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党卫队“精英”荟萃
对黑色集团的首领来说,始终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党卫队这个帝国的组织
愈来愈庞大和领袖团人手不足,不断要求增加人员,可是发展工作已经变得困难起
来,它迫使希姆莱部分录用根本不符合党卫队北欧种血统理想要求的人。
但党卫队的发展工作是要陷入绝境的。这就是说,党卫队有一个唯一不同于它
的周围世界和党的特点:独特的生活作风。真正的党卫队员并非决定于希姆莱的怪
诞命令中所说的信仰坚定与民族社会主义狂热,而是决定于“一种义务,这种义务
不像党那样着眼于政治目的,而是着眼于不屈不挠的性格”前中央财政部长施维林·
冯·克罗西克伯爵这样说。
由此可以再次看出,党卫队同前自由团的心理状态一脉相承。自由团首屈一指
的作家恩斯特·约恩格曾经写道:“主要的问题不是我们为什么而斗争,而是我们
怎样进行斗争。”他的一个弟子,后来任秘密警察法官兼党卫队副总指挥的瓦尔纳·
贝斯特博士,从约恩格这种亡命之徒的哲学中,阐明了一种决定党卫队领袖的精神
概貌的思想,即“英雄现实主义”的思想。贝斯特在1930年指出:“斗争是绝对的、
永恒的,斗争的目标则是由时间决定,并可以改变的。因此斗争的成果也可以不是
决定性的东西,所以说检验道德的标准不是内容,不是一种什么东西,而是一种怎
样的东西,而是形式。”
这样一种不择手段的伦理学,给极度集中于提高效率开了方便之门,而它也就
构成了党卫队心里状态的核心,并被希姆莱绝妙地表达为:“‘不可能’这个词永
远不许在我们队伍中出现。”依历史学家汉斯·布赫海姆之见,“崇拜为效率而效
率”也迷惑了那些原来对希姆莱集团的英雄侈谈抱有反感的非纳粹分子。但效率和
事业心的号召,不断地要求全力以赴和作出成绩,促使集团成员投入一场原始人式
的角逐竞争,这种竞争使他们将一切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准则置诸脑后。
党卫队外表上的每一英寸面积,都用以显示它是一个精华荟萃的组织,一支身
系监视国家安危的严格的清教徒近卫军,体现出“毫不犹豫、无条件地执行领袖第
一项命令”(希姆莱语)的顺从性。
全国领袖敞开他的党卫队的大门,让国内有心趋炎附势的上层阶级人士参加进
来,希姆莱的组织,首先是保安处特别部队,髑髅队和特别机动部队,迫切需要经
费和领导人员,而这些又只能来源于一向居统治地位的旧有中坚力量:贵族、资产
阶级和财界。希姆莱不遗余力地紧张工作,要使党卫队成为一个替崛起的帝国的各
部门网罗人材的机构,以致一时几乎没有注意他的工作是何等自相矛盾:民族社会
主义党的近卫军年复一年地将种族主义优生学奉为自身生存规律的圭臭,而现在党
卫队却向一些居民阶层频送秋彼,这些阶层拥有任何一部褐色种族主义哲学词典所
没有收进的那些词汇的东西:声望、金钱和一种世代相传的统治本能。新的阶层涌
入党卫队,迅速改变了党卫队的社会成员面貌。截至1933年止,决定党卫队的成份
有三种人:前自由团成员,由于经济危机致使职业训练中断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
级老党员。1933年以前的这个党卫队,只有一个人数很少的领导集团,但它一直窃
踞着党卫队年的重要职位,直到第三帝国的末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百分之
九十的老党卫队员均已退休养老。
老队员中仅有百分之十的人经历了大批新人涌入希姆莱组织的阶段,这一阶段
开始于1933年3 月,因此心存有疑忌的党卫队老战士称这些新人为“香堇菜”。率
先加入的是贵族。早在取得政权之前不久,已经有知名人士参加了党卫队,例如冯·
梅·克伦堡大公爵,楚·瓦尔合克,翁德·皮尔蒙特亲王、克里斯托夫·冯·黑森
