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红杜鹃 白杜鹃 一朵山杜鹃在土坎上悄悄地开放 为了献给他们淡淡的清香 初进金家寨 在我党历史上有两个靠假名传世的人。一个是王明,一个是博古。王明真名叫 陈绍禹,李立三在台上口出狂言,王明在台下悄悄地记下,一纸状子寄到莫斯科, 共产国际给立三同志发了“差旅费”,人们从此认识了小个子王明,但很少有人知 道陈绍禹是六安金家寨人。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知道;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 民和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也知道,他们都到过金家寨。 很多年以后,历史名镇金家寨沉入了梅山水库水底,为革命作出了最后的献身。 沈泽民在他生命的终了也不能原谅自己初进金家寨所犯的错误,在即将耗尽的梓油 灯下,写下了三万字的反省。而金家寨的儿子陈绍禹,连他自己也许不会想到,长 达四年之久统治全党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多大的损失。 上海。1931年贝月7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和罗章龙闹 得不可开交,都是为了一个人。米夫硬要把曾是他的中文打字员王明扶上台。皖西 老人说,王明小伙子长得矮矮的个头,圆圆的脸蛋,眉清目秀,聪明绝顶。他曾被 国民党宪兵逮捕,又把他当成个孩子放了。他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 到了莫斯科,马列主义的本本更是倒背如流。王明一上台,就抛出了“左”倾政治 纲领《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共产国际要 领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它喜欢这些“天马行空”的人。王明有个著名论断:“山 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金家寨就是山沟沟,显然他忘了自己是山沟沟里出来的。 老人们也没人记得陈绍禹是否回过金家寨,没有资料表明王明到过皖西,他的家庭 是大地主,不然读不了那么多的书,他读的书没有用在正道上。也不能否认王明家 中没有好同志,他的大妹妹陈觉民在家乡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实际上是一个妇女运 动讲习所,为宣传妇女革命做出了贡献。他的小妹陈英民和许多贫苦的皖西姑娘一 起跟着红四方面军西征,怀中还抱着一个婴儿。 王明上台没有忘记年轻的朋友沈泽民和陈昌浩。他们都在会上为吹捧王明出了 大力;没想到老资格的张国焘,虽然在心里看不惯这帮“新进”(张国焘语),但 他觉得不巴结王明不行了,于是立即抛出《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路线战争》的文章, 肉麻地吹捧王明,使许多同志都怒斥张国焘太无耻。王明被拍得很舒服,鄂豫皖面 临一场灾难就为时不晚了。 1931年5月12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在光山新集成立,分局委员除中央指定的 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曾中生、舒传贤等以外,只补充了郭述申、周纯全、高 敬亭。张国焘为书记。 沈泽民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先驱、伟大的革命作家沈雁冰的胞弟,在莫斯科中山 大学学习过。临走前,他和妻子张琴秋去向母亲和哥哥告别辞行。据沈雁冰后来回 忆:“我知道苏区战斗频繁,环境是艰苦的,但他们俩都情绪高昂,对前景十分乐 观,尤其对于能到自己的地区去工作,流露了由衷的欣喜。” 4月初,沈泽民夫妇装扮成巨商,由到中央汇报工作的六安中心县委书记舒传贤 陪伴,前往他们日夜向往的地方。 已被中央指定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和组织部长的舒传贤,带领沈泽民 夫妇由上海到浦口,搭乘津浦路火车转道蚌埠。然后坐轮船逆淮河而上,到正阳关。 正阳关位于淮河中游,是淮河、淠河、颖河的汇合处。所谓“七十二道也正阳”, 指的是上游大别山区的无数条支流,经三河,合流于此地,然后流向淮河下游,注 入洪泽湖。它是一个极其繁华的水陆码头,南北客商的聚集之地。镇内屋宇鳞次栉 比,人口在五万以上。开设的绸缎布庄、杂货商号和粮行、盐行、药行、钱庄等等, 不下百十家;茶楼、酒馆、戏院、妓院,遍布大街小巷。素有“小香港”之称。 正阳关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远在清朝,大汉奸曾国藩就在这里设立 “盐务督销局”,下设十二家盐行,囤积大量食盐,重利盘剥,搜刮民财。蒋介石 为了控制这个淮南重镇,在镇上驻扎重兵,设下关卡、官匪勾结,“雁过拔毛”, 更是把劳苦人民推人灾难的深渊。这年灾荒严重,淮水吞没沿岸农村,农民流离失 所。镇上充斥灾民,啼饥号寒,满目凄凉。此时正是红四军在皖西粉碎蒋介石第二 次大“围剿”之际,人民翘首盼望红军,盼望解放。 船靠码头。个头矮小的沈泽民,扮成巨商模样,身穿凌罗绸缎紫袍,头戴绣顶 小圆帽,手提金拐杖,由高他半头的夫人张琴秋挽着胳膊走出船舱。张琴秋年轻貌 美,光彩照人。身穿粉红色中国旗袍,手戴金镯,颈戴项链,英国式高跟棕色皮鞋 走在船板上稍带“嚓嚓”声。她显得风采照人,美丽无比,紧随其后的舒传贤,乡 民打扮,更像沈泽民随身男仆。 装扮成民团长官的游击队司令毛正初,率领“弟兄们”荷枪实弹突然出现在正 阳关水陆码头。毛正初一眼看到舒传贤。笑容可掬地走到沈泽民面前:“沈老板、 沈太太,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毛正初一摆手,十几个“弟兄”前呼后拥,护卫 左右。旋即一辆四轮马拉黄包车,“跶跶跶”飞奔而来,载着沈泽民夫妇向淠河岸 边驶去。毛正初口哨声响,一只小木船从碧波荡漾的淠河水面上飘忽而至。摇船的 老艄公和一位眉清目秀的女子站在船上,船头上还挂着一把映山红。毛正初和舒传 贤向那个姑娘交待了几句,择道而行。久在大城市的沈泽民,一下子见到这么纯朴 善良的皖西姑娘,情不自禁地感叹:“多么美丽的山乡女子。” 姑娘名叫蒋曰英,和父亲摇船为生,兼任苏区地下交通员,用小船摇送党内同 志。蒋曰英确是一位美丽无瑕的大别山女儿。…… 1929年,冬至的早晨。大别山飘着鹅毛大雪,纷纷扬扬洒在漫山遍野的沟沟壑 壑。 山野,静极了。偶尔从远处传来几声乌鸦的惨叫,给这银装素裹的世界增添了 几分凄惨,几分肃杀。 山道上,走着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子,踩着厚厚的积雪,步履十分艰难。她恨不 得两步并作一步,马上走完这段艰难的路程。 她叫蒋曰英,商城地下联络站的交通员。 一大早,她接到一份十万火急的情报:丁树勋和地下党在峡口村召开会议的情 况被泄露了,敌人将在今天上午10点出兵,把丁树勋和地下党一网打尽。 必须立即通知他们迅速转移! 寒风凛冽,蒋曰英一点也没感到冷。她的心像在滚烫的油锅里煎熬着。 这是大别山仅存的革命火种,是红军撤走后,白色恐怖下仅剩的十几名没有暴 露身份的党员啊! 雪仍在下着。 快到峡口村了。望着远处的村庄,蒋曰英稍稍吁了口气。曰英仿佛看到了丁树 勋在支部会议上挥动的手臂。为尽快恢复建立党组织,丁树勋不顾面临着敌人的搜 捕和生命的危险,联络组织这仅有的十几名党员,在峡口村召开会议,研究怎样开 展敌后斗争和壮大革命力量。曰英深知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想起同志们的安危和丁 树勋的处境,曰英心里一阵颤栗。 还是十四岁的时候,也是在这条山道上,曰英跟在父亲身后缓缓地走着。 “大,那家人好不好?”曰英晃着小辫子稚气地问父亲。 父亲紧紧拉住女儿的手:“孩子,我们去东家只管干活,不要多嘴多舌,眼头 要亮,手脚要勤快,晓得吗?” 曰英点点头。父亲蹙着双眉,凝视着远处的山峰,他的心像大山一样沉重,要 不是穷,怎能让女儿去当佣人呢? 曰英来到富豪丁梦兰的家中,丁家太太看着眉目清秀的曰英,皮笑肉不笑地说: “今后你的活就是服侍少爷,看住他别玩耍,让他好好念书……” “妈,你家旅长又来信啦!”少爷丁树勋从外面跑进屋大声喊着。 丁太太用眼瞪着儿子:“这是你爸爸的来信,知道吗?” “哼!”丁树勋不满地看着丁太太。 “勋儿,这是蒋家丫头,我雇来专门服侍你的,要听话,明白吗?不然的话, 老爷子回来饶不了你。” 每天清晨,曰英就早早起来,先去少爷屋里把他叫醒,然后打来洗脸水,接着 就铺床叠被,擦桌子扫地。丁树勋每次都不让曰英干这些,曰英想:自己是当丫鬟 的,怎能不干活呢?丁树勋每天总是看书到深夜,曰英看他那熬红的双眼总是劝他: “少爷,早点休息,别熬坏了身子。” “曰英,以后别叫我少爷了,叫我树勋吧!”曰英不解地望着他。 “曰英,以后我教你认字学文化。” “不,不,你是少爷,我是丫鬟,怎能和你一起读书呢?” 树勋激动地告诉曰英:“你知道吗?现在外面都轰轰烈烈闹起来了,穷人要翻 身过上好日子,必须打倒地主老财,起来革命。听说共产党快来了。” “共产党是谁?”曰英惊异地问。 树勋指指桌上的油印册子,“这里面是共产党人的主张,号召穷人起来造反。” “少爷,你是共产党?” 树勋摇摇头。 曰英在树勋的影响下,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她感到少爷是个好人,是可信赖 的好人。 打那以后,曰英就偷偷地跟着树勋学文化。树勋的思想和品质给她留下了难忘 的印象,在曰英幼稚的心灵中,也萌发了对树勋的敬慕和眷恋之情。要是见不到树 勋,她心里就像失落了什么,和他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 曰英到丁家已三年了,树勋也到了按农村风俗习惯成婚年龄。丁家太太不顾儿 子的坚决反对,定下了让树勋和表姐结婚的亲事。眼看着婚期临近,树勋整天愁眉 苦脸,唉声叹气。曰英望着树勋痛苦的愁容,也为他难过,仿佛掉进冰窟窿。曰英 悲伤地对树勋说:“父母之命不可违抗,想开些……” 夜,越来越深。疲惫了一天的曰英刚躺下,只听见有人敲门。“谁?”曰英惊 觉地坐起来。“是我。”曰英悬着的心才落下地,她披衣服开门,只听树勋急促的 喘气声,“曰英,我决定离开这个家,这是我唯一的东西,请你一定替我保管好。” 说着递给曰英一包用布包好的书。 “你到哪去?”曰英关切地问树勋。 “我去很远的地方,去找共产党。曰英,你要好好生活下去,我会回来的……” 树勋转身消失在茫茫黑夜中,曰英望着树勋远去的背影,轻轻念着:“回来啊回来……” 丁家少爷逃走的消息,像炸雷一样在丁家沸腾开了,有人讲他去南京读书了, 有人说他去投靠旅长父亲做官了,也有人说他参加了共产党。众说纷纭,谁也闹不 清他到底去哪儿了,只有曰英一清二楚。 丁树勋离家出走后,曰英也被丁家辞退。她每天都要到那村口等上半天,盼望 着树勋的归来。 等啊等。曰英站在村口,望着远处消失的晚霞,凝视繁星皓月的天空,心中升 腾着一颗明星,那是树勋给她带来的光明和希望,那是树勋给她带来的理想和追求, 在她眼前闪烁着一幅生活的美好图画。 曰英在等啊等,一颗少女的心在企盼着。 一阵犬吠,惊醒了曰英的回忆,曰英站在山坡上,再有几步就到峡口村了。曰 英一阵不安和激动。 那年,也是这样大雪纷飞的季节。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曰英从梦中惊醒。 “谁?”“曰英,是我。”好熟悉的声音,曰英的心怦怦直跳,赶紧把门打开。树 勋一闪而进,“想不到吧,少爷又打回老家了。”他戏谑地说。 曰英半天说不出话来。四年了,曰英已离开丁家四年了,这短短而又漫长的四 年,这春夏秋冬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曰英在艰难的日子里望眼欲穿。这回她终于 盼来了,望着眼前的他,曰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变了,变成了男子汉。他那魁伟的身体像那山峰上一棵雄劲的松树;他那饱 经风霜的脸庞像那挺拔屹立的石雕;他那铿锵有力的笑语像那洪亮沉重的铜钟, “曰英,我这次回来,就是要组织父老乡亲拿起枪杆子,与国民党斗争。” “你参加了共产党了吗?”树勋说是。曰英望着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胆怯地 问:“我能参加吗?”树勋激动地拉住她的手,“太好了,曰英,跟我一起闹革命 吧,只有起来反抗,才能解放妇女的命运。” 从此,曰英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她的心和树勋紧紧联在一起。 也许,树勋永远不会知道,曰英在深深地爱着他。她把他的事业看成是自己的 事业;她把他的欢乐和幸福当成是自己的幸福和欢乐;她把他的生命看作是自己的 生命。 每当和树勋在一起时,曰英几次想开口表示爱慕之情,一看到树勋熬红的眼睛, 疲惫的倦容,曰英都不忍开口。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吧,曰英在等待着下一次机会。 曰英只能把爱深深地埋在心底。 蜿蜒的小路上,走着曰英和另一个叫杨秀昭的女同志,曰英在执行护送那女同 志进山的任务。 大别山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山坡上一丛丛杜鹃花在向她们微笑,碧绿的田野, 潺潺的小河,茂密的树林,如同美妙的山水画。她们说说笑笑地走着。 “曰英姐,这里真美。” “等到革命胜利后,来大别山住吧。” 秀昭嘻嘻地笑着说:“不,等革命胜利后,我要去上大学。” “曰英姐,我俩真像亲姐妹。” 一路上,秀昭的言谈笑语,深深感染着曰英。秀昭的率直。朴实、大胆的性格, 令曰英敬佩,曰英暗暗喜欢上了这个女伙伴。 “曰英姐,你有对象吗?” 曰英摇摇头。“你猜我有没有?”秀昭天真地问曰英。曰英说:“不知道。” 秀昭扮个鬼脸,“曰英姐,我的对象就在你们这里。”曰英的心一阵收紧, “叫什么名字?” “姓丁。”“丁什么?’旧英又一阵惊慌。 “丁树勋。” “天哪,是他。”曰英感到一阵眩晕,几乎站不稳。秀昭忙上前扶着他:“曰 英姐,怎么啦?哪不舒服?” 曰英摇摇头说:“没什么,只是有点累。” 秀昭哪里知道曰英的心思呢?曰英对树勋的爱是那么深沉,那么纯真,那么情 真意切。 曰英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他呢? 她强忍心中的痛苦对秀昭说:“树勋是个好同志,值得你爱。” 曰英失去了爱,失去了他。她把全部精力放在党的联络工作上。 雪仍在飘着。 曰英走到村口的山坡上,袅袅炊烟在小村上空飘荡。 “还早,来得及。”曰英加快步伐向村子西头的一间茅草屋走去。“站住!” 曰英心里咯噔一下,“这下完了,被敌人发现了。”当曰英停住脚步时,只见 一个人在前面拼死地跑着,后面紧跟着几个人在追赶。 曰英方才看清前面跑的是树勋,曰英急得直出汗,心里一个劲地喊:“快跑! 快跑!” 可树勋却站住不动了,为什么不跑了呢?曰英明白了,他是牵制敌人,把敌人 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好让同志们撤退。 树勋被敌人围住,敌人把他捆绑起来。曰英看着树勋被捕,如同万把钢刀扎在 心头,她悲痛至极。她喃喃地细语:“晚了,一切都晚了,如果早来一点,或许……” 曰英啊曰英,那不是你的过错和失误,是内部出了叛徒,敌人提前下了毒手。 曰英眼望着树勋被敌人抓走,她踉踉跄跄跟在后面。她站在一棵松树下,望着 那渐渐远去的身影,不由得潸然泪下,心里呼唤着他的名字。 曰英想去挡住敌人,想上前去和他一起走。可是,她一闪念:秀昭,还有他们 的孩子是否安全。对,立即赶到县城,通知秀昭转移。曰英向县城方向飞奔着。 曰英一身汗水一身泥水,好不容易赶到树勋的家。曰英一推门赶紧喊着:“秀 昭!秀昭!”“人呢?”曰英心里凉了半截,“莫非秀昭也被敌人抓去了!” 曰英正在思虑之时。突然从门口传来一声凶神恶煞的声音。“杨秀昭,我们可 等到你了。”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围上来。曰英才明白,秀昭还没有被敌人抓住。 曰英灵机一动,不慌不忙地说:“你们找我干什么?” “嘿嘿,我们等你半天了,走吧,跟我们去一趟县党部。”曰英知道此去凶多 吉少,但她想起树勋,想到秀昭的安全转移,想起一切一切,曰英坦然地走出大门。 曰英被捕后,敌人尚未认出是假秀昭,为了诱供,便把曰英送进监狱。 狱卒带着曰英,走进阴森的监狱大门。 那高高的围墙关住了自由和光明;那深深的魔窟扼杀了青春和生命,我们的许 多同志都倒在国民党的屠刀之下。监狱大院散溢着发了霉的血腥气,曰英一点也不 害怕,她马上就要见到树勋了。 狱卒扫视了一眼蒋曰英,似乎有一些的同情感:“姑娘,你丈夫受了重刑,好 好劝劝他吧。何必自找罪受呢?” “咣”一声,铁门打开了。 “丁树勋,你老婆来看你了。”狱卒大声叫着。 树勋被门外射进的阳光刺得睁不开眼睛。他想挣扎着坐起来,可那满身的伤痕 疼痛难忍。 铁门又重重地关上。 曰英轻轻地走到树勋面前,轻轻地唤着:“树勋,树勋。”只见他满身的伤痕, 殷红的血从皮肤中渗出来,衣服都沾在伤口上,曰英心疼地对树勋说:“树勋,是 我,曰英。” “曰英,你怎么来了?”树勋惊诧地问。 曰英看着树勋,泪水哗哗地流淌,哽咽地把事情经过告诉他。树勋紧紧握住曰 英的手,一句话也没说,他们的手紧紧地握着握着。 此时此刻,还有什么比沉默更激动人心呢! 敌人在等待着“妻子劝降”的成功。 时间在一秒一秒地流逝,他们谈了很多很多。他们相互安慰着,鼓励着…… 第二天,牢房又被打开,敌人气急败坏地大声吼着:“他妈的,这个臭婆娘, 竟敢假冒,害得我们空等一场,你想找死啊!” 曰英蔑视地看着敌人,“你们瞎眼抓错人,反而倒打一耙,我要告你们!” “滚!”敌人凶狠地把曰英从牢房推出来。 当曰英迈出牢房的时候,她转过身望着树勋。他也对曰英微微地笑着,他们的 表情是那样地平淡恬静。然而,他们的内心深处,却像那火山琼浆滚滚起伏,也如 那滔滔海潮汹涌澎湃。他们明白,此次分离,也许是最后的诀别,也许是永远的分 离。他们的心在哭泣…… 狭窄的小屋,潮湿的牢房,给曰英留下了永远难以磨灭的印象,她永远也不会 忘记这里的一切一切。 曰英迎着明媚的阳光,迎着生命的呼唤,迈着矫健的步子,向她认准的道路永 远走下去…… 像蒋曰英这样的大别山女儿还很多很多。后来成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汪 荣华、林月琴、彭素、周起义、周东屏、戴觉敏、范明等等都是大别山走出去的姑 娘,没有她们,怎么会有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团;怎么会有西路军女战士蒙难、 八女投江等那些惊天地泣神鬼的悲壮故事。张琴秋那时是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 她们都没有忘记大别山,汪荣华、林月琴、周东屏都经常回皖西,汪荣华则每年都 要“回家”看看。也不麻烦人,让六安人武部接送一下,过淠河没有船,有时骑水 牛过河。虽然是古稀老人,这时却像少女般天真烂漫。她们并不是想回来游山玩水, 她们心里还惦记着,没有饭吃的乡亲,失学的儿童…… 小船飘荡在淠河水面上,箭一样顺流驶向金家寨。野鸭子在水中钻来钻去,一 群白鸳站在河埂上,山花烂漫,河波倒流,沈泽民长长地喘了一口气,说,“到家 了,真的到家了!” 父女俩向沈泽民夫妇介绍苏区如火如茶的对敌斗争,红军反“围剿”的胜利, 人民群众支援红军,还有苏区的建设,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列宁小学、兵工 厂、被服厂、红军医院、邮局、银行、苏区印钞厂等等。沈泽民夫妇初进皖西确实 激动,张琴秋立即要求去基层做实际工作。沈泽民更是雷厉风行,第二日就让舒传 贤陪同巡视独山、二天门、南岳庙、麻埠、金家寨等地。 沈泽民,浙江桐乡人,1902年生。1919年去日本半工半读,1921年回到上海, 由沈雁冰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研究和翻译外国文学;还到中国共产党创办 的“上海平民女学”和“上海大学”讲课。1923年春,张琴秋转入上海爱国女校文 科插班学习,与沈泽民相识,相互交往中,沈见张思想倾向进步,追求革命真理, 便经常赠她进步书刊,给以教育帮助,感情逐渐深厚。 1924年1月,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进行了改组。在这次改组会上,沈泽 民与沈雁冰,施存统、向警予等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随着国共合作新阶段的到 来,改组后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正式建立,沈泽民与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施 存统、向警予等共产党员,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同年春天,他介绍张 琴秋考入上海大学。不久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卫贝月转为中共党员。她在 沈泽民的热情帮助和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他们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产生了爱情, 于1924年冬在上海结婚。次年10月,张琴秋受党的派遣,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6年初,沈泽民随同刘少奇去苏联,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职工代表大会, 担任代表团的英文翻译。会后他被留下,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理论班学习,他本已 懂英文、日文,赴苏后又掌握了俄文。虽然在苏联学的完全是政治,但也不忘情于 文学,曾用“罗美”的假名给在日本的哥哥沈雁冰写信,对其小说《幻灭》提出修 改意见。在中山大学有三对夫妻,沈泽民和张琴秋就是其中一对。不久他和张闻天、 王稼祥又上了红色教授学院深造,他不仅当学生,还担任翻译和助教。每次学习必 至深夜,加上当时莫斯科生活供应很差,不幸得了肺病。 1930年秋,共产国际为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陆续派一些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共 党员回国。沈泽民属于最先回国的一批,张琴秋团刚生下女儿玛姬,回国时间稍晚。 秋后,她把女儿送到莫斯科国际孤儿院安置妥当,才与另一女同志乘火车至赤塔, 再由苏方人员护送,悄悄进入满洲里车站,然后绕道回到上海。 