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法西斯的暴行(5) 1941年7 月,“读书会”成员王国贤以“贪污”罪被捕《日军暴行录:辽宁分 卷》第222 页。。敌人通过这一线索、掌握了一些读书会的情况,遂派遣特务和叛 徒伪装成中共负责人,打入读书会,进一步了解到读书会的活动十分广泛,有青年 知识分子,军校学生,感到读书会等对日伪统治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决定采取集中 检举的方式,将读书会等组织一网打尽。 12月30日,特务朱冠军等人,假称由“中共中央代表”作报告,将“读书会” 主要成员从各地骗来开会,全部逮捕。以此为开端,日伪当局在东北进行了空前的 大逮捕和大镇压,在哈尔滨抓捕了“读书会”主要成员马成龙、常吉、崔立福、徐 连汉等人,在伪都新京逮捕了“读书会”的绝大部分成员,“恢复会”的领导人和 《大同报》副刊主编李季风,以及建国大学学生柴纯然等。还在奉天和锦州等地进 行了大肆抓捕。 日寇对被逮捕者实行残酷刑讯,灌凉水、上大挂、电刑、跪铁索、夹手指等, 可谓五刑俱全。最惨无人道的是烧女人乳头、阴户、将男性生殖器拴住牵行。受刑 者之一周化贞控诉说:“特务对我实行严刑拷问,最初是打嘴巴,以后将我所有衣 服完全脱掉,周身用火烧,用火烧阴毛,用竹签刺阴户……给我过电,烧得遍体鳞 伤,衣服与皮肉黏在一起……”《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40 页。 除酷刑摧残外,日寇还采取“非人囚笼”、“思想禁锢”、敲诈勒索等手段, 对被捕者进行肉体上、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马成龙被关在“非人囚笼”中,折磨得 身心失调、双目失明、惨死在狱中,孙海峰被打得血肉模糊、面目全非,但他仍宁 死不屈,愤然从三楼跳下,血溅街头。《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223 页。崔立 福有时被连续两昼夜不停刑讯,多次昏死过去。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读书会” 成员有五人死于酷刑。 其他被判刑的“政治犯”在监狱中受到非人虐待,每顿吃的高粮米粥,也被克 扣得尽是些稀米汤,菜有时是烂白菜等。有病根本得不到医治,伪建大学生柴纯然 得了伤寒,不给医治,很快就死了。《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44 页。张辅三、 王觉等人都因生活受虐待,病死于狱中。日本看守还动辄行凶毒打,从1942年到1945 年光复,仅长春监狱就有10多人被日寇残害致死。 7 “巴木东”事件 “巴木东”系指伪滨江省巴彦、木兰、东兴等县,这一地区是抗联第3 路军的 主要活动地区,并带动群众和抗日救国团体的活动也十分活跃,对日伪统治给予了 极大打击。为镇压抗日斗争,关东军在伪滨江省设立了“治安工作委员会”,并组 织特别搜查班,监视和侦察抗联及反日团体活动。还利用叛徒打入抗日救国团体内, 诱捕抗日人员。1932年8 月,抗联第三路军参谋长许亨植不幸在一次战斗中牺牲, 敌人从他身上找到了一份“巴木东”和齐齐哈尔地区中共及抗日会的地下组织名单。 《日军暴行录:黑龙江分卷》第220 ~221 页。根据这一线索及此前后的侦察,敌 人掌握了“巴木东”地区抗联和抗日救国会大量情报。从1942年底开始,日寇连接 召开会议,决定对“巴木东”地区的抗日活动进行镇压,并相应设立了行动组织, 从抓捕到看守,每县都设有5 个班。至1943年春,一场有计划的大逮捕行动准备就 绪。 3 月15日,在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长的指挥下,日伪当局调集哈尔滨宪兵队, 以及巴木东地区附近各市县伪警察和特务,计500 余人,出动汽车几十辆,组成 “巴木东肃正工作指挥本部”,一起实行大逮捕。第一次就抓捕抗联人员和反日群 众540 余名。5 月又进行了第二次大逮捕,抓捕150 余人。共计逮捕抗联和抗日秘 密组织人员以及爱国群众近千人,使“巴木东”三县14个抗日救国会、13支青年义 务队和农民武装受到破坏。 日寇对被捕者实施酷刑审讯,逼迫承认与抗联有联系或同情抗日活动。火刑, 电刑,灌凉水,把人装在麻袋里摔打。酷刑之下,每天都有死者。据原哈尔滨宪兵 队本部保安局派遣宪兵高见忠夫战后供认,因酷刑和虐杀,死者就达60多人。《档 案资料选编》(8) ,第576 页。据幸存者赵清林回忆:与他同监的毕文祥由于上大 桂,坐老虎凳等酷刑,被活活打死在狱中;李树文被敌人用火刑,吊刑等折磨,也 惨死在狱中。《黑龙江文史资料》(9) ,第243 页。 经过酷刑审讯之后,日寇将550 余名被捕者上送伪哈尔滨高等检察厅,对其中 403 人进行了起诉。后将阎继哲等66人,判处死刑。被判无期徒刑者60名,被判有 期徒刑5 ~15年的227 名。《档案资料选编》(8) ,第571 ~595 页。这一事件主 要集中在“巴木东”三县,但敌抓捕的行动规模相当大,被捕受害者数量也是很大 的。这在东北沦陷期间,是一次十分重大的惨案。 8“三省党部”事件 中国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无论何党派何阶层,只要是爱国者都会奋起抗 击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这其中,国民党也在东北建立了地下组织,开展秘密反日 活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在东北设立的秘密组织主要有东北协会,东 北党务办事处和东北党务专员三个系统。但在1941年底至1942年春,遭到日伪的严 重破坏,被捕人数达700 多人,20多人被判死刑。《苦难与斗争》( 下) ,第53页。 于是国民党中央决定更改组织系统,分设三省党部,派李光忱、石坚、肖达三分任 辽吉黑三省党部主任委员,重新开展地下反日工作。 1944年2 月,国民党驻哈尔滨市联络站负责人王友忱,由于疏忽,其活动被伪 哈尔滨警察厅特务查知,王即被捕。之后,日伪利用这一线索,开始大规模镇压国 民党在东北的地下组织。为此,伪满各省专门成立了特别工作班,称这项工作为 “桃园工作”。3 月12日,日伪实行集中抓捕。国民党在东北的主要成员均被逮捕。 在伪滨江省,由特务科的山寺任工作班长,在特高科股长那须高义等的指挥下,逮 捕了黑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肖达三,党部委员兼蒙旗党务特派员书记李宗周等100 余人。在伪新京地区,由伪首都警察厅副总监三田正夫等指挥,出动宪警特60余人, 逮捕了吉林省党部主任委员石坚等国民党员10多人及普通百姓。在伪奉天省,由伪 地方保安局长三宅秀也指挥,逮捕了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等350 多人。《日 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234 ~238 页。国民党在东北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不久,大逮捕又扩大到京津地区,又有10多人被逮捕。至10月,国民党东北三省党 部主要负责人除罗大愚、关大成等少数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