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刽子手博士
在党卫军上尉、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主任医生约瑟夫·门格勒看来,人就象狗一
样,有种类之分。一天,他来到奥斯威辛的儿童禁闭室,发现许多孩子身体瘦小,
和他们的年龄不相称。他让孩子们紧靠门框站着,在门框上用刀刻下每个年龄组应
达到的身高标记。当有的孩子的头达不到适合他年龄的高度时,他便用马鞭抽打孩
子,在孩子身上留下鞭印。1000多个达不到“规格”的孩子后来被他杀掉了。
门格勒的“专业”是研究孪生儿。孪生儿一来到集中营便成为他搜寻的目标,
他们的母亲不明真相,希望他们的孩子得到较好的待遇,便糊里糊涂地把他们的孩
子交给这个党卫军恶棍。门格勒异想天开,他给这些孩子注射疼痛难忍的针剂,想
以此把这些孩子的黑色或栗色眼珠变成蓝色的。他给这些孩子作腰椎穿刺手术、输
血,再给他们注射酚、苯和空气,经他这样活活折磨至死的孩子有数千个。
门格勒想借一项伟大的发明一举成名:使孪生的理论原则变成现实。奥斯威辛
集中营的一位匈牙利籍的犹太医生(他还是法医)米克洛斯·尼斯兹里曾作为助门
格勒进行试验。他在作证时说:“这些孪生儿被杀死,被解剖,以研究人种增殖奥
秘。在研究优等统治种族人种增殖方面所取得的每一点进展都被认为是很神圣的事。
如果将来能使怀孕的纯雅利安种的母亲尽可能生出双胞胎的话,多么荒诞的念头!”
但在当时,他却不敢说半个不字,因为一旦被告发,他就会马上被处死。他每天剪
着、割着、洗着那些被认为是有科学研究价值的器官和内脏,这些碎块经过特殊包
装(包装箱上写着“战备物资,急!”)后被邮寄到柏林达尔姆的人类研究所。
有几次大屠杀是以预防传染病为借口而进行的。一天,尼斯兹里博士目睹了对
1千个捷克人尸体(从颈背部被枪杀)的火化。这些人被囚禁在集中营已有两年,自
认为是无事了。但党卫军不放过集中营里的任何人。门格勒签署了集体死亡证书: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捷克人区已因严重流行斑疹伤寒而被清除。”
另一天,在一押送犹太人囚犯的车队里,门格勒发现一个和其儿子在一起的矮
子,儿子的一只脚畸形,这位主任医生由此断定,这是犹太人种严重返化的表现。
他让人从背后开枪结果了这父子二人的性命,并命令尼斯兹里博士:“这两具尸体
不能火化,要作特别处理,然后把他们的骨俗送到柏林人类学博物馆去。”这种命
令真是荒谬之极。在有人聚集的地方,矮子不是到处都存在吗?但法医不敢违令,
他把尸体各放在一口大锅里用水煮。一些饿得发昏的波兰泥瓦匠正好从旁路过。他
们被从锅里发散的肉香吸引,走过来,把煮熟的犹太人及其儿子的肉抢食掉了。
门格勒变着法儿用残酷的手段戕害他的试验对象。波兰犹太人西蒙·维森塔尔
战时曾在12个集中营呆过,战后参与了对战犯的追捕。他提到了如下几个事例:
“战后,我碰到一个犹太青年,他的左臂象是一个五颜六色的棋盘。当初,奥斯威
辛集中营的医生在几平方厘米的皮肤下注射了某种药剂。几天内他疼痛难忍,这块
皮肤变成了深蓝色。医生把这块皮取下来,又在他胳臂的另一处注射了另一种药剂。
这次痛得更厉害,皮肤变成了暗黄色。这类试验连续了几个月。当他痛得厉害而有
时抱怨医生时,医生却对他说他应该感到幸运:‘只要我们还在你身上作试验,你
就还活着!’”