张琴秋到达苏区之后,不久担任河口县委书记,彭杨学校政治部副主任,红十 二师政治部主任。1932年10月,张琴秋跟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任方面军政治部 主任,在炮火硝烟中历经坎坷,连沈泽民也不曾想到,他们夫妻之间的分离,居然 成为永诀。至死他都不曾得到过妻子的音信…… 蒋曰英后来担任峡口游击队的指导员,黄平塘乡妇联主席。1932年被反动民团 头子顾敬之杀害。敌人扒光她的衣服,割去双乳和舌头在大卜店庙会游街示众,惨 不忍睹。当时身为省委书记的沈泽民听说后泪流满面,为之动情。蒋曰英之光辉形 象时常浮现在他的脑海中,甚至改变了他对人生的态度…… 但是,初进金家寨的沈泽民却不改初衷。一到皖西,即以贯彻“六届四中全会 路线”为己任,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苏区工作大加批评,首先就引起了六安中心县委 书记舒传贤和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的反感。他说:“红军中没有真正的党”、“党 没有经常的工作”,“目前皖西北的改造是非常严重而刻不容缓的问题”。皖西北 “最严重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应坚决“执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来健全整个领导 和组织……完成实际工作中的布尔什维克的转变”,认为皖西北党、政府和红军 “成分不纯”,各级苏维埃政府都混进了坏人,“不是群众建立起来的”,土地改 革“形成了一贯的富农路线”。因此,要加紧“改造”和“整顿”这一地区党政军 群各部门。就连张琴秋也听不下去了,换了一套工农服装走了。 沈泽民还蒙在鼓里,正当他在皖西积极推行“左”倾错误之时,中央却不知何 故又派张国焘到鄂豫皖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献身革命的沈泽民倒并不在乎 这些。中央后来指出他和国家关系不正常,也不是因为这个。这时,张国焘从鄂东 北带信来,不久将和陈昌浩前来相会。他倒是很坦然地说:“呵呵,来吧。” 红五月正是大别山杜鹃火红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沈泽民却心绪烦乱。这天夜里 在金家寨一座祠堂的住宅里,他却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和整个房屋都沉入了白茫 茫一片水底之中。 翌日清晨,山林中的小鸟早已把他喊醒。勤务兵告诉他,夫人走了,她从山上 采来一束映山红送给他。这是红白相间两种颜色的杜鹃花,也是沈泽民第一次看到 白杜鹃! 夜宿柴山保 1931年4月9日,沈泽民夫妇从水路一帆顺风进入皖西金家寨。张国焘、陈昌浩 从旱路由上海经武汉同时到达黄安七里坪。当天又由黄安独立团特务队一路护送来 到光山地界柴山保。“真是一块红薯地”,张国焘不无幽默地感叹这块最早由吴光 浩开辟的根据地,具有着非凡的政治水平的他,毫不费力地就了解到戴克敏、吴焕 先在这里打游击时,路过红薯地,不吃群众一块红薯的故事,一语双关地道出了柴 山保是一块红色土地。 光山县委书记兼苏维埃主席高敬亭奉命接待了来自党中央的贵客,他还是第一 次见到张国焘这样的“大人物”,并且听说过张国焘是陈独秀、李大钊的学生,去 过莫斯科,也见过列宁,中共一大会议他负责组织事务。高敬亭佩服得不行,崇拜 张国焘五体投地。高敬亭由一个农民青年,成长为一个担负党政军全面责任的高级 干部,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他是鄂豫皖根据地最有影响、最有威望、最有经验的领 导人物。但由于他的特殊的革命经历:他一生没有离开过鄂豫皖边区,在频繁紧张 的战斗中,也没有来得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学习和研究,也没有直接受到像毛泽东 那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诲;在他一生中,他接触最早、受影响最深的是中 央派来的张国焘,这就潜伏着他后来犯错误的根源。在他身上,既有觉悟了的农民 忠诚革命事业的朴素感情,也还有没有完全摆脱的狭隘的农民意识。高敬亭在许多 问题上对张国焘盲从,以至于张国焘的肃反路线、家长主义作风一直影响到他的后 来。但这不能说高敬亭就对张国焘跟得很紧。高敬亭从一个懂得“打土豪,分田地”, 没有见过大世面的农民革命者,见了一个从党中央来的代表,对其相信,甚至崇拜, 这是很自然的,再说还有一个组织上的安排问题。当他真的见到张国焘和陈昌浩时, 开始却弄不清谁是谁。 像所有来自中央的要人一样,他们也是商人打扮,其中一个青年身材高大,气 宇轩昂,谈吐豪健;另一个年纪稍大,身材中等,四方脸,颧骨略突,戴一副眼镜, 话语不多。 经人介绍,高敬亭知道了:前者名唤陈昌浩,是中央新派任的鄂豫皖苏区少共 中央局书记;后者就是新来的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委主席张国焘。张国焘,18 97年11月26日生于江西萍乡上栗镇一个破落地主和小官僚家庭。父祖辈对这个新生 的男婴期望甚殷,不久又给他取了一个名字:特立。特立者,特立独行之意也。 高敬亭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两位中央派来的“领导”,十分困难地给张国焘搞到 一只鸡吃。他的主要任务是陪伴二位“首长”度过柴山保之夜,翌日黎明送他们上 路,随军东进到皖西北巡视,并和沈泽民夫妇相会。 见过大世面的张国焘,具有非凡的组织才能的他,善于观察人,研究人。他很 快就了解到高敬亭的身世,这位贫苦农民出身的苏维埃主席,是个有用之才。 高敬亭,从小跟着父亲在董店杀猪做点小生意。董店有一条街,北面有一条小 河,过了河又是一条小街,人们叫它“柳棚”。有一个姓曾的地主在街上开设一爿 “春和畅”杂货店,店里有个雇员管帐先生名叫梅颖先,他有个儿子叫梅光荣,是 高敬亭的同窗学友,而且两人关系十分要好,少年时常在一块谈古论今,说天道地。 这一年的秋,田里的稻谷收割完了,山上的枫叶红了,农闲的时节到了。一天晚上, 梅光荣去高敬亭家说:师兄,我有个表弟叫方进贤,是箭场河方家湾人,很有才华。 他曾经到武汉求学,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懂得很多道理,又蛮讲义气,好交朋友, 不知你是否愿意同他结拜兄弟?” 梅光荣与高敬亭是同年生的,只是小他几月,因为他父亲是管帐先生,常与南 来北往的商人接触,信息灵通,思想开放,文化知识的重要性,所以一直让梅光荣 读书深造,不惜财力。这一段梅光荣又接了父亲的班,在“春和畅”店里当了管帐 先生。眼前的这位师弟比高敬亭的学识渊博多了,他头戴礼帽,身着长袍大褂,举 止文质彬彬,待人大方而有礼貌。高敬亭瞅瞅师弟,再看看自己赤脚裹腿的样子, 不禁对师弟有一种羡慕敬佩之感。尽管两人长大后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同学 之间的情谊还是真挚而深厚的,他们在心中仍不分彼此。想到这里,高敬亭回答说: “只要你和方先生不嫌弃愚兄,理当一拜。” 原来方进贤和梅光荣早就是共产党员,他们在董家店、泅店一带已发展了八名 党员,秘密地建立起党小组。现在梅光荣又来做高敬亭的工作。他了解高敬亭是一 位性格直爽的人,很讲义气,爱讲实话,于是进一步说:“南乡的共产党发动农友 们闹起运动了,你听说了吗?” “共产党到底是怎到一回事呢?”高敬亭近来也听说一些革命和共产党的传闻, 正想弄个清楚明白,于是急忙反问一句。 “共产党是救穷人的党,就是要领导穷苦人闹革命,打富济贫,不让地主豪绅 欺侮穷人。”梅光荣解释说。 “那不是要造反吗?”高敬亭追问道。 “就是要造反,也是逼上梁山!你不是看过《水浒传》吗?那一百单八将不都 是造反吗?是要和昏庸的朝廷对着干。但那时没有共产党领头,最后失败了,现在 不造反行吗?就拿你家来说,从你爷爷到你,这三代人,一直以劳动为本,活没少 干,苦也没有少吃,想富就是富不起来。可那些地主豪绅不劳动,还吃香的,穿光 的,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这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你说,地主豪绅 该不该推翻?” 高敬亭心里明亮了。他想到祖母死后,书也没法读了,跟着父亲学杀猪,亲眼 看到穷人有的连饭也吃不饱,而富人三天两头,总是大一块、小一块地把肉往回提。 富人们肥的吃腻了,还专拣瘦肉割。自己家里每年辛勤劳动的粮食有一半都交了租, 做点小生意或杀一头猪还要交很重的税,真太欺负人了。他回答说:“按道理地主 豪绅要推翻,可是……”他没有说下去。 梅光荣看到高敬亭思想有顾虑,接着说:“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你放心往下说 吧,难道还信不过我?” “造反,我看不那么容易,这事搞不好就会脑袋搬家呀!”高敬亭不无担心地 说。 “是呀,要革命成功的确不容易。这是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反动统 治很不得人心。他们抓了派款,欺压百姓,人们已经难以生活了。特别是那些当官 的贪污腐化,有的一人当官,亲戚朋友都仗势欺人;有的一个保长就明娶暗占,搞 几个老婆……老百姓心中怒火满腔,他们希望有人出来领头。只要有人领头干,他 们都愿参加。历史上陈胜、吴广、李闯王都是造反,响应的人成千上万,力量能移 山填海,势不可挡。你说是吗?”梅光荣耐心地说着。 “可是他们推翻了一个朝代,建立起一个新的朝代还不是一样统治别人,最后 也忘记了老百姓。搞来搞去,还是少数人占便宜得利,大多数人吃亏。”高敬亭又 提出新的问题。 “但每一次改朝换代都在推动历史发展,社会就要前进一步。而今天的共产党 目的更加明确,就是要领导穷人革命,是为了让大多数人过上好日子,消灭阶级, 铲除压迫和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让大家人人平等。这是跟过去任何朝代都不同 的。”梅光荣耐心地说,高敬亭认真地听,不时地点头。接着梅光荣又说:“要推 翻统治阶级,就要担风险,甚至要牺牲生命,用少数人的牺牲,换来更多人的幸福。 因此,要革命首先就应不怕死,怕死就不要革命。对不对?”他俩像从前上学时一 样争论不休,不知不觉地到了深夜,高敬亭留梅光荣在家里休息。 不几天,梅光荣又领着高敬亭到方进贤家里去拜访。方进贤对他们热情地接待, 并介绍了箭场河地区农友在吴焕先的带领下掀起了农民运动,人们都叫吴焕先“七 相公”。 高敬亭回到董家店后,立即打着防匪保家的旗号,办起了“红枪会”,二三十 名青年农民都来参加。他率领红枪会学员每天夜晚练枪习武,还让妻子给会员们做 夜饭吃。会员们越学越带劲。 1927年贝回月,南昌、秋收起义之后,黄安、麻城两县农民举行著名的“黄麻 起义”,一举打下黄安县城,成立了黄安工农民主政府。高敬亭虽然没有直接参加 这次起义,但他第一次看到了农民革命的胜利,农民团结起来的力量排山倒海,风 雪激荡。 12月5日,黄安城得而复失,重被国民党政府军占领。起义的农民被迫撤至黄安 北方,后又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转战到黄陂木兰山一带打游击。这时,梅光 荣、傅梅臣等共产党员已经在董家店地区开展起秘密的革命活动,高敬亭的家就成 了他们写标语、散传单、宣传革命的联络点。 