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穿越霞光 隔山隔水不隔音,穷人红军心连心 党中央派来程子华,周副主席关心穷哥们…… 会师豹子岩 “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了两年半,东北三省全部沦陷,日本侵略军长驱直 入,山海关早已失守,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张学良将军没有去打日本,却 到了鄂豫皖来了! 1934年2月底,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令其将东北 军半数以上的兵力从华北调到鄂豫皖地区,继续加紧对红军的“围剿”。4月中旬, 东北军王以哲第六十七军下辖一○七、一一○、—一七师、何柱国第五十七军下辖 一○八、一○九、一一一、一一五、一二○师及刘多荃第一○五师,共九个师,陆 续抵达鄂豫皖地区。这时敌人继续“围剿”的总兵力达十六个师又四个独立旅,共 八十多个团,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在此时刻,鄂豫皖省委于4月10日召开常委会议,就红军主力实行战略退却和创 建新区的问题,认真地进行了讨论。省委认为“桐柏、厉山、随县等地在平汉铁路 之西,过去比较困难,同时离我们原区域较隔远。我们认为以接近鄂东北地区找地 点较好,其次是接近皖西北找地点……”初步选定了两处新的区域目标:一是豫南 地区的光(山)、罗(山)、息(县),二是皖西北地区的英(山)、罗(田)、 霍(山)。有关红军主力的行动方针,省委决定“不论是在中央建议所指出地域为 新区域目标,或在别地较更适宜的区域,首先有集中鄂豫皖全体红军主力之必要”; 同时令“红二十五军马上过皖西去会合二十八军,会合后即来鄂。那时如可能,即 照我们在鄂方所找地点;如不容许我们在此创造新区域,即到皖西北所说地带。我 们尚不知这种大计是否适当,请中央详示!” 以上,就是省委对中央之建议所作出的具体答复。包括吴焕先在内,省委成员 在酝酿这个建议的过程中,尽管也怀有一种美好的心愿,想就近寻找和开创新的区 域,但毕竟还是跳不出“死守”根据地的圈子,不到一定的时候,似乎也欠缺那么 一种更为远大的眼光、胆略和气魄!历史进入到举足轻重的转折关头,总是因为人 的主观意识方面的因素,而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无不打上特定的烙印。很多年以后, 郑位三说:“因为都是土包子,不敢走远!” “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历史留给后人的一句俗语,还是比较符合事物发展 规律的。对吴焕先来说,这一着也很重要。你想要就近开辟一块新的区域,你就得 投身于这个区域的变革之中,如同幼时泡在倒水河里扎猛子、打扑腾,不喝上几口 清浊不同的河水,你就品不出其中的滋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周 而复始的循环过程,也是他逐步成为具有卓越智慧和领导才能的关键所在。红二十 五军在此以后的几次重大战略决策,无不与他的聪明才智休戚相关…… 省委决定去皖西北会合红二十八军的使命,自然而然又落到吴焕先的肩上。与 此同时,省委还决定了部队的集中整编和新的领导成员,即将两军“完全编为红二 十五军”,“在可能之下编成两师单位”,并决定“刘得利同志任红二十五军军长, 吴焕先任军政委……暂定为此,等中央派军事干部来再决定之”。但是,这一次职 务改变,又意味着什么呢? 从军长到军政委,是历史对他的又一次选择,还是对他的嘲笑?不是么,早在 敌军“战斗详报”中挂了号的一军之长,经过一年又四个月的艰苦历程……忽然又 改任军政治委员,岂不是历史对他的无情作弄?不,谁也没有对他有过什么抱怨, 指责过他的无能。休戚与共的省委领导成员徐宝珊、郑位三、戴季英、高敬亭,包 括远在皖西北的郭述申,大家都不曾这样认为。沈泽民生前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之中, 也曾提到吴焕先是“打游击出身”,军事上“知识不多”,但对他毫无一句责备之 词;写到有关军事行动方面的挫折失败,均以“我们”如何长短,集体予以承担。 就省委领导成员来说,大都是些留过洋和不曾留过洋的革命知识分子,军事上没有 个中心人物,以至连省委军委会都难以成立;三番五次提出请求中央委派军事指挥 干部,也是人所共知的事,而且多次写人省委的报告、书信之中。 吴焕先之所以担任军政委,也是他根据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主动向省委领导 提出的。他说:“我们都是打游击的出身,没有跨人过黄埔的门坎。现在就是筷子 里面拔旗杆,也应当多拔上几根出来,挑挑红二十五军的旗子!八仙过海也好,九 死一生也罢,多几个领兵打仗的指挥人才,挺身而出,各自显显神通!谁在军事指 挥方面高出一招,就推举谁为军事上中心人物!”这番实实在在的肺腑之言,倒是 应了省委当初选定他为军长的主导思想,尽管他当时很不愿意担任军长,一再推辞, 但现在又把这种“筷子里面拔旗杆”的做法,推而广之提了出来。而就他来说,他 总以为担任军政委比军长更为合适一些,别的也无所考虑。这个意见,他当初就对 沈泽民讲过不止一回。省委于是也是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由刘得利担任红二十五 军军长。 临去皖西北之前,徐宝珊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说他这个代理书记,按说也应 当随军去一趟皖西北,了解了解那边的斗争情况,好传达中央和省委的意见,都因 为拖着个病身子,难以遂心如愿。他一再对吴焕先说:“我这个很不争气的身体…… 唉唉,一切都得靠你去办,有劳于你!你完全可以代表省委,传达中央及省委的决 定。对了,有关你的职务变动,要是感到不好宣布的话,暂时也可以不讲,等到部 队过来以后,由我直接宣布,对指战员加以解释……” “呵呵,这有什么不好宣布的,常有的事嘛!”吴焕先不以为然地笑笑。 徐宝珊沉了一会才说:“我担心有些不了解内情的人,瞎胡乱猜起来,将会产 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影响军心咧!” 吴焕先不由笑道:“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闲话!你就放心好了,我定会稳住军心!” “既然这样,你就酌情去办!两军会合以后,要抓紧整编工作,尽快把队伍带 回鄂东北。事不宜迟,千万不要耽搁!”讲到这事,徐宝珊不禁又说:“那边的领 导同志,对省委几次去信批评,也可能有些意见。这个问题,也不要闹得不可开交, 等他们过来以后再说……” 这倒是有碍于领导成员团结的大问题。自从红二十五军穿越潢麻公路被敌人切 断以后,七十四师大部及全军的行李挑担,约一千余人,由副军长徐海东率领,复 又转至皖西北,去而不回,省委对此耽心不已。这一时期,由于敌人的重兵分割, 省委与皖西北道委失去联系,先后几次写信给皖西北道委和红二十八军,促其来鄂 东北与七十五师集中行动,但都没有回音。因为无法了解皖西北地区和红二十八军 的实际情况,同时又听信了一些片面的情况反应,省委领导对此也极为恼火。省委 在1934年3月24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曾提到红二十八军“除了打粮以外……没有 积极向敌人进攻,完全是一种保守消极的样子”,认为“海东、述申同志有大的错 误”,“要检查他们错误的实质”。吴焕先也持有这种看法和意见。对此,他心里 也很恼火,“天隔一方”,能不憋气么? “我一定注意这个问题,按照省委的决定,严格执行就是!”吴焕先说。他跟 徐宝珊一起共事五年之久,徐的党内职务一直在他之上,政治上似乎也比他强,处 理问题十分慎重,善于团结同志,倾听不同意见。因此,他对徐宝珊向来也很尊敬, 言听计从。 