时的,如医生向我保证的那样)。你至少应该告诉我孩子在学校 的一些情况。”他一直记得他有一个儿子,现在已经在上学了。 1947 年3 月10 日(在他被判决后的半年),赫斯在一封很详尽的信里报告 说,他仅是装出丧失记忆力的样子,为了能作为重病号交换遣送回德国。 字里行间显出孩子般的自鸣得意。因为他成功地蒙骗过了一批著名的精神病专 家。这里援引他信里的原文如下: “有时,我的信从英国寄出如此迟缓,与我装出记忆力丧失有关。因为丧失了 记忆力是很难写信的,假如我既要装出记忆力丧失,又要再写信,这至少冒着很大 危险。如果我疏忽了这点,就可能铸成大错,甚至导致揭露我在弄虚作假。目前我 斩钉截铁地说,我只知道还有一个家,别的就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家庭的地址我也 ‘记不起来了’。尽管你来信的信封上都写的有,但我却‘忘记’我保存有这种带 地址的信封,直等到我从家里收到新的信件时,才促使我按照来信去研究姓名、地 址、通讯处。你们新寄来的信里经常包含一些我能借以假装引起激动的事情,回信 时就可以写这些事,而无须费力去掩饰已丧失了记忆力。简而言之。我不得不常常 等待你们的来信,直到我自己又能再回信时为止……“这场戏最后竟扮演到如此地 步,我甚至让医生给我注射治疗记忆力丧失的针剂。除开始时拒绝外,其他没发生 什么事。 我不愿再加深我对周围长期以来怀着的、被我夸大了的猜疑。幸而医生立即预 言,不能保证通过打针能重新恢复记忆力。最糟糕的是:注射这种针剂时必须同时 使用麻醉剂。在注射时,‘为了重新统一意识和潜在意识’,我不得不接受别人的 提问,这一来,我不仅面临说出从我的德国立场来说是‘秘密’的事情的危险(这 也许就是这种针剂发明者的宗旨吧!)而且还有其他的危险:这种状况可能引起我 原来的老毛病——头晕病——的复发。 “但是,如已经说过的那样,从批准注射以来,我没有什么变化,尽管有人故 意给我注射比通常使用的剂量更大的针药,但我在耗费一切尚有意识力的情况下, 仍完全成功地保护了我的意识,同时又装出丧失意识的样子来。 “有这种情况下,我回答所有问题时当然用‘我不知道这个”,在字与字之间 的停顿用轻声、无声和丧失智力。最后装出我只记得我的姓名时我也是用这种腔调 说出来的。终于我决定‘苏醒’过来,用惊诧的目光慢慢地回到现实中来。这是一 场壮观的戏,而且表演得完全成功!现在人们绝对相信我的记忆力已经丧失了。 “但是,希望通过交换俘虏被遣送回国,我却没有忘记。这期间有人暗示我, 我是‘去皇后岛’。就是说,我相信,瑞典的运送伤病员的船下一个航班就会带我 走。你能想象出我心中是如何期待着呀!但船一次又一次开走了,并没有送我走。 “我的医生们在实验的基础上已用麻药证明我的记忆力丧失。以致后来出现了 我认为有理由暴露我是假装的时候(早些时候在英国已做过一回),大夫先生们起 初就不愿相信我是假装的事实。直到我背诵他们在我“丧失意识’时向我提出的所 有问题,在我用当时那种的语气、腔调重演我‘苏醒’的那场‘戏’以后,他们才 承认,我把他们弄得如堕五里雾中了。用英国话说,意即我把他们当‘傻瓜’愚弄 了。总的说来,为了能回归德国,为了呼唤神灵的庇佑,我当时确实做了一切能做 的事,但神灵另有决定——也许这样更好些……”实际上,精神病专家迪克斯中校 和埃利斯·琼斯博士一起,于1944 年5 月7 日用一种麻醉剂为赫斯做了检查。这 是一种用于其他健忘症病例行之有效的药物。这次麻醉检查的记录和赫斯在书信中 陈述的基本点是一致的。里斯中校仍然持这种观点:赫斯记忆力丧失是事实,只是 一部分是假装。他认为,另一部分应诊断为“真的”,这是在歇斯底里病发作时, 诱发出的一种健忘症。 在任何情况下,赫斯都想尽量避免注射第二次麻醉剂。1944 年6 月6 日,他 所作札记如下: “绝不再注射第二针!第一针对记忆力毫无改善,却引起最厉害的精神烦躁。 在检查时提出的各种问题所作的回答,证明了记忆力仍然存在,只不过一时紊乱罢 了。医生们确信:回到德国后记忆力肯定能恢复。因此不用担心和激动,假如记忆 力仍旧坏到目前这种程度,你甚至不能再认出你过去曾经见到过的人来的话。在任 何情况下都绝不再注射第二针!”这是赫斯作为“保护记忆力”的手段贴在墙上的 札记。 1945 年2 月4 日,在他第二次“试图自杀”之前不久,赫斯声称,他的记忆 力差不多正常了。 当他在头天得知他的名字被列入战犯名单,并且被一个军事法庭提起公诉后, 马上又出现彻底的健忘症。 1945 年10 月10 日早晨,他在梅因迪夫大院收拾行李,其中有少数装有食 物样品的小包裹,他想携带去做物证。他从房间的墙上取下他儿子和妻子的照片, 却将他崇拜的偶像阿道夫·希特勒的巨幅照片留在墙上。这种照片原来是挂在房间 的最佳位置的。 下午,他在精神病专家埃利斯·琼斯博士、一名保健员和一个中士的陪送下, 抵达已成为废墟的纽伦堡市的机场。从前他曾多次在这个机场上举行过党代表大会, 在几千名褐衫队员的面前向希特勒报告会议开始。 鲁道夫·赫斯的心情是愉快的,他认为:他的监禁快要结束了。他觉得,这是 一起精神案件,在审判以后法庭就会释放他。 在1945 年10 月10 日这天,法庭的20 间单牢都被副元首一伙被告住满了。 几天后,前海军大元帅霄德尔从苏联被押送到这里时,22 个被告就全部到齐了。 在主要战犯名单上有两个缺席:马丁·鲍曼被认为是失踪的人,对他将进行缺席审 判;古斯塔夫·克虏伯·冯·博伦—哈尔巴赫身患重病,老弱和由于中风而瘫痪在 他的住宅布吕恩马里赫宫里,他后来被宣布为因重病无力接受监禁和审判的人。 美方监狱长科洛内尔·B ·C ·安德勒斯在单牢办公室里接待鲁道夫·赫斯。 赫斯身穿飞行服,没有带军衔标志,外面罩着一件英国式的带帽的粗呢大衣。脚上 穿的是他那双用软皮革制成的飞行员专用的黑色长统靴。美国的监狱精神病医生道 格拉斯·M ·凯利博士写道:“赫斯的身体状况极好,虽然他很瘦。由于他的姿势 笔挺连续不断地做立正动作,显得如此军人化,仿佛他虽经过竭力争取还未获得军 衔肩章一样。”赫斯不仅在科洛内尔·安德勒斯面前立正,而且还笔直地举起右臂 行礼,他十分奇怪,这姿势竟引起哨兵大笑。当安德勒斯告诉他,除文具、家属照 片和生活用具以外,他所有的个人财产都须交公保管时,赫斯愤怒地抗议道: “我是高级官员、军官和战俘,我要求把个人杂物都带进单牢里去!”他对那 批小包裹看得特别重要,要掌握“物证”。他从英国带来的食物和药物样品必须交 给一名中立国的化学家检验。 最后,他同意将带来的“宝贝”当着他们面开列寄存物件清单,封好并签名盖 章。与默特切特宫和梅因迪夫·科沃特住宅里的舒适设备相比,纽伦堡革牢的设备 真令赫斯心酸和失望。他进了一间设备十分简陋的单牢,12 平方米大。设备有: 一张铁的行军床、一把简易的木椅子、一张小桌子。屋角里有一个不带座圈和盖子 的抽水马桶。沉重的木门上的小窗口一直是开着的。门前站有哨兵。单牢里的灯不 准关,在夜间只稍微调昏暗一些。 