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叛逆
保安处独揽情报工作的垄断地位是以一个条件为前提的:它任何时候不得干预
党内的事务。按照规定的框框,保安处是对敌的情报机构,这就是说,它的任务是
侦查党内的敌对分子,但不得过问党的内部问题。那么保安处的另一新开辟的活动
领域就引起了一种势力的猜疑,对保安处来说,这种势力远比国防军危险:党的猜
疑。正如国外保安处破坏了卡纳里斯贝斯特协议条文的规定一样,国内保安处的新
工作也向未形成条文的协议精神挑战,因为这条协议从党的总管鲁道夫·赫斯宣布保
安处是纳粹党唯一的情报和谍报机构之时起,就使保安处受到党的约束。
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也发出严格指示,禁止一切保安处成员参加党内任何形式的
讨论,不许报告任何有关党的事情。下面自发送来的消息和报告,必须原封不动地
立即上交党的秘书处。党,特别是党的区领袖们,疑虑重重地注意不让保安处发展
成一个反对纳粹的密深组织。
但是自从保安处改组后,威廉街就有两个偏偏主张对党进行监视的纳粹分子在
工作,因为保安总处中央Ⅱ处2 科科长赖因哈德·赫恩教授及其工作班子负责人奥
托·奥仑道夫认为,保安处就是纠正纳粹独裁工具、发出批评呼声这样一类的机构。
早在1936年他俩初次见面时,赫恩就告诉新同事奥仑道夫:由于再也听不到公
开的批评意见,保安处今后的任务是“把民族社会主义的发展情况报告给党和国家
领导部门,而且要着重谈发展中的错误倾向、弊端等等”。教授们的主张得到了党
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奥仑道夫这个忠实的内行的响应,就在希尔德斯海姆设法为
防上他所认为的民族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灾难性错误倾向而工作。
奥仑道夫这个人,可以说得上文质彬彬,许多人把他看作是患有神经官能症、
时常表现郁闷而自负的知识分子,他预感到民族社会主义的内脏存在着致命的危险。
他断定民族社会主义内部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威胁: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方面的集
体主义思潮,以及立宪政策上的国家绝对主义倾向。
对于前一种逆流,使用了含混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一词,并指出其主要代
表人物为德国劳工阵线头子罗伯特·莱伊和德国农民理论家、党卫队副总指挥R ·
瓦乐特·达里;后一种反对力量他你为“法西斯主义”,并把所有像法学教授卡乐·
施密特那样贴上民族社会主义标签而不受规范和制度约束的独裁政治的人列为法西
斯主义信徒。
“他(奥仑道夫)不懂得同全国领袖打交道的决窍,”希姆莱的秘书鲁道夫·
勃兰特感叹他说。“他应该问或带上一块刻有日耳曼民族古文的石刻去见全国领袖,
针对他的日耳曼民族思想,投其所好地提出意见,不要用全国领袖显然不大懂的方
面冷冰冰地去找他,也不要带着一副死板严肃的神情提出消极的顶见。”
希特姆甚至采取了平常特别小心避免的做法:不通过保安处处长海德里希,直
接把固执的奥仑道夫叫到跟前,当面撤了他的职务。奥仑道夫遭到训斥,保安处抓
生活领域是非法的,党决不会容许;保安处只能合法地进行以敌对分子为目标的情
报工作,其他一切做法部有损党卫队的利益。海德里希也紧跟着这样做。奥仑道夫
被撤去Ⅱ处2 科的领导职务,仍干他原来仅限于经济方面的那份工作。1937年9 月
4日,海德里希发出指示:“各生活领域的形势报告的任务只能报道民族社会主义世
界观在各个生活领域内的贯彻执行情况和遇到的阻力,以及(有条件时)说明施加
阻力的人,只有从这一角度出发,才可以报告文化、物质生活情况或公共生活有关
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奥仑道夫感到继续留在保安处已索然无味了。他呈请海德里希
允许他离开保安总处。海德里希不予批准;他不愿丢掉奥仑道夫这个行家,因他是
今后扩大势力时可能有用的工具。希姆莱尽管害怕党的批评,但也舍不得失掉奥仑
道夫。
直到1938年春天,这个郁郁不乐的生活领域探索者才至少卸去了保安总处的领
导职务。伺民经济学家奥仑道夫只保留了保安处名誉旗队长的头衔,获准到纳粹党
经济部门的一个强制性机构,即德国贸易组提任经理,不过他的命运仍继续和保安
处联在一起;每天附带在威廉街大楼里待上几个钟头,象过去一样领导他原来的主
管科。
奥托·奥仑道夫的情况并不是孤立的。威廉街接到了各地区保安处网为自己的
存在优心忡忡的告急报告:奥仑道夫危机再次清楚地反映了一个叫人更加弄不明白
的问题,即一心想探索试验的保安处的前景究意如何。海德里希的助手施伦堡记述
道:“从前线传来心理影响巨大、正在对保安处今后命运疑虑重重的报告纷至沓来。
同时还应指出,正在开始一股脱离总处的强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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