亲王和威廉·冯·黑森亲王、巴塞维茨·贝尔伯爵和冯·普法伊尔一布格豪斯伯爵、
德国直属帝国男爵冯·廷根,以及男爵冯·盖世、冯·赖岑施泰因和冯·马尔森波
尼考。
1933年春,党卫队的血管里进一步注入了贵族血液。西格马林根王室的冯·霍
亨佐伦埃姆登亲王和冯·舒伦堡伯爵参加了党卫队。过不多久,党卫队的花名册上
也相应地从哥达充实了人员。普鲁士一德意志军史上的显赫姓名几乎无一遗漏;贵
族冯·丹尼尔斯、冯·勒德恩伯爵、施特拉赫维茨伯爵、冯·德·戈尔茨男爵、贵
族冯·德·普拉尼茨、冯·科伊德尔、冯·阿尔文斯勒本、冯·波德比尔斯基、冯·
特洛伊恩费尔德、冯·纳图西乌斯等等,全部上了花名册。穿上黑制服的贵族在党
卫队领导中担任了一些高级职位。1938年贵族任高级职位的比例为:在党卫队副总
指挥一级中占百分之十八点七,在党卫队地区总队长一级中占百分之九点八,在党
卫队旅队长一级中占百分之十四点三,在党卫队区队长一级中占百分之八点八,在
党卫队旗队长一级中占百分之八点四。
继贵族之后是中等资产阶级子弟。同贵族相反,他们是党卫队中的二十世纪人
物,其中多半为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多数是法律)和几乎全部在德国青年运动的
感情和思想中成长的知识分子,他们差不多都进了保安处,在那里促使形成一种法
学一理智主义的典型,它同党卫队老战士的战壕社会主义或斗争时期的小资产阶级
庸俗民族社会主义都格格入不入。瓦尔特·施伦堡和赖因哈德·赫恩、弗朗兹·西
克斯和奥托·奥伦道夫,全都是读过大学的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他们创造了不凭感
情用事的党卫队技术政治家、所谓“aocinlcngincer”的样板,给领袖专政提供了
各种需要的、形式上几乎不考虑任何意识形态,但又灭绝人性和不承认人们一致公
认的准则。跟保安处知识分子性质相同的一批资产阶级,是参加党卫队厂矿企业管
理机构的青年经济学者。他们这些人同今天西德各厂矿企业管理人员办事处的工艺
学家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对党卫队本身的世界观,比保安处的伙伴更加不感兴
趣,将希姆莱的经济企业完全看成是一条特别保险的成名发迹的道路。旗队长瓦尔
特·扎尔佩特博士是黑集团经济玉国中冉冉升起的一颗明垦,党卫队高级领袖们在
他的档案中写道:他想试图“用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装饰”他的功名心。这项评
语基本上适合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的情况。“香茧菜”的另一股人来自国防军的资
产阶级军官团,他们使本已很不一致的党卫队成分变得更加复杂化了。军官们加入
1934年起建立的特别机动部队(VT),而且为时不久,就凌驾于具有塞普·狄特里
希那种粗暴性格的初期党卫队军人之上。当然,新的职业军官几乎算不上是一派。
前国防军中将、铜盔团领袖保罗·豪塞尔是典型的保皇派军官,他作为后备队督察
员给这支武装党卫队前身带来了一种罕见的保守主义特征;而东普鲁士少校菲立克
斯·施但因纳和空军少尉威廉·比特里希一类的改革派,则把特别机动部队视为一
种实验性质的军队。
农民也是党卫队的人员之源。比较年轻,大多是感到前途无出路的农民,纷纷
当了看守集中营的髑髅队。受过教育的农家子弟则相反,拼命挤入巴特特尔茨和不
伦瑞克的党卫队士官学校,谋求发迹,这种士官学校有时迫于需要,甚至可以提供
国防军不可能提供的机会:无需经过基本训练就能进入军官生涯。
似乎希姆莱还嫌党卫队成员的类别不够五花八门,他又搞了一种党卫队的新标
本:名誉领袖。希姆菜授予有影响的公职人员、党的干部、科学家和外交人员以领
袖头衔,并让他们有权穿相应的党卫队制服;党卫队名誉领袖多半直接由全国领袖
