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一个左右希特勒的神秘人物 1945 年10 月18 日,英国皇家军队的理查德·威廉·赫尔斯通·霍廷少校 接到命令,要他通知马了·鲍曼:从11 月20 日起将在“德国纽伦堡”法院大楼 审理他的案件。他被指控犯有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如果他出席国际军事 法庭受审,他可以亲自或者通过律师为自己辩护;如果他拒不出庭,那么对他的审 判仍将照常进行。 法庭规定了霍廷少校通知鲍曼的程序。通知在诉讼开始前必须每周在德国广播 电台广播一次,并在鲍曼的家乡出版的一家报纸上公布。 霍廷很快就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即使撇开被告迄今为止下落不明这一点 不说,究竟该把哪个城市看作是他的家乡呢?是柏林吗? 他在柏林有过一个官邸,有人在那里最后见过他,他也是在那里失踪的。 但是,他在千秋帝国存在的十二年住在首都的时间肯定很短。有人给少校送来 一份报告,内称,这个失踪者在勃兰登堡有一笔巨大的财产,因此他很有可能在那 里定居下来。然而关于这件事,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或者,是否应该把寻找的 目标集中到四十五年前鲍曼的出生地哈尔柏斯塔特? 霍廷少校有充分理由把“运动的中心”慕尼黑或贝希特斯加登乡考虑在内,希 特勒的山庄和整个上萨尔茨山地区都属这个乡管辖。即使全国领袖鲍曼曾在不同地 方任职,但上述两个地方始终是他人丁兴旺的家庭和住址,况且他在这两处都有职 务。 所有这一切在一大堆关于寻找鲍曼下落的文件里都未提到。这表明,纳粹头子 的第一套班子中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不大为人所知。他总是躲在他的元首背后不让 同时代的人知道自己。原来只有阿道夫·希特勒身边的人才了解他。 于是,霍廷少校命令在四个占领区的所有德国电台和报纸分别广播和登载了四 次《致被告鲍曼的通知》。此外,他还印了二十万张布告。这些布告虽然没有详细 说明马丁的特征,但是附有一张像片,以通缉令的形式张贴在德国所有行政机关和 同盟国的官方办事处。合适的像片连一张都很难找到了。少校十分怀疑一张庸夫俗 子的普普通通的照片能够提供准确的线索。 大多数德国人为他们的失败而震惊,对把他们引入战争的“祸首”恨之入骨, 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把一个重要的纳粹头目交出来,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虽然在战 前的选举中,他们几乎全部投了希特勒的票,或者是曾经穿过带字臂章的褐色、黑 色、灰色或蓝色的制服,但是他们现在尝到了由于过去的错误而带来的苦果了。他 们再也不同情那些曾坐在权务的安乐椅上专横跋扈、现在将要坐到纽伦堡法庭的两 条硬板凳上为自己申辩的人了。 由于阿道夫·希特勒、约瑟夫·戈培尔和海因里希·希姆莱等人已经自杀,从 而逃脱了法庭的审判;需要“清算”的只有纳粹的第二套班子。在二十四个被告中 至少有十三人担任过部长,有几个人只是因为在盟国看来名声不好才被列入这个名 单的。例如:古斯达夫·克虏怕·冯·波伦一哈尔巴赫,他是个传统的军火大王, 这老家伙因精神崩溃已不能出庭受审;还有汉斯·弗里茨彻,他是宣传部的司长, 此人每周发表一篇广播评论,曾预言最终将必胜,因此激怒了盟国。 然而,德国人通过这二十四个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看到希特勒暴政的缩影。 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代表了对犹太人的迫害;恩斯特·卡尔滕布龙讪代表了盖世 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局的恐怖暴行;罗伯特·莱是民族社会主义信口雌黄的传声筒; 汉斯·弗兰克(在党内也称“弗兰克二世”)代表了对被奴役的民族所犯下的罪行 ;威廉·弗立克代表了死板僵化的官僚主义;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代表了对和 平国家的入侵;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代表了对基督徒的迫害;而军人们则代表了 战争工具。但是,大多数德国人在暗自问,这个马丁·鲍曼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国际军事法庭第一号通告,公布了这二十四个被告的名字,没有加上他们的头 衔和官职。这有什么必要呢?在德国,人人都知道他们。但是,就鲍曼来说,即向 人们宣布他曾是纳粹党全国领袖、国会议员、政府部长、人民冲锋队首脑、党卫队 副总指挥,也仅有极少数德国人还能记得起,什么时候曾听见过这个名字。只有这 个没落帝国的高级领导班子里的人才熟悉他。但是这类人现在几乎全部被关到围绕 着铁丝网的集中营里去了(估计有十万人)。现在谁蹲在里面,谁就要受到审讯, 追查该人同纳粹党的关系。在纽伦堡预审法官和公诉当局的备忘录里,有关马了· 鲍曼的材料实在少得可怜。 只有少数几个人依稀记得见过他。 然而,他的罪责却是铁证如山。德国人喜欢把每件事都记录在文件里,然后保 存起来,并加上防弹防火设备。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为起诉书提供了足够的材料。 在法庭的档案卷宗里有二十七页用打字机打印的材料,它们几乎只是证明文件的索 引。这些材料将要证明:鲍曼助长了纳粹阴谋家的势力,参与了备战活动,犯下了 反人道罪行。但是,关于被告的经历,起诉书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件软弱无力的事 实,它们在每家较大的报纸的档案室里都可以找到。起诉书认定,他可能还活着, 因此对他应该进行审判。 事实上证明鲍曼此时已经死亡的证据还很不足。他的女秘书埃尔泽·克吕格尔 作证说,1945 年5 月1 日深夜,鲍曼在企图从被围困的柏林总理府突围之前曾绝 望地对她说过,他恐怕难免一死。 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的供词稍微详细一些。他曾在魏登达姆桥旁的腓 特烈大街高架铁路车站附近,看到鲍曼被一辆德国坦克的爆炸甩到路边,估计丧了 命。他的尸体肯普卡再没有见过。 起草起诉书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编写被告罪行录。这个专案组的负责人是个美 国人,名叫罗伯特·M ·W ·肯普纳尔。一些者纳粹分子肯定认识他。 1933 前他是普鲁士的内政部高级政府顾问和警察部门的法官,当时他还是那 个企图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的政党的激烈反对者。他顽强地试图利用内政部警察的 权力阻止纳粹党取得政权。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他遭到了嫉恨。 半年后,当希特勒进入总理府和戈林掌握了普鲁士警察大权时,肯普纳尔知道, 在德国等待着他的是什么。