在此期间逝世的德国监狱医生路德维希·普夫吕克尔在他遗留下来的一篇文章 中说: “就在头一天晚上,我就被叫到赫斯牢里几次,因为他抽筋了。每次我都看见 他的双臂抽筋得变了样地躺在床上。全身都因抽筋而颤抖。在一次间歇里,我检查 了这个病人。发现他的胃和胆囊的部位根本没有任何病变。”有趣的是另一段: “未经专门治疗和护理,他那全身性抽筋时的变态不多一会儿就自动恢复……”10 月18 日,星期四,由英国少校艾雷·尼夫向这位从前的副元首递交国际军事法庭 对威廉·戈林和其他战犯的起诉书共二万五千字,分为四条: 共同策划和密谋罪:被告们共同制订和推行独裁政权的侵略计划,并一起犯有 其他破坏行为。 破坏和平罪:被告们在其64 个侵略事件中共破坏了36 项国际条约,进行了 侵略战争发动世界大战。 战争罪:被告们掀起一场惊人的大屠杀。大批杀害群众,施用毒刑,奴役劳工, 命令或纵容经济掠夺。 违反人道罪:被告们迫害政治反对派,种族和宗教方面的少数民族,并犯有灭 绝种族的罪行。 根据以上四条鲁道夫·赫斯被起诉。 当天晚上,美国监狱心理学专家G ·M ·吉尔伯特博士到每间牢房,要求纳粹 显贵们谈谈看了起诉书副本后的第一个反映。赫斯用英语写道:“我记不得了”。 鲁道夫·赫斯再一次逃遁在丧失记忆力的情况中。凯利博士写道:“他声称, 记不清出生日期、出生地点、飞抵英国日期或任何一件具体的事实或早期生活的片 断;记不清在英国拘禁时的遭遇,就连最近飞到纽伦堡的经过也模模糊糊;他忘记 了被关进纽伦堡监狱的具体细节,唯一的例外是:他再次问及他那批小包裹,并再 三要求保证这些东西是存放在安全的、非有关人员禁止入内的地方。”凯利的每项 建议,用催眠法或用注射药剂的办法来治疗他的记忆力丧失症,都被赫斯拒绝了。 其他一些促使他的记忆力复苏的尝试也无效。在看有他的镜头出现的新闻周报时毫 无反映。他声称,认不出戈林、豪斯霍弗尔教授、威斯特·威廉·博勒(他的国外 组织的领导人)了。监管人员带他去见他的女秘书们(希尔德加德·法特和英格堡· 施佩尔),他也记不得这两位夫人了。当希尔德加德·法特给他讲他的家庭、他在 哈尔拉辛的住宅时,他失神地瞪着前方。当英格堡·施佩尔试图用全家福照片重温 他的回忆时,发现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表情,凯利博士报告说:“赫斯急忙用左手向 施佩尔小姐示意,并轻声说:‘我不需要帮助!’尽管他后来否认这点,但这是很 明显,他不愿冒背叛自己的风险。”法庭主席、庭长劳伦斯委托一个由多国专家组 成的小组对赫斯进行检查,专家小组必须弄清下列问题: “1.被告对起诉书能采取态度吗? “2.被告的精神是否健康?关于这点法庭想知道:被告是否有足够的理解力来 理解审判的过程,正确地为自己辩护,询问证人,对证人提出异议,能理解提供的 证词的每一个细节。”这个由三名美国的、三名英国的、一名法国的和三名苏联的 精神病医生组成的专家小组得出下面的结论:“现在他患的不是‘精神病’这个字 狭义上的病症。他的记忆力的丧失程度还不至于完全妨碍对周围事物的理解,并阻 碍他有能力和进行自卫,或阻碍他对过去的某些事情的理解,而这些事情在审判时 可能被当作罪行。”另外,美国专家还加上这几名话:“此外,存在有夸张他的记 忆力丧失并借此抗拒医生检查的倾向。”这些美国医生还说: “目前,被告的歇斯底里的行为一部分已成为习惯,只要他仍处于受罪的威胁 下,这些习惯就将延续,这种行为可能削弱正常形式的辩护。”庭长劳伦斯决定, 在11 月30 日举行一次特别会议来决定被告鲁道夫·赫斯是否有接受审判的能力。 但是既定的审判仍应按事先的安排,于11 月20日上午10 点开始。 出庭受审那天,赫斯穿着一件很不合体的灰公使装。这还是在阿伯文尼时买的。 现在衬衣领子的尺码比这位消瘦了的大人物大两号或三号。跟过去在生活中一样, 赫斯坐在“第二位”。甚至在纽伦堡,戈林也使他失去“第一”的地位。这位副元 首的右边是前纳粹元帅戈林。左边是里宾特洛甫,前纳粹外交部长。 在法庭军事长官查尔斯·w ·梅斯上校喊“注意,开庭了!”之前,赫斯悄悄 对身旁的戈林说:“您将看到,这些妖魔鬼怪就要消灭,在一个月以内您就会成为 德国人民的元首!”戈林示意阻止他。后来戈林对吉尔伯特大夫说:“现在我相信 赫斯疯了。”起诉书宣读完以后,赫斯取下头上耳机,鄱开一本书,开始看起来, 他看的是路德维希·托马写的《猎人洛伊泽》,当他看到有趣的段落时,就毫无拘 束地放声大笑起来。 记者R ·w ·库珀描写了他对开庭第一天的印象:“赫斯侧乎对一切都不明白, 样子有点‘希奇古怪’。他那阴沉、生硬的形象,像兔子一样的佯笑,显得对周围 所发生的事丝毫不感兴趣(不管是真还是假),仿佛这些事与自己无关。他不带耳 机坐在那儿,埋头读一本巴伐利亚的小说,不时用他那双因看书太久、酸痛了的眼 睛对审判大厅东张西望,带着讽刺的冷笑打量着记者席和旁听席。”下午,赫斯的 胃痉挛又发作了,并经主席允许回到他的牢房。 第二天,21 名被告(罗伯特·莱伊已于10 月25 日在他的单牢里上吊死了) 奉命一个一个地声明,他自己认为是有罪还是无罪。赫斯走到麦克风前说:“不!” 主席接着说:“这将作为‘无罪’记录下来。”11 月29 日放映了一部文献片, 这是美国摄影师们在刚解放的德国集中营现场拍摄的。吉尔伯特博士仔细观察并记 录了每个被告对这部作为骇人听闻的暴行的证明的影片的反映。他的记录中关于赫 斯是这样写的: “他呆望着屏幕,像一种吃死尸的恶魔似地用那双凹下的眼睛瞧着…… 当展现一座集中营里尸骨堆成山时,赫斯不知所措地瞪着……”电影放完后, 所有的人都震惊得沉默不语。在寂静中突然清楚地听到赫斯的声音,他转身正对着 戈林说:“我不相信这些!”戈林用咝咝声阻止他,他不得不住嘴。当吉尔伯特大 夫晚上去赫斯牢房时,赫斯只说四个字:“我不理解……”11 月30 日下午,赫 斯一个人坐在被告席上,他的律师京特·冯·罗尔沙伊特请求法庭宣布他的委托人 无受审能力。他出示精神病专家的鉴定书,鉴于法律上的意义,要求法庭予以深入 讨论。美方首席起诉人罗伯特·H ·杰克逊尖锐地指出:“我仅请您注意,在法庭 的人中没有谁愿证明,他的记忆力丧失到使他不能接受审判的程度。如果他立即停 止服用那些不关痛痒的药物,他的状况肯定能更加好些。”冯·罗尔沙伊特博士坚 持说,对赫斯的起诉应延期举行,因为他的委托人无法跟上审判。 庭长杰弗里·劳伦斯先生想听取赫斯本人的意见,冯·罗尔沙伊特博士赞成了。 赫斯慢慢地站起来,带着淡淡的冷笑望着记者席。当法警们把麦克风放到他座 位时,他转动着趾尖,目光向天花板,润湿一下嘴唇,一个新闻记者这样描写现场 情景说:“给我的印象是他准备用口哨吹一支小调了。”之后赫斯用鼻音说: “主席先生,我想说下面的事:今天下午的审判开始时,我给我的辩护人一张 条子,上面写如下意见:希望审判能缩短些,留一点时间让我发言。 我想说的是:为了防止不顾我希望参加其他的审判并希望同我的战友们一起接 受判决的愿望而把我宣布为无力接受审判者,我向法庭发表如下声明(虽然我原先 打算要到后几次的审判时才发表它的): “从现在起,我的记忆力向外界方面恢复了。