徐宝珊笑了笑说:“好好。一路上,也要多加小心!特别是穿越潢麻公路,更 要当心才是……” “嗯嗯……”吴焕先连声应着。但不禁又冒出这样一句话儿:“这一次往返于 潢麻公路,再要有个什么闪失的话,呵呵,我就该提头来见!” “别开玩笑,还是当心为好。” “是呀是呀,去年过路时被毒蛇咬了一口,今年还是多加提防才是!” 于是,吴焕先便带领七十五师千余人,又一次穿越潢麻公路,东去皖西北会合 红二十八军。 这是历史的穿越! 说来也十分巧妙而又顺利,这一欢穿越公路,吴焕先采取了“昼伏夜动”的秘 密行动,神不知鬼不觉地迂回了一百多里,直插到公路附近;同时又利用东北军布 防尚未就绪的有利时机,出其不意地穿过公路。4月16日,两支红军主力在商城县东 南方向的豹子岩,胜利地会合在一起,指战员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青山绿水都向 这支多经挫折磨难的英勇之师点头致意!吴焕先,徐海东,时隔半年之久被敌人分 割于鄂东北、皖西北两地的红二十五军的核心人物,又一次在皖西北根据地会面了。 二人相视而笑,握手无言,从此以后历史也就紧紧地把他们拴在一起…… 当天,除了开会传达中央及省委意见之外,互相间还交谈了鄂东北、皖西北两 地的反“围剿”斗争情况。吴焕先这时也才明白:坚持在皖西北根据地的红二十八 军,这半年也打了不少胜仗,仅就葛藤山一次战斗,就毙伤俘敌一千余名,活捉敌 五十四师一六一旅旅长刘书春。如此重大的作战胜利,这一时期在鄂东北地区还不 曾有过,吴焕先也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他在了解了红二十八军的真实情况以后,他 和郭述申一起向党中央报告了皖西北的胜利。 可是,省委原来所料想不到的事,这时也提到了吴焕先的面前:决定担任军长 的刘得利师长,在两个多月之前的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后光荣牺牲,眼下,由谁 担任军长呢?两军合编以后,没有军长是不成的,如同一支正在准备整队列阵、急 待起飞的雁群,却没得一只凌空展翅的领头雁,将令人感到十分扫兴,有失军旅的 威严!经过再三考虑,他又跟郭述申交换了意见,一致推举由徐海东担任军长。事 到临头,他们也只好采取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过后再向省委报告。据此,吴焕先 在4月16日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即刻写下这样一笔: “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 谁知徐海东偏又憋着一肚子气儿,一口一个“当不了”,就是“当不了”! 徐海东,1900年生,湖北黄陂县人。1925年入党,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任排 长。北伐战争汀泗桥战斗受嘉奖。1927年回黄陂河口区任农民自卫军队长,参加黄 麻起义。后任中共黄肢县委军事部部长,县赤卫军大队长、独立营营长,红色补充 军第六师师长,警卫团团长,红四军红十三师三十八团团长,红十二师三十五、三 十六团团长,红四方面军独立第四师师长,红二十七师师长,红二十七军七十九师 师长,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师长、副军长,红二十八军军长。因作战勇敢足智多谋, 敌人怕他,称他为“徐老虎”。红军战士热爱他,喊他“海东哥”。 徐宝珊估计到了,吴焕先此行皖西北,这边可能有些“疙瘩”。吴焕先了解徐 海东的耿直心肠,便采取激将法对他说: “呵呵,你当得了二十八军军长,当不了二十五军军长?葛藤山战斗,刘书春 两个团,就被你打得落花流水……这一仗,都是由于你的指挥正确,巧妙灵活,大 胆果断……” “你少给我戴高帽子!”徐海东恼怒地嘟哝着,“我可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 错误!” 吴焕先不觉一怔,但很快就明白过来,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儿。他接着又说: “海东同志,我们也是不吵不闹不相识,不打不骂不成交!这顶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的大帽子,我可从来没有给你扣过。要说扣帽子的话,倒是真正扣过几顶,叫你想 也想不着,猜也猜不到……呵呵,比起‘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大帽子,还要具体 吓人!” 徐海东说是真的吗? 吴焕先说一点不错,不瞒你讲,我上个月在三里城时,曾以我个人的名义,给 中央写过一个报告,确实给你和郭大个子扣了两顶大帽子,向中央告了你们一状! 说你们在苏区按兵不动,日以打粮为生,敌人来攻打一打,不攻就不动……听听, 这帽子也是够厉害的,够你喝一壶的咧!可是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跟我原来 所听到的反映大不一样,完全是捕风捉影,不顾事实地胡说嘛…… “我就是对你有意见,说风就是雨的……” “这就对咯。我这次来皖西北,就是要听听你的批评意见!我这个人嘛,你也 不是不知道,有时候也很执拗,独断专行,听不得别人的意见。记得有那么两回, 因为意见不一致,愣是把沈胡子都气哭了……说我‘欺人大甚’!你说我敢么?直 到他临死的时候,我心里也十分后悔,总觉着没照顾好他……” 说到沈泽民之死,两人都默不作声。徐海东不由抹了抹眼泪,说:“沈书记可 是个好人哪!打七里坪的时候,戴季英要肃我的反。他后来对徐宝珊说:‘只要我 不死,不准谁再说徐海东有问题。’没想到他就这样走了,还派人把怀表送给我…… 我知道这块怀表还是在上海开中央会议的时候,瞿秋白同志送给他的,只要我不死, 一定让它物归原主!” “胡子可是一直念叨你啊!记得那次过路时,他等不来你怎么也不走,我让担 架强迫抬他走。他还骂我‘欺人太甚’。都是敌人太狠了,把我们分割开来,通不 了音信,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当天晚上,吴焕先就跟徐海东睡在一起,两人整整谈了一夜。谈郭家河战斗的 欢乐,也谈七里坪之围的痛苦;谈飘忽的游击战略的经验,也谈死守防御、分兵活 动的教训;谈红二十五军成立以来的作战胜利,也谈所遭受的挫折失败。谈到红二 十五军的领导问题时,吴焕先不禁又说:“还是我这个军长没有当好!一万多人的 红军队伍,现在只剩下两三千人,够叫人痛心的了。说来道去,许多问题都得由我 担当!”“戴季英实在欺人!”徐海东忍不住又冒出这么一句话来,把戴季英数落 了一阵,说他老是跟他作对。吴焕先忙说:“我是军长,应当负主要责任!领导工 作方面的问题,大都是由于我的过错而造成的,叫你也受了不少委屈。算了算了, 咱们从今以后,重打锣鼓另开张,共同带好队伍,多打胜仗,少吃败仗。我嘛,今 后也当尽力而为,当好军政委,战场上给你做个好助手!”徐海东听了,还是那么 一句实打实的话儿:“我们两个,能够尿到一个壶里!” 但是后来发生的省委对皖西北道委的错误处理,是吴焕先不愿看到也承担不了 责任的。1933年7月,郭述申到省委汇报工作时,省委的同志对他说,在鄂东北游击 总司令部工作的留苏学生胡正明是反革命,已被处决,他的爱人夏玉华也是留苏学 生,在皖西三路游击师当政治部主任,也是反革命,叫郭述申把她处决。郭述申反 对没有根据的乱捕乱杀,回去之后立即进行调查,结果证明,夏玉华是个好同志, 红军里难得女才子,群众关系好,对苏区贡献很大,便没有执行上级领导的错误指 示,将夏玉华保了下来。1934年5月,省委领导到皖西北巡视工作。凭借逼供得来的 所谓证据,指出游击总司令吴宝才和红八十二师政委江求顺是反革命,责令道委将 他们逮捕。郭述申对朝夕相处,长期战斗在一起的同志深为了解,吴宝才是黄烟工 人出身,1927年就加入中共,曾任苏维埃主席,皖西北游击总司令并代理过道委书 记。