一天,麻城县乘马区的民团,在一个姓范的团总唆使下突然闯进董家店,先去 捕捉傅梅臣扑了空,后来又同新集的民团勾结闯入高敬亭家里。他们在高家搜到一 些“打土豪,分田地”之类的传单,就以高家私通共产党为名进行残害。当时高敬 事出外卖猪肉没被他们抓住,他们便将高敬亭的父亲抓走了,带到了泅店。董家店 的父老兄弟闻讯后,立即推选代表去商谈保释。而范团总不仅没有答应,反而将高 敬亭父亲带到乘马岗河滩上活活打死。 高敬亭回家看到房子被烧毁,妻子王氏也被反动分子杀害,不满一周岁的儿子 下落不明。伯父、伯母们也都逃难去了。他又听说父亲惨遭毒手,反动民团扬言还 要挖他家的祖坟。二十一岁的他眼望一堆废墟,仰天长啸,嚎啕大哭。悲伤过后, 他愤然从破屋基圈子里,找到了他的杀猪刀,在磨刀石上擦了又擦,拭拭刀锋,舞 动两下,满怀仇恨和怒火,带领十几名叔伯兄弟和“红枪会”队员走上“逼上梁山” 之路。 柴山保之夜是个难忘之夜。胆大心细的高敬亭把张国焘安排在山头上的土地庙 里,特务队布置在唯一的山道上,虽然只有一夜却万无一失。四月的深山,乍暖还 寒,高敬亭给张国焘搞来一只火盆,放在屋子中间,首长喜欢晚上加班,他又找来 坐凳,底下烧着温火,可以烤着屁股,这是山里的“特产”,那时候给首长享受一 下,也是最好不过了。 张国焘看跑前忙后的高敬亭,眼睛有些潮涩。“敬亭同志,你也该歇着了。” “呵呵,我们在基层工作的人都是这样子。” “我看以后不管干部大小都不可以吃鸡。”张国焘还想着今天他吃上了一只鸡, 忽然冒出这么一句。 “今天是例外,我也是借花献佛。那只鸡是乡妇联主席自家养的。” “那位主席叫什么名字呀。” “她叫张宗杏。” “张宗杏,一只红杏出墙来,好同志哟。” 张国焘也不是没有一点人情味。高敬亭、张宗杏后来都成为苏维埃政府不可多 得的高级干部。当然他俩也是不可多得的革命人才,并不全是张国焘一手提拔起来 的。如果说这一对夫妇的死与张国焘有关的话,那就太冤枉好人了。 “敬亭同志哟,我在想,山里的群众生活这么苦,以后苏维埃政府和党政机关 是否提倡每天喝两顿稀饭,与群众同甘共苦,你看如何?” “可以,可以。” “敬亭同志,你说说,吴光浩他们是怎样找到柴山保的,这块地方真不错。” “首长,说起来话长了。” “不妨,不妨,你说,你说。” 高敬亭被大首长这种诲之不倦的精气神所感染,就势蹲在火盆旁,张国焘眯缝 着细眼,两人各点起一根烟卷。 1928年4月,鄂豫边形势起了变化。盘踞在黄麻起义地区的敌十二军教导师,与 桂系十八军发生冲突,该师奉命撤回河南,鄂豫边界暂时成为军阀割据的空隙地带。 这时,戴克敏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一个大队,趁机从木兰山转回到老区,于4月7日歼 灭了紫云区上戴家“清乡团”,缴枪二十余支。坛树岗团匪也闻风逃窜。接着,工 农革命军第七军全部返回黄安北乡,吴光浩和曹学楷也回来了。就地坚持斗争的吴 焕先等同志,立即领导农民群众配合工农革命军,向土豪劣绅和“清乡团”发起了 新的进攻,革命斗争烈火很快又燃烧起来。群众兴奋地把这一胜利称之为“二次暴 动”,到处都唱起了新歌:游击转回还,黄陂到黄安。先打“清乡团”,一心要 “共产”!谁敢来抵抗,叫他狗命完;急得土豪劣绅,两眼朝上翻。 5月间,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等同志就近在坛树岗以西的清水塘举行会议, 决定在柴山保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以黄安。麻城、光山边界的摩云山、羚羊山、光 宇山为活动中心,创建一个比较稳固的立足点,作为对敌斗争的依托。在当时的情 势下,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找到了一个“边”(鄂豫边)、几座“山”(摩云。羚 羊、光宇山),试图立足生存、发展壮大、开创新的斗争局面。至此,黄麻地区的 一支弱小的农民革命队伍,便走上“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把土地革命、武装斗 争和政权建设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对于后来创建鄂豫皖根据地,起到了极为重 大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张国焘不动声色,慢慢地吐出一个烟圈,突然说出一个“好!”字来,把蹲在 火盆旁的高敬亭骇得站起身来。张国焘想,柴山保,这一新的开端,乃是中国革命 转入武装斗争时期的共同特点,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她不逊于“朱毛”的井冈山! 柴山保之夜,给予张国焘一种启示。他也在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地。中共“六大” 以后,由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开创的红色割据和武装革命的斗争形式,日益受到 共产国际的赞许,朱德和毛泽东这两个没有参加“六大”的红军领袖,倒成了“六 大”以后中共党内的真正传奇式的英雄。在瞿秋白的城市起义和李立三的“全国总 暴动”失败之后,朱德、毛泽东以武装割据发展苏区壮大红军,然后夺取全国政权 的道路似乎正被共产国际肯定为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对于王明一伙“新进”, 张国焘内心是瞧不起而又厌恶的。但这伙人现在掌了中共大权,又受到共产国际庇 护,他不与之“妥协”,就在党内站不住脚。然而张国焘写篇文章吹捧“陈绍禹同 志”可以,要他一直受王明指挥,成为后者的“前驱”,却为自己一向“特立独行” 的心性无法接受。张国焘还明白,即使共产国际让他回了国,他身上仍然背着“老 右倾”的政治包袱。随着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建立,中央机关也准备移往江西中央苏 区,与王明等人在一起,他的前途看上去根本不会“光明”。前往鄂豫皖苏区任中 央分局书记就不同了。在那里他是第一把手,不仅鄂豫皖苏区,而且整个长江以北 半个中国的党组织都归他领导(虽然后来事实上做不到这一点,但当初中央却是这 样规定的)在这里,他才有可能相对不受束缚地“大展宏图。” 1931年4月,中国共产党事业看上去并非很有胜利的希望,和张国焘同时期入党 的人们有的躲进了沙龙、书斋,有的投靠了看上去更有希望的蒋介石,张国焘虽连 遭挫折,仍没有退党,仅此一点就说明他依旧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依旧是一个情绪 激烈的革命者。张国焘的问题在于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革命者,在做一个革命者的 同时他还深信自己应当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却又缺少必备的深邃的哲学和历史眼 光、独立的创造性的思维与实践能力。张国焘出于做一个独当一面的中共领袖,在 中国革命中扮演“要角”(他的话)的欲望,如愿以偿地成了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 也就同时把他的梦想和人格缺陷一起带进了这块土地。因为来了张国焘这个特殊历 史时期的特殊人物,就不可避免地给大别山带来悲剧。 1931年4月张国焘走进鄂豫皖苏区时,他对自己在党内的处境的认识可能是十分 清醒的:他并不是一个深受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组成的中央信任的人, 而是一个贴着“老右倾”标签、受到深刻怀疑的人;在苏联党内越来越残酷的斗争 风气影响下,中共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风也日趋狂烈,今天王明等人能 将他扶上马,明天也就可以将他拉下马。王明背靠的是共产国际,他背靠的是王明 等人掌权的中央。要想立于不败之地,他就必须“忠实地”执行“四中全会路线”, 这一点既是他肩负重任进入鄂豫皖的前提,也是他重新获得的权力的基础。张国焘 明白,从他进入鄂豫皖苏区的第一天起,就有许多双眼睛在望着他,他越是“左”, 越能洗刷“的右”嫌疑。这是另外一场战争,他个人的战争,他必须赢得这场战争, 才能真正受到莫斯科的器重,在中国革命的未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张国焘就这样来了,带着他的历史包袱、信仰与思考、热情与梦想、他的才能 和人格缺陷。张国焘是带着比“立三路线”还要“左”的四中全会路线来的,是带 着宁“左”勿右的心态来的,是带着比所有原苏区领袖都要丰富的党内斗争的经验 和教训来的,因此,以曾中生为代表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出现于鄂豫皖苏区的 大好局面的结束就是必然的了。大别山红色根据地的历史,便与张国焘的历史纠缠 在一起,突然变得曲折复杂起来。 柴山保之夜呵,是个不眠之夜! 南下之争与“皖西事件” 张国焘进入鄂豫皖苏区初期,给人印象还不至于那么坏。他是中共党内众所周 知的“大人物”,却待人温和,文质彬彬。他很清廉,和机关一块喝稀粥,老婆杨 子烈不在身边,也不想另娶,而且终生就只一位。他不像那些红军将领都有一匹骏 马;他却固定一副“抬子”,出门时有时坐坐抬子。他大概不会骑马吧,谁也不敢 说,可能有人在心里想。当地那些土生土长的干部很快就捕捉到一个事实,这位 “大人物”很会发现问题。久战过后,苏区内村村寨寨一片断墙残垣,田地荒芜, 生产凋零,粮食十分紧缺,只要红军数日不打仗,军队就没饭吃,老百姓也跟着饿 肚皮。张国焘由鄂豫边苏区南部,一路向北走,一路对各地苏维埃的头头说:这样 不行啊,地还是要种的,不然会闹大饥荒。现在插秧已经晚了,种点南瓜之类的菜 蔬怎么样?总能充饥。言语虽不多,却很受务实的基层干部拥护。至少在鄂豫边苏 区,因为张国焘的到来,普遍种起了南瓜。党政机关也纳紧裤腰带,一天喝两顿稀 饭。 1931年5月12日,经过多日筹备,鄂豫皖特委会议在新集召开,史称第一次“新 集会议”。张国焘在会上宣布了中央决定:撤销鄂豫皖特委,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 直属中央政治局领导;中央分局委员由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曾中生、王平章、 蔡申熙、舒传贤、旷继勋等十一名正式委员和十五名候补委员组成,张国焘任书记; 改组鄂豫皖特区军委,张国焘、曾中生、旷继勋。徐向前、郑行瑞、沈泽民、陈昌 浩七人为委员,张国焘任主席;对红四军作了调整,旷继勋为军长,曾中生任政委。 曾在莫斯科反对过王明等人的原四军政委余笃三改任红十一师政委,军参谋长徐向 前调任新组建的红十三师师长,在双桥镇负伤致残的蔡申熙任军委下属的彭杨军政 干校校长;成立共青团鄂豫皖中央分局,陈昌浩任书记,受共青团中央直接领导。 由于会议的内容此前大家已经知悉,会场上的气氛是平静的,鄂豫皖苏区的领导权 就在这种平静的气氛中完成了交接。 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成立,标志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鄂豫皖苏区的推行和 张国焘取得了鄂豫皖党政军的领导地位。 