此后不久,他就流亡到国外去了,在那些日子里有成千 上万的人逃往异国他乡。 现在,他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和重要的公诉人回来了。和他担任同样职务的人当 中,除了懂得盎格鲁一撒克逊的法律诉讼程序及其狡诈之处者外,肯定再没有一个 人还认识纳粹分子。当戈林和肯普纳尔再次相遇时,戈林冷冷地问他:“博士,我 能期望从您那里得到什么教诲呢?”肯普纳尔回答说: “德国元帅先生,说句公道话,由于您当时免去了我的职务,我才活到了今天。” 肯普纳尔肯定从未见过被告马丁·鲍曼。当他被迫离开德国的时候,马丁·鲍曼在 慕尼黑还是一个没有什么影响的干部,他的任务是帮助那些在格斗时受伤的冲锋队 员交纳医药费。但是公诉人相信,那个在党徒们的内部倾轧中诡计多端、善于软硬 兼施、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的人,即使在崩溃之际也会知道在地下隐蔽起来的。 肯普纳尔认为,希特勒的秘书在最后时刻弄一张新的个人证件并非难事。所以, 霍廷少校在极力寻找。但他从那些狂妄自大的人那里除了得到一些模模糊糊的、纯 属编造出来的材料外,一无所获。因此,公诉当局也就不那么感兴趣了。 11 月15 日,也就是开庭前几天,霍廷的上级亚历山大·G ·布劳恩中校, 向公诉当局报告说,寻找马丁·鲍曼的活动宣告失败。 两天后——那是个星期六——法官们聚集在一起进行“公审前的准备工作”。 现在必须作出最后决走:在当前的情况下是否应该对鲍曼进行公审? 英国的主要代理公诉人、杰出的法学家、下议院议员大卫·马克斯韦尔·法伊 夫爵士向法庭报告说,到目前为止,根据经过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不能断定被 告一定死了,他没有认真考虑证人的证词,所以他断言,鲍曼曾躲在一辆德国坦克 车里,后来这辆坦克爆炸了,三个证人中有两人作证说鲍曼当场被炸死,只有一人 说鲍曼受了伤。 大卫爵士当时大概不了解有关鲍曼的材料堆积如山这一情况,因为上述谣传只 是出现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再没有听说了。但这种谣传已使法庭感到满足。这位公 诉人还用文件来证明,在寻找缺席被告的活动中法庭已发布过大量命令。之后,法 官们暂时休会,经简短的磋商后作出了如下决定,“根据法律章程第十二章,对被 告鲍曼进行inabsentia(缺席——编者注)审判”,并且宣布,“将为被告鲍曼指 定一个辩护律师”。 接着法庭指定弗里德里希·贝戈尔德为辩护律师。此人愿意立即执行委托他的 任务——能够在一次举世瞩目的重大诉讼案中出庭,是每个辩护律师求之不得的。 然而必须预先看到,从这种案子中是不能得到什么荣誉的。如果不是被告本人,有 谁能帮助律师驳回起诉书呢?谁能指出,在那一大堆文件中,从哪里可以找到减轻 鲍曼罪责的证据呢?谁能举出为被告辩护的证人的名字呢? 贝戈尔德一直相信,他的诉讼委托人在柏林的战斗中已经一命呜呼。他最希望 在开庭审判的头一天就提议,宣布鲍曼已经死亡和审判停止进行(但这是过早的希 望)。于是,他在11 月20 日上午十点整,多少担负着一点义务地坐在离被告席 只有几米远的其他辩护人中间,同时等待着能够永远离开他的座位的机会。 到开庭这一天,在原来的二十四个被告中已减去了两个人。工业家克虏伯的名 字必须从名单上勾掉。罗伯特·莱这个纳粹党全国组织部长和纳粹工会“德国劳动 阵线”的头子,在接到起诉书和他的建议遭到拒绝后没过几天便在他的牢房里上吊 自杀了。他建议:如果让他活下去,他出狱后将肃清德国人的反犹主义。贝戈尔德 希望下一个将在名单上消失的名字是鲍曼。在公审进行到第三天的时候,他提议, 希望对马丁·鲍曼一案单独进行审理和延期审理,因为这个被告是唯一不能出庭替 自己申辩的人。贝戈尔德没有看出,为什么他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大概有十个月 ——要一头扎进一大堆文件(到审判结束时共有5330 份)里去,并为一纸根本无 法执行的判决而被弄得焦头烂额。但是,法庭拒绝了他的提议。法庭只承认,应该 给予他足够的时间来做好辩护准备工作。因此,鲍曼一案将放到最后审理。 这听起来很感慨,但是,差不多还没有过去四个星期,美国上校罗伯特·G · 斯托里就对鲍曼开火了。 “虽然被告没有亲自出庭受审,但是,表明他在策划和指挥纳粹的阴谋活动方 面负有责任的证据却在这里……鲍曼作为直接隶属于希特勒的纳粹党办公厅主任, 是政治领导集团在领导方面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权力因素。”此外,他还控制了政府, 并通过他作为党的领导人和政府部长而起的双重作用在纳粹机构里占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 这时,1945 年圣诞节即将来临。因此,当斯托里上校详细而感慨激昂地控诉 鲍曼顽固迫害基督教教会的罪行时,就显得特别激动人心。而对贝戈尔德来说,这 使他更加难堪,因为正是在所指控的这个问题上他是完全站在失败者的立场上的。 从鲍曼亲自批阅的许多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战争期间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消 灭基督教。 圣诞节假期过去后,指控的矛头仍然始终对准鲍曼。这时,一位对自己的使命 忠心耿耿的年轻少尉、美国代表团助理公诉人托马斯·F ·兰伯特在一月中旬投入 了战斗。他带着一个世界改造者的满腔热情,怀着好大喜功的虚荣心在那些法律大 师中间崭露头角。他强调说:“这个躲在希特勒背后的人”秘密地把持着巨大的权 力,他犯下了战争罪,他迫害基督教和犹太人,对东欧的平民百姓实行种族灭绝。 “每个人都知道”,兰伯特少尉提高嗓门说道,“希特勒是个坏蛋,但是,如 果没有像鲍曼那样的帮凶,他是绝不可能把全部权力都抓到自己手里的。”这个一 辈子都在搞阴谋诡计的人“事实上是魔鬼希特勒身边的一个凶恶的天使”。 这也许超过了法庭庭长劳伦斯希望在一个法律学家身上看到的激情。对他来说, 事实和客观比华丽的辞藻更为重要。鲍曼在最后几年里窃取的权力越多,他签署的 决定、法律、命令也就越多。因此,公诉当局和许多助理人员在堆积如山的文件里 找到了大量罪证,而且寻找这些罪证也易如反掌,所以他们甚至能在相当大的程度 上不依靠证人。一个只有少量助手的律师怎能与之分庭抗礼? 在贝戈尔德看来,这二十一个被告决不是一股相互支持的力量。现在,即在战 争结束和等待宣判之际,他们只在表面上是患难之交;其实他们始终像在希特勒统 治下一样,是尔虞我诈的对头。赫尔曼·戈林摆出一副元首继承人的架式。卡尔· 德尼茨和埃里希·雷德尔两人互不相容,尽管他们都统率过海军,或者说,正是因 为他们俩人都统率过海军。尤利乌斯·施特菜歇尔受到大多数人的蔑视。军人们互 相倾轧,对党棍们满腔怨恨。只有在一个方面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 是,这个看法几乎和兰伯特的看法不谋而合——鲍曼是希特勒的魔王。这个该受惩 罚的人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除死去的希特勒之外,作为希特勒秘书的他都要首先 承担责任。 1946 年3 月中旬,当戈林在自己的案子中作为证人受到美国公诉人罗伯特· H·杰克逊法官的诘问时,他认为第三帝国的真正罪魁祸首是:希特勒、戈培尔、希 姆莱和鲍曼。