过去装出记忆力丧失的原因只是 策略上的一种方式罢了。实际上仅仅是我的集中能力有些下降,但我的记忆力仍然 不会影响我有能力来继续接受审判、为自己辩护、向证人提问或自己回答问题。我 强调,我对过去所做一切承担全部的责任。包括所有由我签署的文件。我的基本态 度是:法庭与上述申明无关。”赫斯突然坐下,并故意摆出一副心满意足的面孔。 记者席里登时大乱,仿佛出现群魔乱舞一般。记者们冲出去抢电话机,劳伦斯庭长 控制住自己,只说了四个字:“审判延期!”鲁道夫·赫斯又假装丧失记忆力吗? 他能这样骗过包括凯利博士和吉尔伯特博士在内的十位国际知名的精神病专家,使 他们相信他患有健忘症?美国的一家报纸第二天用通栏大标题:“精神病治疗学上 的一次大失败!”一位法国记者当时写道:“一个什么都假装的人,不可能是正常 的。”凯利博士甚至认为,如他相信的那样,鲁道夫·赫斯事实上有时出现的记忆 力丧失也同他的记忆力突然返回一样,是一个歇底里病患者的典型反映。他写道: “赫斯的歇斯底里的秉性可从这样的事实中最好地看出,如他用否认自己的记忆力 丧失来把自己置干公众注意的中心位置,甚至用不断否认的办法以求达到宣告的目 的。他的这些反应在歇斯底里患者身上常常出现……”通过他在审判大厅扔的“炸 弹”,赫斯在1945 年11 月30 日把自己置于法庭的中心和其他一些被告的中心, 并成了全世界关注的中心。当凯利博士和吉尔怕特博士到他的单牢去看他时,他能 十分精确地回答所有的问题。关于在英国监禁的情况,他是如何飞往英国的,他在 纳粹党里担任的职务等。 甚至他在埃及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所有这些先前完全“忘记”了的事情, 现在都能一一精确地回答出来。 “嗯,我过去怎么搞的?”他带着最愉快的心情和完全兴高采烈的虚荣心, “好了,是吗?”“他通过做戏引起的注意力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凯利博士写道。 根据他和精神病专家们的谈话,可以明显看出:赫斯害怕法庭可能同意律师的 要求,停止对他继续审判。这样他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很快被人忘记的角色。而这样 是他作为副元首的地位所不容许的。 这位个人主义的歇斯底里病患者的虚荣心在许多希奇古怪的要求中也表现出来 :“小香肠实在是太辣了,您能帮我弄些别的吗?”“除了蛋以外,我能得到些别 的东西吗?果酱或者类似的东西。还有糖。”“今天只是面包,我能得到别的食物 吗?”“我嫌这奶酪太辣了,您没有别的奶酪给我吃?”这个时期德国各地的人都 在挨饿,街上常有因饥饿晕倒的人,许多孩子死于营养不良。 而鲁道夫·赫斯老是害怕他的食物中可能被人下了毒药。尽管普夫吕克尔大夫 向他保证,没有一个医生会干出这种事来。医生们的所作所为,他完全可以由此看 得十分清楚:甚至可以说,在没有得到他的同意以前,医生们从来不敢用试验性的 和他不称心的药物来治疗他的记忆力丧失的毛病。赫斯却带着挖苦的笑回答说: “亲爱的大夫,您不晓得我知道些什么!”他不拿人们送到他面前的面包,却选用 离他最远的那盘。 在纽伦堡用餐时,他索性躺在牢房的地板上吃。打扫卫生时他一只手拿扫帚, 另一只手放在口袋里。走路时迈着特别精确、坚挺和叉开腿的步子。 在他牢房的墙壁上、门上、甚至桌子上都用黑体字写上:“请肃静!”为自己 辩护的准备工作他比任何其他的被告都做得少。代替做这方面的准备,他绘制了形 形色色的设计图纸:一座规模宏伟的“元首府”,一座纪念在审判结束后估计会被 绞死那些人的纪念碑。 普克吕克尔博士写道:“他一直忙着准备不久就将重建的第三帝国的各种命令 规定……,并且下令和他一起被捕的人召开集会。他在1945 年12 月的最后一天 通告他们说:“你们应该鼓起勇气,就在这年就可能重获自由。 当我对他说‘你们只剩下几个钟头的时间了’时,他马上改口说:‘我指的自 然是明年!’”他在一封信里告诉妻子他对审判的看法时说:“审判的一部分是可 厌的,一部分是令人乏味的,但其中有一次还真有趣,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是一次生 活中非同寻常的回忆!VVVVVV!”赫斯在审判会后有时表现很消沉。有一回他对吉 尔怕特博士承认,他对有些在审判过程中被揭发出来的事不抱任何幻想了。吉尔伯 特问他:“您经常说,您是想要和平的。您就从来没有试过把希特勒从战争的道路 上引开吗?”赫斯沉思了片刻后说:“我不愿谈这个问题。”1 月底,他和他的律 师冯·罗尔沙伊特博士断绝了关系。因为这位律师把《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篇专 访给了他,这篇专访认为赫斯在草率地滥用信任和损害辩护人的秘密。由于罗尔沙 伊特在一次事故中折断了腿,本来就不再来为他辩护了。年轻的慕尼黑律师阿尔弗 雷德·赛德尔博士为赫斯充当辩护律师。这位律师同时还为前驻波兰总督汉斯·弗 兰克博士辩护。 尽管赫斯获得像赛德尔这样算得上这次审判中最能干的律师之一的人,他还是 情愿最好由自己辩护。其原因根据他妻子说是为了逃避检查官对第三者札记的检查 :“赫斯先生掌握的材料可以说要比其他的人都好些,并且对每个事件都有现成材 料,而请律师辩护他得先来了解案情。”赫斯不理解弗里克、弗兰克和卡尔滕布龙 纳等几个被告,他们本人都是法律学家,干吗还要请律师代表自己?! 1946 年3 月12 日审判的午间休息时,在餐厅里发生了一桩戏剧性的事件: 德语讲得很好的吉尔特大夫正在跟里宾特洛甫聊关于希特勒破坏的许多条约,吉尔 伯特问道:“里宾特洛甫先生,您相信吗?为什么希特勒竟是这样一位骗子?”赫 斯跳了起来,用直挺挺的步伐和充满着怒火的眼睛威严地走到这个美国人面前,他 作了一个立正姿势,稍微欠了一下身子,问道:“博士先生,一位美国军官能容忍 一个德国人侮辱他已故的国家元首吗?”“当然不会。”吉尔伯特答道:“要是他 的国家元首不是骗子。”“那末,我要求您不要对我们的元首作这种评论!”吉尔 伯特语塞了:“我只对你们外交官说。”赫斯在一刹那间给人的印象是仿佛要找吉 尔怕特决斗的样子,后来他突然转身并且坐下来。 对于同希特勒无关的一切事他都记不得了。他抱怨集中力差,使他记不清楚审 判过程中的细节。有一天他忽然又忘记所有的事了。他的新的健忘症这回出现同那 些令人感动的证人有关,这些证人是灭绝营里的幸存者。在那些日子里,被告中曾 出现多起昏厥的事件。前帝国经济部长瓦尔特·冯克还哭了。 这回赫斯的记忆力丧失实际上又是假装吗?或者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歇斯底里 的逃遁综合症的必然过程。作为发作的逃遁综合症的必然过程,遇到应正视的现实 超过患者的承受力时就会发作吗?我们已经看到,假装忘秘、逃遁到忘记中是一种 天生的保护性的必然过程。