本部领导,不需值勤,也无权发号施令。希姆莱显然希望,利用这种名誉头衔扩大
党卫队的社会基础,并以党卫队的思想影响名誉领袖这种荒诞想法,除了希姆莱以
外,只有1945年以后负责整肃纳粹人员和一些历史学家才会相信。
头脑简单的历史学家看到,持不同政见的外交官员、外交部国务秘书恩斯特·
冯·威兹萨克男爵获得党卫队旅队长头衔,或者希姆莱的死对头纳粹党区领袖福斯
特当上了党卫队副总指挥,就误认为所有身穿黑制服的都是希姆莱打入国家和党内
的第五纵队的一名狡猾成员。实际上,名誉领袖并不是党卫队头子的游击队员,如
同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的妻子一样,希姆莱也曾授予她党卫队名誉队员的称
号。
然而希姆莱并未停止继续为自己的帝国招兵买马,扩充势力。
他甚至暂时在党卫队内系统地建立各种组织,只要它们有助于他接触现实社会。
他已经开辟了一条联系农业协会的渠道:农村骑术协会。希姆莱抓住这个德意志民
族保守主义的节目活动:一部分地区的骑木协会虽已投向冲锋队,但实力最雄厚的
部分却紧紧依附党卫队在东普鲁士、荷尔斯泰因、奥尔登堡、汉诺威和威特伐利亚
这些主要养马地区,所有骑术协会都披上了党卫队的服饰,党卫队骑师们确保希姆
莱在社会上获得了某些光采。1935年在克菜因弗洛特贝特举行第十六届德意志春委
赛马大会,党卫队三级小队副骑师京特。特梅乘“埃格利”坐骑赢得了全胜,成为
德国赛马史上的创举;1937年赛马会上,党卫队骑师们更囊括了德国国内所有各个
项目的冠军。
当然,为了取得这些成就希姆莱不得不付出巨大代价:他答应农村骑术协会,
不问其政治态度如何,可吸收它们的所有会员,加入党卫队。从此党卫队内的老战
士们嘀嘀咕咕,说这些骑师尽管身穿黑制服可仍然是反动德意志民族党人、党卫队
机关刊物《黑色团》义正词严地警告骑师们:“他们必须培养民族社会主义精神,
亦即党卫队在其建立以来的漫长岁月中培养并奉为行动准则的全部道德品质,效忠
领袖、服从纪律。”多数骑师们俯首贴耳,但有些骑师却另有其作为骑师心目中的
道德观。1933年有十一名骑师拒绝参加党卫队宣誓,被送进了集中营。东普鲁士党
卫队骑师队长安东·冯·霍贝格·得·布赫瓦尔德男爵,于1934年7 月2 日被党卫
队员枪决,原因是这个老铜盔团员向国防军透露了党卫队的内幕。十年之后,希姆
莱以煽动反对希特勒的罪名,下令处死他的马匹补充处长、骑师兼党卫队二级突击
队大队长汉斯维克托·冯·扎尔菲阿蒂伯爵。
跟骑师们缔结的协定给希姆莱提供了接触农业协会成员的机会,和半保皇性质
的“基夫豪塞”德国军官联合会总会领导的结盟,使他有获得老战士的兵源。德国
军官联合会总会的中央领导成员和地方分会领袖均集体加入了党卫队。老战士对他
们的全国领袖再也无法理解了,因为参加党卫队的德国军官联合会领袖中,为首的
就是忠于皇帝的步兵将军威廉·赖因哈德,此人系反动军人的同僚。《黑色团》对
此在1935年还曾指责,在之些军人中明显地表现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狂妄自大,
将工人排斥于人民集体之外;还必将唤起社会感并被视为第三等级。”
讽刺几乎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黑色团》咒骂极端保守的吕狄格·冯·德·
戈尔茨伯爵在卡普暴动中并肩作战、志同道合的赖因哈德,却被党卫队机关刊物誉
为党卫队副总指挥和民族社会主义者。直到1941年,老党卫队员、纳粹党司库弗朗
兹·沙维埃·施瓦兹还对披上黑制服的保皇派赖因哈德看不顺眼,施瓦兹说:“我
只是遗憾,这么一个人当上了党卫队地区总队长,穿上了这种漂亮的制服,而骨子
里却依然如故。”
希姆菜也把赫尔曼·埃尔哈特觑长海军旅的残存人员拉进党卫队,党卫队的老
战士们对此亦具有同样感触。有些者战士对1931年10月10日党卫队第53号命令还记
忆犹新,希姆菜在命令中提出,要注意觎长居心叵测地阴谋将其党羽打进党的机构,
