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正院万人坑无人区(11) 日本侵略者在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用武力强行把百姓迁入早已划定好的 “集团部落”,人们称之为“人圈”。日本侵略者视中国的百姓为牲畜,把他们像 猪、狗一样圈起来,任意驱使、奴役、杀戮,所谓的“人圈”就是变相的法西斯集 中营。 “人圈”四周是高墙,壁垒森严。墙上是铁丝网或枣树刺枝,围墙四周和大门 顶上有碉堡,像监狱一样,由日伪军警把守控制百姓的出入。日军害怕八路军的袭 击,如惊弓之鸟,夜里经常敲锣吹号,搅得人心不安。白天很晚才开门,放百姓出 去耕作或服劳役。夜晚早早就戒严,稍有风吹草动,大门几天不开。日伪规定:不 许居民随意出入,而且严禁串亲,走村,做小买卖,谁家来了客人或出入必须报告 登记,经许可方可出入门,否则便招来横祸。夜间,家家必须夜不闭户,日伪警察 夜晚挨门挨户查户口,并经常借机奸淫抢掠、无恶不作。“人圈”里的人们必须服 劳役,修围墙和炮楼,青壮年被强抓送到外地充当苦力,据统计:仅1944年建昌的 要路沟下平方子“人圈”内就有40多人被送往奉天当劳工。 日伪规定,在“人圈”内划定范围自建住房。但被日军洗劫一空的农民们,失 去了一切维系生存的东西,大部分百姓只好搭个马架子窝棚栖身。到了冬季,塞上 寒风刺骨,屋外风雪漫漫,屋里雪花飞舞,仅兴隆县的“人圈”中就有1000多人冻 死。由于“人圈”里空间狭小,人口密集,住房拥挤,人畜相混,到了夏季,“在 这里,繁殖的不是人,而是细菌,这不是人的家,是疾病、瘟疫和死亡的家”。《 北方文化》,1946年3 月。“人圈”里到处是粪便、污水、臭泥坑,苍蝇、蚊子、 臭虫、虱子、蟑螂、老鼠、跳蚤等害虫迅速繁衍,造成伤寒、疟疾、败血病等瘟疫 泛滥成灾。建昌西南山区要路沟的19个“人圈”内分别住着163 个自然村的4100户, 205 万人,仅三年时间里,就有6270口人染上瘟疫或其他疾病死去,约占“人圈” 内总人数的305%。在老达杖子的吴杖子“人圈”内,共居住14个自然村153 户、 760 口人,三年的时间里,就有306 口人染上瘟疫死去,占总人口的40% 。《朝阳 文史资料》第2 辑。贺杖子小庙沟的一家有8 口人,6 个大人陆续死于瘟疫,只剩 下兄妹两人,一个7 岁,一个5 岁。 据统计:自1943年夏季至1945年夏季,建昌西南山区108 个“人圈”内的64562 人中,被瘟疫或其他疾病夺去生命的就有12238 人。《朝阳文史资料》第2 辑。可 悲的是,有的人早晨还给别人送葬,晚上自己又被别人抬走了。当时流传这样一首 歌谣描绘“人圈”内非人的生活条件:“三间马架房,四面没有墙,冬夏都难熬, 人人愁断肠。” 不仅如此,住在烂窝棚里的人们还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由于日伪将距“人圈” 5里以外的土地皆划为“无住禁作”地带,在“人圈”周围指定的可耕地很少,农民 只能向富户租种一点土地。就这样,也难以支付日伪的苛捐杂税。日伪在“人圈” 里实行的“组合配给制”。比伪“满洲国”的一般地区更为严酷。什么“大豆出荷”、 “民生出荷”、“报国出荷”、“义仓粮”、“粮谷株式会社粮”、“地亩捐粮” 等等五花八门;各种捐税,像地亩税、协和会税、门牌税、户籍税、牲畜税等名目 繁多;“献纳”的物品多如牛毛,什么铜铁、皮毛、鸡、蛋等等皆属“献纳”之列。 再加上送菜、送柴、维持费等十多种“杂项费税”,农民简直无法生存。如有违抗 不交或所交钱物不如意者,轻则挨打,重则以“反对大东亚圣战”之名送入监牢。 在层层重压之下,农民只能靠“配给的粮食”——“共合面”维持生计,“共合面” 是一种用豆饼,苦橡子和霉烂的粮食谷糠混合磨成的“粮食”。人们长期吃这种东 西,浑身浮肿,连大便都解不出来。在“人圈”中,老人和孩子是最虚弱的,人们 为了让他们活下去想尽一切办法,冒着很大的危险偷偷地藏些可以下咽的食物。但 是一旦被日伪搜出,如大米、白面、纸烟、油、盐等专卖品,就要作为“经济犯”, 以“通敌资匪”罪被投入监狱。为了生存,许多百姓只好背井离乡,以讨饭为生。 建昌西南山区的要路沟土金塔“人圈”的180 户人家中,要饭的有18户,逃荒的有 10户,90% 的人家只能以糠菜充饥。 布、盐、火柴等生活必需品,日伪当局也实行配给。就拿布匹来说, 经过日伪 官吏们的层层克扣,百姓每年至多只得到三四尺布,很多地方几年里一尺布也未给 过。所谓的布料,都是用旧布烂棉织成的“再生布”,根本无法穿用,放在水里一 搓就烂,人们称之为“唾沫缎”。“人圈”里的人们,很多只披一条破麻袋片聊以 遮羞。据统计,1945年热河滦平县四海村64户370 口人,有20户150 人寒冬腊月没 有棉衣;峙峰茶村的24户130 人,就有大半数的人没有衣服。许多百姓全家只有一 条裤子、一床破被,有的20多岁的大姑娘,腰间竟只围块碎羊皮,不敢出屋。 日伪在“人圈”里还进行残酷的统治,大搞“大检举”,看谁不顺眼或有“反 抗”言行就随意扣上“国事犯”、“思想犯”、“经济犯”、“走私犯”等种种莫 须有的罪名任意逮捕、杀戮。百姓三人以上结伙闲谈或夜间明灯闲谈,就会以“谋 反”罪将其逮捕入狱;谁家若有灰布衣、饭盒、裹腿等物品,便被认为“私通八路” 而难逃厄运。据原日本驻承德宪兵本部特高课长本村光明供称,1943年2 月1 日, 他亲手炮制了“二·一”镇压计划,在全热河镜内进行一次全面的“大检举”,仅 在承德一县就逮捕了1000多人,在酷刑之下受虐而死的就有854 人。像这样大规模 的“检举”每年都要集中进行二三次。承德监狱和设在各地的“留置场(拘留所)” 是残害中国百姓的魔窟,在那里,有摘肝挖心、军犬撕尸等骇人听闻的酷刑10多种。 如果搜捕到真正的抗日干部,日军屠杀的手段更是残忍。兴隆东河大西山村长被日 军抓去剁成了碎块。双庙据点的日军头目中川,前后挖了50多位抗日干部的心,并 全部吃掉。像日军驻古北口宪兵队长岛玉次郎,连日军都称他是“魔鬼中的魔鬼”。 日伪建立“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是经过了周密策划,精心安排的长期 的屠杀,或者说是灭绝中国人的行动。“无人区”化政策将人们从祖祖辈辈生活的 土地上强行赶走,让他们移居别处,进行集中管理,有意识、有目的地毁灭人类生 命,毁灭土地的生机,它的破坏程度超越了在“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下 制造的大量惨案的孤立性和偶发性。它自开始就有计划地使这种行动尽量做到规模 大、时间长,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三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