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发展概貌(2) 相关人类学研究表明,让习惯了传统经验型经营的农民接受新品种是件困难的 事情,比如美国衣阿华州农民接受玉米新品种就花了14年的时间。决定农民是不是 接受新品种的因素主要有品种的先进性、适应性、复杂性、可试验性和可见性。换 句话说,关键是要使人们看得到这项技术并不复杂而且将很快带来效益。〔美〕 埃弗里特、M 罗吉斯等:《乡村社会变迁》,第254 页。这显然需要一套健全的 传播组织和传播渠道,在日据时期的台湾,这一工作早先是由政府的强制力来进行 的,后来农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殖民当局对新品种的宣传推广,得到了警察的协 助。在改良稻种时期,台湾农民担心以后不能再行种植自己希望的品种,米商担心 影响对大陆的米输出,“在这种状态下,为了克服这些摩擦,事实上常有使用警察 权的‘指导’监督的必要。为此,改良品种的采取、繁殖、交换、分配,以至插秧 等一切作业,均对该地域内的全部农家,一齐地组织性的‘指导’,实行严格的监 督,在实施作业时,常有技术员与警察会同实行”。川野重任:《台湾米谷经济论 》,台湾银行,1969,第7 页。但是,当局运用警察强制措施将容易引起农民的不 满和社会的动荡。因此,在有效的全岛性技术传播网络形成之前,虽然发挥了很大 的作用,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不久,农会充当了技术推广应用的重要角色。 1900年台北三角湧成立了台湾第一个农会组织,至1903年全台各地相继成立农 会。农会由地方官厅组织地主和农民共同成立,内设会长,保持与各农业试验场的 联系,以便获取新作物品种及农业技术,然后通过农会指导农民使用这些新品种和 新技术。1920年以前,农会主要职能是指导农事改良和农业技术,此后(尤其是1926 年后),增加了农会的预算,使之同时从事农政经济方面的工作。宫川次郎:《台 湾的农民运动》,拓植通信支社,台北, 1927 ,第179 ~182 页。与此同时,随 着农业组合及农村信用组合的建立,农村金融得到了强化。据统计,1913年信用组 合数仅13个,1940年增加到443 个,其资金占整个农村信贷供应的50% ,有力地支 持了农业技术改造的需求。池田铁作在谈到台湾农业发展的动因时说:“农业发展, 不用说,必须由行政、司法、教育、卫生、交通、金融财政等所有部门的综合推进, 但最具直接重要性的是生产技术。”池田铁作:《台湾产业科学的进步》,《台湾 经济年报》昭和17,第597 页。其实还应加上一句,有效的推广系统和农业新技术 一并为殖民地时期台湾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二者缺一不可。 除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引进,为适应台湾农民的传统生产方式,日本大糖业资 本家一方面如矢内原忠雄所称求助于警察等暴力机关的援助,以殖民政权的力量来 胁迫农民附从其需要,但更主要的是运用经济强制力来束缚台湾的农民为其服务, 典型的事例体现在甘蔗原料种植和收购上。由于农民本身再生产能力的低下,资金 短缺是每个种植季节来临时最挠头的问题,于是糖业资本家就预先给予他们资金的 支持和补助,再要求他们依据自己的需要来安排一年的生产计划。台湾农民往往也 就被这种种利诱所惑,顺从或不自觉的将自己纳入了糖业资本的轨道中去。例如, 苗栗的南日本制糖株式会社为鼓励水田地带的农民种植甘蔗,以抽签的方法补助种 植面积5 甲以上20元、10甲以上50元、30甲以上300 元,旱田折半。另以第二年偿 还为条件,无偿借给集体种植蔗园每甲1 8 万~2 5 万株蔗苗,等等,据称颇 受欢迎。黄绍恒:《试论初期原料采取区域制》,《第三届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2001 。加上灌溉、灭虫、蔗苗等等的资 金补助,台湾蔗农愈益加大了对制糖会社的依赖性,农民的生产乃至生活的自主性 大为降低。这种依附性发展到后来,使得台湾的蔗农在甘蔗收购价格上的发言权也 大打折扣,不得不忍受日本大糖业资本家日益加剧的经济盘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