但是,“在战争期间,尤其是从1942 年起,鲍曼先生对元首本人有 决定性影响。那是一种不祥的影响。”国家安全总局局长和在党卫队中权力仅次于 希姆莱的人物恩斯特·卡尔膝布龙纳赌咒发誓地说,他对成百万犹太人被屠杀一事 一无所知。“千这种勾当的人都死了,他们是:希特勒、希姆莱、鲍曼、海德里希、 艾希曼。”反基督教的《神话》的作者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拒绝为纳粹党的反教 会方针承担责任。因为他没有让人把他负责的部门当作“精神警察”来滥用,应负 责任的是鲍曼,他受希特勒的委托,“代表纳粹党的教会政策”。同样,罗森贝格 在“处理东方问题”(即奴役和歧视当地居民的问题)上也是贯彻了鲍曼的严格要 求。被告巴尔杜·冯·希拉赫报告说,鲍曼曾唆使别人反对他,因为作为全国青年 领袖和维也纳大区领袖的他,没有给教会制造过任何困难。贝戈尔德问陆军元帅威 廉·凯特尔,谁应对组织人民冲锋队、对那些延长战争的、毫无意义的、只会造成 继续流血的召募群众的活动负责?凯特尔回答:“鲍曼。鲍曼拒绝任何磋商、任何 合作,拒绝关于人民冲锋队反对军事机关的任何消息。”被告汉斯·弗里茨彻说, 甚至戈培尔都“非常害怕马丁·鲍曼”。这个纳粹宣传部长,同时又是党的全国领 袖,在内阁中至少同鲍曼是平起平坐的,他在战争期间的最后两年里重新受到希特 勒的器重。他对“他的每一次有可能被党内激进分子误解的行动”,都要尽力向鲍 曼申辩。鲍曼如果送来一份电传打字文件,那就会使“戈培尔博士的全部机器都迅 速开动起来”。 5 月底,审判已进行了半年。弗里德里希·贝戈尔德的辩护工作几乎没有什么 进展。 他虽然希望能够磨掉一些这个或那个罪证的棱角,但这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对于判决来说,罪证已经绰绰有余。 贝戈尔德无可奈何地一再企图证明他的诉讼委托人业已死亡。如果他能把迄今 只受盟军谍报机关审讯的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和鲍曼的女秘书埃尔泽·克 吕格尔传到法庭作证,并在那里询问他们的话,他也许会获得成功。 庭长劳伦斯大法官准许让那两个应证明鲍曼已经死亡的证人到法庭作证,但立 即使他们的证词失去意义:“被告是死是活,这毫无关系。问题在于,他有罪还是 无罪。”“阁下,”弗里德里希·贝戈尔德抱怨说,“我的处境极为困难。我已经 听到许多证人的证词并且已经竭尽全力,但我找不到任何能够减轻被告罪责的材料。 所有的证人都对被告恨之入骨,并极力把罪责推到他身上,以便减轻自己的罪过。” 几天前(那是1946 年5 月28 日的审讯记录),鲍曼的一个同事,一个名叫赫尔 穆特·冯·胡梅尔的人在上萨尔茨山被捕。“我将到他那里去,也许能得到新消息。” 这个冯·胡梅尔确实是鲍曼的心腹之一。他是负责上萨尔茨山地区、梅克伦堡的几 处庄园及希特勒私人会计处的总务主任,此外,他在上萨尔茨山地区领导纳粹党办 公厅的一个分支机构,因为鲍曼希望一旦要和希特勒在那里作数月之久的逗留时, 能随时拿到最重要的文件。但是冯·胡梅尔显然不能或者说也不想公开抨击他从前 的上司,因为他没有作为证人在纽伦堡出现。 他的这种办法行不通。这个消息大概也传到某些被告的耳朵里去了,因为六月 中旬,对鲍曼怀有刻骨仇恨的戈林在审讯开始前假惺惺地向贝戈尔德打听,是否终 于找到了能为鲍曼减轻罪行而出庭作证的证人。这位前德国元帅认为:“他毕竟有 过许多女秘书。”但是,律师不得不承认:“没有一个人想替他说句好话。”戈林 得意洋洋地对其他被告说:“如果希特勒早一点死,我作为他的继承人根本用不着 考虑鲍曼的问题。在我能够下令处死他之前,他手下的那伙人就会把他干掉的。” 贝戈尔德在寻人方面并不走运。1946年6 月底,他不得不再次向法庭说明,他现在 仍然是两手空空,一无所获。 他想当着法官们的面询问希特勒的女秘书格尔达·克里斯蒂安。但她在不久前 从美国上乌塞尔妇女拘留营里出来后被送回老家度假,从此就隐姓埋名了。辩护人 想让她来证明,他的委托人绝不是自己决定干坏事的,而是一个身不由己、被希特 勒左右的人。贝戈尔德也希望从纳粹党办公厅其他领导人那里得到同样的证词。虽 然局长赫尔穆特·弗里德里希斯和海因里希·瓦肯霍斯特不知去向,但在1946 年 6 月29 日审讯开始前不久,美国人仍通知他,他们已把国务秘书格尔哈德·克洛 普费尔局长从一个拘留营押送到纽伦堡监狱了。 因此,贝戈尔德本来是可以立即让人传唤克洛普费尔到庭的,但是他却不敢这 样做。经过多次失望之后,他现在也不想再公开经受一次沉重的意外打击了。他要 求延期审理鲍曼的案子,直到他和克洛普费尔谈完话为止,法庭在此期间可以审理 被告弗里茨彻一案。 这时,遇事一向沉着冷静,对贝戈尔德甚至怀有好感的大法官却失去了耐心。 “您为这个案子已准备好几个月了,”他用威严的口吻大声说道,“法庭的意 见是,您应该进行辩护。如果不能用克洛普费尔的证词,那就用别的材料。”贝戈 尔德无可奈何,只有再三恳求: “阁下,我掌握的材料少得可怜。我甚至不知道,在我审问这个人之前,这些 材料是否能站得住脚。”就这样,他终于争取到了延期审理的机会——不过只有几 小时。鲍曼过去的部下克洛普费尔认为,他的上级并不像辩护人所希望的那样,是 无影响和无权无势的人。在同一天,贝格尔德也把这个证人的名字勾销了。 他只好另寻出路。现在他试图根据文件“提出一个小小的证据,证明被告并没 有起过像在第三帝国崩溃后强加给他的那种重大作用”。但他对此也感到理由不够 充分。于是他在递交自己的报告后深表遗憾地说:“作为律师我很不情愿毫无根据 地做什么事情。因此,我只能做一个非常简短的演讲。 这不是敷衍塞责,而是因为,在没有被告协助的情况下要从文件中找到积极的 东西是不可能的。”7 月3 日他终于被允许传唤他的最重要的和最后一个证人埃里 希·肯普卡。此人出身于鲁尔区一个多子女的工人家庭,一直受到崇拜元首的思想 的熏陶。多年来他都是他的偶像的“私人司机”。在第三帝国末期他管理总理府地 下车库的全部车辆,他还承担了一项为焚烧希特勒和刚刚成为他的妻子的新娘埃娃 夫人的尸体提供汽油的任务。肯普卡是鲍曼的部下。他在法庭上称鲍曼为“我的间 接上司。”肯普卡和他的直接上司有专线联系。这在贴身司机和他们的主人之间是 常有的事。由于这个原因鲍曼便算计起肯普卡来,这象算计所有未经他的允许而直 接去见希特勒的人那样。另一方面,肯普卡也像鲍曼的所有下级一样,对这位全国 领袖向他们发号施令时的粗暴态度感到愤慨。 肯普卡在回答贝戈尔德提出的问题时谈到,1945 年5 月1 日至2 日夜间,他 从总理府突围出来时在魏登达姆桥边如何遇见鲍曼,以及他们的另外一些从希特勒 地下避弹室逃出来的人如何企图在德国坦克的保护下突破封锁线等细节。鲍曼当时 走在第一辆坦克的旁边。 “坦克恰好在鲍曼经过的地方爆炸了。”贝戈尔德问:“您此时看到马丁·鲍 曼在熊熊烈火中倒下去了吗?”当时,肯普卡已被喷射的火焰刺得睁不开眼并被爆 炸声震昏了片刻,他回忆起“那是一次巨大的震动,天塌地陷。 可以说一切都飞上了天一样”,并“肯定地认为鲍曼已由于强烈的爆炸而丧了 命”。 这些证词并没有使法官们感到满意。他们寻根究底,想知道那次战斗的细节。 他们问肯普卡,他是否同鲍曼谈到过最好走哪条路才能逃出柏林以及他本人是在什 么地方被俘的。“在贝希特斯加登。”——他回答说。什么时候?“1945 年夏。” 这次审问的结果也没有达到贝戈尔德预期的目的。肯普卡作证说,如果身穿党卫队 副总指挥制服即将军制服的鲍曼死在魏登达姆桥边,那么这具尸体在次日早晨一定 会引起苏联人的注意,如果他只是受了伤,那么苏联人会把他抓起来。