又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从6月28日到3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在新集召开第一次 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气氛就不同了,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人在会议上高举 “四中全会路线”的大旗,猛烈指责以曾中生为首的原鄂豫皖特委在三中全会后 “掩盖了立三路线的实质”,执行的是“富农路线”,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 错误;指责特区各级苏维埃“包藏许多富农分子、地主豪绅”,“一切建设工作, 无从谈起”;指责红四军“无所谓红军的领导”,“遭受严重的失败”。结论是 “四中全会的决议,虽然到了苏区”,“整个路线上的转变依然不能看见”。会议 号召苏区党和红军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将苏区各项工作纳入“四中全会路 线”的轨道。会议进而决定对苏区党政军群领导机关进行全面的“布尔什维克的改 造”。会后不久,全区八个中心县委的书记被换掉了七个,除曾中生外,徐朋人、 舒传贤、陈定侯等苏区初创时期的功臣,分别受到批判,其中徐朋人被开除党籍。 作为这次会议的一个具体成果,中央分局决定在原有的十一名委员中组成张国焘、 沈泽民、陈昌浩、周纯全、高敬亭、王平章、郭述申等七人的常委会,实际上剥夺 了另外四名委员曾中生、旷继勋、蔡申熙、舒传贤参与决策的权利。至此,老谋深 算的张国焘真正完成了对原苏区领导班子的“组织改造”,并让自己坐到了审判者 的席位上。 这次扩大会议的另一结果是鄂豫皖苏区党、红军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对于“四 中全会路线”的“完全接受”。四中全会决议不顾中国革命实际,盲目认为蒋介石 的统治正在“加速崩溃”,“革命与反革命的最后决死斗争已经列上议事日程”, 红军应采取“坚决进攻策略”。这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比它走得更远,它将军事战略 与“路线问题”搅和在一起,声称“如果认为目前只应反攻而不应进攻去扩大苏区, 那就是畏缩退却的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党和革命的最大危险。”从此,这种不顾 敌我力量对比,要求红军不停顿地进攻的策略,不仅成了鄂豫皖红军的作战指导原 则,甚至还成了苏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其次,会议按照四中全会的调子,粗暴 地否定了鄂豫皖苏区过去的土改政策和成果,认为它“保护了富农”,决定重新划 分土地,“贫雇农分好田,中农田不动,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由于“左” 倾气氛浓烈,在以后的执行中,又规定“凡是当年有余粮的就是富农”,从而使广 大中农乃至贫农的利益也受到严重损害。为使新的“中央路线”得以贯彻,会议还 为鄂豫皖党和红军具体规定了“十件大事”。其中有两件至今看来仍然是触目惊心 的,决议要求“改造红军成份”,“淘汰富农和地主豪绅分子”;“加紧肃反工作, 消灭‘改组派’、‘第三党’和‘取消派’”,从这时起,张国焘那张温厚长者型 的面容背后,已清楚明显露出了阴森的杀机。 不能说张国焘进入鄂豫皖全搞破坏活动,同年7月正日在同一地点开幕的鄂豫皖 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则显示出他在搞苏区建设。这次大会开了七天,到会代 表三百九十七人,代表苏区二百五十万人民。会议产生了以王平章为委员长的第二 届苏区人民委员会及下属的外交、军事、财政、经济、内务、土地。粮食等委员会, 以及革命法庭和政治保卫局;选举了高敬亭为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制定了具有 特区宪法性质的《苏维埃临时组织大纲》,通过了有关粮食、婚姻、青年、教育、 文化、肃反、外交等等决议案。上述基本的政权、法制、经济的建设工作,以前的 领导人有的做过一些,有的没做,是这次会议使它们趋于完备。 最后召开的一次新集会议是鄂豫皖省第一次党代会。由于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 次扩大会议后张国焘即开始在鄂豫皖苏区大“肃反”,这次会议直到1932年1月10日 才得以举行。会议产生了中共鄂豫皖省委员会,沈泽民任书记,作为中央分局在鄂 豫皖苏区的办公机关。至此,张国焘按自己的想法并经中央批准组成了新的鄂豫皖 苏区党、政、军、群领导机构,鄂豫皖省委、苏区政府和军委成了中央分局的下属 机构,而作为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主席的张国焘,自然而然成了凌驾于整个苏区之 上的“太上皇”,他既是最高的仲裁者,又是最高的决策者,还是最高的监督者。 三次新集会议一开,有些人对张国焘由迷信而变成对他的盲目崇拜了,其中包括高 敬亭等同志。 然而对他的不恭的也大有人在。张国焘到鄂豫皖来,由于心术不正,他的真实 面目也在一天天地暴露出来。以曾中生、旷继勋、许继慎为代表的一大批仍然担负 着一定领导职务的原苏区创建者,不能不与之迅速发生思想、感情、斗争策略上的 激烈冲突。 斗争的一方熟悉苏区情况,经验丰富。明白张国焘和他在鄂豫皖苏区推行“四 中全会路线”只会给根据地带来损害,出于对党和革命的责任感,他们觉得有责任 向党中央、也向张国焘本人表达自己的异议,但是,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张国焘和中 央的支持;斗争的另一方不懂苏区情况和正确的军事战略,却对“四中全会路线” 和把持中央大权的王明等人的心态揣摩得很透,知道如何获得“中央”的支持。实 际上,“南下之争”与“皖西事件”在这里已经拉开了序幕。 善于抓“落实”的张国焘在大会上为苏区军民提出了“十件大事”,这时也无 法落实。真正排在第一的大事却是如何搞到粮食。到任之初,他发动了一场种南瓜 的运动,但眼下南瓜苗刚长出来,距离吃南瓜还很遥远。红军已经发展到一万五千 余,加上党、政府和各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至少有两万人等着米吃,就不用说还 有大量群众也靠“红米”过活了。 苏区久战之地,外有白区经济封锁,内无储备,“米荒”的严重,使新成立的 中央分局不得不专门为“党和苏维埃机关每日吃两餐稀饭发出一个通知第三号”。 这种时刻,说粮食问题关系到鄂豫皖苏区的生死,一点也不过份。 解决粮食的主要途径还是要靠红军的战斗缴获。第一次新集会议后,曾中生主 动提出:蒋介石正集中兵力“围剿”江西中央苏区,对鄂豫皖苏区暂取守势,红四 军应利用这个机会,南下蕲春、黄梅、广济,恢复红十五军开辟的鄂东根据地,既 解决自身的吃饭问题,又打击和钳制敌人,配合了中央红军反“围剿”。他是个务 实的领导人,懂得这样做最起码可以“就食于敌区”,如同毛泽东解放战争时期派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说的那样,是“将灯捻子插到敌人肚脐眼上”。张国焘 反对这样做,作为新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主席,他想要“建立巩固的根据 地”。在商南亲区,顾敬之的民团虽屡受红军打击,仍顽固地坚守着一些山寨,裹 挟群众逃离家园,反过来对红军实行坚壁清野,如同一根硬刺,扎在苏区的“肚脐 眼”上。张国焘不懂军事,但懂得要把苏区内部的敌人搞干净。 如果苏区没有发生严重的粮荒,如果顾敬之民团是一般容易消灭的民团,张国 焘做这样的选择也许说不上是什么错误。但曾中生比他更了解情况,知道“顾狗子” 不那么好打,顾是反共老手,坚守的全是新集式的石头堡寨,每打一座我军都要付 出巨大的代价。然而根本的问题还是:即使打下那些堡寨,也不会从根本上解决粮 食问题。没有粮食,甚至比没有弹药还要影响红军的战斗力。既然如此,红军为什 么就不能首先执行南下作战方案呢? “国焘同志,我的意见还是先南下解决粮食问题,再回过头来解决顾敬之!” 军委会议上,曾中生不止一次说出自己的想法。 “不行!”张国焘只有一句话。 6月初,红四军在连绵的霪雨中出发,去打顾敬之。顾敬之起而应战。他的堡寨 散布在山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硬攻了几次,伤亡不小,一座也没打下。夜间, “顾狗子”学了红军的战术,频频出击,袭扰红军。曾中生手中无粮,眼看着要与 “顾狗子”转入持久战。军内主要将领坚决要求回撤,“不打这种饿肚皮的仗。” 曾中生再次派人向张国焘要求,改变红四军的作战方向,“立即南下,解决吃 饭问题”。张国焘对这种要求看作对其领导权威的公然挑战,勃然大怒: “这个曾中生,刚揭开了立三路线的面具,又来了一个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 张、曾之间,原来还被掩饰着的矛盾,渐渐表面化。 曾中生在这里表现出了同样的倔犟。作为对红四军负全责的政委(那时的规矩, 政治委员是红军中的第一把手,对作战行动和计划有最后的决定权),他不能让队 伍继续饿着肚子打这种短时间无望取胜的仗,即使这会搞坏自己与新来的中央书记 的关系也罢! 6月末,在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曾中生受到批判,他仍然向张国 焘当面提出了红军南下作战的建议。 会上展开了激烈争论,参与争论的双方情绪都很激烈。争论的结果却耐人寻味: 曾中生反复说明情况后,中央分局的委员们竟同意了他的建议,张国焘反而不得不 放弃了原先的主张。不得不同意红四军南下。 张国焘的退让给了大家一种错觉,好像他确实比较“民主”,能够接受大家的 意见。没有人知道这是张国焘第一次“以退为进”:毕竟打不打顾敬之不是一个十 分紧迫的问题,紧迫的问题是他在鄂豫皖苏区还没有站稳脚跟,曾中生为代表的红 四军领导人已经成了他在这里实现抱负的巨大障碍。 他必须搬掉障碍。 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后的曾中生就不那么老辣了。他自己是个光明 磊落之人,就以为别人同样光明磊落。7月初,红四军厉兵袜马,准备南征,张国焘 突然发出通知,要召开鄂豫皖军委会议。会议在商南余家集召开,张国焘一反常态, 提出在江西中央苏区受到蒋介石重兵“围剿”的时刻,应给予其“实际的有力的援 助”,这才是红四军最紧迫的任务。而要“有效地”援助中央苏区,红四军应当进 攻和威胁大城市,造成敌人“后方震动”。他随之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计划:南 下英山,出潜(山)太(湖),进占安庆,威逼南京!并限期一个月完成计划。 此话一出,语惊四座,所有的红军将领都说不出话来。张国焘的“计划”当然 很有气魄,如能实现,将会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造成“震动”。然而美则美矣, 遗憾的是以区区红四军一支孤军,弹少粮缺,要冲破重重封锁,越过数百里白区去 进攻安庆,岂非痴人说梦? 张国焘却不管别人如何看待他的计划。 “大家讨论一下怎么执行这个计划!”他说。 “我坚决反对!”曾中生面红耳赤,怒不可遏,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 议做出的决议,怎么能如此随便地就被这位在军事上分明一无所知的张主席否定了, 张国焘怎能如此儿戏一般地决定红四军的作战计划。