他为人豪爽忠诚,艰苦朴素,在战斗中机智勇敢,对敌斗争坚决,为革命做出 了卓越贡献,深受人民爱戴。江求顺1932年任三路游击师师长,后为红八十二师政 委,对开辟六霍游击根据地,创建工农武装有很大贡献。像吴宝才、江求顺这样的 同志怎么能是反革命呢?郭述申和徐海东都坚决反对。可是省委领导诬指郭述申 “严重右倾”,“肃反不坚决”,是“反革命”,撤消省委委员和道委书记职务。 红二十五军向陕南转移途中,到达河南方城县独树镇时,负责肃反的领导人要处决 郭述申。徐海东拍案而起:“郭述申是反革命,我们都是反革命,干脆散伙吧!” 很多年后,郭述申还感慨万分地说:“由于海东同志的坚决反对,我的生命才得以 保全。” 1934年4月17日,汤家汇的豹子岩。红二十八军重新编入红二十五军,下辖红七 十四师、七十五师。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政治部主任郭述申。红七十四师辖 三个营,师长梁从学,政委姚志修;红七十五师辖两个团,师长丁少卿,政委高敬 亭。全军两个师,加上百十人的手枪团,总共三千余人。 吴焕先以军政治委员的身份,向全军指战员讲了话。他说,皖西北、鄂东北两 地的红军主力,被敌人分割半年之后,现在又胜利会师了,集中在一起行动,这是 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同时也讲到七里坪之围以后,红二十五军所走过的一段下坡路, 都是由于上级领导上的错误,使红军队伍碰了几次钉子,根据地也遭到很大损失, 这是很令人痛心的……总而言之,他这个军长没有当好,负有主要的责任。现在, 上级领导从血的教训里面提高了认识,找到了新的出路,正在积极转变斗争方针, 前途也是大有希望的!他号召全军上下团结一致,英勇奋战,为打垮敌人的五次 “围剿”而斗争!最后,他又可着嗓门讲道:“当军长是指挥打仗,当政委也不完 全是战场鼓动,耍耍嘴皮子,同样也要指挥作战!危急关头,政委也要冲锋在前, 退却在后,带头跟敌人白刃格斗。军长和军政委只是职务不同,职责范围各有侧重, 打起仗来都得拧成一股劲儿,坚决消灭敌人!我和海东同志,就好比一个人身上的 两条胳膊,随时随地嫖都得紧紧在一起,共同领导好红二十五军!从今往后……” 这就是他改任军政委的就职演说,如同开场锣鼓一般,当着全军指战员敲响起 来。 4月18日,红二十五军即向鄂东北地区实行转移。19日越过潢麻公路以后,驻光 山县沙窝集的东北军一○九师牛元峰部,即以两个营尾追袭击。就在这时,吴焕先 建议徐海东乘此机会,选择有利地形,打敌一次埋伏!徐海东立即将七十五师二二 三团埋伏于沙窝集以西之高山寨,指挥其余部队继续前进,诱敌跟追。当敌人进入 伏击地区时,七十四师三个营突然回头反击;与此同时,二二三团也从侧后发起攻 击。敌人遭到前后夹击,顿时乱作一团,仓皇溃窜。红军乘胜猛攻,将敌两个营大 部歼灭,毙伤敌百余名,俘敌五十二人,缴获轻机枪十余挺,步枪百余支。 这次战斗,是两军合编后的第一仗,也是对东北军的首次打击!当天晚上,红 二十五军就转入西高山一带,即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的活动区域。这时,徐宝珊也 由天台山转到这里,跟戴季英住在一起,期待着吴焕先的归来…… 东北军进山 吴焕先把队伍给带回来了,这真是红二十五军历史上的光荣。徐宝珊的病好了 三分,连担架也不用坐了,拐棍儿也不用拄了,他亲自去给红二十五军同志们洗尘 接风。吴焕先向省委报告了部队整编情况,以及推举徐海东担任军长之事,徐宝珊 的心也像悬着的石头落了地。说到高山寨战斗,吴焕先特别讲道:“抓到五十几个 俘虏,全都带了回来,缴了十来挺机枪,都是捷克式的新玩意,卸都卸不开,我想 从俘虏里留下几个,你看这事要得要不得?” “要得,要得!我们红军队伍里面,就缺少一些专门的军事技术人才……”徐 宝珊态度十分明确。可他又说:“这种小事,你们自己决定就是,还用省委开会讨 论不成?你能把个格老子带在身边当号官,就不能留下几个东北军俘虏么?也真是……” “情况不同,这回留下来的大都是机枪射手……”吴焕先很不好意思地笑笑, 没有多作解释。他所提出这个问题,也不是伯承担什么责仕,而是两个师政委持有 不同意见,吴焕先做了一番解释才勉强把俘虏押了回来。得到省委书记同意,等于 拿到一把“尚方宝剑”。 徐宝珊鉴于东北军刚来不久,接防部署尚未就绪,决定抓紧时机召开省委会议, 认真研究一下斗争形势,统一思想认识。他认为蒋介石把武汉三镇及鄂豫皖边区交 给了张学良,仍是继续发动整个第五次“围剿”的一个组成部分,只不过是采取填 补窟窿的办法,将其十三师万耀煌部、三十师彭振山部、三十一师李敬时部,乘机 调往江西围攻中央苏区。这样,就更加暴露了蒋介石“摄外必先安内”的狼子野心。 对于东北军九个师的来到,他以为将是一次更为残酷的阶级决斗战争,首先必须以 顽强斗争精神,紧急动员和行动起来,粉碎敌人新的进攻!同时也要看到东北军人 生地疏,不善于山地作战,粮饷也有一定困难,尤其是下层官兵思乡怀土,要求抗 日心切,不愿参加内战,对蒋介石非常怨恨,等等。因此,除军事上给以坚决打击 之外,还必须采取一切积极行动,做好对东北军的政治瓦解工作。 吴焕先也打心眼里同意这些看法,省委对东北军的策略取得共识。将大部分俘 虏予以释放,剩下十来个愿意留在红军中服务的人物,正好编成一个班,集中进行 政治思想教育。可是无论把这个“俘虏班”分到哪个营里,都不乐意。营政委们的 脑袋是铁铸的,按着一触及发的保险机,万一生出个什么事端,可不是闹着玩的2零 星几个倒也好说,弄个不拿枪的差事做做也可以。而这整整齐齐的一个“俘虏班”, 大多又是些机枪射手,其中还有那么两个留着偏分头的“漂亮阶级”……谁个吃了 豹子胆啦?几经挫折的红二十五军,首次补人一个“俘虏班”,加之肃反扩大化的 错误影响,心有余悸啊! “赵凌波,你个格老子敢不敢?”吴焕先无奈点了将。 跟随吴焕先一年之久的号官赵凌波,这时已经入党,刚刚提升为营政委。这家 伙当上了营政委,给全营战士讲起话来,也是格老子长格老子短的,因此都喊他 “老子政委”。可是,谁要是当面喊他一声“老子政委”,他马上就会把脸一沉, 没好气地说:“你念过《百家姓》没有?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格老 子在《百家姓》里排行第一,全中国头一个大姓!”虽说当了营政委,后腰上仍然 吊着一把军号,无论是行军作战、宿营开饭、或联络调动哪个连队,都是他亲自掌 握吹号,身边从来也不带号兵。到了紧急关头,向敌人发起攻击的时候,也是一手 拎着驳壳枪,一手举着军号,嘀嘀嗒嗒地猛吹一阵……吴焕先对他这点突出表现很 是满意。 “啥子敢不敢的,我收下就是!”赵凌波倒是无所顾忌,满口答应下来。 别的营政委乐了,没有不说不合适的。“老子政委最合适不过!现成的政治课 本,十天半月也讲不完……” 省委4月25日至30日,先后在卡房召开了两次常委会议,就第五次反“围剿”斗 争以及对东北军的策略方针,分别作出了两个决议。为贯彻这两个决议精神,吴焕 先及时主持编写了《关于粉碎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决议案讨论大纲》,以 军政治部名义发给各级政治委员,要求拿到连队中去,普遍开展活泼的“问答会” 式的学习讨论,“使每个党、团员及每个红色战士彻底了解“党的斗争方针”, “多多发表意见”,提高思想认识。5月2日,他又以军政治部名义主持编印了《最 近的口号标语大纲》,其中对白军士兵的宣传口号中,就有对东北军的六条。 “奉军士兵们,你们的老家被出卖了!你们的父母兄弟妻子都成了帝国主义的 奴隶,你们要回老家去,不要当亡国奴!” “你们不要到鄂豫皖苏区攻打自家兄弟——工农红军!” “起来,收回东北失地!”…… 经过教育的“俘虏班”这时也补人连队,分别担任机枪“教官”。这在红二十 五军的历史上,也是个十分有趣的在编职称,连队中所以增加这个“教官”,就是 为了培训红军的机枪射手,更好地使用掌握缴获的“捷克式”。吴焕先为此还做了 一些具体规定:每个连队的机枪“教官”,均享有一定的地位待遇,职务仅次于连 长、指导员。