但两种情况 都没有发生,肯普卡也没有亲眼看见鲍曼死去。而另一方面,肯普卡成功地偷偷穿 过了苏联的包围圈,甚至还逃到了巴伐利亚南部,并在那里藏了一段时间。既然希 特勒的司机能这样做,为什么他的秘书就做不到呢?“我可以作证,希特勒已经死 亡,”证人肯普卡向法庭担保说。而鲍曼呢?他没有回答。弗里德里希·贝戈尔德 然后把女秘书埃尔泽·克吕格尔的一份宣誓声明交给了法庭。声明说,元首卫队队 长、党卫队将军约翰·拉登贝尔曾向她报告过鲍曼死亡的消息。但是律师自己也清 楚地知道,有了肯普卡的供词,这份材料是一文不值的,因为这位拉登贝尔和鲍曼 一样难以找到,而且也许同样逃之夭夭。 1946 年10 月1 日在纽伦堡宣读了判决书。三名被告被认为“在被控诉的问 题上无罪”,并被释放出狱。七名被告被判处十年以上直至无期徒刑。 约十二人被判处死刑,其中包括鲍曼。他的判决书是由苏联的约拉·T ·尼基 钦科少将宣读的。 鲍曼被宣判犯有战争罪和反人道罪,而指控他犯有反和平罪的罪名被取消了。 判决书说:“没有证据能够证明鲍曼知道希特勒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的计划。” 他只是在当上了纳粹党办公厅主任后,也就是说,在1941 年5 月鲁道夫·赫斯逃 往英国、希特勒已决定进攻苏联后,他才跻身于元首之幕僚之列。 在这一点上,法庭犯了一个于被告有利的错误。但这对一个只要被纽伦堡军事 法庭的人捉住就要被送上绞架的人来说,是无关紧要的。1946 年1O月15 日清晨, 开始执行死刑判决。这时十二个犯人中只有十个被交给了行刑队。另外两名犯人, 一个(戈林)在夜间服毒自杀;另一个鲍曼下落不明。 然而,此时无论法庭还是辩护人都不知道,有一个人曾亲眼看见马丁·鲍曼怎 样死去,甚至是在距他很近的地方看到的。在盎格鲁—拉克逊的谍报机关里,有一 份与这个案情有关的审讯记录,上面印有“绝密”的字样,因此它被锁在保险柜里。 阅读这些材料时,就像亲身经历一次奇遇一样。 1945 年10 月下旬,阿尔卑斯山上的一场大雪,把一群年轻人从高山上的一 间茅屋里驱赶到巴伐利亚群山之间。这些年青人过去是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在 门敏根,他们装扮成美国人。为首的是一个在半年前还是希特勒青年团里级别最高 的人:全国青年领袖、三十五岁的阿图尔·阿克斯曼。有些年育的纳粹党员曾把他 看作是希特勒的继承人。 在刚一开始进攻苏联的时候,他就失去了一只胳膊。战争结束时,他是元首地 下避弹室里与希特勒较为亲密的随从,他和其他人一起从那里向外突围,在魏登达 姆桥发生战斗的时候他也在场。 他向审讯者们——其中也有休·R ·特雷弗一罗珀少校(他原来的职务是牛津 大学历史系教授)——供认,战斗结束后,他先是同鲍曼以及另外几个从总理府逃 出来的人一起继续往前跑,——但是,这伙人不久就分散了,——后来他在勒特尔 车站附近的一座天桥上看到两具尸体。他认出一个是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路德维希· 施姆费格尔,另一个人是马丁·鲍曼。 关于阿克斯曼的这份报告以及那天夜里发生的事情以后还要详细谈到。 也许人们要问,这些谍报人员出于什么动机要暂时封锁有关鲍曼的最新消息呢? 在特雷弗—罗珀写给他的同事们的一些信里可以找到某种解释。首先是肯普卡叙述 情节与阿克斯曼所说的有相互矛盾之处。谁说错了?或者谁在撒谎?也许他俩的话 都不可信。这一点必须要搞清楚,因为蓄意进行欺骗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人 会再去寻找一个已经死去的人。这两个人都坚持说他们决不是鲍曼的朋友,这使他 们的证词难以使人相信,因为如果要共同对付占领国的话,这些“老战士”应该把 他们私人之间的勾心斗角置之脑后。 谁编造了鲍曼的下场的假话,谁都根本得不到信任。这两人都是证明希特勒已 经死亡、他的尸体已化为灰烬的重要证人。他们的证词中哪些是真实的呢? 苏联人证实,他们发现了希特勒的尸体,一位病理学家写了一份详细的鉴定。 他在鉴定中确认,元首天生只有一个睾丸。美国情报机关知道,这不符合事实,因 为希特勒的一位私人医生奥多尔·莫尔(他本人是一个真正的残废人)就关在他们 的一所拘留营里。美国人当然已向他详细打听过这方面的情况。如果法庭现在宣布 鲍曼已经死亡,然而过不多久他又重新出现,那么德国人中那些冥顽不化的纳粹分 子至少会这样猜测:鉴于有关希特勒的尸体一事众说纷纭,也许元首还活着。自然 一个复活的鲍曼也会动摇人们对情报机关的工作的信任。 特雷弗一罗珀在他那本二十多年后仍然是唯一的一本资料性著作《希特勒的末 日》中写道,阿克斯曼的证词在纽论堡“虽然可供参考,但显然并未引起人民的重 视”。在文件堆积如山的情况下,这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当时由于鲍曼下落不明使 得公诉人和辩护人都在积极进行调查。然而,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下述问题就 永远不会得到解答:为什么那些肯定在密切注视着审判过程的谍报工作人员对阿克 斯曼的证词只字不提?特雷弗一罗珀显然早已认为这个证词是真实的。纽伦堡审判 过去几年以后他写道,这种说法“除时间上偶有差错外……已准确地得到了证实”。 法庭在判决书中对贝戈尔德间接予以表扬。 尼基钦科少将宣读判决书。他说:“不得不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鲍 曼的辩护人,对驳斥这份(关于鲍曼的罪行的)证明材料已无能为力,——从这些 有鲍曼签字的文件上就不难看出,——即使被告在场,辩护人也无法驳倒它……辩 护人说,鲍曼已经死亡……但是现在没有任何让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确已死亡,因 此法庭决定,……对鲍曼进行缺席判决。”如果他重新露面,而且有可以减轻他的 罪行的理由,那么判决还可以修改。 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弗里德里希·贝戈尔德多少得到些安慰。因为当他在法 庭上抱怨“最高公诉当局不再支持”他证明鲍曼已经死亡所作的努力时,他曾预料, “就这样结束,今后各种稀奇古怪的传说会层出不穷”。至今,已经有一些假鲍曼 写信给他进行招摇撞骗了。 这仅仅是开始。在以后的二十五年里,在全世界大约发现了四十八个所谓的 “鲍曼”,这些鲍曼的故事越来越带有神奇的色彩。这很像苏格兰的尼斯湖怪兽, 只要有人对它作进一步的研究,就会揭开一层虚假或欺骗的迷雾。 有关这些以后还要谈到。 但是,在谈及其他问题之前,必须弄清,这个马丁·鲍曼究竟是什么人? 他是怎样扶摇巅上,在几年之内成为欧洲最显赫的人物之一的?为什么认识他 的人寥寥无几?为什么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仇恨他?他们对他的恶劣品质感到愤 慨。但是,谁要是能从“无名的冲锋队员”(这是纳粹分子对他们的一般成员的美 称)一跃而为希特勒的左膀右臂,那他也必定具备某些“才能”和“德行”。 在纽伦堡审判战犯期间,当对杀害几百万犹太人一案进行审理时,纳粹政权的 最后一任国家安全总局局长恩斯特·卡尔滕布龙纳供称:“干这件事的人现在全都 死了,他们是希特勒、希姆莱、鲍曼、海德里希、艾希曼。”他误以为艾希曼已经 不在人世,而且在列举名字的时候忘记了诡计多端的主犯之一戈培尔。