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扩张的加剧(6) 5 所谓“满蒙独立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乘中国局势动荡之机,图谋分裂中 国,吞并东北。武昌起义不久,日本政府就决定了《关于对华政策》,声称“为根 本解决满蒙问题,帝国政府必须不懈地策划,待有可乘之机,则采取断然措施加以 利用”《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 上),第356 页。。在革命开始时,形势不明 朗,因此日本统治阶级内部意见也不一致。而且由于统治机构的多元化,元老、军 部、政府等大都各行其是。但以军部和民间右翼最为活跃。军部很快就制定了《关 于对华用兵问题》的文件,决定向东北增派兵力,以便形势有变之时占领各地要冲, 同时派出大批军事间谍刺探情报。 在东北的关东都督府和满铁也十分积极,他们以满铁附属地作为策源地,通过 给“革命党人”提供资金和武器,企图造成东北局势动荡,为日本出兵创造机会, 对此军部中央十分支持。12月初军部拟定了《满洲派遣师团编制要领》,计划向东 北增派一个师团,并与关东都督府商讨了用兵事宜。参见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 (三), 第98~99页。但是革命形势急转直下,1912年2 月清朝宣统皇帝逊位,军 部和关东都督府感到“利用革命党扰乱满洲的阴谋也到了限度”,遂放弃了出兵东 北的打算。 另一方面,一部分民间右翼势力勾结军部中央及关东都督府,策划利用满清贵 族的反动组织宗社党,进行分裂中国的“满蒙独立”活动。最为典型的就是川岛浪 速与军部相勾结制造的“满蒙独立运动”。川岛浪速早在甲午战争时就参加了对中 国的侵略,后来与清朝肃亲王善耆结识,称为兄弟。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清朝大势 已去的形势下,川岛与善耆勾结,决定在东北发起勤王军,先行“满蒙”独立,而 后再图中原。为此,川岛制订了行动计划,并向军部做了报告,要求军部和关东都 督府给予大力援助,军部认为这一阴谋可行,遂派遣高山公通大佐等人通过关东都 督府和北京守备队协助川岛,在军部中央则由参谋次长福岛安正负责组织指挥。另 外,军部还与外务省勾结从大仓财阀弄到一笔借款,充作叛乱武装经费。 1912年2 月,在川岛、高山等人的策划下,肃亲王等一批宗社党人被秘密护送 到旅顺,关东都督府协助其制订了叛乱计划,并提供武器支持,准备纠集蒙古王公 和土匪举兵起事。但由于运送武器途中被奉天当局查获,阴谋败露。加上日本政府 对这种冒险未抱希望,而加以阻止, 使得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归于失败。但是, 这种阴谋伎俩却成为后来日本制造伪满洲国的蓝本。 1916年春,中国人民反袁斗争高涨,政局动荡。于是,日本乘机搞起了第2 次 “满蒙独立运动”。3 月, 日本政府通过一项决议,认为“任何人取代袁氏,均比 袁氏更有利于帝国”,因此,对于日本“民间志士对中国人进行反袁活动给予同情 或财物援助,政府虽不能公然鼓励之,但将予以默许”《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 》( 上) ,第418 ~419 页。。实际是支持侵略分子进行颠覆活动。根据这一方针, 军部派遣土居市之进和小矶国昭等军官,令其在关东都督府的协助下,重新武装宗 社党人,并勾结蒙匪巴布扎布,准备于4 月中旬举事。在资金方面还得到了大仓财 阀的帮助。 这时,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对如何举事却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主张支持奉天实 力派张作霖,特别是在张作霖驱逐段芝贵前后,甚至原本支持川岛浪速的参谋次长 田中义一也改变了主意。但关东都督中村觉等人坚决反对拉拢张作霖计划,他们制 订了暗杀张作霖的计划,于5 月下旬,派三村丰等人前去刺杀,但由于张作霖机智, 幸免于难。而后土居等人修订计划,准备在6 月中旬在东北和华北同时举事。然而 6月6日袁世凯突然死去,日本决定支持黎元洪,使其投靠日本,遂说服军部及川岛 等人被迫同意中止武力行动。 但这时在内蒙由青柳胜敏指挥的巴布扎布匪兵仍在活动,7 月下旬,叛匪在突 泉附近被洮辽镇守使吴俊升部击败,“勤王军”面临被歼灭的境地。为保住这支今 后尚可利用的武装,关东都督府一面给叛匪武器支援,一面出兵掩护叛匪撤退。这 期间,日本还先后制造了郑家屯事件(8 月中旬)和朝阳坡事件(9 月初),又一 次扮演了武装干涉中国的丑恶角色。 6 “中日军事协定”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在“为了英日同盟”的幌子下,于8 月对德 宣战,日军迅即对山东半岛的德军展开了攻势,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与清政府一样 宣布“中立”,要求日本“保全东方”。而日本根本无视中立,在战区及其以外烧 杀抢掠。至11月德军投降,日本在华势力大为扩张。这种形势促使日本侵略野心膨 胀起来。右翼团体黑龙会于1914年秋提出了一个备忘录,要求强迫中国订立军事同 盟。这一想法深得军部赞同。后来在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中,这个问题也有所 体现,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原来日俄共同称霸远东的局面结束了,社 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世界现代史中新的矛盾。日本也在酝酿参加帝国主义 对苏联的武装干涉。为此,军部认为“必须把中国作为对苏作战的前哨基地,取得 军事上自由使用的权利”。《日本军国主义》(三)第113 页。于是,从1918年初 开始,军部一面利用在中国政府中的军事顾问等诱使北洋政府与日本共同防御; 一 面让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威胁中国,迫使冯国璋同意亲日的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段 上任后于3 月25日与日本互换了“共同防敌公文”。双方约定,对于日渐蔓延的 “将使远东全局之和平及安宁受侵迫之危险”,“凡两国陆海军对于此次共同防敌 战略之范围应行协力之方法及其条件,由两国当局官宪协定之。”《六十年来中国 与日本》(7 )第251 页。 经中日双方磋商后,段祺瑞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于5 月中旬与日本签订 了陆海军《防敌军事协定》,9 月又签订了“补充协定”。这些协定统称“中日军 事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在“共同防敌”的名义下,将中国境内(主要指东北、内 蒙)划入“军事行动区域”之内,日军可在区域内行动,适时要求中国地方官宪予 以协助;中国须为日军提供交通、通讯、武器装备等保证,以及相互交换军事情报 等。“补充协定”还规定,境外(主要指苏联远东地区)的中国军队“应纳入日本 军司令指挥之下”。 “中日军事协定”是中日关系史上仅有的一次军事协定,明显带有军事同盟的 性质,其目标明显是针对苏联的。因此它是一个反对社会主义的军事协定。同时通 过这个协定,日本取得了可在中国境内进行军事活动的权利,从军事上加强了对中 国的控制,在当时中日政治地位不平等的情况下,只能加剧中国的附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