在日常生活方面,则要比连长、指导员优厚一等,连队喝稀粥时得给 “教官”捞碗稠的,每逢改善伙食,也得多打一勺肉菜;晚上都跟连长、指导员一 屋同住,而且还得想办法支上一块门板,或捕点稻草。这在当时的艰苦岁月,也是 一种莫大的特殊照顾,那些东北军士兵无不为之感动。 俘虏兵郎献民,是个不问政治的人,更不听信什么“赤化宣传”。作为一个机 枪手,他也有个不可动摇的信条:吃谁的粮,就为谁打仗!他始终抱着“军人服从 命令为天职”的神圣戒律,对于上级的作战意图,他是从不打听过问,就晓得服从 命令。因此,也曾闹过不少笑话。有一次连队举行讨论大纲“问答会”,他恰好扯 到这样一个题目:“张学良来鄂豫皖换防是个什么动作?”你猜他怎么回答?“这 是政治讨论大纲题目,本人对政治不感兴趣,向来不肯过问。”指导员笑了笑说: “郎教官,这个题目不包括政治方面的内容,指的是军事行动!”他随口又说: “这不是我所考虑的事,也不是我所回答的问题。管他张学良什么动作不什么动作 的,本人向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长官叫我怎么做就怎么做!”惹得红军战士轰然大 笑。 吴焕先听说此事和郎献民谈了一次话。“好兄弟,你从大东北来到大别山,吃 的是东北军的粮,跟红军打仗为的什么‘!”“听说是委座讲的,攘外必先安内, 安内必先剿匪。”“如此说来,是先消灭红军,再攻打日本?”“好兄弟,你恰好 上了老蒋的当!我们反对国民党出卖东北三省,国民党却欺骗说‘剿赤区即是抗日’。 呵呵,大别山有日本兵吗?欺骗你们同自家兄弟作战哩!红军的标语口号,可不是 胡乱喊的,而是要坚决实现!”“这个本人也知道……”“你知道可是并不完全理 解。我的好兄弟,你虽然不问政治,政治可得问你!军部最近编了一首新歌你唱了 吗?” 张学良呀张学良, 看你成了什么样? 丢了东北和家乡, 国民心中好悲伤…… 郎献民情不自禁地抹了眼泪。也不知是歌词内容使他伤心,还是军政委的苦口 婆心使他感动。反正他哭了,哭得好悲痛哩! 这个东北军的优秀机枪射手,一年又五个月之后,担任红军团长。 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觉得政委的形象很重要。他最早担任农民自卫军党 代表,以后任红四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老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政治委员、红四方 面军政治部主任。张国焘让他当游击总司令;沈泽民叫他当军长;他都觉得不如当 政委更适应,艰难曲折的斗争磨练,“筷子里面拔旗杆”也拔出来了。眼下政治工 作里面也要“拔一拔旗杆”了,政治委员的形象也要树一树! 红军初创时期的党代表,自从1929年改称政治委员,这个职称仍然是崇高的, 神圣的,权威的!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经过那么一场鲜血淋淋的“肃反”之后, 军、师、团、营的政治委员们,给人所打下的烙印似乎又是冷酷的,无情的,残忍 的!党在红军中至高无上的核心人物,各级政治委员的赫赫大名,总是跟“肃反” 二字自然而然地扭在一起。令人尊敬的党代表,在许多指战员的心目之中,似乎变 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使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栗!因为每一个政治委员的形象都 是有鼻有眼,活灵活现就在眼前,包括戴季英和高敬亭在内,都被扭曲了原有的本 来面目! 历史的曲折罪过,留在人们心灵深处的阴影,往往也很浓厚、蒂固,不会自动 消失。赤胆忠心的红军战士,在敌人炮火下是英勇无敌、舍生忘死的,但有相当一 批“还没有当够战士”的战士,就以为当战士“保险”,死也不肯担任领导工作, 害怕沾上干部的边儿。就是入党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谁晓得加入的哪个“党”,是 货真价实的共产党,还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第三党”!人错了门儿,同样跟着倒霉, 会掉脑袋!有点文化知识或识得几个字的,宁肯把这点稀有珍宝暗自埋伏下来,让 其完全作废,也不轻易显山露水,怕遭到意外的杀身之祸!许多师团营的领导干部, 宁愿做个军事指挥员,冲锋陷阵而死,也不愿做个什么政委,招人讨嫌!由于这个 缘故,各级政治委员、连队指导员,也很不健全,谁也不大乐意补这个空缺。 吴焕先当然是无所忌讳的。他在担任军长期间,没有直接参加“肃反”工作, 而且在他力所能及的职权范围,还曾从死亡线上挽救过几条性命,大家也是有口皆 碑,称赞不已。相比之下,戴季英和高敬亭有所不同,很难取得指战员的宽容和谅 解。豹子岩会师后的就职演说,不但无损于军政委的形象,而且很快赢得全军指战 员的拥护、尊敬和爱戴!这,也许是他担任军长之时,就赢得的绝对权威,为他的 职务改变作了应有的铺垫。这一切,都不过是随着历史的进程而演变的…… 6月中旬,部队转入开辟边沿新区的时候,吴焕先为健全各级政治委员制度,增 强党对部队的政治思想领导,很快就提拔了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常玉清、陈先瑞、 田守尧、陈锦秀、刘震等一批共产党员,先后都担任了营政委、连指导员,逐渐形 成一茬强有力的基层政治工作骨干。这时,包括他在内的各级政治委员,全部深入 到各个连队,埋头从事实际而又具体的政治工作。省委提出:“政治工作到连队去” 的口号,就是他们借以克服不切实际的工作方式,努力改变政治工作者形象的行动 准则!每个连队普遍进行了“怎样组织和武装群众”、“怎样分配土地”的教育, 全军指战员积极投入了发动群众、开辟新区的行动。 这一时期,吴焕先也建立健全了军政治部机关,成立了一支队伍精干的宣传队, 唱歌演戏、刷写标语、喊口号鼓动士气,并做发动群众和瓦解敌军工作。军政治部 印刷了《哗变士兵招待条例》,并在靠近敌军的边沿区域路口,设立了“哗变士兵 招待处”,或俘虏兵回去散发传单,或派便衣队秘密张贴标语,或派地方部队向敌 人喊话鼓动。甚至还给驻扎在光山县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将军,捎去红 军的传单和标语口号。王将军看了后也默默无语。 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在一份标着“急!绝对秘密!”的军事训令之中,明确答 复了鄂豫皖省委4月13日的请示报告,表示“原则上同意省委提议红军主力仍留在原 来苏区继续行动”,以“息县及光山、罗田以北,为新苏区的主要根据地及领导中 心”;但同时也提到“只有积极地向外发展才能打破目前封锁局面”的问题。最后 还提到这样一句:“中央苏区准派军事干部来帮助你们工作。” 但是,长期处于“围剿”和反“围剿”战争中的红二十五军,想要凭借大别山 脉一角,安安稳稳开辟一块新的红色区域,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敌人压根就 不允许它的存在,一旦发现什么异常现像,顿时就会从四面八方猛扑而来,像捕获 猎物一般吞食干净。刚刚显露出一对头角的朱堂店、铁铺革命根据地,就面临着一 场严峻的挑战! 就在这时,张学良制定了一个从7月1日到10月10日的一百天“围剿”计划,使 用了十五个师又三个独立旅的兵力,其方针是“一面划区清剿,一面无限制的用竭 泽而渔之方,作一网打尽之图”。敌人将鄂豫皖地区划分为六个“驻剿区”、一个 “护路区”(平汉铁路),并以两个师又六个团组成四个“追击队”,对红军主力 实行跟踪追击。敌人声言要在三个月之内,将红军“完全扑灭,永绝后患;彻底肃 清,以竞全功!”7月初,敌人即开始行动。 7月12日,敌—一五师姚东藩部、—一七师吴克仁部,协同护路部队一○五师刘 多荃部一部,从东西两面向朱堂店地区大举进犯。红军主力为避敌锋芒,掌握主动, 即由朱堂店向铁铺以东地区实行转移。