这些人都分 别扮演各自的角色,希姆莱、海德里希和艾希曼操纵杀人机器的开关;戈培尔装出 狂热的样子一再煽动恐怖暴行;希特勒作为真正的发动机,以谈话的方式向他的党 内同志发出秘密处决命令,而自己却不承担杀人犯的罪名。 鲍曼所扮演的角色最好还是用一件事实来说明。这件事发生在1940 年的最后 几个月。汉斯·弗兰克总督被召进总理府述职,汇报已被确定为犹太人放逐地的波 兰占领区的情况。谈话时鲍曼自然在座,东普鲁士大区领袖科赫和维也纳大区领袖 冯·希拉赫也被请来一同进餐。饭后,希特勒像平时一样滔滔不绝地讲起话来。他 的客人们则装出一副忠实信徒的样子,阿谀奉承地对主人的高谈阔论频频点头称是。 鲍曼默不作声地坐在一旁作记录。他在一份详细的谈话纪要里记下了这次席间谈话 的主要内容。 弗兰克吹嘘说,波兰的许多地区,包括他的官邸所在的克拉科夫在内,几乎已 将犹太人全部肃清。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被赶进隔离区。然而,他却竭力反对过于匆 忙地把其他地区的犹太人都送到他那里去,否则犹太人隔离区将面临人口过密的危 险。倘若要把波兰的几个县并入德国版图,那么,犹太人聚居的地区就更少了。但 科赫坚持要把居住在他的辖区内的犹太人和波兰人遣送出境。冯·希拉赫也要求说, 必须把还居住在维也纳的六万犹太人送往督辖区。 一丝不苟的记录人鲍曼没有忘记会后要把这次谈到的具体事项变成实际行动, 几天以后,他提醒希特勒别忘了维也纳的犹太人,以此唤起后者早已在《我的奋斗 》一书中宣布的、从青年时代就产生的对犹太人仇恨。希特勒的决定很简短:“由 于维也纳住房紧张”,应“加快速度,即在战争还在进行期间把仍居住在维也纳大 区的六万犹太人遣送到总督辖区去。”鲍曼将这一决定写信通知拉默斯。拉默斯再 把这道命令传达给冯·希拉赫。按照官方规定的途径,他同样要把这道命令传达给 党卫队和警察局头子们。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对期限的规定——信的落款日期是1940 年12 月3 日——只能作这样的理解:希特勒和他周围的人估计第二年就能取得胜 利的和平。因此,上述命令的后面还加了一句话:“遣送一事”应“于明年年初着 手进行”。 在这次在全国各地展开的迫害和灭绝犹太人的运动中,鲍曼几乎始终扮演了下 面这样一些角色:官僚,法律和法令的签署人(多半同其他人一起签署),向党和 国家机器输送元首意愿的变压器,保证凶手们不致漏掉任何一个人的数据存储器, 搬弄是非的人和为主子效劳的监工。 在这一行动中他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独创精神。他看起来远远不像在顽固地反 对基督教的斗争中那样卖力气。在希特勒看来,他是一个理想的替身,在这个替身 的掩护下,自己可以在世人和后代面前把自己突出表现在犹太人身上的杀人嗜好隐 藏起来。鲍曼也为能充当这样的角色感到自豪。在希特勒的席间独白里,如果有几 句反犹言论,鲍曼就添枝加叶地把它们变成一项指示。只要他够激进,他在这方面 就绝不会因为积极而犯错误。这对他来说是令人鼓舞的。 他能把小小的不满变成一次全国性行动的事实,就颇能说明他的这一特点。他 肯定没想到,历来受到那些炫耀德国国粹的人推崇的花体字——书写体和印刷体— —可能是犹太人发明的。当有人向希特勒提出这样说法时,负责出版事业的全国领 袖马克斯·阿曼和受纳粹党出版总社控制的技术企业的老板、及“印刷厂主阿道夫· 米勒先生”于1941 年1 月初被召往上萨尔茨山。 希特勒向他们宣布了自己的决定:“旧体字,即古罗马字今后应被视为通用的 字体。”犹太人发明的施瓦巴赫字,——鲍曼在通函里宣布说,——在学校和印刷 厂,在街道路标上和文件里,总之,在一切地方都必须尽快予以废除。为了办这件 事而浪费的人力和物力,使那些负责军工生产的人感到震惊。 公诉人在纽伦堡指控缺席受审的鲍曼从1941 年起,也就是自赫斯驾机出逃后, 同其他人一起签署了几乎全部反犹法律。然而,法庭并未调查,除了属于职权范围 内的签字以外;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参加了这些法律的制定工作,比如,在新扩张 的德国领土内实行的种族法,或者没收已迁走的犹太人的财产的法令。尽管他或者 他手下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国务秘书克洛普费尔一直参与了法律宗旨的确定和条文起 草,但他和他的全权代表们的行为中引人注目的东西与其说是阴险狡诈,不如说是 官僚者的老奸巨滑。凭着这一点,他们把他们的惨无人道的法律之网上的最小的漏 洞也给堵死了。 克洛普费尔参加了1942 年1 月20 日召开的所谓万湖会议。他在这次会议上 没有出风头。这次会议在国家安全总局局长海德里希的主持下制定了消灭犹太人的 方案。鲍曼留在“狼穴”,尽管那些天他在那里无事可干。然而统帅希特勒却一直 忙于调兵遣将,以挫败苏联红军想突破德方因严寒和撤退而受到削弱的中部战线的 企图。因此,他没有时间过问其他事情。鲍曼在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回到柏林,然 后直奔上萨尔茨山。我们从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他虽然知道这些决定, 却想把决定的贯彻执行让给希姆莱和他手下的人。 即使在这次会议召开以前的那段时间里,他在反犹活动方面基本上也没有超过 党的领导人照例应达到的程度。他要求大区领袖们把犹太人关进集中营,如果他们 “不立即遵守某些规定的话”。这个作法同样适用于某个“雅利安人”。此外,鲍 曼还负责监督下述规定的执行:从1941 年9 月5 日起,德国境内的全部犹太人, 甚至包括他们的六岁以上的孩子在内,在公开场面露面时必须佩戴黄色犹太教六芒 星。几年前他就建议过要犹太人戴类似标志。当然现在这不再是他个人的创造了。 同他在其他方面始终干劲十足不一样,他在迫害犹太人方面大概有数月之久裹足不 前。此刻是他已经知道了希特勒的决定,还是他比其他所有干部都要早地获得了 “最终解决”的计划,因此认为自己已经不屑过问细枝未节了?无疑这两种情况都 可以设想的。 希特勒的陆军副官格哈德·恩格尔记下了希特勒1941 年2 月2 日在总理府当 着鲍曼、施佩尔和凯特尔的面进行的谈话。希特勒预言道,战争结束后德国再不会 有犹太人了。如何处置他们,他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而且外交部还为此提出过把 所有犹太人运往非洲马达加斯加岛去的计划。但目前在战争期间这是不可能的。希 特勒不无疑虑地说,除此之外,还要加上那些被征服的国家的犹太人。他说:“要 是我知道什么地方能安置几百万犹太人就好了,当然根本不会有这么大地方。”这 段时间希特勒再也不说移民和东方的永久性定居点了。鲍曼知道,海德里希正准备 遣送事宜,而且从1941 年10月起就付诸实施了。就是说,还是在万湖会议之前几 个月就开始送了。起初说是到东方集中路过那里。但鲍曼已经从希特勒那里获悉, 东方将是犹太人的最后一站,是他们的生命的终点站。他一直呆在他的元首身边, 因此,每当希特勒在同他私下交谈中考虑各种可能性的取舍时,他也许在希特勒作 出杀人决定方面起了催化作用。 1942 年1 月20 日举行的万湖会议,作出了把犹太人赶到东方去劳动的决定。 在劳动中“大部分人将因自然减员而死亡”。剩下来的人,也就是抵抗力最强的那 部分人必须予以“适当处理”,因为这些人“一旦获释将会成为犹太人东山再起的 力量”。