一遇患者不能再承受高度紧张的状况时,它就自然出现。 但毕竟赫斯的记忆力在当时是正常的。罗伯特·M ·w ·肯普纳博士(当时是 美方起诉人)曾经说过:“我能证明赫斯的记忆力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是正常的。他 曾在小纸条上写他的辩护提示交给其他的被告。并举出有关的书籍、文件准确的位 置和发现地点。一个具有这样能力的人,可以说是具有卓越的记忆力的。”无法解 释清楚的是1946 年3 月14 日早晨发生的事情:在审判开始前,吉尔伯特博士告 诉鲁道夫·赫斯,他过去的导师和朋友卡尔·豪斯霍弗尔教授和他的夫人一起选择 了自杀的办法。 没有丝毫情绪激动的迹象,赫斯说,“有一位姓豪斯霍弗尔的人想在这里为我 提供证词。但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吉尔伯特想了许多办法,使他记起豪 斯霍弗尔来,但都没有奏效。赫斯漠不关心地环视审判大厅,两臂交叉着靠在椅子 背上。最后他冷冷他说:“我只希望,我的其他证人不要用自杀的手段来把人置于 困难境地。”一个记忆力未受损害的人,在听到他的最好朋友的死讯时能够做戏似 地假装记忆力丧失,要不真的是神经错乱,或者至少说情感有毛病,因为他没露出 丝毫动感情的痕迹。 吉尔伯特最后问他:他是否能回忆起他在开始审判时声称自己的记忆力已经恢 复正常,并且在当时曾引起轰动一时的事。赫斯心不在焉地摇了摇头。 吉尔伯特写道:“他又忘记了,忘记到把已忘记的东西再忘记的程度。”在此 事14 天以后,赫斯给他妻子写了一封十分清楚和有条理的信。信中谈到他对儿子 将来的教育所作的考虑,在信的末尾他拿自己的官方通讯地址取笑说:“鲁道夫· 赫斯,纽伦堡,‘军事战犯’监狱,VVVVVV。”当律师赛德尔博士开始辩护时,赫 斯为了陈述自己的事情,放弃为他提供证明材料。他的假释的保人——有前斯图加 特市长施特勒林博士、恩斯特·威廉·博勒和赫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试图为他 开脱罪责,否认赫斯领导下的纳粹党的国外组织是从事“第五纵队”的。第二天赫 斯就忘记谁曾为他作证过了。 当3 月25 日赛德尔博士试图用一颗“法律的原子弹”对法庭的权威性提出怀 疑时,赫斯漠不关心地坐在那儿。一个美国军官给赛德尔一份文件的抄本,它可能 使整个纽伦堡审判告吹:这是1939 年8 月德一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外交协定的 文本。在这份外交协定中确定了德苏瓜分波兰的分界线,里宾特洛甫曾就这份文件 抄本的主要内容作过证。赛德尔还从弗里德里希·高斯(前纳粹外交部派驻苏联的 大使,曾参加德苏友好条约的谈判)在那儿取得一份有关的证词。 赛德尔博士未获准读这份文件。主席决定,应先将文件从英文本翻译成俄文, 并汇编进法庭官方的文件集中。赛德尔博士也不肯回答这份文件从何而来的询问。 因此,这份文件被当作“材料来源可疑”而被拒绝了。同理,法庭也拒绝了这位能 争辩的律师的请求,邀请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到法庭作证。 现在,那份秘密的外交协定的存在已经通过历史研究证实了。当时,那份未被 批准的文件抄本曾使(至少说在短暂的时间里)苏联的起诉代表团陷于痛苦的窘境。 罗伯特·M ·w ·肯普纳博士曾说过:“实际情况是,赛德尔博士拿那份文件 来为鲁道夫·赫斯辩护,虽然是这位律师的良好愿望,但对这位被告来说,不仅毫 无益处,而且还可能有害,这就可能给这位被告造成危险了。”肯普纳肯定地说, 苏联人对这个施潘道最后的囚徒持毫不宽容的态度,就是由于那次对这个囚犯毫无 益处,但对于苏联人来说却是一次十分狼狈的进攻的反击。 当3 月25 日赛德尔博士像一头狮子似的在法庭上作斗争时,他的委托人却坐 在一旁摆出一副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面孔,两眼死盯着前方。从这时起,他的思想 离审判愈来愈远,他对周围发生的事愈来愈不关心了。 他的妻子劝他阅读美国人在慕尼黑出版的《新报》。该报上有些是非纳粹的德 国新闻工作者的优秀分子写的东西。在一封信中伊尔莎·赫斯谴责她的丈夫说: “我们的许多男人生活在目前已经没有基础,只有从前存在过的短暂的世界中,这 个世界已经不复存在,将来也决不会再有了。”鲁道夫·赫斯回信说:“此外,我 相信即使没有《新报》,我也能比大多数按规则地报道世界形势的人更能正确地看 待事物。”1946 年7 月25 日,赛德尔博士作了一篇在法律上来说是卓越的、生 机勃勃的辩护词,文中他引用国际知名的法律学家的论述,逐条逐款地驳斥对他的 委托人的起诉。这篇辩护词也有助于后来赫斯被宣布根据起诉书中的第三和第四点 (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为无罪。而赫斯却呆若木鸡似地坐在那儿,律师的战斗对 他来说似乎没有关系,他只不过是一个已感厌烦的旁听者而已。 8 月底,这位从前的副元首的记忆力似乎又正常了。他给家里写信说: “从你们的‘笑话’中,我看到你们从乐观方面去接受赛德尔博士的通告(我 可能再度完全丧失了记忆力),在这期间你们肯定已通过广播知道了又出现了‘奇 迹’和我完全控制住自己不流露自己的意识了,VVVVVV。这大概被称为我可能是神 经锗乱或者处于‘荒谬的想象’之中。我希望,你们能从光明方面去看待这事。卡 李(卡尔·豪斯霍弗尔教授)曾说过,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即使是在一段时间里 被当做人民的叛徒,我再补充一点,或者被当作疯子的命运和忍受的一切,也给我 带来了最新的、随着我那令人惊诧的命运而产生的笑料。面对这样的命运我不是失 去控制,而是以沉着的微笑面对着我的厄运。我也将用同样的平静态度去迎接对我 的宣判……”终于到了1946 年8 月31 日这个主被告作最后发言的日子。戈林发 言后轮到赫斯,他先请求让他坐着发言,主席答应了他。然后,他抽出一大沓札记, 开始作了一次奇特的、杂乱无章的讲话。除其他问题外,他还讲了: “我的一些战友可以在此作证,我在开始审判时就曾预言:第一,这里将出现 这些证人,他们在宣誓后作不真实的陈述。这样,他们便可给人留下绝对可靠的印 象并获得最好的名声。第二,这样,法庭提出的代替宣誓的保证书中将会包含有某 些不真实的证词,这是昭然若揭的。第三,被告们将经受一些德国证人的、令人惊 异的意外事件。第四,一些被告可能表现独特的行为,他们可能无耻地攻击元首, 他们可能使自己的人民增加罪责,他们可能互相推诿罪责,但这是错误的。而且他 们甚至会给自己增加罪责,这样做同样是错误的。我所有的证词都是中肯的,至少 对几十桩事件是如此。我的这些证词甚至涉及某些证人和他们代替宣誓的保证书。 “我现在的陈述不仅在这里,在审判开始就说了并且做了。而且早在审判开始 前几个月,还在英国,在阿伯加文尼时,我就对和我在一起的医生约翰斯顿博士说 过。就在那时候,我已经把我要说的这些话书面记下来了,这是人所共知的。 “1936 年至1938 年曾在德国之外举行另一次政治性审判,这场审判的特点 是,被告们以令人惊异的方式相互指控别人犯罪,一部分人被逐个地定为战犯,这 些人中有的是犯了罪,有的人则是被人作证他们犯有罪行的。当最后宣判别人死刑 或对他们本身直判处以死刑的时候,他们狂热地鼓掌,为了使全世界震惊,一些外 国的新闻发布官、报社的记者都这样报道:说人们得到的印象是,这些被告方被一 种迄今未知的药剂弄得处于精神不正常的状态。因此他们的表现就跟下药者所控制 的一样。从这件事情中,我回想起在英国时的某个机会,当然那时跟现在一样,我 是没有可能获得有关审判的报道材料的。不过这里稍微好些,还有那些年的《人民 观察家报》供我参阅。 在查阅报纸时,我在1938 年3 月8 日那一期上发现了下面一段,这是一篇从 巴黎发来的通讯,发电的日期注明是1938 年3 月7 日,现引述如下: “大巴黎的《光明报》揭露了关于前面提到的在审判中使用药剂的事,这关系 到一种秘密的药物。这条消息的原文是这样写的(我引用《人民观察家报》从《光 明报》上转载的原文):‘这种药物能保证让选中的牺牲者完全按照发出的命令来 行动和说话。’“我强调指出,在《光明报》的这篇报道中不仅写了‘按照已给的 命令来说’,而且也写了‘按照已给的命令来行动’。最后一点提到的按指令行动, 这是闻所未闻的。它对解释迄今为止无法说明的在德国集中营里的人的行动具有很 重要的意义。这些人中包含那些在囚徒们身上进行可怕的、残忍的试验的科学家和 医生所能干出来的事。 “这种药物对那些人无疑地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一种是发布过命令和指示去 于集中营里的种种暴行的人,还有发布命令去枪毙战俘的人和搞私刑或者类似的暴 行的人,甚至对元首本人,这种药物也会起同样的作用。 “我记得,证人米尔希元帅曾在这里作证,他的印象是元首在最后几年里精神 上不正常。我的一些战友也曾在这里个别地、彼此不通气地对我说过,元首的面部 表情和眼睛的神色在最近几年里那些凶狠的样儿,这是一种神经错乱的特征。我可 以举出有关的同志来证明这点。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在英国的一次特别的机会促使我从当时的审判中想起这 篇报告了。这个机会是,当我在监禁时,我的周围用一种独特的和无法理解的禁铜 方式来对待我。每一个值勤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都被定期更换,在人员换班时,一 些被调出去的和新调到这儿的人都有独特的眼神,这是呆滞的和耽于空想的神色, 这种症状只保留几天时间,然后又变成正常人的眼神了。跟其他正常人的眼神没有 什么区别了。 “根本的问题是,在当时的报道中有一篇(这篇报道也许还能从存档的报纸中 找到)是关于莫斯科的审判。这篇报道说,被告都有独特的眼睛,他们的眼睛是呆 滞的和耽于空想的!我已经说过,我坚决相信,有关的政府完全不知道有人使用药 物这类事件。 “还有一个历史事实,即为26370 名在英国集中营里死亡的布里会族人妇女和 儿童建立纪念碑的事。他们之中绝大部分人是饿死的。许多英国人,其中包括劳 埃德·乔治,当时都曾激烈地抗议过英国的集中营里发生事件。 同他持同样态度的还有亲眼看见过英国集中营里的惨状的人,埃米莉·霍普福 小姐就可以来作证。 “当时,全世界都面临着那个难以说清的谜,今天全世界又面临着有关德国集 中营里发生的同样的谜。 “当时,英国人民面临着那个难以说明的谜,今天,德国人民也面临着与之相 类似的谜,那就是有关德国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是的,就连英国政府当时也面临 着有关在南非集中营里发生的事件的谜。与此相似的是,今天,前帝国政府成员和 其他被告在这里或在其他审判中也同样会遇到在德国集中营里发生的事件这个谜。 “不言而喻,这是十分重要的。我对我在这里所说的关于在英国监禁时期亲身 经历的事件,可以起誓作证。但我不可能请我的辩护律师来准备这个发言,并向我 提出有关的问题,同样,我也没有可能,为此请另外一位辩护律师来向我提出有关 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我对自己所说的一切可以起誓。 因此我现在声明: (被告赫斯站起来。)“我向万能的和无所不知的主宣誓,我所讲的全是真情, 毫无隐瞒也没有添加。 “我请求高贵的法庭把我继续所讲的一切,看做是我的誓(被告赫斯又坐下。) “我想关于我的誓言再说几句:我不是一个教徒,我跟教会没有内在联系。但我是 一个对宗教很虔诚的人。我相信,我对上帝的信仰比绝大多数人都要更强烈。为了 崇高的主,我请求法庭重视我的誓言,重视我依照上帝的明确召唤所作的陈述。 (转身向戈林:)“请不要打断我。 1942 年初春对我来说……”主席:“我提请被告注意,他已经讲了20 分钟 了。法庭已对被告说过,在这个审判阶段不允许在此长篇大论地演讲。 “我们想听所有的被告讲话,因此,法庭希望被告赫斯能结束他的讲话。”赫 斯:“主席先生!我注意到并计算过了,我是唯一的、迄今为止尚未能有机会以任 何方式在此表达自己意见的被告。正因为如此,我这里所要讲的一切,本应该是我 作为证人早就讲过的了,要是法庭先前能就有关问题向我提出问题的话。正如同刚 才我陈述的那样……”主席:“我无意赞同被告的辩论。法庭有规定,被告们只能 作简短的发言。被告赫斯曾有充分的机会,出庭作证或宣誓提供证同,可是他没有 这样做,而现在他又来提异议。但他应同其他的被告一样,只能限制作简短的发言。” 赫斯:“主席先生,我将因此放弃我要继续陈述的,想接着刚才已经讲过的事继续 再讲。我请求,仅仅听完我几句结束的话,这是踉刚才讲过的没有关系的一般性讲 话。 “我的辩护律师以我的名义在法庭前所进行的论证,让人民和历史将来对我再 进行鉴定。只有这个对我才是主要的。 “我的辩护词不是否认起诉者有权对我和我的同胞们起诉,我不抗议蓄意损害 我和我的人民的声誉的意见,我把这些谴责看作是一种荣誉。命运让我若干年来一 直处于我的人民千年历史上才出现的最伟大的儿子的影响之下,如果有这种可能, 我不愿把这段历史从我的生命中抹掉。 “我有幸得知,我完成了对我的人民的,完成了作为一个德国人、一个民族主 义者、作为我的元首的忠实信徒的义务,我绝不后悔。 “假如能从头开始,我像我已经做过的那样做。即使我明明知道,到头来等待 我的是一大堆燃烧着的烈火为我执行火刑。对于人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我将置之度外, 将来我将站在水恒的审判席前,我将回答它,而我也知道,它将宣判我无罪。”