红二十五军经由殷家冲转移的途中,于17日 早晨到达长岭岗附近,发现敌—一五师两个团夜晚间就盘据在岭上,早晨一起来便 架起几门追击炮,朝四下盲目轰击,几顶黑色帐篷也未及拆除,戒备十分疏忽。徐 海东马上与吴焕先政委作了研究,决定抓住有利战机,歼灭该敌。长岭岗是一条孤 岭,地形比较狭窄,敌人只不过是夜间借以宿营,并无工事可守。战斗打响后,两 处连哨即刻被红军连窝端掉,长岭岗很快也被拦腰突破,敌人首尾不能相顾,顿时 乱作一团。这时,活动在附近的地方武装独立团(又称西路军)和游击队,也赶来 配合红军主力作战。满山遍野红旗招展,号声震天,喊杀声响成一片。军政治部拟 定的战场喊话口号,这时也变作强有力的催化剂,从四面八方喊了起来: “缴枪不杀!红军优待奉军兄弟……”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奉军兄弟们,赶快投降吧!” “调转枪口,收回东北失地!” 在红军几面夹击和强有力的政治攻势下,敌军纷纷夺路逃窜。红军乘胜追击, 拦路截获部分逃跑之敌。绰号“姚二楞”的敌师长姚东藩,率残部遁逃而去。 长岭岗一仗,给了东北军当头一棒!敌—一五师六四三。六四四两个团,遭到 歼灭性的打击。战后,该师残部即调往孝感休整,师长姚东藩亦被撤职。两年之后, 张学良将军仍念念不忘此事,说二十五师在大别山一伸手,“姚二楞”就垮了! 战斗中总共抓得四百多名俘虏。吴焕先这时又发动各级政治委员和连队指导员, 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分别对俘虏兵进行说服教育,晓以民族大义,使其能够为红 军服务。随后又留下一大批东北军士兵,其余的全部发给路费,予以释放。战斗中 缴获的捷克式轻机枪一百二十多挺,步马枪八百余枪,也大大改善了部队的武器装 备。好几个营换上了一式的步马枪。不少的战斗连队,都配备到九挺轻机枪,平均 每个班一挺,全军上下,战斗情绪都十分旺盛。多打胜仗多缴枪,对于改善劣势条 件下的红军队伍,确实具有一种神奇的魔力! 徐海东和吴焕先随后又采取飘忽的游击行动,忽南忽北,忽东忽西,神出鬼没 地与敌进行周旋,搞得敌人晕头转向。8月初,红二十五军转向罗山、黄陂、孝感交 界地区活动。当敌三个“追击队”和三十二师及一个独立旅,对红军主力再次实行 合围之际,省委考虑到继续留在这一带活动将很不利,遂决定红二十五军转向皖西 北地区。敌人的合围计划,还没有完全部署妥当,就落得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8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到达皖西北地区熊家河,即回旋活动于商城、六安、英山 之间的广大区域。其间,摧毁了不少的民团堡垒围寨。8月25日,于独山郝家集打退 敌十一路军独立旅的进攻,毙伤俘敌五百余人,缴枪三百多支及大批军用物资。 这时,为扩大红军主力进入皖西北境内的政治影响,省委决定攻打英山县城。 部队试探性地攻了一下,发现城内驻有敌四十七师上官云相部一个团,还有不少的 地方民团,工事坚固,防守严密,如果冒险硬攻,势必造成重大伤亡。徐海东一看 不能攻打,就把部队撤了下来,立即建议省委改变作战计划,与其以很大伤亡攻打 英山,不如远距离奔袭,攻打一下太湖。太湖是敌人的后方,防守兵力薄弱,远程 奔袭,出其不意,也有一定的胜利把握。一旦攻下该城,政治影响比起英山更大! 徐宝珊和吴焕先都以为很有道理,一致同意这个意见,决定远程奔袭太湖。 战前的准备工作,包括进行政治思想动员,向来都是十分紧张的、繁忙的,但 又是异常热烈的、兴奋的!吴焕先每到一个连队,都少不了向战士们鼓动几句: “同志们,东北军给我们改换了武器装备,可我们目前还是缺吃少穿,英山县城的 敌人又不肯供给,怎么办呢?听说太湖的县太爷拥有不少的物资,就看我们去不去 领!要去的话,大家都把鞋子收拾利索一点,今晚上就要甩开膀子,磨磨脚板咯!” 战士们也都习以为常地回答: “甩开膀子磨脚板,一夜走它百二三!” 部队完全采取“昼伏夜行”的秘密行动,于9月3日傍晚出发,当夜行军九十余 里,进至太湖西北的回龙湾,集结隐蔽起来。4日下午,继续行军一百三十余里,正 时拂晓时分,以极其神速勇猛的动作,一举攻占太湖县城,歼敌安徽省警备旅一部, 缴获了大批棉布、粮食、药品等物资。战后,全军每人都发到一把雨伞,当时部队 经常露宿野外,雨水又多,没有防雨用具,指战员们都高兴地说:“一把雨伞就是 一间小房啊!” 天亮以后,吴焕先就写了一份“红军攻占太湖县城”的战斗捷报,由文印员刻 出,满县城张贴。宣传队也走上街头,演唱红军歌曲,进行口头宣传。当天,军政 治部就组织发动群众,分粮。分盐、分衣物,县城内外,一片欢腾。其声势影响之 大,遍及附近几个县境。“太湖、霍山许多地方群众,自动抗租子和高利贷;潜山、 宿松一带起来杀反动,打游击;合肥、屯溪发生了很大的抗粮暴动;这些地方的穷 人自动跑来参加红军!”远程奔袭、攻克太湖的胜利,极大地鼓舞、振奋了军心民 心! 之后,红二十五军即遵照省委的决定,转到太湖与英山交界的陶家河地区。这 时,全军两个师分别展开活动:军长徐海东率红七十四师南下蕲春县张家(土旁)一 带,担任警戒掩护任务;军政委吴焕先则率领红七十五师,就近在陶家河四周乡村, 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很快就开辟了一 小块新的区域,使部队有了立足之地。这一时期,先后成立了陶家河区委和两个乡 政权,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为贫苦群众分配了土地。但是,这一块新区的 开辟,并没有给吴焕先带来新的喜悦,新的希望,反而增添了不少的烦恼。有时候, 动不动就大动肝火,碰到谁就在谁身上出气。甚至,连徐宝珊也感到莫名其妙。 有一次,吴焕先叫军部交通队绑了一副担架,挑选了几个身强力壮的战士,随 时跟在徐宝珊身边,以便应付意外情况。谁知徐宝珊不但不领这个情,反说他多此 一举,虚张声势!吴焕先也不肯相让,怒气冲冲地说:“这事不属于你的职权范围, 你就别加干涉;该管的就管,不该管的别管!”居然在众多战士面前,弄得省委书 记下不了台。徐宝珊过后找他谈心,不由问道:“你好像有什么心事,这两天火气 很盛!”吴焕先沉默了许久,随后才忧心忡忡地说:“不是我的火气盛,也是没有 法子,感到前景不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开辟了这一块新区,纵横也不过 三十里,这叫做什么根据地!敌人一个包围进攻,很快就得完蛋!你说,我不为你 弄好担架,到时候……谁吃罪得起?” “呵呵,才是这么回事!……”徐宝珊似有所悟地笑了起来。 这一时期,徐宝珊那么一副久病的身体,似乎也好得多了,能够跟随部队一起 行动,平常就住在军部。郑位三、戴季英、郭述申等省委常委,平时都是各在一方, 独当一面,每召开一次会议也很困难,给省委领导工作带来许多不便。鉴于这种情 况,徐宝珊也只好仿照沈泽民生前的领导方法,跟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担负起省 委的领导职能。因为省委一直没有建立党的军委会领导机构,有关部队作战行动的 决定和开辟新区工作方面的问题,他也只能与吴焕先、徐海东等领导同志互相进行 商讨研究,及时做出相应的决策。决定放弃进攻英山、改为奔袭太湖县城,就是个 明显的例证。徐宝珊对于开辟陶家河根据地的前景,似乎也怀有一种忧虑之心,不 无感慨地说:“将近两个月了,从鄂东北来到皖西北,每天总是飘忽来飘忽去的, 在一个地方也待不了多久。陶家河这块地方,物资倒是富足,群众条件也好,就怕 敌人发动围攻,说不定哪会儿又得挪窝!看来,确也不是长久之计……” “是呀,飘忽来飘忽去的,总得有一块比较巩固的区域。陶家河这块方圆不过 三十里的新区,看来也只能住上个把月,时间长了,势必招致敌人的围攻。我们现 在转到了皖西北,谁知鄂东北那边又变成什么样子……临过来时,就听说反动民团 都编成了收谷队,准备下手抢割稻谷,完全断绝群众的粮食。长此下去,总是飘忽 不定,队伍发展壮大不了,新区域怕也巩固不住,这个问题得认真研究一下!”吴 焕先一口气道出了他的基本看法,也是他所以感到烦恼的实质所在! 