“企图搞垮纳粹党”。而现在,希姆菜却有意集体接纳埃尔哈特旅的人员加入党卫
队,具体办法业已谈妥,只是由于固执的腕长发表的一通怪里怪气的讲话,出乎党
卫队候补队员们的意料之外,才使计划告吹。
“本旅官兵们,”埃尔哈特当着亲临该旅最后一次动员人们加入党卫队的纳粹
头面人物,大声向集合在场地上的部属说,“你们知道,我们是经过了长时间多次
斗争之后,直到最近才愿意加入新国家的一个组织的,对此我表示敬意!因为只有
在斗争中才能了解敌手,重视或藐视敌手!而且今后我们也要坚持这样做。”纳粹
党领袖们气得暴跳如雷,最后希姆莱决定放弃埃尔哈特旅。只有个别成员参加了党
卫队,其中包括埃尔哈特的前副官哈特穆特·普拉斯,他当上了党卫队二级突击队
大队长,1944年以7 月20日政变的帮凶在集中营中结束了生命。
但是希姆莱并不是光顾着给党卫队争取新的成员,他也同样需要钱,以维持越
来越浩繁的党卫队组织的开支。德国的工厂主和经济管理家欣然站在全国领袖一边。
他们在一个号称“党卫队全国领袖之友社”的俱乐部里进行活动,这个俱乐部的成
员出于某些原因谋求接近海因里希·希姆莱。像伊·格·法本公司董事海里希·比
特菲施博士之流的机会主义者、像宣传部国务秘书维尔纳·瑙曼博士的坚定的纳粹
分子、像弗里德里希·弗利克的小心谨慎的康采恩老板,和像罗伯特一博施公司经
理汉斯·瓦尔茨的冒牌的反纳粹主义者,他们凑成一伙,以捐款资助党卫队。
党卫队全国领袖之友社的前身,是希特勒的经济顾问威廉·凯普勒在1932年夏
天组织的“经济问题研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旨在从业务上支持未来的德国主子
们,它的成员是著名的经济和财界人士,其中有国家银行总裁沙赫特、联合钢铁公
司老板艾伯特·伏格勒,和科隆银行家库特·冯·施罗德男爵。希特勒召开经济座
谈会并未谈出什么名堂,倒是凯普勒的年轻助手、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弗里蒋·
然拉内富斯善于出谋献策,他劝说希姆莱关心这个俱乐部,从1934年年中起,这个
俱乐部就受到党卫队头子的保护。
沙赫特和伏格勒退了出去,相反许多厂商都纷纷加入“党卫队全国领袖之友社”。
几乎没有一家大型厂矿企业不希望通过派出一名理事和出钱资助党卫队,借以保护
自己的利益,免得受到党的加害。希姆莱之友社的会员名单,读起来宛如一本重要
厂商注册登记簿:银行业有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商业私营银行、国家银行
和J.H.施泰因银行,航运业有北德劳合轮船公司和汉堡美洲航运公司,油商有德美
石油公司和大陆油业公司,奥古斯特·厄特克尔博士营养食品厂和伊·格·法本工
业大卡特尔,中德钢铁厂,西门子一舒克尔特工厂,波特兰水泥厂,莱因博尔西希
金属工厂和“赫尔曼·戈林”国家工
希姆莱之友社书记克拉内富斯定期召开会员大会,经常有党卫队高级领袖参加,
起初每年集会两次,一次是趁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在纽伦堡召开,另一次是趁特
别机动部队举行宣誓时在慕尼黑召开;后来会员每月都在柏林“飞行员之家”集会。
从1936年起,希姆英还要求这些先生们定期捐献。他告诉该社银行家冯·施罗德,
希望大家捐款给“党卫队用于文化、社会和慈善事业的开支”。这个银行家忙不迭
地满足了大恩主的意愿。
厂商会员也表示愿效力,事隔不久,捐款就源源流入施罗德担任董事的J.H.施
泰因银行的S 字号储款帐户;每年捐款总额达一百万马克,悉数解交德累斯顿银行
党卫队的R 字特别帐户,由希姆莱的首席副官卡尔·活尔夫开支票提取。党卫队头
子深表感激,给希姆来之友社的成员封官晋爵,纷纷给予党卫队头衔;在三十二名
未参加党卫队的成员中,有十五人被任命为党卫队名誉领袖,他们只是间或穿穿党
卫队制服而已。