“国焘同志提出的计划是一个 不切实际的冒险主义的计划!我仍然认为红四军应执行新集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 议决议,南下蕲、黄、广,既可解决粮食问题,又可以扩大苏区,威逼长江,调动 和钳制敌人,使其不无后顾之忧。我们这样做了,也就以实际行动有力地支援了中 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他停顿了一下,目光严厉地盯着张国焘,“我坚决认 为,这也是鄂豫皖红军目前只能做到的事情!” “我和申生同志的看法一致!”红四军军长旷继勋气呼呼地说。 “我附议!”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也说。 陈昌浩起而支持张国焘。 陈昌浩,1906年出生于湖北汉阳,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莫斯 科中山大学学习,与王明相交甚笃。1930年陈昌浩转为中共党员,同年冬天回国, 任团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现在,王明将他派到鄂豫皖,主持当地和整个北中 国的团结工作。陈不是理论家,却是一位年仅二十四岁、有很强的组织能力、高涨 的革命热情的青年革命家。陈昌浩进入鄂豫皖苏区之初,并不知道自己信任的“中 央路线”是错误的,相反,由于他对革命的忠诚,他在这块苏区内推行“中央路线” 的责任,使他顺理成章地成了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得力的和主要的助手。 “国焘同志是代表中央的,他的计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此它已经不是一个 可以讨论的计划,而是一个应当研究如何执行的计划!”陈昌浩以势压人。 “这个计划并非国杰同志一时心血来潮,它是根据中央苏区要求各地红军援助 的电报精神做出的。执行不执行这一计划,实际上是一个顾不顾全中国革命大局的 问题。”沈泽民也情绪激动地站在张国焘一边。 沈泽民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理论家,像许多很少从事实际工作的知识分子一样, 他看待中国革命的方法更多是书本式的和教条式的,当革命的路线、政策、方针正 确时,他对革命的忠诚,他那火热的激情,会使他自己成为革命的财富和巨大的动 力;而当革命的路线、政策、方针发生错误时,他的忠诚和激情却会对革命带来严 重损害! 张国焘微眯着眼睛,不动声色。 会场突然陷入死一样的沉默…… “好了,会就开到这儿。”张国焘站起来,“我是中央分局书记,又是军委主 席,在这件事上,我个人对中央负责。” 会议散后便是中央分局常委会议,会议的决定再次在红四军内引起巨大震动。 张国焘决定改组红四军领导层:旷继勋被免去红四军军长职务,由徐向前接替。 余家集会议是红四军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突然袭 击的方式,推翻了红四军原定的作战计划,改组了红四军领导,在所有军队干部面 前有力地申明了他作为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主席的不可动摇的权威。而他提出的下 英山、出潜太、占安庆的冒险计划的不可操作性,则把曾中生推到了两难之中:要 么去执行这个行不通的计划,给红四军带来巨大损害(甚至会全军覆没);要么拒 绝执行这一计划,从而使他和红四军蒙受“不执行命令”、“放弃援助中央苏区”、 “公然抗拒中央分局和军委”等等不可宽恕的罪名。如果说二次新集会议上曾中生 赢了张国焘一着棋,那么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一步棋就将曾中生置于了“死地”。 张国焘是一个通过组织手段控制权力的大家。他此时用徐向前取代旷继勋就是 明证。旷继勋绝对是曾中生的同盟者,张国焘下决定换掉他,不如此便不能打破他 们两人对红四军的控制;无论如何,他都通过这次撤换红四军军长,让所有红军将 领包括徐向前在内明白了一件事: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任何人撤职。只有他才是这 支红军、这块苏区的最高主宰。 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投注在曾中生身上了。余家集会议已通过了张国焘的冒险 计划,从组织原则论,曾中生作为党在红四军中的最高负责者,必须无条件地去执 行;然而这计划又明摆着是错误的,不可执行的,这一点在他和新上任的军长徐向 前之间也达成了共识(在此问题上他们的心本来就是相通的)。红军不能去做这种 自杀性的远征,红军是党和工农的财富,是鄂豫皖苏区得以存在的保障,失去她苏 区的一切都将完蛋。曾中生本能地想要反抗这一计划,全军上下也都会同情和支持 他这样做。 但由此产生的责任和后果,却首先要由他自己来承担。 曾中生的思想和情感在张国焘为他设下的陷阱内左右冲突。后来的情况表明, 余家集会议后,张国焘的计划还是被执行了。7月中旬,徐向前、曾中生率红十、十 一、十二师主力五个团离开商城,冒着酷暑,挥师南下。8月三日拂晓,红十、十二 师三个多团突然兵临英山城下,从西、南、北三面发起凌厉攻势。守敌五十七师一 个团和英山民团一千八百多人依托坚固工事,负隅顽抗。战斗进行到下午4时,红十 师两个团从城西北角登上城垣,突入城内,又经两小时激战,全歼英山守敌,缴长 短枪一千二百支,重机枪十八挺,迫击炮四门及大批弹药和粮食。首战告捷。多日 忍饥挨饿的红军指战员,终于吃上了大碗的白米饭。 打下英山只是张国焘计划的第一步。下一步便是兵出东西,越潜山、太湖,向 安庆进军。英山城内,曾中生和徐向前面对军用地图,从单纯的军事学角度出发, 再次探讨了这一计划实现的可能性。英山距安庆四百余里,中间全是白区,沿途敌 人有两个多旅,即使敌人不再朝这一地区调兵(调兵是可能的,因为红军打下了英 山),我军远离根据地进行无后方的作战,突破敌道道封锁线到达安庆城下的可能 性也是极小的。何况打下英山之后,还要留一个团守英山,红军只有四个团出征。 即使奋力作战,打到了安庆城下,还有没有力量发起攻击? 徐向前说,这样去援助中央苏区,还不如执行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通过 的计划,南下蕲春、黄梅、广济。那里是老区,敌兵力空虚,且只有二百四十里路, 部队里有许多红十五军的干部战士,我们得天时、地利、人和。动静闹大了,敌必 回师对付,这样才真地援助了中央苏区。 这个夜晚对曾中生来说是艰难而漫长的。他明白现在无论对于红四军还是鄂豫 皖苏区,都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他不能继续执行张国焘的计划,他应当带红四军南 下蕲、黄、广,前者是一条死路,后者才是一条活路。他的党性和肩负的责任,都 不允许他再执行前一计划。但是他对张国焘的阴狠刚愎已有了很多了解,如果现在 想通过正常途径要求张国焘改变计划,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曾中生要保住红四军和 鄂豫皖苏区(保住了红四军也就保住了鄂豫皖苏区),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第二天早上曾中生下了决心:兵发蕲、黄、广! 8月3日,红十二师一个团由许继慎率领,留守英山,红十。十一师四个团加军 部直属队直下鄂东。曾中生一直是光明磊落的,他没有、大概也认为没有必要对张 国焘封锁消息,便在部队出发之际,派人把红四军南下蕲、黄、广的决定正式“报 告”给了鄂豫皖中央分局。8月5日,红四军南下部队进入蕲春县境。这时情况发生 了一点小变化。当地群众告诉红军:长江涨大水,武穴一带一片汪洋,继续南下三 路受阻。曾中生当即决定改变计划,回击蕲水,横扫罗田,打开战场,诱敌而歼之。 8日,部队在蕲春境内兵分两路,突然袭占敌兵力空虚的浠水、罗田两县城。18日, 红四军以两团兵力,一昼夜急袭一百二十里,突袭蕲春北漕家河镇敌新编第八旅。 战斗于拂晓时打响,敌措手不及,红军如同神兵天降,两小时后即毙敌数百,其余 一千六百余名敌人被俘,敌旅长王光宗也被抓获,我军获枪一千二百余支,部队乘 胜进占广济县城。原红十五军的干部战士回到了故乡,分外高兴,全军士气高涨。 曾中生分散部队,帮助当地党组织恢复活动,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短 短半个月时间,原鄂东苏区已大部分恢复,红四军缴获了大批粮食,还缴获金子二 十余斤,白银一千八百斤,大洋七万元。正是这一批缴获,帮助鄂豫皖中央分局和 苏区军民渡过1931年空前的粮荒。 曾中生认为此时可以写信给那个比张国焘把持的鄂豫皖中央分局更高和更有权 威的仲裁者,为自己的行动和胜利做出解释和辩护了。8月20日,他以红四军军长徐 向前、政委曾中生。政治部主任刘士奇的名义,执笔写了一份就红军南下和东进的 大是大非问题给中央的正式报告。并批驳了张国焘的错误军事方针。 曾中生派人将自己的报告送往党中央之前,让人抄了一个副本,送给鄂豫皖中 央分局。 这样一封重要的信,就这样被分头送走了。 红四军南下蕲、黄、广的行动果然对蒋介石在全国进攻红军的部署产生了重大 的影响。8月底,徐源泉第四十八师被紧急调往鄂东,对红四军作战。徐向前、曾中 生接报,立即从广济、英山收拢部队,在两县之间的洗马畈紧急布阵:红十、十一 师四个团在南北两翼设伏,红十二师一个团分为两路,在东西两侧负责培口子,目 标是将来敌全部歼灭。我军刚刚进入阵地,敌人便已来到,前锋直趋我红三十一团 阵地下面的洗马畈村。团长倪志亮一见,没等军部发令,便率领全团向敌猛扑过去, 试图将敌堵在野外,却被一个团的敌人拼命挡住。敌后续的一个多团趁机占了寨子, 据地顽抗。徐向前急令全军从四面向立足未稳之敌发起猛攻,白军共有四个团之多, 红军以五个团吃四个团,兵力优势不大,当下两军搅成一团,混战到天黑,敌终究 不是红军对手,没有进到寨子里的三个团大部在野外被歼,进到寨子里的敌人天黑 后突破重围西逃,红四军取得了南下鄂东以来的又一场大胜。部队乘胜进击叶家湾, 徐源泉忙令残敌连夜西逃。曾中生很高兴,让人打扫战场,呈报战果。这时,一位 从新集来的交通员被引到他面前。 “中生同志,这是分局和军委给你和徐向前军长的信。”交通员说。 曾中生拆开信看了一遍,脸色如雨前的天空一样晦暗下来。 信是张国焘代表分局和军委写给曾中生和徐向前的。信中把红四军将东进改为 南下,是对中央分局和军委的“公开抗拒”,“把红军行动与土地革命隔离”:四 军与分局的分歧,“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他以命令式的口吻指示四军领导特 别是曾中生,见信后“火速”率部北返,“不能有丝毫的停留”。 事情的性质就在这里起了变化。曾中生意识到,他和张国焘之间,已经没有了 同志间的争论,有的只是政治陷害。曾中生自己可以接受这样的栽赃陷害,红四军 南下作战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却不能接受!曾中生拍案而起。这时他想到了中央。中 央收到他和徐向前、刘士奇联名写的报告了吗?中央会支持这份报告吗?他的思考 进入了更深的层次。四中全会否定了三中全会,在鄂豫皖苏区,中央用张国焘取代 了他,说明了中央更愿意相信张国焘而不是他。他是三中全会后瞿秋白、周恩来派 来的,秋白现已从中央领导核心除名,恩来也受到了批判,他真能指望有人为他和 红四军主持公道吗?如果中央支持张国焘呢?张国焘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现在看得 更清楚了! 