徐宝珊也不由皱起了眉头,边想边说:“根据地被敌人压缩成几个小块,到处 都是一片封锁的罗网,碉堡围寨林立,反动统治严密。屡遭摧残的根据地境内,土 地荒芜,村舍成墟,人口锐减,兵员枯竭……到了这种地步,看来也难以继续恢复! 朱堂店和陶家河两块新区,并不十分景气,到头来也无法巩固。唉唉,这一场生死 的阶级搏斗,看来是到了最后的吃紧关头……” “中央不是说派人来么,已经三个多月了,一点消息也没有?”吴焕先不由问 道。 “谁晓得怎么回事?军事训令上写了那么一笔,只听雷声响,不见雨下来。” 徐宝珊也是忧心忡忡。无奈又感慨多端地唠叨起来: “东北军欺人太甚!九个师压到鄂豫皖还嫌不够,忙又调来个一二九师,整整 十个师了!简直逼得我们没有立足之地,毫无喘息之机。有朝一日,看看这帮家伙 怎么去见家乡父老?他们还有脸回去吃大豆高粱么?” 是啊,东北军十个师大兵压境,毕竟是压在鄂豫皖边区的一支强敌。血气方刚 的张学良将军,为继续加强对鄂豫皖边区的“围剿”,遂于10月初又一次调整加强 了“追剿”部队的兵力,将原来的四个“追击队”改编为“豫鄂皖三省“追剿队”, 下辖五个支队(总共十六个团),由上官云相担任总指挥。 10月10日,是中国辛亥革命纪念日,也是张学良三个月“围剿”计划的最后一 天。驻扎在鄂豫皖边区的十六个师(包括一二九师)又四个独立旅的军事长官们, 都雄心勃勃地期待着“双十节”的到来,好弹冠相庆,“以竞全功!”然而,恰好 就在这一天,鄂豫皖省委于红二十五军的驻地——陶家河,郁氏祠堂内及时发布了 一份《为粉碎五次“围剿”合劳苦群众书》,其中有这样几句口号: “只有坚决斗争才是我们穷苦群众唯一的正确出路!” “只有参加红军才是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顶好办法!” “只有苏维埃才能够救中国!”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 至此,张学良的三个月“追剿”计划,实际上已宣告破产。10月下旬,敌人集 中三个“追剿”支队,在飞机大炮的羽翼下疯狂扑向陶家河。红军战士在牛背脊骨 山上与敌大血战,敌机撂下来的炸弹把牛背脊骨山炸成一个一个窝坑,震动得陶家 河居民房屋乱抖。无奈,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军部立即撤离这一地区,途经古 坊、凉亭坳,经过两场激战,遂又转而北上,转向南溪葛藤山一带,沿途留下了很 多红军伤员…… 大约七十年后,陶家河人民仍然想念红军,他们记住这里是红二十五军创建的 方圆不到三十里的根据地。忽有一天,五个百岁老汉倡议,把群众捐献准备修庙的 钱拿来修了一座红军纪念馆。为在牛背脊骨山上战斗牺牲的无名烈士迁了墓,并在 郁氏祠堂门前徐海东拴马的梭罗树旁立一石碑:徐海东军长拴马树…… 相见时难别亦难 1934年11月4日,大别山脉已经到了寒冷的季节,山民们屋中的火塘烧起了柴火, 红色的火焰正在驱逐着严寒。 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东西转战到达葛藤山时,恰好遇到当时留在鄂东北养 伤的营政委陈锦秀。他奉鄂东北道委之命,扮装成走乡串村的小货郎,及时送来了 郑位三写的一封亲笔书信。信的大意是:由中央苏区派来的程子华同志,带来了重 要指示,已到道委驻地……并建议省委率红二十五军速回鄂东北,研究今后行动大 计! 党中央终于派人来了!鄂豫皖省委多次书面提议、吴焕先也盼望已久的心愿, 终于在这飘忽不定的时刻,得以实现。多么使人兴奋而又急切的消息啊! 然而,红二十五军眼下要奔赴鄂东北,敌人的严密封锁,沿途的艰难险阻,已 很难以穿插突破。东北军刘瀚东第一○七师、牛元锋第一○九师、吴克仁第—一七 师和八月间调来的一二九师,早已在商城、麻城、光山、潢川等县交界地区,构成 了重重封锁,等于设下了天罗地网。上官云相指挥的五个“追剿”支队,如同几条 疯狂的猎犬,紧紧跟追在后…… 为了争取时间返回鄂东北,徐海东和吴焕先决心以出敌不意的快速行动,选择 当面敌人的薄弱区域,突破敌人的封锁防线,奔赴鄂东北!经过一天的紧张准备, 把不能随军行动的伤病员和比较笨重的行李挑担,暂时都留了下来。11月6日晚,全 军从葛藤山紧急出发,向西挺进! 7日,以突然袭击的勇猛动作,将驻守于商城以南汤泉池之敌一○九师牛元锋部 工兵营全部歼灭,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当天,又在商城西南的大柳树,遭敌 一○七师刘翰东部两个团堵击,经过一番激战,终将敌人击退,继而突破第二道防 线。当夜,即从白雀园以北穿过第三道防线。接着,便在白雀园与仁和集之间边走 边战,强行越过潢麻公路,也是第四道封锁线。8日拂晓,到达光山县东南五十里处 的胡山寨,稍作休息。 两夜一天之内,紧急行军二百余里,途中经过几次激战,部队已十分疲劳。谁 知刚刚休息了两个小时,敌一○七师、—一七师各两个团,以及第四“追剿”支队 (六十四师三个团)、第五“追剿”支队(六十五师三个团),总共十个团的兵力, 都紧紧跟踪而来,分别从东面、南面发起猛烈进攻。此时,敌“追剿队”总指挥上 官云相,也乘飞机在战场上空亲自督战。几架急如巨风的敌机,临空实行轮番轰炸、 扫射,情势万分危急。红二十五军面临着一场生死存亡的决战! 陷入此种境地,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要以“走”来摆脱敌人已不可能。红军经 过长途行军和连续战斗,指战员的体力消耗很大,如果以“走”仓促转移,势必更 加被动,不但不能完全摆脱敌人的尾追,很有可能遭到覆没的危险。到此地步,也 没有别的路子可走,只有坚持到最后的那么一下,以英勇顽强的生死搏斗,打垮或 消灭一路进攻之敌,方能争取到一线生存的希望,趁机夺路而“走”! 徐海东和吴焕先当时就看准了这种“势在必打”的情势,定下了“以打取胜” 的决心,与敌人决一死战!他们一面命令红七十四师三个营坚决扼守胡山寨高地, 牵制和消耗敌人两个“追剿”支队的正面进攻;一面采取灵活的迂回穿插战术,抄 袭敌人一○七师、一一七师的侧后,各个击破敌人的进攻。 这时,敌“追剿”支队总指挥上官云相乘飞机至胡山寨上空低旋督战,另有飞 机三架在胡山寨上空狂轰密炸,并用机枪扫射红军阵地。战斗空前酷烈,胡山寨上 烟雾腾腾,硝尘滚滚。刘镇华的四、五追剿队在飞机的掩护下,向胡山寨猛攻,有 一个团已冲到胡山寨东侧下之方湾的后山上。这时,双轮河集上的东北军在双轮河 城墙上,向胡山寨方向开炮,炮弹正好落在正向胡山寨进攻的刘镇华的军队中。双 轮河的东北军炮击了一个多小时,把刘镇华的军队炸死了一百多人。只等刘镇华的 部队吹起了联络号,东北军才停止了炮击。这时有一连敌人在当地民团的带领下, 摸到胡山寨东南山脚下的清塘洼,胡山寨上红军一见敌人偷袭来了,急忙端起刺刀 迎战,将偷袭之敌杀退。红军撤回工事,敌人以为红军指挥部设在胡山寨上,用飞 机拼命轰炸,用大炮轰击,敌军成营成团往山上冲,红军沉着应战,等敌军冲近, 就拼刺刀。战况愈来愈紧急,有一部分敌人已冲到寨东门的八卦山、寨南门的桃大 山,红军跃出寨墙,发一声喊,用刺刀猛戳,在双方肉搏中,敌人的飞机、大炮、 机枪都不起作用了。但由于敌人陆空配合,轮番攻击,来势又凶又猛,涌向阵地前 的敌人越来越多,胡山寨危在旦夕。红二十五军领导果断决定向敌出击。军长徐海 东亲率一个团,隐蔽地迂回到敌一○七师两个团的背后,突然发起猛攻,打敌措手 不及,迫使该敌向东撤退。接着,又集中红七十五师两个团协同猛攻敌—一七师两 个团,该敌不支而退。这时战场形势起了很大变化,固守胡山寨高地的红七十四师, 接连打退敌人多次冲击,给敌两个“追剿”支队以重大杀伤,守住了阵地。乘此机 会,红七十五师两个团集中力量,又一次向敌“追剿”支队六个团侧后猛攻;固守 高地的红七十四师也乘机发起反冲击,将敌人压倒在一片低洼地带,纷纷溃散,仓 皇逃窜…… 战斗从早晨打到黄昏,终以“打”赢得了走的可能,变被动为主动,扭转了危 急局面。其英勇厮杀、激烈鏖战之场面,实属罕见。这次战斗,总共毙伤俘敌四千 余人,红军亦伤亡数百人。红七十五师师长姚志修及二二四团政委光荣献身,红七 十四师师长梁从学负伤。战斗结束后,光山县党组织又积极为红军买猪买羊,帮助 宰杀泡制、烹调做饭,一直忙到深夜,使全军普遍得以饱餐。