当然,对于那些不敢身穿佩戴髑髅标记的制服的人,党卫队也提供了一种较为
隐蔽而且花钱不多的合作方式。希特勒特许这样一支作为独特的党组织而经常急需
经费的党卫队有权自行筹款,发展赞助队员(FM)。所谓赞助队员就是同情者,他
们虽然资助党卫队,但并不参加党卫队组织。他们无需向希特勒宣誓,也不受党卫
队内部命令的约束。
每个党卫队旗队均附有一个赞助队员机构,它责成每个党卫队员至少发展一名
赞助队员。“赞助队员机构,”党卫队领袖库特·维特耶在1933年3 月1 日解释说,
“是党卫队唯一可靠的财源,它定将进一步成为建设党卫队的经济保证。”取得政
权以后,党卫队加强宣传赞助队员的工作,因为掌握了许多德国人宁愿当一名匿名
的赞助队员而不愿参加另一党组织的心理。赞助队员这个身分足可免除纳粹找到头
上来的麻烦,而且无需参加党,捐献数字可以由自己确定,每年至少应捐献一个马
克。
除了这种吸引力外,希姆莱还搞了一种独出心裁的诱饵。他叫人设计了一种不
在市场上公开发售的银质赞助队员徽章,徽章,为椭圆形,中间镌有字,SS和FM字
母;还办了一份《赞助队员杂志》(战争爆发时发行量为三十六万五千份),并给
每个关心赞助队员的同胞送一幅宣传标语,挂在家里,上面写着:党卫队员真光荣,
赞助队员也光荣;我们党卫队员和你们赞助队员,人人继续履行各自的义务,坚守
自己的岗位,德国必会重新强大。
大规模的宣传带米了预期的效果。为时不久,希姆莱的赞助队员影子部队在人
数上就超过了正式党卫队,马克源源流进党卫队的金库:1932年有赞助队员一万三
千二百一十六名,纳款一万七千马克;1933年十六万七千二百七十二名,纳款三十
五万七千马克;1934年三十四万二千四百九十二名,纳款五十八万一千马克。
但是,一个成员如此复杂的党卫队必然内部缺少团结。党卫队老战士们突然看
到,那些显然连民族社会主义的起码知识也不懂的人,都纷纷穿上了党卫队制服。
党卫队变成了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纳粹党司库施瓦兹再也不想穿党卫队制服了,
因为据地区总队长伯格尔记录道“穿这种制眼的人太多了,特别是许多党卫队领袖
无论从思想上和外表上来说都不配穿它”。党卫队的肩章、领章和制服很难说明一
个队员的实际思想情况。后来担任秘密警察头子的海因里希·缪勒,在自己的党卫
队制服上戴了一个老战士臂章,虽然纳粹党慕尼黑一上巴伐利亚区领导机关1937年
1月14 日证明,说这个追求名誉和逐猎官位的缪勒“不是党卫员”,“从来不曾在
党内积极工作”,因而“对民族的振兴毫无任何贡献”。
德国中央保安局人事处对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海因里希·比特菲施博士写
了这样的评语:此人原系共济会员,“完全受制于康采恩”,具有“一种事事着眼
于国际合作的心理状态,因而理所当然地认为康采恩是拥有其固有生存法则和生存
权利的国中之国”。关于区队长冯·施罗德男爵,1937年8 月一份党卫队内部简报
的作者写道:这个银行家过去是莱茵分离主义者的同伙和康拉德·阿登纳的朋友,
因此“无疑不会是党卫队所需要的那种积极分子”。
连希姆莱自己也逐渐看到威胁着党卫队内部统一的危险。他在1937年承认,
“数字的危险、量的危险”曾经咄咄逼人,因为党卫队里“(进来了)一大批心地
不纯洁和不完全具有理想的人”。希姆莱以为危险已得到克服事实上,只要党卫队
还存在,这种危险就永远存在。
无论如何,他在1933年年中已下令暂停发展党卫队队员。希姆莱说:“我说过,
不再吸收任何人。随后,从1933年年底至1935年年底,我们又将新队员中所有不起
作用的人通通清除出队。”两年内共清除六万名党卫队队员。希姆莱清洗中的牺牲
品是臭名昭著的机会主义者、酒鬼、有相公癖者、无法确证其为亚利安种的人,也
有老战士,他们在斗争时期曾经挥舞棍棒对付政敌,表现良好,而眼下已不再符合
希特勒卫队的标准。希姆莱甚至对不乐意就业的失业者也不能再容忍了:“凡无真