尽管警察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就把他们的牺牲品带走了,而且在其他方面 也竭力掩盖他们的罪行,但是放逐行动还是瞒不过德国人民的眼睛。五月中旬,希 特勒在“狼穴”大本营进午餐时对“所谓的市民阶层……现在为被送往东方的犹太 人流鳄鱼眼泪”怒不可遏。此外,从东方回国休假的人也透露了他们在东方的见闻。 据说,犹太人在那里遭到了有计划的屠杀。 因此,到了1942 年10 月,鲍曼觉得有必要给大区党部定一个——尽管是拐 弯抹角的——表态的调子。必须提醒人民群众回忆一下在犹太人和日尔曼人之间持 续了两千年之久的斗争。如果说犹太人现在被关进集中营而且必须进行强制性劳动 的话,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有时对一些十分棘手的问题……只能用强硬手段 来解决。”他绕了许多圈子以后终于用最后一句话,用纳粹语言中通用的行话暗示 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秘密。就这一点来说,这封信泄露了天机。 鲍曼继续随大流。1942 年10 月他让在此期间取代达勒而爬上了粮食部长宝 座的赫尔伯特·巴克明显地减少了犹太人凭供应卡购买的定量食品。然而这一措施 也并非他的发明。在一个月以前,戈培尔就已经切断了柏林犹太人的一切配给品供 应,并禁止他们饲养家畜和做“雅利安”理发师的工作。 与之相反,鲍曼却始终以刻板的谨慎态度关心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当时武装 部队最高统帅部做出决定,军人可以获得娶同犹太人结过婚的妇女为妻的特许。鲍 曼向希特勒报告了这一情况。于是党组织便从一封通函里得知希特勒的决定:“同 犹太人结婚的德国女人已经证明自己没有种族本能,因而她们今后同军人结婚的问 题将不予考虑。”有人向鲍曼报告说,在审查希特勒的女厨师的家庭出身时,发现 她有一位祖母是犹太人。真是咄咄怪事。因为希特勒常常称赞这个女人的烹调技术, 有时甚至请她共进晚餐。大家心里明白,一个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女人是不许呆 在元首身边的。然而,当鲍曼向希特勒报告这一情况时,后者却怕辞退这位女厨师。 管家鲍曼便出面寄给这位正在休假的女厨师一封解雇信。但这又不合希特勒的心意, 他不愿失去他那可口的菜汤。因而又撤销了解雇令。 鲍曼越来越被希特勒视为犹太人问题的专家了,或者至少被看成是这条残酷无 情的路线的忠实可靠的捍卫者。在一个由一位部长率领的匈牙利代表团访问德国期 间,他受托向他们传授纳粹党的反犹经验,就是证明。盟友匈牙利在这方面总是马 马虎虎,而且找他们那里大量存在的犹太人的麻烦,当然是在柏林大哥能够容许的 限度内。但是,如果欧洲真的应该成为没有一个犹太人的欧洲的话,那就不能容忍 布达佩斯例外。1943 年3 月7 日晚,鲍曼离开“狼穴”,经柏林去上萨尔茨山。 在慕尼黑党总部,他还收到一份电传打字电报,这是负责接待来宾的外交部长作为 “在这类会谈中供参考的资料”推荐给他的。 冯·里宾特洛甫这个被所有老党员公认为爱虚荣的傻瓜和暴发户,现在居然也 想插手意识形态工作。鲍曼只会把这视为狂妄。因此,冯·里宾特洛甫关于“在德 国或它的某个盟国内如果有十万犹太人……那就几乎等于让英、美情报机构的十万 名间谍潜入德国或它的盟国”的论点,在他看来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犹太人是 英、美消息和失败主义的传播者。因此,从主观和客观全面考虑,必须对他们采取 “特别措施”。迄今为止生活在德国境内的匈牙利藉犹太人只有在他们没有返回祖 国的情况下才被遣送到东方,这种作法必须改变。 鲍曼的任务是向匈牙利来宾说明,他们现在应该“效法德国对犹太人采取的措 施”,也应开始迫害犹太人。鲍曼具体要求把犹太人从文化生活和经济领域中排挤 出去,立即没收犹太人的财产,让犹太人在公开场合佩戴犹太人的标志六芒星,以 及开始向东方转移这些人太危险,他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 客人们于上午来到上萨尔茨山,受到鲍曼的款待,而且还被带到各处参观。在 萨尔茨堡,他们还观看了轻歌剧《蝙幅》,鲍曼深感到自己是东方和大德意志帝国 的代表。第二天他派出一队豪华的供国宾乘坐的马车经过高速公路把他们送往慕尼 黑。在党总部建筑群兜了一圈之后,他们在鲍曼的普拉赫寓所受到了盛情款待。在 其参观活动结束这后,晚上他们又开始在鲍曼家里饮酒作乐。第三天,他们一起参 观纽伦堡党代会会址和兵工厂,然而收效甚微。匈牙利人装出受到鼓舞和异常诚恳 的样子,但是两个月以后,即1943年5 月,希特勒却在大区领袖柏林会议上抱怨 “匈牙利人”在对待犹太人的问题上“处理得糟糕透顶”,“匈牙利这个国浸透了 犹太习气”。 这几个月,他们针对还居住在德国的犹太人准备了一项法律。这项法律要剥夺 犹太人的最后一点权利,使他们任人宰割、蹂躏。希特勒1942 年4 月底在国会的 演讲是制定这项法律的间接原因。他在这次演讲中把法律专家们骂得狗血喷头,因 为法院始终拒绝充当国家恐怖暴行的执行者。于是,当时的司法部国务秘书罗兰德· 弗赖斯便极力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忠诚。 弗赖斯勒从提拔他而且一直以来也很想让他在新任内政部长蒂拉克手下继续担 任国务秘书的鲍曼那里领会了怎样才能受希特勒赏识的主意,那就是制定反犹法律。 这不是没有先例的。如前所述,鲍曼曾经同大区领袖格赖泽尔一起为瓦尔特兰大区 制定过一项法令。这项法令剥夺了仍居住在那里的波兰人的一切法律保护权,并将 他们置于希姆莱的警察的蹂躏之下。 受到这一启示,弗赖斯勒于1942 年8 月初向政府有关各部发出一封信,当然 这封信也寄给了纳粹党办公厅。这封信里有一份“关于限制犹太人利用刑事法律手 段的法令草案”。这个草案出自谁的手笔,附件里并未说明。但弗赖斯勒至少不能 一人垄断草案的“创始权”。因为他强调指出,“他”(弗赖斯勒在“他”字下面 加了着重号)“肯定了这项法令对于战争的重要性,因为它对国防有间接的作用”。 许多德国人心情不舒畅是因为犹太人还有权对警察局作出的处罚决定向法官起诉, 对判决提出上诉等等。犹太人的这些权力应该通过这项新法令予以禁止。 弗赖斯勒很快就收到一些个性意见。官员们认为,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同时剥夺 犹太人在行政管理事务方面的一切公民权。粮食部提出要求说,必须禁示犹太人对 整理耕地和兴修水利等措施提出抗议。另外,还有人发现,必须否认犹太人的宣誓 权力。这样一来,当然又会引起麻烦,因为未经宣誓和不真实的证词就不能被当作 伪誓而予以惩罚。希姆莱要求说,死亡的犹太人的遗产必须宣布收归国有。此外, 他还指责法律机器运转太慢,必须共同就这个问题进行商讨,以加快它的运转速度。 1942 年年底进行了磋商,原来计划只有一项条文的法令增加到九项。此后该 法令一直搁在内政部。弗兰克“考虑到犹太人问题的发展”,认为这项法令“已无 必要了”。任何人——他可能这么说过——也不可能再剥夺死者的权利。然而,保 安警察头子卡尔滕布龙纳却于1943 年3 月出来纠正他的错误观点:没有一个总的 规章,围绕犹太人的遗产问题展开的争论就会没完没了。继承人当中还有未彼遣送 出境的、同德国人结了婚的犹太人。