战斗中负伤挂彩的二 百多名伤员也有地方负责安置。 当晚红军迅速打扫战场,清点缴获武器弹药,不便携带的武器除留给当地便衣 队,将四挺重机枪,七百余支长筒捷克式步枪卸掉枪栓,隐藏于云雾山下的水塘里。 当即释放了全部俘虏,减少了不必要的麻烦,得以继续行军赶路。 进入鄂东北境内,接连又奔走了一天一夜,到达光山县以西的花山寨,这才与 鄂东北道委相遇。至此,红二十五军终于完成了奔赴鄂东北的紧急任务。多么艰苦 卓绝的一段路程啊! 11月11日,省委连夜在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 问题。说来也巧,分散于各地的省委领导成员,这时大都从各处聚集在一起,参加 了这次重要会议。唯独高敬亭留在皖西北,接替了郭述申的领导工作,担任皖西北 道委书记。 关于战略转移问题,实际上已有半年之久的酝酿过程。3月中旬,吴焕先于三里 城接到由河南省委转来的中央军委文件,就曾提出红军主力向桐柏山区实行战略转 移的建议,省委当时也认真作过讨论。随后又收到中共中央2月12日的指示信,信中 针对鄂豫皖苏区的严重形势,明确提出“省委当前的任务,在于保全我们的活力, 保全我们的队伍,去创造新的苏区、新的根据地。”并说,“这是在目前形势下唯 一正确的路线,毋须再解释这不是退却逃跑;一切认为这是退却逃跑的人,实际上 是曲解党的路线,要把我们现存的力量完全淹没于敌人的血手之下”!关于新区的 选择,同时也提出了下列条件:一是敌人力量比较薄弱;二是群众中革命的影响较 大,或者群众比较容易为我争取者;三是地形有利于我们防御和作战,粮食和一般 物资条件较为丰优。要求省委“根据这一原则以及当时当地的具体形势,去作适当 的决定和行动”。省委当时提出的红军主力暂不离开鄂豫皖边区、继续留在老根据 地边沿地区恢复和开辟新区的行动计划,在得到中央及军委的同意之后,即领导红 二十五军转入汗创边沿新区的斗争实践。半年来,经过在朱堂店和陶家河两地的摸 索尝试,都不是那么景气,如同昙花一现似的初开即逝。当前,敌我力量过分悬殊, 根据地又屡遭敌人烧杀抢劫,人力物力都受到严重摧残,这种局面短时期也难以根 据改变。因此,红二十五军是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还是实行新的战略 转移,仍是个迫在眉睫的严重问题,亟需作出果断的决策! 省委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和程子华传达中央军委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分析了 鄂豫皖苏区两年来斗争形势的演变,认真讨论了今后行动大计。好在省委的两位核 心人物,徐宝珊和吴焕先都直接参加了恢复和开辟两处边沿新区的斗争实践,从始 至终尝到了其中的滋味,同时也意识到在老根据地边沿建立新区的艰难曲折,思想 上已逐渐考虑成熟,都想急于摆脱这种困境,他们以为红:二十五军虽然还能够坚 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但人力物力都得不到应有补充,红军本身也不易得到很 大发展,难以恢复和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因此,省委成员一致认为,应该执行党 中央的指示精神,率红二十五军实行远距离的战略转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这 一正确的战略决策,使红二十五军得以跳出困境,摆脱强敌,走上更加宽阔的发展 道路。从此以后,红二十五军也就开始了长征的历程…… 出发前夕,鄂豫皖省委还曾给远在皖西北的高敬亭发出指示,决定以红八十二 师和地方武装为基础,再次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 与此同时,省委常委会议还就部队整编、领导成员的调整问题,以及对外改称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等重大事项,都作了酝酿决定。省委决定由 党中央派来的程子华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为副军长,吴焕先继续担任军政 治委员;参谋长戴季英,政治部主任郑位三。 程子华不是省委成员,没有参加此次会议,并不知省委决定他当军长。他也是 临危受命。 为争取迅速、突然地实行战略转移,红二十五军即西移罗山县殷家冲、何家冲 一带,加强进行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根据省委决定,撤消了师一级建制,军直辖二 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总共二千九百八十余人,其中有七名女护 士。同时也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辎重挑担,把不能随军行动的老弱病残,都妥善做 了安置。全军指战员都实行轻装,每人准备了三天干粮,两双草鞋。有关政治动员 方面的事,吴焕先根据省委的行动意图,只是向指战员讲了讲当前的斗争形势,提 出两个明确而又巧妙、同时也不至于泄露军事秘密的动员口号:一是“打远游击”, 二是“创建新苏区”! 红二十五军在艰苦的转战中,其中有七名女战士,在此值得一提。 军中虎将徐海东,被几个女看护缠在小路上,她们一把鼻子一把泪的,又哭又 闹不止。被军政委看到了。吴焕先把徐海东拉到一边,悄声问了问姑娘怎么了。徐 海东不由咧嘴一笑: “她们都在诉苦喊冤,告参谋长的状!” 吴焕先这才向着女护士们问道:“唔,戴季英欺侮了你们,哭得好伤心哟!” “比欺侮还要厉害哩!”向以刀子嘴出名的周少兰,立即就放了一炮,“参谋 长偏心眼儿,就偏着他的三寸金莲……把我们几个都给撇下了,不要了!” 姑娘指的“三寸金莲”实是戴季英当游击总司令时娶的爱妻。 周少兰刚满十八岁,个头不高,长长的脸颊尖下颏,一双活灵活现的眼睛,仿 佛也会说话。她是六安人,两年前就来到鄂东北,参加了红二十五军,留在医院当 看护。这个性情比较泼辣的皖西姑娘,把个身材比她矮小但又比她斯文些儿的女子, 猛一把探到吴焕先的面前,赌气地说: “你当政委的不信,就问问戴觉敏!” 吴焕先对戴觉敏最熟悉不过了。戴觉敏,家在红安县紫云区上戴家村,原是吴 焕先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戴克敏的胞妹。农民运动兴起时,吴焕先就曾去过她家,参 加党的秘密活动。那会儿,她还是八九岁的小姑娘。她的父亲戴雪妨,1926年加入 共产党,曾在列宁高等小学担任校长。这姑娘从小就跟着她的父亲,先在七里坪小 学,后又在列宁小学读书,成为苏区的一代巾帼少年。她曾作为儿童团的代表,参 加过鄂豫皖苏区召开的少共儿童代表大会,当选为少共儿童委员会常委。她1932年 参加红军。在这一年间,她的父亲戴雪舫在一次空袭中为掩护学生转移而光荣牺牲, 她的哥哥戴克敏被张国焘加以“改组派”的罪名,秘密处死在新集。剩下她一个孤 苦伶仃的小姑娘,忍受着内心的痛苦,仍在箭场河红军总医院当看护。现在又随同 红二十五军转移出来,一块儿参加打“远游击”…… “参谋长给我们每人发了几块银元,当作盘费,打发我们回家去呢……七哥!” 戴觉敏哭哭啼啼地诉说了几句,又很亲切地对吴焕先喊了一声“七哥”。这其中也 有一番情由:戴克敏的妻子,她的嫂子,原是曹学楷的二妹子;而吴焕先的妻子曹 干先,又是曹学楷的叔伯妹子。所以说他们之间多少也带点亲故,便喊上一声“七 哥”,让人听了心酸。 “七哥”!戴觉敏不禁又喊了一声,“你跟参谋长说说,莫要打发我们回家, 就跟着队伍好,我们老远跑了出来,走得动路,掉不了队……队伍走到哪,我们就 跟到哪!我们听说……听说……” “听说些什么?”吴焕先不由问了一句。戴觉敏这才道出真情:“咱们队伍里 面,还有好几个娃娃,都没打发他们回家……” “真格的!不信就去问问……”周少兰在一边作证,“小娃娃都跟着队伍,为 啥打发我们回家?” “二百二十五团的伙夫班,就有个小不点儿娃娃,一路都背在行军锅里……我 们也不是没长眼睛!”