实可信的理由而调换工作满三次的人,我们就将他撵出去,我们用不着游手好闲的
人。”
他十分执拗地指示追查有相公癖的人,因为他把违反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看成
是给他自己脸上抹黑。在他看来,搞鸡奸活动是犯死罪,没有一个搞鸡奸的党卫队
员能逃脱他的惩罚连党的老战士,也未能幸免。1935年3 月22日《黑色团》报道,
维特耶“因病”解职,希姆莱在一次讲话中说,他“遗憾地”并怀着“非常沉重的
心情”让维特耶离职,但希望维特耶“能在不久的将来重新全力投入工作”。那些
冲锋队领袖对党卫队抨击罗姆搞鸡奸的议论记忆犹新,他们清楚维特那真正害了什
么病。冲锋队头子卢策挖苦他说,“不知道拖了多长时间才在各方压力下把维特耶
调走。”
希姆莱在1937年提出,必须将所有搞鸡奸的人清除出党卫队并交付法庭;在狱
中服刑期满后“将根据我的命令送往集中营,作为试图逃跑将其枪决”。不过希姆
莱也在党卫队系统中发起揭发非亚利安种血统的人。从1935年6 月1 日起,所有突
击队中队长以上的党卫队领导必须提出本人的和妻子双方的祖先均无犹太人的证明
;同年10月1 日起,又将这条规定扩大到二级小队长和一级小队长,随后,没有多
久进而再扩大到所有党卫队员。
党卫队员,包括希姆莱的白发苍苍的老战友,纷纷出动了,花了很长时间翻遍
教堂受洗人登记册和大部头的陈古册籍,仔细寻出现在非有不可的东西:“亚利安”
家谱。一般队员必须上溯查到1800年,领袖或候补领袖查到1750年。希姆莱一经发
现自己队员家谱中有世界敌人犹太人的线索,那就毫不手软,特别对于级别比较低
的。谁要是发现自己有犹太人血统,趁早向上级打报告退队,否则党卫队法庭就要
对其干预和进行裁决,驱逐出队。不过迫害犹太人的希姆菜对官衔较高的人较为宽
恕。一个同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女子结婚、在党卫队档案中以M 作为代号的某二
级突击队中队长,在表示妻子不再生育和儿子不参加党卫队的情况下,获准留在党
卫队里。在往后的年头里,全国领袖对级别越高的罪人就越发宽容。地区总队长瓦
尔特·克吕格尔得到了二级突击队中队长M 不曾得到的宽大待遇。战争期间,克吕
格尔准备把女儿许配嫁给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克林根贝格,这时突然披露了希
姆莱记下的这个党卫队女儿的谱系,发现她的“母系亲属中1711年有一个完全犹太
血统的祖先”。克林根贝格不得跟克吕格尔的女儿结婚,但克吕格尔的儿子却获准
参加了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只是把六万名党卫队员清洗出去,还不足以保证
党卫队得到必要的内部一致。希姆菜知道,党卫队缺少一种使大家同心同德的团结
精神,缺少精干的组织、严格的入队条件和一部使队员人人感到有义务遵守的尊严
的法典。时至今日,党卫队不能再是一个组织,它现在应该成为一个集团了。
海因里希·希姆莱已经找到一个历史样板:耶稣会,他要效法这个样板制定出
他的集团计划。已故冲锋队领袖卡尔·恩斯特生前多次嘲笑他是“黑色耶稣会士”,
并非偶然;希特勒也将这个党卫队头子称为“我的依纳爵·罗耀拉”。这是因为希
姆莱从耶酥找到了他认为是构成任何一种集团心理状态的核心因素:服从主义、崇
拜组织。保安处领袖施伦堡证实,党卫队组织是希姆莱“按照耶稣教团的原则建立”
起来的。
事实上,这两种势力有其惊人相似之处:它们同样是拥有最大特权的集团不受
任何世俗法治的约束,有严格的入会条件给予保护,通过宣誓绝对地盲目地服从统
治者:一个统治者名为教皇,另一个统治者称为领袖。这两个组织部有着某些相同
的历史偶然现象:耶稣会士十六世纪在巴拉圭的印第安人中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国家,
