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交通中的政治因素(1) 众所周知,江户时代以来南进就一直是日本对外扩张的重要方针之一,从丰臣 秀吉的所谓高山国招谕到19世纪的牡丹社事件,便是沿着这条主线发展的。甲午战 争后,虽三国干涉还辽使得日本的大陆政策受挫,但日本毕竟依《马关条约》将台 湾窃为己有,从而获取了向南拓展的新基地。因此,以台湾为出发点的南进扩张就 此展开,在这一进程中,台湾总督府则是扮演着急先锋的角色。于是人们看到,围 绕海峡两岸航运交通的争夺便处处隐含着政治图谋,甚至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一种政 治上的扩张主义的体现。 占领台湾后,日本殖民者很快把目光扫向了对岸,因为他们发现台湾与大陆尤 其是福建有着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人脉等等密不可分的联系,“福建省自古以来 与本邦,尤其是台湾间,无论是在历史上、商业上、政治上或是在其他各个方面都 有很深的关系,这是为一般所认识的”。中村孝志:《论台湾总督府的南支与南洋 施设费》,《南方文化》第6 辑。政治上,台湾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福建的一 个府,建省后仍然接受福建的协助,日据初台湾抗日力量也得到了来自福建的弹药、 资金及人员的支持;经济上,两岸更不用说是互补相依的关系,台湾与大陆的贸易 远超日本与台湾,而厦门更被视同台湾对外交往的中心站,台湾总督桂太郎即称: “南清各地中,厦门隔澎湖列岛与台湾相对……台湾的货物,尽集于厦门,而后向 四方输出,故厦门作为现今我风教货物流入之新口岸,为我政事上、贸易上最重要 之区。”参见岩壁义光《日本帝国主义与南进政策——以初期殖民地经营与对岸问 题为中心》,《法政史论》昭和51年第4 号。文化上,两岸人民同文同种,台湾与 闽南粤东两地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如出一辙,特别是福建“与台湾的关系密不可分, 两地人民均有家族关系,亲子兄弟,隔海相依”。《南清之近况》,《台湾协会会 报》第44号,第22页。面对这样的现实,日本殖民者很快便意识到了台湾统治与对 岸经营两者间的有机联系,桂太郎当时即提出著名的主张:“欲确立台湾经营之方 针,非确立对清政策之方针不可,确立对清政策之方针后,非实行华南经营之政策 不可,欲实行华南经营之政策,非举福建及厦门经营之实不可。”参见岩壁义光《 日本帝国主义与南进政策——以初期殖民地经营与对岸问题为中心》,《法政史论 》昭和51年第4 号。台湾殖民统治的奠基者儿玉源太郎也说:“欲收(台湾)岛民 统治之全功,其着眼点不唯在岛内之镇压与民心之收揽,必采取如下方针,即注意 对岸福建省特别是厦门的民心,察其趋向,反过来谋求岛民之安堵,以达统治之目 的。”井出季和太:《南进台湾史考》,诚美书阁,东京,昭和18,第159 ~160 页。 台湾与大陆相隔台湾海峡,两岸经济文化往来必由海路交通担当其责,台海航 运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新领土开发中不可或缺之一即交通运输制度的完备,特别 是殖民地与母国及海外诸国的航路(即便在海外贸易发展上)是其重要条件。”鹤 见祐辅:《后藤新平传》(上),太平洋协会出版部,昭和 18 ,第345 页。针对 日据初期台湾与大陆经贸关系远胜于日台经贸关系的特点,甚至于有人提出:“对 台湾的发展来说,南清航路比之其与(日本)内地的交通更为重要,换句话说,谈 到台湾的经营就必须将目光投向对岸地方。”藤田驹太郎:《论台湾经营及大阪商 船会社之施设》,《台湾协会会报》第28号,第 22 ~23 页。尽管该言论有其偏 颇之处,但“南清航运业的发展对我南清及台湾经营上有重大关系”已成为当时日 人的普遍共识。《南清之近况》,《台湾协会会报》第44 号,第22页。然而,正 如前面所谈到的那样,“素来台湾的商业几为厦门香港等对岸外人所控制”,他们 借德忌利士轮船公司独占两岸航线,高价揽收运费,占尽垄断之利。《台湾的商业 与新关税》,《台湾协会会报》第5 号,第56页。面对“海上势力范围几全为某海 洋王国专占”的局面,日人认为“无论是从台湾经营或是从国家经济政策出发,都 迫切需要将南清交通机关收归我手”。藤田驹太郎:《论台湾经营及大阪商船会社 之施设》,《台湾协会会报》第28号,第 22 ~23 页。于是就有了台湾总督府巨 额补助下的大阪商船株式会社以牺牲性的价格与德忌利士公司的竞争,并最终击败 后者,掌握了台海航运的主动权。其后还继续给予高额补助金维持航运,至1920年 代中村孝志:《台湾与“南支南洋”》,收入氏编《日本在南方的参与台湾》,天 理教道友社,1988,第16、19页。,占总督府南方施设费的大头,故时人称:“在 南支南洋策中,若有特别应予关注之事的话,那无过于是对汽船会社的航路补助费 了。”滨田恒之助、大山长资:《台湾》,富山房,东京,昭和3 ,第63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