在协调人鲍曼发表了权威性意见之后,该法令 才于1943 年7 月1 日趋于完善。该法律明显地带有鲍曼的观点。它规定,犹太人 的哪些行为应受到惩罚只能由警察局来断定,而且也只能由警察局来执行。这样一 来,犹太人在没有法院判决的情况下——就像波兰人法令中的规定一样——便落入 了希姆菜的恐怖机构的魔掌。此外,它还规定,犹太人死后,或者说确切遭到杀害 后,非犹太血统的家庭成员未提出要求,其财产一律收归国有。这项法令基本上只 是承认了早已普遍存在的事实。早在一年多以前,即1942 年5 月12 日,就已有 一千五百名犹太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赶进了瓦斯室——这是第一 起有案可查的大屠杀。1943 年4 月,希姆莱已对“欧洲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 做了一个统计。为了能够把这个给希特勒看,鲍曼要求在行文中避免使用“消灭” 和“特别处理”这类字眼儿。希姆莱唯命是从地作了一番修改。自这份报告公布以 来,已有一百四十五万犹太人被送往东方,其中有一百二十七万人在集中营里“通 过了闸门”——这是希特勒的“脆弱的情感”所能接受的屠杀一词的代用词。 然而,这只是中期统计。杀人机器在继续运转。三个月以后,鲍曼“受元首委 托”向党的高级人士——全国领袖,大区领袖,团体领袖——发出一项秘密指令, 指示他们应该向那些对于犹太人的消失越来越感到怀疑的德国人说些什么。下面就 是它的简短内容:“在公开讨论犹太人问题的时候,对将来的总解决计划绝不允许 作任何解释。但可能谈到犹太人无一例外地被投入了有用的运动。”在党的办事部 门的事务登记卡中,这项指令应该归入“犹太人的处理”这个条目里。 上面提到的那份希姆莱的报告,希特勒很可能根本就没有看到。更确切些说, 是不想看这种报告。鲍曼在四月份取回了那份报告,以便重新呈报。 到了六月份,他不得不把用于希特勒阅读的大号字体打字机打印的十六页报告 原封不动地从希特勒的办公室拿走。后来当鲍曼于1943 年10 月3 日来到希姆莱 的野战司令部时,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根据一份谈话纪要的记载,“党办主任… …认为,元首现在大概不愿意接受这份报告”,这两位先生一致认为,“因此,这 件事必须先放一放”。一年以后再重新呈报。然而按照官场惯例,再加上一些事情 的影响,放一放也就意味着无限期拖延。反正希特勒对死去的犹太人不感兴趣,管 他死多少!但大区领袖们现在终于想知道东方的那些犹太人的命运究竟如何了。民 间流传的种种谣言使他们感到不安。他们至少想得到一种党的统一的正式说法,以 便能够用它来对付“恐怖的煽动”。 然而,鲍曼禁止他们向希特勒谈起“最终解决”,或者跑到希特勒那里去为某 些犹太人说情——冯·希拉赫在纽伦堡法庭上供认说。 鲍曼用不着再关心希姆莱的消灭犹太人的工作了。他给自己找到了一项新任务, 即所谓的混血儿问题,这些人的父母或者祖父母中有一方出身于犹太家庭。鲍曼知 道,他的元首经常在考虑这个问题,1942 年12 月的一天,希特勒在饭后大肆吹 嘘他的种族生态学长达数小时之久。其间也谈到了这些混血儿。他说,在这些人身 上,犹太人的气质是根深蒂固的,以至到他们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时又同犹太人结 婚,即使是一个作为配偶的雅利安人,在他的第九代后裔的血液里也免不了还有犹 太人的成份;在这以后才能“按照孟德尔遗传定律失去犹太成分”。1942 年7 月 1 日,希特勒在进午餐的时候又一次就这个问题发表了冗长的谈话,而且还以所谓 的犹太混血儿、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例,来说明“异族血统完全融为一个民族是不可 能的”。因此,——希特勒已宣布过,——混血儿不准服兵役,否则就会把他们与 德意志血统的人同等看待。“不能承担使我们的血统进一步增加异族成分的责任”。 鲍曼的下属亨利·皮克尔受鲍曼之托记录希特勒的席间谈话。当这次谈话正在 进行时,他接到一个传令兵悄悄塞给他的一张纸条,这是他的上司写的: “皮克尔博士,请特别准确、详细地记下元首关于如何对待我们的犹太混血儿, 他们的危险性,以及为什么这些混血儿不应加入武装部队和不应受到同等待遇的谈 话。鲍。”两天以后,——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鲍曼的工作方式,——他便用通 函提醒大区领袖们,不要对那些不能用纽伦堡种族法来对付的犹太混血儿持“完全 不能理解的宽容态度”。 从海德里希在丧命前几个月受纳粹党办公厅的委托拟定的一个调查报告中也可 以看出,鲍曼在执行这项任务中所起的作用是多么顽固。海德里希必须考察,对大 约七万名有一半或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人强迫施行绝育手术的可能性有多大。海德 里希得出结论说,每位动手术的人需要住院十天,而这笔开销在战争时期是不允许 的。于是鲍曼接着提出一项建议,让纳粹种族研究人员对所有混血儿进行检查,从 而把德国人同犹太人严格区分开来——对后一种人将如何处置就不言自明了。这笔 开支在希特勒看来太大了,因此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现在,称得上朋友的希姆莱表示愿意帮忙。他的种族和移民总局局长、党卫队 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布鲁诺·K ·舒尔茨必须制定一项如何加速种族检查工作的计划。 希姆莱1943 年5 月底致函“亲爱的马丁”,认为这种检查绝对必要:“我们必须 在这方面——当然只是在私下这样讲——采取一种类似种庄稼和养牲口那样的措施。 对于……这类混血儿的后裔必须从种族上至少往上查几代,如发现劣等种族则施以 绝育手术,使其丧失继续繁殖的能力。”但这一计划也证明是行不通的。 1944 年2 月,希特勒已经明白过来,除了鲍曼之外,恐怕任何人也处理不了 棘手的混血儿问题。因此,这项委任以命令的形式下达了两次:一次是给政府部门, 另一次是给党组织。这样一来,这位党办主任当时又负责处理那些“血液中有犹太 人成分或者异族成分的人要求颁发特许证的申请”了。 像平常一样,这两个文件都是由鲍曼主管的部门草拟好并报请签署的。鲍曼还 获得了重新研究迄今已由其他部门处理并决定了的全部案件的权力。那些偶尔被鲍 曼整过的部门大概对鲍曼的权务的急剧膨胀提出了抗议,因为希特勒1944 年4 月 1 日又颁布了第三道命令。该命令稍微削弱了鲍曼的管辖权: 只要涉及政府官员和军人,拉默斯或者凯特尔亦可在豁免许可问题上发表意见。 但是,未经鲍曼同意,他们就不能颁发雅利安人身份证。戈林在纳粹政权的早期曾 大吹大擂地宣布过:“谁是犹太人,得我说了算!”而现在则是鲍曼“说了算”。 第一道命令颁布后的头几周,鲍曼给人的印象是,他是非常认真地看待自己作 为种族法官的职责的。他通知各大区党部,德意志血统的人与二亲等混血儿(即祖 父母当中有一个犹太人)通婚的事虽然不被禁止,但不能提倡。 绝不吸收那些出身于这种婚姻所组成的家庭的人入党,他们也不能选择并从事 某些职业,即使他们的德意志血统的父亲是在战争中表现得非常勇敢的战士。 鉴于这些铁一般的原则,鲍曼于1944 年一月禁止所有党内要员继续同作曲家 里夏德·施特劳斯保持“私人来往”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虽然这位音乐大师 在政治上从未持过反对意见,而且有一段时间甚至心甘情愿地充当文化招牌,但他 却在他的艺术创作过程中让犹太人写过一些歌剧脚本。