除 最后一段戏剧性的夸张外,这篇结束语是一份独一无二的、逃避现实躲到一座自己 设计的梦幻大厅的文件。最后一段的特色几乎跟希特勒1924年在慕尼黑卢膝堡大街 的法庭上发表的最后讲话的调子完全相同。 鲁道夫·赫斯明白:他无法否认集中营里的暴行,这是有文件证明,有怔人, 有幸存者的。当人们所掌握的事实放在眼前的时候,是没有人能抹杀得了的。因此 就不得不找出一种解释,而赫斯凭藉他对数学和逻辑学的天赋理解能力,就推断出 :不革是集中营里的人受那种秘密药物的影响,就连那些发布命令的人也受到那种 秘密药物的影响! 甚至连希特勒本人也陷入那种卑劣的秘密药物的催眠作用的影响下! 由此联想起在战后流传的一则灭绝人性的政治笑话:1945 年5 月,阿道夫· 希特勒从帝国总理府下面的暗堡出来,站在俄国将军的面前报告说:“潜伏的特务 希特勒报告:命令完成了!德国已经摧毁!”对鲁道夫·赫斯来说,他在法庭上讲 的结束语不是政治笑话,在他许以“日后给予高的奖赏”而让英国的法西斯头子奥 斯瓦尔德·莫斯利先生偷运走的一份手稿中,他列举了“密谋者”的姓名。 许多精神病专家的意见是,形成赫斯在法庭上那篇结束语的中心思想的唯一可 能是刺激。这不仅由于他飞行计划的失败,也由于许多暴行的被揭露。 这篇结束语是歇斯底里患者的逃遁综合症的必然过程的明证,是赫斯在药物文 献里找到的逃遁入口处。 在法庭发表最后讲话的当天,他写信给妻子说:“当然要估计到死刑、坐牢或 进疯人院。”接着,他的虚荣心又一次表现出来了:他担心他在法庭上讲话的最后 一段,即对元首的信仰的表白,不会被报纸和广播所采用。他虚荣到了如此程度, 甚至以为当局可能会压住他这篇危险的讲话。因此,他在信中附入一份抄本。 伊尔莎·赫斯马上就向她的丈夫证实了此事。电台,至少是英国广播电台没有 删去他的最后一段的讲话。她诧异地补充道:“你又何必要按照报纸的报道来说话 呢?我们简直无法理解。我们对你抄写的东西已经看得很多了!”1946 年9 月30 日宣判的日子,整天的时间都在宣读判决的理由,直到二天凌晨才宣读对每个罪犯 的判刑。 当念到他的名字时,鲁道夫·赫斯似乎并不理解这事跟他有关。美国记者乔· J·海德克尔报道了现场情况: “他完全心不在焉。在膝盖上放几张纸,不停地写。戈林弯下腰对着他说,现 轮着他了,要他注意,但赫斯光火地打了一个手势,拒绝戈林的提醒,继续写他的 秘密札记,毫不关心法庭关于他说了些什么,也一直没有带耳机。 当戈林最后悄悄地在他耳边告之判决的结果时,他也只是魂不守舍地点了一下 头。”根据起诉款第一条和第二条,他被宣告无罪。他对法庭的判决没有什么反应。 三个被告:汉斯·弗里奇、亚尔玛。沙赫特和弗朗茨·冯·巴本被宣告无罪。 法庭命令担任军事法庭检察的将军立即将他们释放。其他的被告将于午饭后个别地 带上法庭听候宣判。 14 点30 分,法庭在审判厅举行第四百零七次,也是最后一次审判会。 乔·J ·海德克尔描写赫斯接受判决时的情况:“门(的扶手)轻轻地在转动, 就像鬼神的手在启动那样。门打开了,第二号人物鲁道夫·赫斯用女性般纤弱的手 势把门推开,他站在那里跷动着趾尖,用漆黑的眼窝东张西望,看着天花板。每个 人都猜他大概马上就要吹口哨了。‘被告鲁道夫·赫斯! 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犯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无期徒刑。’赫斯没 有听宣判,直至一个刑警在他的肩上轻轻地敲一下,他才转身蹦蹦跳跳地直到消失 在出口处。”当赫斯被带回他的牢房时,吉尔伯特博士在等待他。他写道:“赫斯 神经质地、趾高气扬地说他根本就不留心听,判什么样的刑对他都无所谓。当看守 把他的手铐打开时,他问他为何被铐上,而戈林却没有?他笑了并且接着用充满神 秘的腔调说,他已经知道为什么了。”第二天,鲁道夫·赫斯写信回家:“这期间 你们已知道判决的结果了吧? 当然也有关于我的:‘无期徒刑’。VVVVVV。 “我非常惊讶,因为我估计自己是被判处死刑的。假如我认为,判决对我根本 没有任何意义,那我对这样的结局便谈不上满意这个词。既如此也就排除‘满意’ 或者‘不满意’这些念头。我自己倒是平心静气的,只是想到我使同志们痛苦了, 使他们无法忍受我对事件的态度,我当然十分明显地不想听取对我的宣判了。我没 有戴耳机,并且从主席用英语讲话以后,就不再注意听了。事实是,我是不久前才 偶然得知判决的情况的。判决理由是由一个俄国人宣读的,既然我没有戴耳机,也 就不愿白费力地去听那些我听不懂的话了……”当他听说,德尔博士为他递交了一 份呈请恩赦的请求时,他给这位律师写了一封十分光火的信:“监狱长通知我,您 为我向国际监察委员会呈递了一份请求恩赦书。我认为,这是背着我的并且是违反 我的意愿的。我把呈交这样一份恩赦书看作是有关尊严的行为。”德尔告诉赫斯, 此事不仅关系到一般意义的“恩赦”,而且涉及到法律上确定量刑的轻重,最后才 算使赫斯息怒了。 1946 年10 月15 日22 点45 分,戈林在他的单牢里吞服氰化钾自杀。 在戈林自杀的两个小时又十五分钟,即10 月16 日凌晨1 点01 分,在监狱 的健身房里开始执行其他十名战犯绞刑。3 点09 分,宣布最后一名死亡。 根据判决,鲁道夫·赫斯被搬到牢房的二楼,底下的一层楼只住那些被判处死 刑的人了。在10 月16 日深夜到次日凌晨,他躺在他的单牢的地板上,凝视着反 光灯,哨兵通过门缝纹丝不动观察着这位从前的副元首,当局不允许狱中再发生自 杀事件了。 几天后赫斯写信回家:“这十一个人的死意味着什么,现在能预料的极少。对 此我能写的就更少了。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转折的中心,我们所遭受到一切, 是时代转折的分娩前的阵痛。一切似乎是消极的,但总有一天会诞生出新的和伟大 的来……”为了接持七个被判监禁的人,施潘道监狱被改建和修复了。在准备工作 未结束以前,这批犯人仍留在纽伦堡的单牢里。 赫斯写许多信回家,谈到拜罗伊特艺术的庆祝活动,慕尼黑旧城的重建方案、 莱茵一美因一多瑙运河的设计方案(赫斯想借助一条穿过施瓦本的侏罗山脉的隧道 将这三条河接通)等等。 1947 年7 月18 日,星期五凌晨四点,赫斯和其他六名同牢犯在纽伦堡监狱 中被唤醒,用两辆救护车运到纽伦堡机场,然后用飞机送到柏林的加托夫。 11 点钟,副元首抵达柏林一施潘道国际军事战犯监狱。地址是威廉大待24 号。 1984 年:在施潘道的一间同厨房差不多大小的房间里坐着一位90 岁的老翁。 他住进这间牢房那年才53 岁;他在英国被俘时只有47 岁,这是“一个最好的年 华”。 这位七号单牢里的孤独的囚犯有一回在信中给他的妻子这样写道: “命运已经把变成一个你想象得更老于世故的人了。