维森塔尔接着说:“我碰到被奥斯成辛集中营的医生作试验品的另一个年轻人。
他们通过几次手术,成功地使这个青年人变成了一个女人(当时他已13岁)。战后,
联邦德国一家医院给他作过一次复杂的手术,使其恢复了男性,但医生们无法使他
失常的心理恢复平衡。他开始纵酒,开始犯罪,最后被捕。对于了解他的过去的人
说来,这没有什么奇怪。他身高1.8 米,外表看起来很健康,但他的精神崩溃了。
据医生说,他的精神失常是永远也不可能治愈了。”
为完善被选择的人种的素质,增强对传染病的免疫力,集中营医生在“下等人”
身上试验了各种各样的抗鼠疫、抗斑疹伤寒、抗疟疾、抗黄疽病的(他们预先使囚
犯们感染上这些病)的疫苗。持久的战争又促使纳粹的医生研制对付烧伤、伤口感
染、毒弹、毒气、水污染或水中毒的药品。
莱奥纳多·康蒂博士签署命令,要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设立一个隶属于武装党
卫军卫生研究所的研究斑疹伤寒和病毒的机构,于是便出现了第46所。党卫军上尉
丁格博士被任命为该所的所长。
1942年1 月5 日,第46所开始试验抗斑疹伤寒疫苗。该试验一直持续到1945年,
大约有1000名囚犯被用作“病毒库”进行试验。从科学的角度看,毫无收获。
纳粹的外科医生则以他们的手术刀残害人命。他们把人的一条好端端的腿锯掉,
再反接上。从科学的角度看,这又有什么价值呢?集中营的门诊部,尤其是在党卫
军格布哈特教授控制下的腊文斯勃鲁克门诊部里,有一间特别的“圣迹区”。在这
里,一些被截去肢体的人和一些被用来进行接骨、补肉、补器官的人为邻,和一些
其伤口永不痊愈形成一种长久性的微生物培养基的人住在一起。
自1942年夏至1943年秋,格布哈特博士的“作坊”十分忙碌,一些被称作“兔
崽”的波兰姑娘不断被送来作试验用。一位证人迷说了她们受到的残酷折磨:“作
过手术的人要在病房里呆好长时间。最初几天,她们处于昏迷状态,后因伤口剧痛
才恢复知觉。在长达数月内,她们是党卫军医生们的收藏品。他们党来观察并拨弄
着那甚至露出骨头的被感染的伤口,全然不顾她们的痛苦。她们中有6 人手术后死
去。后来的一夭,尽管手术后她们的伤口还未缝合,便被人送到那称作“暗无天日”
的32号结果了性命。”在奥拉宁堡一萨克森谊森,鲍莫科泰博士一手拿手术刀,一
手拿装甲醛的药瓶,把收集到的阴茎割成碎块。
在纳因加默,埃斯梅教授把结核菌注入到儿童的肺中或给他们注射大剂量的磺
胺,以研究这种药对人体的影响。
在奥斯威辛,党卫军上尉科尼格博士为了作手术练习,随意对囚犯截肢。一个
囚犯的一个手指患轻度的瘭疽就被他截掉;一个囚犯的一条腿因患蜂窝组织炎就被
他锯掉。他不断地变换手术方法,对囚犯进行任意摧残。党卫军中校西劳博士则专
门对6 个月或7 个月的早产婴儿进行研究。他把婴儿(不管是死是活)一概扔进火
葬炉。
在布痕瓦尔德,纳粹医生依照亚马逊河印第安人的作法,对囚犯的头作“整形”
试验。党卫军中校艾塞尔博士从集中营的路上随意拉人进行活体解剖,然后向其注
射毒药,将其杀死。
斯特拉斯堡大学的解剖学教授、党卫军少校希尔特博士同样以“人道主义”为
名,在西佛斯的支持下,收集一些犹大人的颅骨和骨骼供他随意研究“退化人种的
令人压恶的但却是特有的标志”(他给希姆莱的信中的用语)。于是,几十个“犹
太人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的头颅被密封在白铁盒子里从东方前线运到斯特拉斯堡。
也还是因此缘故,在1943年6 月8 月间,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195 个犹太囚犯
被押送到靠近斯特拉斯堡的纳特兹维莱集中营来。他们先是被氰化物毒死,然后一
个个被抬到希尔特博士的解剖台上。
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被告卡尔·勃兰特,这位前帝国的卫生专员,不承认在
集中营进行的试验是罪恶,反而认为是合法的。他诡辩说,因为这些试验不是根据
希特勒的命令进行的,而是为着德国的生存,至少是为着德国士兵的生存而必须进
行的。纳粹分子干尽了惨无人道的罪恶勾当,竟然标榜自己是人道的。
1942年10月24日,希姆莱写信给拉希尔说:“我认为,那些即便是现在还以进
行这种人体试验感到懊悔,宁可让我们英勇的德国士兵死亡,也不愿采用这些试验
结果的人,是地地道道的叛徒。”
希姆菜,尤其是那些拿男人、女人和儿童为对象进行荒唐“试验”的纳粹医生
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疯狂的变态心理,这种恶魔般可怕的残害,就连善于虚构的小说
家也是不敢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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