他的儿子也同一位犹太姑娘 结了婚。顺便说一句,那作为音乐大师的儿媳没有遇到任何麻烦,而且在战争中幸 存下来了。假如真的按鲍曼的指示办事的话,这位大师在过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就不 会得到官方授予的荣誉了。那位总是喜欢把自己装扮成艺术保护者,在文化政策上 有时偏离党的路线的冯·希拉赫,竟无视一切指示而到巴伐利去向施特劳斯表示祝 贺,并到维也纳他的行政区长官官邪去参加庆典。鲍曼暴跳如雷地说:“他居然吻 了一个犹太女人的手”。 这对鲍曼来说意味着什么,三个月后他的妻子写给他的一封信颇能说明问题。 她写道,真可怕,犹太教多么强大。就连战争也削弱不了犹太种族,因为他们只是 用钱而不是用血来打仗。“疾病和污秽消灭不了这种寄生虫,”格尔达悲叹道, “怎样才能把他们大批消灭掉呢?”他的丈夫知道怎样消灭。 但她的提问表明,他没有告诉过她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即使在他写的信里,对 此也讳莫如深。 1945 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缺席审判马丁·鲍曼。鲍曼系按起诉理由第一 条、第二条和第四条被提出起诉。他于1925 年加入民社党。1928 年至1930 年 他是冲锋队区分部领导成员,并管理党的基金。1933 年至1945 年为全国领袖。 1933 年至1941 年他任副领袖办公室主任,在赫斯逃往英国以后,他于1941 年 5 月12 日担任纳粹党总部主任。1943 年4 月12 日他成为领袖秘书。他是国民 冲锋队政治领袖和组织者,并是党卫队将军。 鲍曼最初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纳粹分子,以后他的权力逐渐增大,特别是在后 期他对希特勒具有重大的影响。在纳粹党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鲍曼很是活跃;而在 巩固该党政权的过程中,他更为活跃。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迫害德国的教会和犹太 人。 没有证据表明鲍曼曾得知希特勒策划、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的计划。他没有参 加过任何一次希特勒逐项披露其侵略计划的重要会议。从他所担任的官职来看,人 们也无法确切推论他曾知悉这些计划。直到后来,当他在1941年担任党的总部主任 时及1943 年成为领袖秘书时,他才出席了希特协的许多重要会议,上述职务使他 相应地介入有关事件。考虑到法庭在其他部分对构成密谋进行侵略战争的罪状所发 表的观点,现在证据不足以按起诉理由之一宣判鲍曼为有罪。 根据1941 年5 月29 日的命令,鲍曼接替了赫斯在此以前所担任的一切职务 和全部权力。1942 年1 月24 日的命令又使他的职权进一步扩大,他对希特勒发 布的所有命令和方针政策拥有监督权。因此他从此时起对希特勒所发布的法令和命 令负有责任。从1942 年12 月1 日起,所有大区均成为德国的防御区,向鲍曼负 责的纳粹党各大区领袖都被任命为德国国防全权代表。 这使他们实际上成了进行全民战争的管理者。不仅在德国处于这种情况,而且 那些已被被并入德国的合并区和占领区也是如此。 鲍曼通过这些机构肆无忌惮地剥削压榨被征服的人民。1942 年8 月12日,他 命令所有党的机构推行希姆莱的计划,即对被占领区的居民进行强迫迁移并剥夺他 们的国籍。入侵苏联三个星期之后,他于1941 年7 月16 日与戈林、罗森堡和凯 特尔一道出席了一次在希特勒大本营举行的会议。鲍曼的报告表明,他们对奴役和 消灭该地区居民的全盘计划进行了讨论并作了补充。1942 年5 月8 日,他与希特 勒和罗森堡讨论了强迫荷兰人移居拉脱维亚的问题、在苏联进行大屠杀的计划和对 东部地区实行经济剥削的问题。他对没收东部地区艺术品和其他贵重财物颇感兴趣。 他在1944 年1 月11 日的信件中要求建立一个庞大的机构,以向因遭受轰炸而无 家可归的德国居民提供从占领区掠取的日用必需品。 鲍曼不仅在德国,而且在被吞并的和被占领的国家大肆迫害犹太人。他曾参加 过许多会议,讨论如何与党卫队和秘密警察相配合,把六万名犹太人从维也纳遣送 波兰。他曾签署了1941 年5 月31 日的命令,该命令宣布纽伦堡法律扩大适用于 被合并的东部地区。他在1942 年10 月9 目的一项命令中宣称,在大德意志领土 上继续清除犹太人的办法将不再是放逐,而只有在东部地区的特别营中使用“无情 的暴力”才能奏效。1943 年7 月1 日他签署了一项命令,宣布犹太人不受法律保 护,而把他们置于希姆莱秘密警察的独一无二的裁决之下。 鲍曼明显地参加制定强制劳动计划。当时,强制劳动的有关事宜,包括职业、 劳动条件、伙食和住宿均由党的领袖负责监督。1943 年5 月5 日,鲍曼给包括地 方分部领袖在内的政治领袖集团发出一份通知,颁布了处理外籍劳工事务的若干规 定。他强调指出,在安全问题方面,外籍劳工接受党卫队监督,他命令应该停止在 此以前的虐待。1942 年9 月4 日的一份关于将五十万名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劳力 从东方运往德国的报告说明该行动是在绍克尔、希姆莱和鲍曼监督下进行的。在9 月8 日命令中,绍克尔指示各县政治领袖负责监督这些妇女劳力的分配和安排。 鲍曼还向党的各级领袖下达过一系列关于处置战俘的命令。1941 年11月5 日, 他禁止以适当方式埋葬苏联战俘。1943 年11 月25 日,他命令各大区领袖报从 宽处理战俘的事例。1944 年9 月13 日,他命令各县的政治领袖就使用战俘参加 强制劳动的问题同战俘营长官取得联系。1943 年1 月29 日,他向他所属的各级 政治领袖转达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该命令公然违背陆战法规,允许对进行抵 抗的战俘使用武器,并实行体罚。他在1944 年9 月30 日签署的命令取消了国防 军最高统帅部对战俘的裁决,而将此移交给了希姆莱和党卫队。 鲍曼负有对盟军飞行员施行私刑的责任。1944 年5 月30 日,他禁止警察干 涉对盟军飞行员施行私刑的人员,也不准对他们提出刑事诉讼。戈培尔大造舆论予 以配合,煽动德国人民采取类似的行动。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了1944 年6 月 6 日的会议,讨论使用私刑的规定。鲍曼的辩护律师在困难的条件下展开了工作, 但未能驳回这些证据。面对这些有鲍曼签字的文件,即使被告本人出庭,也难以看 到有可能驳回这些证据。他的律师辩护说,鲍曼业已死亡,法庭不得行使条例第十 二条规定的对进行缺席审判的审判权。 但是,关于鲍曼的死亡并无任何确凿证据。因此法庭决定对他进行业已宣布的 缺席审判。倘若鲍曼并未死亡而于日后被捕,仍可根据条例第二十九条,授权德国 管制委员会,考虑能予减刑的任何事实状况,相应地对他改变或减轻判决。 法庭根据起诉理由之一判决鲍曼无罪,但根据起诉理由之三和之四判他有罪, 他被判处绞刑。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