就连每年四季变化中最凄 凉、易引起人们伤感的现象在我身上都毫不起作用了……牢房如晚秋时节的阴暗, 又湿又凉;太阳很晚才露脸,午后就又消失了;大自然失去了生机垂死了;光秃秃 的树木、枯黄的叶子随风飘零……简而言之,所有这些往往能使一个人把周围世界 伤感地比喻为自己坐在一根要掉落的树枝上的叶子,就连这些最悲伤的自然现象也 不能引起我心里丝毫的反应了……”有时他一个星期不说一句话。不跟哨兵们说话, 不限监狱长们说话,也不跟医生们说话。这时他给周围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对 周围不关心的人,是一个心理学家们称作“孤癖”症的人。 但就是这个人,在给妻子和儿子的信中却显示出简直惊人的、广泛的兴趣。 这个几十年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过着被强制孤居生活的人所写的一封信 件竟陈述了对现代社会问题的惊人的理解和见解。 “我相信,最有效的大城市交通问题临时解决方案(即使根本不能做到)是: 公共交通即使不能做到免费供应,也应办得尽可能的方便。车辆的座位总数能满足 人们任何时候到他们的目的地需要。即人们每小时蜂拥去上班或下班都能有个座位。 并通过订公共通车辆优先行驶的法律,使人们能比用自己的小轿车还要快得多地到 达自己的目的地……而一个城市制定这样一大批真正方便的、受欢迎的车辆所花的 费用,肯定要比亲身建公路和修立交桥、停车场之类的费用要节省得多。”就儿童 缺少游乐场和休息所问题,他发表的意见,这些意见会使一位有开拓精神的家庭部 长毫不迟疑地就签名表示赞同。 但从施潘道寄出的信件中也有些唱的是另外的调子。对发展援助的意见有种族 主义者的印迹。比方,他是这样谈及非洲人民的:“是由于他们不具备创造能力”, 由此得出“以至处于他们难以理解的长期停滞在同样原始的文化阶层”。他非常赞 赏吉泽尔·维尔辛写的关于非洲的一本书。赫斯还是在第三帝国时期,维尔辛当记 者时认识他的,并对他评价很高,认为他是忠于党的政治路线的新闻记者。与此相 反,赫斯认为彼得·格鲁贝斯关于东非的报告是一本“令人沮丧的书”,“使我十 分震惊”,他在家信中这样写道。 毫无疑问,鲁道夫·赫斯应负掀起希特勒个人崇拜的狂热的主要责任,也应对 令人窒息的、无限制的阿谀奉承的空气泛滥负主要责任。他把他那神化了的元首在 公开的演讲中称作“人性化了的纯理性”;他在公开的演讲中训诫人们要狂热地 “盲目服从”;他颁布法令,不得批评希特勒,正如他后来在施潘道写的信里说的 :“……这个德国人曾经倾向于在一切可能的方面夸张,总是狂热地承认那些跟时 代的列车相反的、极端的东西。”——这是引咎、自谦,还是后来的观点? 有一点可以肯定,蹲在柏林施潘道国际军事战犯监狱七号单牢里的人是个疯子。 鲁道夫·赫斯的所有信件可以证明这点。他思考各种问题,并试图用清晰的(有时 是过于繁琐和迂腐,但有时还是优美的)文字把它表达出来。 罗杰·曼维尔和海因里希·弗伦克尔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同一个时期里,每 隔30 天寄出的几封信清楚地反证了那种认为这个写信的人是患着精神病分裂症或 者任何其他精神病的假定。”早在1948 年,美国精神病专家莫里斯·M ·沃尔什 就到施潘道为赫斯作了检查。当时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囚犯“在现阶段没有患任 何形式的精神错乱”。在那次检查时,他的记忆力跟三年半以后的检查一样正常。 同样,似乎可以确定:鲁道夫·赫斯的内心同他的过去、跟纳粹主义、跟阿道 夫·希特勒的关系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在德国和另一些国家,有许多人至今仍怀念纳粹,并公开地或秘密地赞赏希特 勒。西方国家可以看到,并没有因此无故把这些人投入监狱或者强制这些人作精神 状况的检查。没有人来烦扰他们,他们是受法律保护的,当局对他们很宽容。 但这位白发苍苍的副元首只住在一个大监狱的小牢房里,这已成为很久的历史 怪事了。施潘道经历了冷战、封锁柏林、赫鲁晓夫对柏林的最后通谍等危机,它在 过去的同盟国之间的种种危机中存在留下来了。在施潘道监狱里,美国人、苏联人、 英国人和法国人月复一月地干着同样的事,仿佛他们自从共同战胜希特勒的帝国以 来,本身就毫无改变似的。施潘道监狱仅是一个时间的外壳,在它里面时钟停留在 1947 年上。 1969 年底,鲁道夫·赫斯在柏林英国陆军医院住了几个小时,施潘道监狱上 演了一出幽灵似的、使人联想起荒诞剧的戏:苏联人坚持要按照这个囚徒仍在戒严 号单牢里那样。机关枪手们在探照灯的照明下,子弹上膛瞄准那已经没有犯人逾越 的院墙;看守们按规定时间检查已不在其中的犯人的牢房;每餐的饭菜仍按规定时 间送往牢房,然后又端回厨房去。作为从前(盟国的)一致性的最后痕迹,施潘道 这种象征性的意义,在这儿显示出它在逻辑上的荒唐的结果。 而那个1946 年在纽伦堡作出的判决的法庭如今又怎样呢?更是一件非常古怪 的事物:形式上和法律上,那个于1945 年10 月18 日组建的国际军事法庭仍然 存在。四个参加国中,没有任何一国宣告过脱离。理论上说军事法庭似乎明天就可 以聚集在一起。 这个法庭当时是经过十分强烈的产前阵痛才组织建立起来的。并且早在战争结 束时就曾出现过四个盟国之间的严峻冲突,斯大林曾建议过总共要枪毙50000 名纳 粹骨干,他是在1943 年11 月的德黑兰会议结束时的祝酒词中提出这个建议的。 丘吉尔用雷霆般的声音和愤怒得涨红脸反驳说:“当我和我的人民的荣誉被这些下 流东西玷污的时候,最好让人亲自把这些家伙带到这儿的花园里就枪毙他们。”英 国人和法国人倾向于用所谓“拿破仑式解决办法”,他们想把纳粹领导人流放到像 圣赫勒拿这样的岛上去,美国人想举行正式审判,他们达到目的了。 国际知名的国际法教授雅赖斯隐瞒了自己的怀疑,也隐瞒了自己的希望,他说 :“这一法规的章程抢在一个世界大同的国家的法律前头了,这章程属于各国人民 对未来的期望和向往。”从这些要求和期望中得到什么呢? 1947 年11 月21 日,联合国大会派一个国际法委员会在纽伦堡法庭的判决 和章程的基础上起草一项惩治“破坏人类的和平与安全”的法典,在这个草案的第 一章里这样写道:“破坏人类和平与安全就是破坏国际法。对此行为负有责任的个 人和集体都将受到惩罚。”这个委员会延续了十年终于结束工作。在最后的宣言中 这样写道:“当今的时代以其无数尖锐的危机很难订出控制这问题的合适的规章。” 说得刚好相反:委员会可以说无法反对伤风败俗的罪行的法律,因为潜在的和公开 的罪犯实在太多了!委员会作出的结论绝不是玩世不恭的冷嘲热讽,而是得不到各 国的支持。 副元首鲁道夫·赫斯是经过一个正规的法律程序的审判,认为他犯有参与密谋 准备一场侵略和破坏和平罪。他是纳粹高级领导人之一,是希特勒最亲信的人。根 据他自己的“为了驯服而驯服”的理论,无法想象他不支持,或者对元首的破坏国 际条约和推行侵略战争保持沉默。