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戈林,这位曾经是帝国第二号人物的纳粹,做梦也没有想到,几个月前希特勒 把自己投入了监狱,几个月后,自己又坐到欧洲军事法庭接受审判。 起诉完毕后,劳伦斯大法官叫起了被告席上“一号人物”戈林,让他据实回答 自己是否有罪。 戈林扭动着肥胖的身子,摇摇晃晃地走到麦克风前。听众急切地想听到戈林的 回答。然而,在一番做作后,戈林慢条斯里地开口了:“在我回答之前..”听戈林 的口气,仿佛他不是被告,而是原告。 劳伦斯大法官赶紧打断了被告的妄语。但老谋深算的戈林却假装没有听到,继 续念着手中的一份材料。 劳伦斯厉声打断了戈林的话:“被告,请你回答是否眼罪!” “不服罪!”戈林立即嘟哝一句,但马上又补充说:“就起诉书而言。” 法庭旁听席顿时嘘声阵阵。 “盖世大保”,这个多少年后还令人生畏的名词,发明者正是戈林。秘密警察 “盖世太保”,从成立那天起,就是希特勒统治的有力工具。 “告诉你们,现在从警察枪中射出的每一颗子弹,都等于我射出的。如果有人 说这是谋杀,那么主谋便是我,是我命令他们这么干的,要杀要剐找我好了!”戈 林在就职演说中,这样告诉世人。 可是现在,他却“不服罪”! 劳伦斯感到,戈林是一块难啃的“骨头”。被告席上唯一的“帝国元帅”,先 后担任过帝国不管部部长、航空总监、普鲁士内政部部长、普鲁士总理,以及帝国 航空部部长、空军总司令、森林局长等职,后来,成为仅次于希特勒的帝国第二号 人物。丰富的经历,不仅使他见多识广,而且法西斯政权中长期的勾心斗角,使其 狡诈顽固。 纳粹德国全面投降后,戈林被美军正式逮捕。但在美军的预审室里,这位空军 元帅,每次都是面带微笑,狂妄而自信。到纽伦堡法庭后,戈林更是充分施展他的 表演才能,试图顽抗到底。 1946 年1 月8 日,戈林静听了对他的起诉。 戈林对起诉不屑一顾。被告席上的他,或是抓耳挠腮,或是装成假寐,或者, 因为无数照相机对准了自己,故意摆出一副最佳照相姿势。 1946 年3 月13 月,戈林亲自出庭辩护。戈林的辩护,不可谓不精彩:“在 一个政治领导集团决心要进行一场不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战争期间或战前,如 果说只能由各个将领决定‘我参加,或是‘我不参加,我的军团留在家里..’,那 么,怎么想象出这个集团能领导一个国家呢?照这种逻辑,到头来,我大概不得不 把这种权力交给每个士兵了。如果去问每一个士兵,他是否想回家,那么这也许成 为避免战争的最好途径了。但是,在坚持领袖领导集团的国家里,却是根本行不通 的。我就想强调这一点。” 显然,戈林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希特勒头上了。 当美国籍的审判官问及戈林关于纳粹计划中的绝密问题时,戈林“精彩”的表 演,更是博得了旁听席上的大笑:“在我的记忆中,好象不记得美国政府曾公开发 表过关于战争动员计划的细节。”戈林假笑一声,然后故作正经地严肃回答说。 美国审判官杰克逊气愤地摘下耳机。他知道戈林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但没料到, 戈林这么狡猾、机灵。他的辩护,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喝彩,而且赢得了观众的同情。 其他审判官也不无忧虑地谈到:“戈林被允许胡说八道,越来越做馒,这样下 去,对审判不利。” 另一名审判官也谈到:“我们必须告诉法庭,我们是在和一个狡诈无比、经验 丰富的政治家打交道。如果法庭不约束他,审判将成为一场灾难,那样,可能恢复 纳粹的形象。” 但是,毕竟法庭掌握着戈林足以致他于死地的罪证。特别是德国反希特勒抵抗 运动成员汉斯·贝尔恩德·吉泽维乌斯博士的证词,对戈林造成致命一击。他的证 词证明了戈林与“罗姆事件”和“勃洛姆堡”事件的关系,还指责戈林一手操纵了 国会纵火案。 就是1933 年2 月27 日的那次“国会纵火案”,使德国共产党遭到毁灭性的 打击,从而为希特勒上台铺平了道路。 另两位证人的证词,也使戈林的嘴脸得到进一步暴露。 戈林最初的优势消失殆尽,他那张装腔作势的面孔,也开始越绷越紧。 1946 年9 月30 日。 戈林换上了他最好的衣服出席宣判仪式。 劳伦斯大法官庄严地宣判了对戈林的判决:“戈林是推动侵略战争的元凶之一, 他经常、几乎一贯起了推动作用,而且紧随希特勒行事。所以,不存在任何减刑的 可能。他既是政治的,也是军事的首脑。他是奴隶劳工计划负责人,也是制定在国 内外镇压犹太人和其他种族计划的元凶。所有这些罪行他都已供认不讳。他本人的 证词足以证明他的罪行。这种种罪行是骇人听闻的,根据全部材料,对这样的人, 根本不能宽有。 “..被告赫尔曼·戈林,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 你绞刑!” 戈林懵了。 他没想到自己会这么不得好死。尽管他早已作好了死的打算。 法庭上,戈林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直愣愣地望着法庭,脸色灰白。 他的眼中充满泪水。 行刑的时间一天天临近了。 10 月15 日夜晚,11 点44 分。 新换班的看守突然看到戈林情况不对:全身扭动紧缩,显然是吞服了剧毒氰化 钾。 戈林死去了。他确实吞服了氰化钾。 他在给监狱长安德鲁斯的信中这样写道:监狱长:自我被俘以来,我一直把剧 毒胶囊带在身边,在我被押解至蒙道尔夫监狱时,我身上共有三颗胶囊。我把第一 颗留在衣服里,以便让它在检查时被发现。 第二颗在我每次脱帽时放在衣帽里,穿衣服时再随身带上。我在蒙道尔夫和这 里的单身牢房中巧妙地把这颗肢囊隐藏起来,所以它虽经反复彻底搜查也未被发现。 在出庭时我把它放在高统马靴里随身带着。第三粒现在还藏在我的手提箱中那个圆 形护肤霜里。对受命检互的人却不应为此受到指责,因为事实上是不可能找到这粒 胶囊的。这也许是事出偶然吧。 赫尔曼·戈林写于盖伯特博士通知我监察委员会拒绝我要求把绞刑改为枪决的 申请之后的片刻。 临死前的戈林,仍不忘把美国军人嘲弄一番。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