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者的残暴讨伐及招降政策(1) 面对台湾人民风起云涌的抗日武装斗争, 日本殖民者出动大批军队、警察和宪 兵,组织讨伐队,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与焚掠。他们不仅无情镇压抗日军参加者, 而且就连普通民众也不放过,从一开始就采取所谓“无差别报复”政策,广大台湾 人民遭到空前的大浩劫。 在台湾北部,日军讨伐队大肆搜捕杀戮抗日民众,仅第七旅团杀害者便高达2454 名,被宪兵杀者为377 名,宜兰平原哀鸿遍野。在中部云林,4000余户房屋被毁, 民众大批被杀,据台湾高等法院院长高野孟矩揭露:“费时六日间,烧毁七十余庄 之民居,不分良匪,杀害人民三百余——不查实际,多杀良民之父、夺其母、害其 兄,又杀其子、杀其妻、害其弟,以激其恨,且又将其家屋及所有财产焚掠一空, 使其无寄生之所。”许世楷:《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东京大学出版会,东京,1972, 第121 页。这就是血腥的云林大屠杀。在南部的阿公店,日军的暴行还引起了国际 舆论的强烈谴责。在日军对潮州和恒春的讨伐中,“被杀害者达2053名,伤者不知 其数”,烧毁房屋5813户,连日本人自己都惊呼:“讨伐被害意外之多!”向山宽 夫:《日本统治下台湾民族运动史》,中央经济研究所,东京,1987,第 200页。 惨状目不忍睹。又如在上茄苳,日军将全庄所有17~60岁的男子集中一处,根据事 先准备好的“土匪名簿”,将其中238 人拉出枪杀。桩桩血案,令人发指。 然而,殖民者的屠刀吓不倒台湾人民,相反只能更加激起他们对侵略者的仇恨。 正如高野孟矩在谈到云林大屠杀时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屠杀政策“激怒了附近的人 民,成为这次暴动蜂起的基因”,它只能把人民“推入他们(指抗日军)的队伍中 去”。他说,台北、宜兰等地讨伐队不分良匪的杀戮政策收不到什么效果,台湾人 对日本人普遍采取不合作态度。日本官吏“向人民询问‘匪情’时,(台人)更不 告以事实”。许世楷:《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东京大学出版会,东京,1972,第 93页。又如,在潮州、恒春闽粤汉人与土著族联合抗日斗争中,来自阿公店的大屠 杀的传闻也是当时激励人们起来斗争的重要原因之一。为防范和镇压台湾人民的武 装反抗,乃木希典总督时期,实施了所谓“三段警备制”,即将台湾划分为3 个区 域,靠近山区的危险地带由军队负责防范、平地由警察负责,两者之间由军队和警 察共同维持秩序,但由于各区域纵横交错、各部门间又往往权责不清,未能达成日 人预期的效果,不久即告废止。鹤见佑辅:《后藤新平传》,太平洋协会出版部, 东京,昭和18,第100 页。 1898年儿玉源太郎任台湾总督、后藤新平任民政长官,台湾进入了所谓的儿玉、 后藤时期。这一时期的殖民当局除了进行土地林野调查、兴建港口铁路等基础工程 外,政治上则试图改变原先的横暴形象,采行怀柔政策,召开飨老典、扬文会,颁 发绅章以笼络地方士绅;社会政策上则执行所谓“尊重旧惯”,对台湾社会固有的 风俗习惯予以保留和一定程度的尊重,避免引发民众的不满;同时恢复封建的保甲 制度,让台湾人自相监视,以台治台。针对长期以来镇压台湾人民武装斗争不利的 状况,一方面整顿警察队伍以强化暴力统治机器,另一方面以新思维、新方法来对 付台湾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其核心即展开对台湾抗日武装集团实施分化瓦解的招降 政策。 对台湾抗日武装的招降活动虽早在桂太郎、乃木希典总督时代就已出现,但只 不过是小范围的在中南部地区进行,台中县知事木下周一四处张贴招降谕告书,并 委任部分台湾人从事招降,1898年12月铁国山周围试探性的施行,到了儿玉源太郎 时期,在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主持下,才开始了大规模的招降活动。 日本殖民者的招降活动首先指向北部的陈秋菊所部,先后派出长谷信敬、谷信 近等与陈秋菊、林火旺会面,随后又劝诱卢锦春、简大狮等人投降,至1898年10月, 北部地区几支主要武装集团相继停止战斗,“归顺”日本殖民者。在中部,台中县 知事木下周一四处张贴招谕文书,并委任台湾人从事招降,1898年12月铁国山、张 大猷等610 人归降。在嘉义,总督府事务嘱托白井新太郎等通过黄国镇的父亲对其 诱降,后黄国镇、柯铁等均告“归顺”。 1899 年初,台南县知事矶贝静藏颁布《 归顺土匪处置法》,宣布对归顺者以宽大处理,4~5 月间,南部的阮振、林少猫亦 相继“归顺”。这样,到1899年上半年,全台各抗日武装集团陆续“归顺”,台湾 岛内武装斗争暂告平静。一时之间台湾抗日武装集团的主要力量和著名首领都走向 了“归顺”的道路。 大批抗日军走向“归顺”之路是有其原因的。日本殖民者在据台后曾发现, 台 湾的武装斗争得到了大陆的资金和武器弹药的支持,总督府民政局长水野遵即指出 :“土匪骚动时,常有中国船自厦门方向将火药等运来台湾”《第九回贵族院议事速 记录》,条约法规局,东京,昭和41, 第24页。。为此日本政府加大了对清廷的外 交交涉,清政府严令东南沿海地区禁止向台湾岛内抗日武装提供援助, 同时总督府 还加强了对海岸线的防堵工作, 打击海上走私。正是在外援枯竭的情况下,岛内抗 日武装才不得不顺势接受招降,以求获得喘息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