摆脱世俗的无上权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党卫队梦想建立一个独立于大德意志国家
之外的党卫队之国,搞一个党卫队的勃良第邦,拥有自治政府、军队、行政机构和
派驻柏林的公使。甚至它们各自的危机也很酷似。耶酥会士在天主教会中一再树敌,
同样党卫队也在党内产生敌对者。耶稣教团内部以自己是反宗教改革之剑还是修道
院的虔敬工具而争论不休,党卫队内也对党卫队是发展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的动力
还是政权的当差警察这一问题悬而未决。
还有,党卫队集团的最高领导机构也使人想起是效法教团的样板。耶稣会创建
人依纳爵·罗耀拉(14911556)给他的教团历史注定的依据,借以证明所有党卫队
员都是日耳曼贵族连绵不断的链条上新铸就的环节。希姆莱的“党卫队核心论”提
出,党卫队的前进目标是“成为具有北欧人种血统的人的民族社会主义集团及其血
族精诚团结不容改变的法则”。希姆莱说:“我们不想只是做善于战斗的后裔,而
是更要做使德意志日耳曼民族亿万年永恒不混所需的后辈的先人”。
崇拜先人和崇拜日耳曼,显然是希姆莱灌输给党卫队,用以代替它本身所缺少
的思想团结的东西。尽管这伙秘密帮派故作姿态地仿效教团的神秘教义,也无法掩
饰党卫队缺少一个集团有别于其周围环境的一点:天衣无缝的教义。
就世界观的根本信条而言,党卫队除了重复其他纳粹组织的主张以外,再也提
不出新内容:五体投地地信仰希特勒、过分膨胀的民族主义,加上种族主义的狂热
思想。党卫队并无不同于纳粹党其他组织的任何信条。希姆莱和达里这两个阿塔曼
分子虽然给党卫队注入了一些独特的农民移民政策思想,但这些由种族和移民局作
为目标列入计划的信条(直到1940年)只不过是点级品。农民移民的主张早已证明
是反动的江湖医生的空想,这些人都是现代工业现实社会中的匆匆过客即使在第三
帝国,自由农民的地位也是一年不如一年。
不,党卫队没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独特思想意识。种族和移民局负责抓训练的头
头们一再抱怨特别机动部队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普通党卫队看到种族和移民局的
人员也不搭理。在党卫队里的集体活动中,学习会属于参加人数最少的一种。据地
区总队长策希报告,党卫队领袖也常常把出席国防军啤酒晚会,看得比参加党卫队
学习班更为重要。党卫队训练办公室主任旗队长凯撤博士在1939年1 月叫苦说,党
卫队员几乎再也不把种族政治课放在心上了。
凯撒说:“队员中渐渐地公开表示对这些课题厌倦,因此增加了民族社会主义
世界观基础的学习内容。”然而,这个方法也“未达到要求。”此后,种族和移民
局的训练工作划归中央技术管理局负责,从此意识形态方面一直处于低调,取代世
界观的是“越来越侧重于历史方面的题材”(凯撒语)。意思形态化的、枯躁无味
的历史伪造,成了意识形态的代用品,填补了党卫队无法用自己的思想弥补的空白。
空想家希姆莱来借助历史,编排出一种古怪的、伪造的日耳曼民族习俗,这也
是他企图用来增强党卫队团结精神的东西。党卫队必须以一种彻底的新型的非基督
教教义,使自己得以独树一帜。这个身穿全国领袖制服的学究决心干预党卫队员最
普通的个人事情:爱情、家庭和宗教都要首先经过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审查,因为
对他来说,党卫队不是一个帮派集团,而是一个“日耳曼血族集团”。
他的1936年的一份记录中就提到,“要求党卫队员尽可能在二十五岁至三十岁
时结婚和建立家庭”。每个党卫队员必须宣誓遵守1931年全国领袖发布的婚姻令,
这项命令使希姆菜能够用否决权对不受欢迎的党卫队员的未婚妻子予以否定。
党卫队员必须和未婚妻填写一份种族和移民局的调查表,经一名党卫队大夫检