曾中生开始十分冷静地处理这场正在发展中的危机。他不能再让张国焘有机可 乘。张国焘要求红四军接信后“火速”北返,接信的第二天早上,红四军的先头团 已从叶家湾出发,向北行进。曾中生此时也并非没有一点力量,他的力量在于红四 军指战员对他的支持与拥护。张国焘的信已在全军上下引起了强烈义愤。这个张国 焘想干什么?他到了鄂豫皖苏区,除了种南瓜,好像一件好事也没做过!有的战士 喊:“打倒张国焘!” 部队在英山鸡鸣河停下来,全军紧急要求开会讨论张国焘的来信。鸡鸣河的小 山村从此在党史上留名,红四军在这里召开红四军连以上支部书记、指导员干部会 议,公开讨论张国焘的来信,决定红四军下一步的行动。会议通过了曾中生起草的 一份题为《红四军给鄂豫皖中央分局信》的决议,决定派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先行 北返,向张国焘和中央分局、军委“面陈一切”,红四军就地休整,然后回师皖西 苏区麻埠,等待结果再决定行止。 就有头脑比较清醒的人觉得此事做得轻率。红十二师政委吴焕先在会上指出: 虽然分局对红四军的指责是不对的,但从组织原则上看,红四军似乎不好违背分局 的命令。徐向前也认为鸡鸣河会议及它做出的决议“可能不太妥当”,意在提醒曾 中生,这样做会再次让张国焘抓住把柄。曾中生没有接受这些意见,会开了,给张 国焘的信写了,刘士奇也被派了回去。他是政委,在没有被罢免之前,他仍对这支 队伍的行止拥有最后的决定权。 刘士奇出现在新集城北张国焘寓所那间庙宇式的小房子前时,后者或者生出了 一种错觉:跟在这位军政治部主任身后的将是红四军的千军万马。 幻觉转瞬即逝,除了一位交通员,刘士奇背后再没有别人。 张国焘一下就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怒不可遏。“部队呢?”他问。 “这里有四军全军党员给你和分局的一封信。”刘士奇对他做出这种反映并不 意外,十分冷静地说,一边将曾中生起草、鸡鸣河会议通过的信取出来,交给张国 焘。 他的镇静让张国焘觉得自己失态,白脸红了一下。 “你先去休息,我看了信再与你谈。”他尽量用平静的口气说。 刘士奇敬了一个礼,走了。 张国焘坐在门外一张摇椅上读曾中生的信,不由气冲斗牛。一个下级组织,竟 开会讨论决定是不是执行上级的命令,最后决定不执行!这不是反了吗? “通知分局常委和军委委员,到我这里开紧急会议!”他说。 在新集的分局常委和军委委员们很快都来了。 张国焘将曾中生的信交给他们看。大家十分震惊。这个曾中生,他想干什么? 先是不执行出潜、大占安庆的作战计划,现在又拒不带红四军回来。他要把红四军 带到哪里去?! “我提议撤销曾中生红四军政委职务,派昌浩同志去做红四军政委,明天出发。” 张国焘说。 面对这种从没遇到过的“危机局势”,没有人不同意张国焘的处置措施。 9月13日,陈昌浩携带分局命令赶到回师麻埠的红四军军部,立即以鄂豫皖中央 分局和军委各义召开师以上干部会,宣布命令:撤销曾中生红四军政委职务,由陈 昌浩接任红四军政委;红四军即刻起程,回师豫南苏区休整。这是张国焘“改造” 红军的一个重要步骤。 这就是“南下之争”结出的苦果,紧接着就是后面的大肃反,史称“皖西事件”。 10月初,红四军翻越大别山主脉,回到新集以北光山县三大集镇之一泼陂河。 曾中生和红四军都回来了。怒气冲冲的张国焘没有进行充分准备,就以中央分 局名义,召开红四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对曾中生展开批判。号召全体指战员“广泛 揭露、批判”曾中生这个“著名的立三路线执行者”,但这次会议却开成了另一种 局面:大部分团以上干部认为,曾中生虽违犯了纪律,但“在军事方针上是正确的, 红四军南下取得了很大胜利。”他们甚至就具体问题直接与张国焘展开争论。张国 焘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非十分有利。 泼陂河会议草草收场。会后鄂豫皖中央分局做出决议,以“反抗中央分局的正 确路线”和“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的莫须有罪名,将红四军中最有威望的、“文 武都行”的曾中生调离部队,去后方“考察”。 泼陂河将同鸡鸣河一样被注入史册。 曾中生就这样离开了红四军。他还是在等待,时至今日,中央还没有对他和徐 向前、刘士奇写信给中央的报告做出批复。他不认为自己真的错了! 张国焘也没有忘记曾中生,更没有忘记鸡鸣河会议和泼陂河会议在他内心引起 的震撼。他还掌握不了红四军,红四军的大部分团以上干部都支持曾中生而不是他。 他必须改造这支部队,首先是部队的领导层! 但此时他已暂时顾不上曾中生了。他的内心已被另一场疯狂呼啸起来的风暴吸 引和激动起来了。开始他也许没想到要将改造红四军与这件事联系在一起,然而随 着这场风暴越来越强劲地席卷着鄂豫皖大地,它们便自然而然地在他心中发生了联 系。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史上最黑暗最血腥的一页开始了。 噪血白雀园 早在8月初,张国焘严密控制下的鄂豫皖政治保卫局曾在麻埠后方中心医院,把 投诚起义人员中一些对生活、医疗方面有意见而发牢骚的人打成“反革命”,是所 谓的“AB团”组织。张国焘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这个组织之大部分是与敌第三十 四师师长岳维峻一起被俘的岳的旧部,约一百二十人。又说他们要炸毁医院药房, 抢出岳维峻。事实是,岳维峻被俘后,原特委书记曾中生报告中央军委,为解决鄂 豫皖苏区伤病员的治疗困难,以让岳维峻搞些医药、器械为条件,保全他的生命。 岳为保命,同时也被红军的俘虏政策感召,通过其在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旧部,为苏 区购办了大量医药、器械。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曾指示可以释放他。因此,他在被 俘后,原特委并没有禁闭他,每天早晚还让他骑马到新集河的沙滩上去蹓跶。新集 河背靠山岭,河水不深,他如果想跑,根本用不着先炸药房,再被抢出来,况且, 岳维峻被俘后一直羁押在新集,并没有被关押于皖西麻埠,新集距麻埠千里之遥, 间隔崇山峻岭。所谓“AB团”要炸毁麻埠后方医院药房,抢出岳维峻之说,纯属无 稽之谈。可是,张国焘一口咬定鄂豫皖革命队伍中有反革命组织,遂滥肆捕人,严 刑逼供。恰在此时,敌人又制造了一个离间计。张国焘则利用其作为进行红四方面 军大“肃反”的根据。 大约是1931年春天,一个自称钟梅桥的人来到麻埠,说是许继慎的“旧识”, 要求与许见面。许继慎是北代名将,各地认识的人甚多,却想不起此人是谁。两人 寒暄了一通,来人便告辞走了。许继镇也就把此事忘到了脑后。 不想8月初,红四军南下作战,打下英山之后,许继慎奉命留守,这个人二次来 到英山,招招摇摇地找到红军司令部,自称与许继慎是“好友”,有人托他带给许 一封信,要求“面交”。 许继慎让人把他带进来,从对方手里接过信,拆开一看,原来是黄埔一期同学, 蒋介石身边的大特务曾扩清写的。信的大意是:上次托钟梅桥寄信被你接受了。只 等他这次从你那里回来,我就报告蒋介石批准照办。蒋介石欢迎你“归顺”,你要 的官衔和部队驻防地也没有问题等等。此信意在栽赃,手法并不高明。许继慎自投 身革命,意志坚定,光明磊落,读了此信,勃然大怒。 “这个曾扩清,无耻之尤……来人,把这个自称钟梅桥的人给我捆起来,连同 这封信,一同送交军部处理!” 钟梅桥连人带信被送到了红四军军部。曾中生、徐向前很快审问了钟梅桥,又 见曾扩清信中漏洞百出,考察许继慎多年表现,两人一致认为这是敌人的阴谋,遂 把特务和信以及他们的看法一起报送鄂豫皖中央分局。 事情在许继慎、曾中生、徐向前那里已经了结,但在张国焘这里,却刚刚开始。 进入鄂豫皖苏区以来,张国焘一直睁大眼睛寻找混进苏区的“AB团”、“改组 派”、“第三党”,现在终于找到了!敌人的阴谋,成了张国焘在红军中进行大肃 反的口实。 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张国焘兴奋异常,他对鄂豫皖政治保卫局头头说,你们 工作做得很好很出色,穷追猛打,一定要把与此案有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统统挖 出来。受到表扬的“肃反”机器利令智昏。9月上旬,政治保卫局在谭畈河医院逮捕 了红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的妻子。说她所在的后方医院也发现了一个规模很大的 “AB团”,严刑拷打后,这个不幸的女人“说出”了一个更为令人震惊的“大阴谋”: 在红四军内部,以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红十一师师长周维炯为首,包括鄂豫皖军 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十一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在内的一批师团级干部,准备于9月 15日举行“兵变”,将部队拉到长江边上,“投靠蒋介石”。这个不幸的女人被逼 成疯,掉河身亡。 张国焘没有对这一口供感到吃惊,反而与他暗藏的祸心完全吻合。他马上令人 在新集就地逮捕了李荣桂,用尽酷刑,逼迫他“认罪”。随后,当陈昌浩前往麻埠 取代曾中生任红四军政委时,他又命令陈昌浩逮捕与此“案”有关的其他人。 9月16日,陈昌浩接到命令于当日下令将红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红二十八团团 长潘皈佛、副团长丁超等二十余人逮捕。红四军西移斑竹园,他又下令逮捕了红三 十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红十二师参谋长兼红三十六团团 长魏孟贤。部队途径余子店,他下令逮捕了著名红军战将、红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 委分会主席许继慎、红十一师师长、商南暴动的领导者周维炯、红十二师政治部主 任熊受暄、原红三十三师政委姜镜堂。10月初,张国焘赤膊上阵,亲自主持大“肃 反”,下令逮捕了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红十二师政委庞永俊、 继任政委吴荆赤、副师长肖方、红十师副师长程绍山、参谋主任范沦、政治部主任 关叔衣。此后,大逮捕的范围向大批营、连。排干部发展。 许继慎和周维炯在遭受酷刑后,被绑缚于担架上,用白布盖着,押往新集中央 分局所在地。 9月中下旬,张国焘命令红四军主力全部集中于河南光山县白雀园,张国焘也由 新集赶到这里,亲自主持红四军的大“肃反”。这时,以张国焘为首组成了临时革 命法庭,对许继慎等严刑逼供。灌辣椒面、浇凉水。许继慎被打得遍体鳞伤,体无 完肤,威武不屈。 张国焘来到鄂豫皖苏区后,曾想将许继慎拉过来反曾中生,但他对张国焘的历 史了解太多,又看不惯他和沈泽民那种“钦差大臣”的作派,口无遮拦,经常对人 讲他是“老右倾”,张国焘如同阿Q忌讳人说“光”、“亮”一样忌讳人揭他的老底, 杀许继慎之心早已有之。但许继慎非同别人,他在鄂豫皖苏区军民中声名赫赫,在 中央也是挂了号的人物,随便杀了难以服众。张国焘决定开一个公审大会,不管中 央是否同意处决许继慎,先在政治上搞臭他,再将他整死。 10月底的一天,“公审大会”在白雀园外的河滩上举行。张国焘坐在主席台上, 令人用担架将折磨得不能行走的许继慎抬上会场。 “许继慎,你勾结国民党特务,阴谋举行兵变,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快把你 的罪行老老实实交待出来!”