而根据起诉书的犯有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等项, 鲁道夫·赫斯被宣判为无罪。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差不多40 年对在施潘道的鲁道夫·赫 斯仍继续执行这样的判决,而当时作为判决依据的法律却至今仍未在联合国大会得 到通过。而且,这些法律准则在全球的许多战场上被许多联合国会员国家政府所蔑 视。 一切为了争取释放鲁道夫·赫斯的尝试都因苏联的固执的、毫不宽容的反对而 失败了。而提前释放跟赫斯一样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雷德尔和冯克时,苏联却没有提 反对意见。但释放赫斯的事对他们来说,却成了“不是讨论的题目”。 当纽伦堡对赫斯的判决由法官的多数作出决定的时候,法官尼基钦科曾要求把 他的不一致的意见记录下来。其中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因此,不容怀疑,赫斯 和其他主要战犯一起犯了违反人道的罪行,考虑到赫斯曾是希特勒帝国位居第三的 重要政治领袖,并考虑到他在纳粹政权所犯的各种罪行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认 为对他唯一正确的量刑标准是死刑。”赫斯幸免于绞刑,按苏联人的意见,他至少 得在监狱中过他的余生。 苏联人对待当时的副元首(当希特勒袭击苏联时,他已经不在德国了)的态度 如此僵硬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苏联人对赫斯飞英的看法,同其他国家对这问题的 看法完全不同。他们不是把赫斯看成自称的和平人道的传教士,而是当作一个希特 勒蓄意放出去从苏联背后进行侵略,也许还是企图争取英国共同作战的同盟者。 赫斯在英国居留多久,斯大林的怀疑就有多长。在整个战争期间,他对丘吉尔 都是怀疑态度,也许英国人实际上在同赫斯谈判吧?他这样想,也许英德双方在扮 演一出双簧戏? 当赫斯从前的副官卡尔海因茨·平奇1944 年在东线被捕,而且苏联人已查出 他过去的职务时,他被接连审查了几星期之久。关于他的上司去英国的使命他知道 些什么?去英国究竟为的什么?平奇连那些各地都已经知道的事情都不知道,苏联 人根本就不相信。他们对他严刑拷打,每天斩断他一根手指。接连斩了十天。 鲁道夫·赫斯没有苏联的赞成票能释放吗?理论上说是可以的。如果其他三国 中有一个从共同管理委员会撤回,那么监狱本身就会按原来的章程解散。在这种情 况下,囚犯就会解递回他原来管辖的国家。即押回英国,在那儿,他有可能被释放。 如果同意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释放施潘道这位最后的囚犯,西方三国政府显然 又害怕因为阿道夫·希特勒从前的副元首而招致跟苏联之间处于严峻的危机状态。 他们也不愿意因为赫斯之故去破坏一项国际协定。英国政府通过外交部国务大臣查 尔方特勋明确地表示过:“没有苏联人同意,通过单方面的行动释放赫斯,将要承 担破坏一项国际协定的责任,英王陛下的政府考虑扯进这种行动里去。”从1967 年起,组成一个“援救赫斯行动委员会”。发起的第一个行动是,征集了800 名德 国的著名人物的签名,呼吁释放最后一名施潘道囚犯,特别是他自1966 年10 月 以来就必须通过单独关押,忍受纽伦堡的判决中未确定的加重判刑。这种加重判刑 是监管当局连对任何判处无期徒刑的大屠杀的杀人凶手也没有如此苛求的。参加签 名者中有: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他是纽伦堡审判时英国方面的首席起诉人;科 学家哈恩教授和海森贝格教授、尼默勒牧师、让·阿努伊、塞夫顿·德尔默、州主 教利尔耶博士、奥托·冯·哈布斯堡、历史学家戈林·曼和利物浦的罗素爵士(没 有人可以责备他对德国的态度)等等。这里仅举出一小部分。 美国科学家朱利叶斯·爱泼斯坦(一个犹太人)在美国和加拿大发起一次运动, 在无数报刊上的文章里和在跟苏联总理柯西金的通信中,他指出: 继续延长对鲁道夫·赫斯的监禁是违反人权的。 在英国,除其他报刊外,《每日邮报》和《卫报》特别为释放这名施潘道最后 的囚犯说话。早在1965 年,著名记者和评论员伯纳德·莱文(也是犹太人)就在 《每日邮报》上呼吁释放鲁道夫·赫斯。 为结束监禁,聘请的辩护人之一是伦敦的著名律师和保守党议员艾雷·尼夫。 这位艾雷·尼夫在纽伦堡审判时曾以法庭官员身份向赫斯递交起诉书。 尼夫在苏联人坚持拒绝释放赫斯的情况下,为谋求下面的妥协而辩护:赫斯可 以在西方三国负责监管施潘道的三个月,交保与其家人同住,而在“苏联执勤的” 月份里,他的家属再把他交回施潘道监狱。假如苏联人不准许赫斯在联邦德国内飞 行,可以让他的家属在柏林为他安排专门的住宅。根据这个设想,又产生了其他的 一些建议,如果赫斯长期软禁在阿尔戈地区的兴德朗市,住在他妻子的住宅里,人 可以散步,但不允许离开当地。这个建议的障碍在于:有关这个病人的病状和治疗 问题,都必须取得四个监督国的一致意见。而且,就连这样建议苏联人的答复是 “不行!”。 这些重要人物(其中包括许多是公开反纳粹的;也有些是在第三帝国统治下在 德国和欧洲亲身受过纳粹严重迫害的人,他们都允许让这位希特勒的副元首在自由 的环境中度过他的余生)参加签名的事实曾导致许多同情纳粹的人极端罕见的误解 :他们说这些重要人物之所以愿意签名是因为他们认为鲁道夫·赫斯是一个不能正 确辨认问题的好人和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是一个替罪羊。他是由于专横霸道的、报 复性的判决才被关押起来的。 产生这些误解的原因在于无法形容的妄自尊大和心胸狭隘的自认为公道。这些 特点在许多当年的纳粹领导人的谈话中还经常暴露到今人吃惊的程度。约阿希姆· 费斯特把这种态度视为:“这是面对自己的麻烦事感到痛苦,与几百万受纳粹迫害 的无辜的牺牲者相比,在道义上完全遭到反对情况的人的共同特征。”这些隐藏的 纳粹分子公然把纯粹的人道和公正的动机跟对“副元首”的友好同情和赞赏混同起 来。 尽管应该尊重伊尔莎·赫斯夫人的感情,但从下面这段她的谈话中,千百万德 国人肯定能发现她那沮丧的情绪里也包含着高做自满:“我们时代的许多男人有权 要求得到承认,……我的丈夫坚定不移的态度——纽伦堡审判直到他谢世为止—— 将在德意志人民心灵中永存。总有一天会有人为他辩白的。”鲁道夫·赫斯的所作 所为,并不等于他崇拜的偶像的所作所为——杀人、灭绝种族。他的所作所为有些 像不自觉的同谋,他是出于盲目的理想主义和盲目的顺从而奉献了自己。为此,这 位副元首在施潘道监狱赎了几十年的罪,他是代表他的人民的大多数去受罚的。他 们跟他一样盲目和顺从。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