查身体完全健康,提出亚利安种的谱系证明,并缴纳本人及未婚妻身穿浴衣的照片
;然后由种族和移民局决定申请结婚的双方是否有资格列入党卫队的“血族薄”。
如系党卫队领袖则由希姆莱亲自决定。
婚礼也被蒙上党卫队标记的阴影。教堂婚礼被严格取缔,代之以男女双方亲属
小范围内的“结婚仪式”;这种仪式在办好结婚登记手续后举行,由当地党卫队队
长主持,新郎新娘当场交换戒指,接受党卫队送给的面包和盐,希姆莱加给夫妇的
一切规定,都是旨在促使集团成贝脱离基督教会。党卫队队员要想当头头,就必须
脱离教会和承认“相信神”,这样,牧师神父也不参加洗礼和葬札。
地方党卫队领袖代替了牧师神父。洗礼改为由全国领袖馈赠礼物,礼物等级分
得很细,都是慕尼黑附近阿拉赫党工队专用磁器厂车间的产品:生第一个孩子送一
只银杯、一把银汤匙和一方蓝绸巾,生第四个孩子送一具银烛台,上面镌有这一字
句:“你是永恒血族链上的一环。”
只有在德国人最高兴的圣诞节临近时刻,日耳曼人领袖希姆莱便陷入了理论上
的困难境地。1936年,他大骂道:“我们要采取措施防止已经多次成为危及德国人
民生存的欢乐钻进我们的队伍。”但党卫队员的妻子在圣诞节临近时,渴望着基督
教的节日气氛。希姆莱提出要以古代日耳曼人的中冬节取代圣诞节。每年阿拉赫磁
器厂生产出大批“中冬节烛台”和“中冬节盘子”,供应党卫队员家庭,希姆莱异
想天开他说:“这些太太们由于失去了教会的神话,正需要有点别的什么东西来满
足自己和孩子们的要求,才能高兴起来。”
为了圣诞节在世界观上花尽力气,绞尽脑汁,这说明即使在党卫队内,意识形
态和现实之间也多么难于做到一致。希姆莱的非基督教新生活习惯,实际上大半只
是纸上谈兵。单就宣誓遵守的婚姻令来说就大成问题,有些党卫队员对此不加理睬。
1937年,有三百零七名党卫队成员因违反希姆来这项指令而被开除出队。党卫队不
满情绪年复一年地增长,迫使希姆莱一再放宽违反婚姻令的处分条例。最初,党卫
队中央技术管理局1935年7 月3 日的一项命令规定,凡蓄意无视婚姻令者均予开除
党卫队。但从1937年6 月23日起改为:党卫队员可以不作为违反命令而开除出队,
如果查明该队员及其妻子符合有关种族条例规定的话。1940年11月1 日希姆莱又指
示,所有因违反婚姻令被开除或驱逐出队的党工队员均可重新参加集团,只要他们
符合种族条例。
希姆莱敌视教会的纲领也始终未能贯彻执行。普通党卫队中三分之二的人仍然
是教徒;百分之五十四点二信仰新教,百分之二十二点七信仰天主教。只有武装党
卫队单位暂时还是希姆莱的信徒占多数:特别机动部队中的比例为百分之五十三点
六,髑髅队中的比例为百分之六十九。但战争也迫使武装党卫队中的希姆莱信徒退
居守势。党卫队部队中出现了零星活动的天主教随军教士,允许日耳曼族信徒自愿
进教堂,例如在副总指挥比特里希所属的一些单位,甚至允许教会来办公室劝说人
们参加礼拜和祈祷活动。
血统神秘论者希姆莱尤其失望的是,党卫队员的妻子对生儿育女缺乏兴趣。党
卫队员家庭跟周围的普通人家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同希姆莱宣布的一家有四个孩子
的制度相反,1939年12月31日统计数字说明,十一万五千六百五十名已婚党卫队队
员平均每对夫妇生孩子一点一个,其中党卫队领袖每对夫妇平均生孩子一点四一个。
希姆莱在1936年创办了一个幼育协会,取名“生命之源”,附没有不对外公开和费
用便宜的妇产科医院,但也未能提高党卫队队员的生育率。虽然所有三千五百名中
央主管处局的党卫队领袖规定必须入会,并缴纳他们的薪金的一部分(百分之五至
百分之八),生命之源协会在1939年仍只有八千名党卫队会员总共二十三万八千一
百五十九名普通党卫队成员中只有八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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