一开口张国焘便声色俱厉。 许继慎本只剩下一口气。但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这条铁骨铮铮的汉子竟奇迹般 地站了起来,双目圆睁,厉声怒斥张国焘: “张国焘,你到鄂豫皖来都干了些什么?我许继慎一生大小数百战,创建了红 一军,扩大了根据地,对党、对革命、对红军耿耿忠心,天地共知!你这样祸害革 命,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张国焘气得脸色煞白,凶相毕露,令人将许继慎绑在马后,在乱石滚滚的河滩 上来回乱拖,口里一声声大叫: “拖死他!拖死他!” 许继慎很快昏死过去。 “公审”失败了。张国焘决定不再用这种办法对付周维炯。 对周维炯的审讯是秘密进行的。遍体鳞伤的周维炯被五花大绑带到张国焘面前, 怒目逼视张国焘。 “周维炯,事到如今,你招还是不招?” 周维炯冷冷一笑。他早已看透了张国焘内心的歹毒,知道自己绝无生路,反倒 坦然了。 “张国焘,你要杀就杀,何必要什么口供?老子不是反革命,你才是反革命。 二十年后,老于又是一条好汉,还要革命!” 张国焘恼羞成怒。 “给我打!”他喊。 那种鲜血淋淋的场景,无不使人触目惊心! 为了证实许继慎、周维炯的“兵变”阴谋,张国焘还指使人对曾扩情派来的特 务钟梅桥施以毒刑。钟受刑不过,叫说什么就说什么。张国焘又从敌人那里取得了 一份许继慎、周维炯等人将在9月15日发动“兵变”的“口供”…… 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及各级保卫局在张国焘的大“肃反”运动中发挥了巨大 作用。在政治保卫局的“法庭”里,被逮捕的人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不承认自己 是“AB团”、“改组派”、“第三党”,轻则受拷打、跪板凳,重则灌辣椒水、坐 老虎凳,最后被折磨而死;或者受刑不过,承认自己是“AB团”、“改组派”、 “第三党”,当即被拉到荒野河滩里处死。在这样一种气氛下,许多人为了活命, 便胡乱牵扯,结果抓的人越多,牵连的人就越多,抓的人就越多。越抓越杀,越杀 越抓,杀了又抓,抓了又杀,白雀园内外,血流成河,尸骨如山。几十年后笔者来 到那个由张国焘住的庙堂通往杀人河滩的石巷、士城门,仍觉阴气森森。 数以千计的冤假错案,是张国焘借以翦除异己、实现个人野心、为建立和强化 其在党和红军中的军阀主义统治而进行的一次阴险的罪恶活动。“司马昭之心,路 人皆知”。但是老奸巨猾的张国焘却诡计多端,他一边进行大“肃反”,一边将许 继慎、周维炯等人的“兵变阴谋”以及鄂豫皖中央分局处理红四军原领导人曾中生 的决议急送中央,11月3日,张国焘焦急等待的‘中央来信”到了。张国焘手里既有 “证据”,临时中央便听信一面之词,在红四军与张国焘的斗争中支持张国焘,指 示“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四 军领导干部违中央(分)局的命令,自由决定占领武穴回兵进取六安的策略是严重 的政治上与组织上的错误”,“是立三路线的重复”,“严重的反党错误”,“中 生同志等决不能继续在红军中担任任何领导工作”。至于许继慎,中央来信更说, “中央(分)局对许应做严厉的考查”。有了“尚方宝剑”,张国焘就可大开杀戒。 鄂豫皖苏区的斗争史册上,就留下了如此严酷而惨痛的一页。红四军著名将领许继 慎被张国焘下令秘密勒死于新集政治保卫局牢房之内,时年三十岁。随后周维炯也 被以同样方式处死,年仅二十六岁。 不久,许继慎之妻王望春也被秘密杀害于英山上河滩。周维炯母亲是区妇女会 执委,妹妹周维苔是少先队宣传员也都被株连杀害。斑竹园起义领导人毛月波被活 埋,其女儿尚在怀孕也被活活砸死。 在那个血腥狂暴的月份里,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 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以及一大批干部、战士,被分 别冠以“AB团”、“改组派”、“第三党”以及“预谋兵变”的罪名,惨遭屠戮。 大屠杀过后,红四军四个师十二个团的干部,幸存的只有王树声、倪志亮两个人, 有的团、营、连的干部,仅在大屠杀进程中就换了三、四遍。就连军长徐向前的爱 人程训宣和王树声的妹妹也被杀害了。 张国焘用“怀疑一切”的目光注视着他治下的鄂豫皖苏区,决心对下述三类人 一律进行审查,而不管其是否真有“反革命嫌疑”: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 起义、投诚还是被俘;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三是知识分子和 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都要审查。与这样一个“审查”标准而实际上是 “肃反”标准出笼相适应,大“肃反”的范围也从军队扩展到地方。原苏区领导人 大批落入罗网。以后数月间,相继被捕杀的苏区著名领导人有:鄂豫皖特区军委副 主席郑行瑞;原红十五军政委陈奇;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和鄂东北苏区的创建者徐朋 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六霍起义的领导人、皖西苏区的创建者舒 传贤;中央独立一师师长徐百川;潜山清水寨起义的领导人、中央独立二师师长王 效亭;皖西道委书记方英;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琪;红二十八团政委罗炳刚; 红二十九团团长查子清、政委李奚石;红三十二团政委江子英;红三十三团团长黄 刚、继任团长王长先;红三十八团政委任难。据《皖西革命史》记载,至此,“在 被杀害的红军干部中,军级十七人,师级三十五人,团级四十四人。”而据陈昌浩 自称,至1931年11月中旬,被当作“改逆”(即“改组派”)加以“肃清”的红军 指战员已有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而据后来徐向前 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 战员”。红四军当时总共才有一万五千人,被“肃掉”的比例竟高达六分之一! 大“肃反”的浪潮无情地向苏区基层党组织、政府和地方武装蔓延,造成的损 失无法统计。中共六安中心县委除两名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部被杀; 霍丘县委全体干部被害;赤南(即商南)县苏维埃政府四十八名干部被杀四十五名; 英山苏维埃十一名干部被杀十名;六安独立团一次逮捕“反革命”二百余人;红山 警卫团八连从连长到战士一百多人全部杀光。至于被牵连进去的区、乡干部群众, 到底被杀多少,没有人做过统计。 张国焘以狂热的激情指挥着这次遍及鄂豫皖苏区城乡的大屠杀。他知道自己最 怕什么。最怕的事情是有人突然开口问一句“这是为什么?”张国焘和他操纵下的 政治保卫局不允许存在这样的发问,更不允许“以犹疑不决的态度来对付改组派”, 谁这样做,就是“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换一句话说,只要某人“可能”是“改 组派”,就应该抓来杀掉,谁要是问一句“有没有证据”,他本身就是“右倾”或 “改组派”,也应该被处决。后来,苏区保卫局对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恐惧 已到了荒诞的程度;看见几个青年在一起,就说人家是“恋爱委员会”,枪毙;战 士的枪口沾上点土,米袋子破了,说几句牢骚话,也成了“第三党”、“改组派”, 枪毙。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肃反”已经完全变成不问青红皂白的滥杀。就连保卫 局本身也难免于难。无数忠诚的共产党员,无数刚刚投身革命的青年,无数根本不 知道“改组派”、“第三党”为何物的无辜群众,有的还是不满十三四岁的孩子, 都在这一极度迷狂的杀人风潮中,命丧黄泉。 张国焘几乎杀掉了鄂豫皖根据地初创的所有领导人,苏区出现了“干部异常缺 乏”的情况。以致于大“肃反”的主持人之一沈泽民不得不于1932年2月的《鄂豫皖 苏区省委报告》中,“迫切要求中央给鄂豫皖苏区派六个师长、二十个左右的团长 和大批政治委员和参谋人才。” 他们理直气壮地写报告而毫无愧颜。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绝不承认他杀错 了人。他在鄂豫皖苏区的大“肃反”的“成果”、“经验”被临时中央向其它苏区 推广。仅在湘鄂西苏区一地,主持“肃反”的夏日羲就逮捕和杀害了一千六百余人。 据说张国焘的“肃反经验”甚至被介绍到了苏联,对苏共三十年代极端残酷的大 “肃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张国焘是帝国主义杀人刽子手!”人民群众的呼声终于喊了出来。但是,起 而反抗的只有一个最早参加过黄麻起义的黄安七区(仙居区)。这是一次由区委领 导的反对张国焘和保卫局的暴动。暴动群众为保护自己的干部和亲人,拿起武器, 驱赶保卫局人员。他们贴出的标语称:“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打倒张国焘, 打倒保卫局!”喊出了“张国焘是帝国主义,是刽子手”的口号。暴动很快被镇压, 六十多名干部群众被害,许多群众逃入深山,直到第二年秋天红四方面军兵败鄂豫 皖,被迫西移,他们才走出深山,将自己舍不得吃的最后一点粮食送给红军,表达 他们对党和工农革命的忠诚。 张国焘在鄂豫皖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后来跑到蒋介石那里当特务的他,在他 写的《我的回忆》里却极力推脱责任,好像几千名红军生命不是在他的屠刀下丧失 的。这就更加显露出他的卑劣品质。 鄂豫皖苏区大“肃反”的发生是有其国际和全国背景。早在1929年10月,共产 国际就明确指示中共中央,要在革命根据地内开始反对“改组派”的斗争。1931年 3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强调指出“反对革命势力在苏 区内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他们更侵入我们的党、团、红军、苏维埃与工会中, 进行他们的破坏活动,以援助南京政府向革命进攻”。“各苏区的‘改组派’、 ‘取消派’”,“都必然是江西‘AB团’的第二”。“这些反革命的组织,对于我 们苏维埃运动,是一个很大的危险,绝对不应忽视这种危险。”“苏区各级党部, 特别是红军中的党部,在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应特别注意与蒋介石派到苏区和 红军中从内部进行破坏我们红军的走狗们斗争。”对于打着“国际路线”和“四中 全会路线”大旗来到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将这些指示和决议,在执行中变质为翦 除异己的工具,张国焘罪责难逃。 苍天有眼,大别山有情。值得欣慰的是,所有在白雀园大肃反中错杀的革命烈 士都得到了昭雪。不过大部分查无姓名了。后人在白雀园的一座山腰上立纪念碑一 座,徐向前元帅亲笔题词:“白雀园殉难烈士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