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教育体制下的台湾人(2) 前面已经谈到,日本殖民者在发展台湾教育事业时,着重防范由于接受高等教 育而刺激台湾人的政治觉醒,故在高等教育领域处处限制台人。事实与殖民者的愿 望相反,新一代台湾知识分许多成为民族运动的中坚力量。日本前内阁拓殖局长滨 田恒之助不得不叹道:“台湾总督府为本岛人的‘幸福’而大力教育彼等,盲目地 打开了本岛人的眼界,结果,反而培养出对日本统治带来不利的人。今后对本岛人 为使之同化于日本而施行的教育越普及,这种人将越多,日本的统治便愈益增加不 便。这样,总督府处心积虑,最后却酿成与期待相反的结果。”滨田恒之助:《台 湾》,富山房,东京,昭和3 ,第644 ~645 页。叶荣钟、蔡培火、蒋渭水、黄呈 聪、连温卿等等,即是此类令日本人头痛的人物。这表明,日本殖民者的政策是失 败的。 不过,致力于推动地方自治的稳健派人士的教育诉求,与祖国派有所不同,他 们更注重于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问题。1928年成立的草屯番仔田共荣会夜学会即 较具代表性,其教学科目为国语(日语)、汉文、法律、农业四项。日语请公学校 教员授课,按草屯自治运动领导人洪元煌的理解,不懂日语便无法有效参与政治活 动,因此并不一味地排斥日语;汉文是台湾人自己固有的文字,应学习中国白话文, 以保持民族性;法律的学习是为了根治台湾人的“奴隶根性”,促其政治的觉醒; 农业科则是学习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实用技术。驹込武:《抗日运动中的教育 要求与总督府的教育政策》,《日据时期台湾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 学历史系,台北,1993。在这里,台湾人对日本人带来的新式教育有着自己的理解 和适应模式,他们既要求学习汉文来确保民族性不致失坠,又试图通过掌握日语在 既存的架构中找到自己应有的位子,并以此为工具向统治者发难,要求政治权力。 就绝大多数普通台湾民众来说,他们一方面追随民族主义者研习汉文,自愿参 加各类讲习班、研究会,阅读汉文报纸书籍;另一方面在日语普及运动的影响下, 又不能不参与学习日语,尤其是日据后出生、成长的青少年一代,日语关系到他们 的入学、升学、求职、升迁乃至事业经营、人际应酬等等切身利害,且身处殖民统 治机器的高压下,因此要完全排斥日文是不可能的。何况日语还是他们获取新知识, 睁眼看世界的途径。在民族性不迷失的前提下,于闽南语、汉文之外多一种语言技 能,也许并不是什么坏事。日据时期初等教育的普及,使得接受日语教育的民众数 量逐年上升,尽管在熟练程度上不尽如人意,毕竟日语作为法定的官方语言,是台 湾人生存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在殖民统治的特殊历史环境和统治机器的高压下,台 湾人被动地掌握了日语,这丝毫不代表他们在思想上也认同了日本,相反,祖国在 他们的心目中始终占据着主要的位置。他们的心情,由台中庄遂性的一番话表露无 疑:“我在国外和异民族相处时,我心安理得地当一个中国人,在国内和国人相处 时,则我心安理得地当一个台湾人。并以能心安理得地当一个‘中国的台湾人’而 觉骄傲。”叶荣钟:《台湾人物群像》,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第152 页。难 怪日人称:“(台湾人)表面上虽说是日本国民,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部分人却 并未怀有这种心理。”松井石根:《台湾统治四十年的回顾》,《东洋》(特辑号) 昭和10,第113 页。 日据时期台湾人的日语教育,是近代意义上的所谓“第一次国语教育”。此前 台湾的语言环境较为杂乱,既有北京官话,又有闽南话、客家话、原住民语言。除 原住民外,通行的书面语言基本一致,但口语则异彩纷呈,日本人到台湾的初期严 重依赖“通译”居中沟通,十分不利于殖民统治的展开。因此,加速殖民地人民日 语的普及也是日本在台统治的现实需求。日据时期的日语普及运动借助政权机关的 强力干预,得以实施并获得相当的成效。但需明白的一点是,这时的日语是外力强 加给台湾人的语言,就绝大多数台湾人来说,学习或掌握日语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 这导致了他们对日语的领悟能力和记忆意愿相对于日本人来说,要低下得多。1936 年曾有位日本人说过这样的话:“持续四十年的国语普及事业可说徒具虚表,而未 具实效,盖其只可说是学校的国语、日人的国语、国语演习会的国语、广播节目‘ 国语普及之夜’的国语、商用的国语等,加以连教师均对之不关心,故学生只在上 课时使用,一走出教室,每只使用台语,其所以成效不彰毋宁是当然之事。”周婉 窈:《台湾人第一次的“国语”经验》,《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 湾史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 2003 ,第87页。这一批评当然 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它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日语仅仅是台湾人的实用语言,而 不是他们的思想语言、思考语言,更没有成为他们的民族语言。今天的人们尽可不 必戴有色眼镜去看这段历史,就让事实恢复其本来面目吧。对待会讲日语的台湾人 的态度,应该像有人曾经说过的那样,把他们当作是“留东五十年的老留学生”, 光复之后“毕业回国了”。孝绍:《试假定我是台湾人来提出三项管见》,《台湾 民声报》1945年6 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