另一个名叫曹宗凯的姑娘,以具体事例补充证实。 吴焕先忍不住笑了笑说:“我知道,知道!那个小孩子嘛,名叫匡书华,才十 一二岁。呵呵……”他又把那小孩跟随红军的经过讲了一遍。说那小孩匡书华,原 是光山县匡家湾人,村子被敌人烧光啦。他有个当红军的哥哥,名叫匡占华,把全 村六七个无家可归的青少年,都领了出来参加红军。别的青少年都编入红军连队, 唯独这个小兄弟年龄最小,个头又矮,而没有编入连队,只好跟在伙夫班打游击。 部队过平汉路时,当伙夫班长的哥哥把小兄弟装在行军锅里面,一口气背了出来。 “情况特殊,情有可原。”吴焕先冲着徐海东笑笑。 “我们也很特殊,你得拿个主意!”姑娘们都眼巴巴地瞅着军政治委员。 “七哥,你跟参谋长说说呀!大老远的跑出来,又打发我们回去,都不认得回 去的路了……”戴觉敏一再央求说。 吴焕先不由得嘟了一句:“这个戴季英,连本家侄女都不肯带着……” 戴季英也跟戴觉敏沾点儿亲故,按辈数来说,觉敏得叫他“叔叔”! “参谋长就是偏心眼儿!”曹宗凯在一旁撅着嘴说,“他就知道心疼自个婆娘, 不把张桂香打发回家。我们都是大脚片子,哪个走不过他的三寸金莲?我们可怜巴 巴的,不如人家张桂香吃香,跟上个参谋长也沾光,一路上走乏了,还可以骑个马 的……呜呜,呜呜,都怪我们自个倒霉,没本事找个……找上个……好给人做个婆 娘!” “唉哟,瞄你这个姑娘,嘴上也不按个保险机!”吴焕先忍不住笑了起来, “好啰好啰,都别说了,也别哭了……” 徐海东也在一旁咧嘴直笑。 曹宗凯这个皖西姑娘,顿时也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满脸羞得鲜红,忙又背转 身蹲在地上,捂着脸子偷偷地笑。这姑娘年方一十八岁,个头较高,人长得挺漂亮 的,就是说话儿没个准头。她家远在安徽省霍丘县叶家集,两年前就到了鄂东北, 留在红军医院当护士。她还是个响当当的共青团支部书记哩! “政委,你看这事……”徐海东面有难色地瞅着吴焕先出神。对于参谋长决定 了的事情,副军长想要改变过来,至少也得当面打个招呼,商量一下。何况两人之 间曾经闹过一些意见。戴季英乱肃反,徐海东跟他干过几次,感情上总是疙疙瘩瘩 的。沉了一会,徐海东又说:“这几个女孩子,都是经过艰苦斗争考验出来的,她 们的决心很大,非要跟着打远游击不可。是不是跟戴季英说说……” 吴焕先不由脱口而出:“有什么可说的!叫她们收拾好东西,跟着走也就是了……” 姑娘们顿时就像鸟窝里戳了一棍,叽叽喳喳地雀跃起来,都不约而同地笑着说: “咱们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咋说也不能离开队伍!”也许是过分高兴的 缘故,戴觉敏、曹宗凯、曾纪兰、余国清(后改名余光)、田喜兰等人,都把紧紧 攥在手里的几块银元,就势往路边一撇,白花花落了一地,随后才拢拢秀发,拍拍 身子,背上行李起程赶路。快乐而又天真的女护士们,似乎扔掉了被当作盘费的几 块银元,就摆脱了被打发走的险恶命运,无不感到轻松欢快。 “哎呀,咱们是打远游击的,路上还要花销咧!”还是周少兰多了个心眼,急 巴巴地跺了跺脚。 大家这才又拣起银元,十分珍惜地揣在怀里,忙去追赶队伍…… 周少兰就是周东屏,后来和徐海东喜结良缘。 别了,巍然耸立的大别山!别了,鄂豫皖边区的父老乡亲!别了,这患难与共 的鲜血染红的土地,红二十五军的摇篮! 部队很快就要出发了,与大别山分手了,离别了!指战员听到“打远游击”的 口号,嘴里虽然什么也不说,却都有别一番滋味在心头。包括吴焕先在内,心里也 是一波又一波地翻腾着,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说来也怪,省委在研究这一重大战 略行动时,他的态度是那么坚决果断,心情也是那么迫不及待,但在临出发的时候, 反倒又不是个滋味,增添了一缕难以排除的忧愁情绪。还在犹豫吗、徘徊吗、惆怅 吗?谁也揣摸不透。与他朝夕相处、形影不离的警卫员姚小川、勤务员张海文,都 只是从他的举止神态方面,多少觉察到那么一点。私下里,张海文对姚小川悄悄地 说:“看样子,政委是想家了吧。”姚小川说,“他还能想啥呢,一家大小十几口, 死的死,散的散,……都没了。” “哎,也许是和咱俩一样,舍不得离开家乡!” “这回出去打远游击,谁知还能不能吃上葛藤根?花儿菜?我得挖上一把带着……” “你个肉牙,就是贪吃!吴政委说了,批准你下连队,要你当连长!” 外号叫做“肉牙”的张海文,战斗中就喜欢打冲锋,多抓俘虏多缴枪。为此, 他曾跟吴焕先泡过几次蘑菇,闹着要下连队。等到决定他下连当连长时,反倒又三 心二意的,不那么乐意下去。现在,他同样也面临着一次新的抉择! 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急急忙忙来到吴焕先的住处,问两个小家伙:“吴政委在 哪?” “就在后院子坐着,跟老乡啦话……” “快去报告一声,就说我有事找他!”郑位三吩咐说。 张海文转身到了后院,向吴焕先报告说:“位老来了,找你有事……” “不敢当,不敢当!”郑位三随后紧跟而来,出现在吴焕先的面前。他摸了下 八字黑胡,自谦地又说又笑:“在下改名卫劳、卫劳!保卫的卫,疲劳的劳……嘿 嘿,呵呵!” 两人聊了几句,郑位三这才郑重其事地讲道:“我们的出发宣言刻印好了,你 再仔细看上一遍。嘿嘿,这回可印得不少,沿途可以广泛散发……” “印好了不就是了,多此一举!”吴焕先笑了笑说。 郑位三不禁又将八字胡一持,咳咳两声,神气十足地朗读了几句:“本军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奉我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出发抗日! 现当出发之时,特向全中国群众发表这个宣言……” “这话才够来劲,来劲户张海文不由得在一旁拍手叫好。 谁知这一下反倒“自我暴露”。吴焕先两眼直勾勾地瞅了瞅他的勤务员,劈头 问道: “叫你下连队,怎么还没有去?” “我……”小家伙理屈词穷,道不出个所以然来。 “部队就要出发,你快去连队报到。一定要当好连长!” “我去,马上就去!”张海文依依不舍地转身走去。这个跟随吴焕先将近一年 的勤务兵,当时在二二五团二连担任连长。 “呵呵,你对个勤务兵也好凶哟。”郑位三笑着说。 吴焕先沉了一会才说:“唉唉,临到出发的时候,心里又烦又躁的,……不瞒 你讲,我这会真想背着部队大哭一场,可又哭不出眼泪……” “唉唉,也是穷家难舍,故土难离。”郑位三道破了他们共同的心思。随即又 说: “这大别山南北两面的山山水水,谁心里也舍不得哟。现在也是没得别的出路, 只有去打远游击……当然啰,我们早晚还是要回来的。但谁又能够断定,这回出去 以及待到什么时候,才能胜利而归?” “可不是么。我们心一狠就走了,可又给大别山留下些什么?”吴焕先情不自 禁地发出这样一句反问。 郑位三顿时无语。沉了好大一会儿,吴焕先才说:“整整两个年头了。重建后 的红二十五军,这两年胜仗是打了不少,消灭了大量的敌军,少说也有两三万之多。 可我们自己所遭受的损失挫折,也是够痛心的,全军一万多人马,目前能够走的还 不满三千!四次又五次的反革命‘围剿’,我们熬也熬了过来,挺也挺了出来,可 留下的只是一片破破烂烂的根据地,老百姓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敌人的刺刀 尖下过日子……实在叫人感到心酸!这次一转回到鄂东北,每路过一个大的围寨, 都有反动民团驻守,把老百姓的粮食全都囤积起来,每天实行定量发放,硬是掐老 百姓的脖子!那些没有民团驻守的村寨,也没得几户人烟,到处都是残墙断壁,一 堆堆废墟……” “皖西那面,民团多据守水圩;豫南那面,民团多据守围寨;鄂东这面,民团 又多据守碉楼。你只是看到这面的情景,山那边紫云区的状况,说起来更惨……” 郑位三告诉吴焕先说,大别山那面的紫云区境内,就驻有四五百民团武装,修筑了 二三十处碉楼,强迫群众插上了“白旗”。虽说是插了“白旗”,老百姓的心还是 “红”的,时常跟便衣队秘密接头联系。但又不敢公开活动,一旦暴露了秘密,民 团知道了是要杀头的。今年以来,仅紫云区又饿死了两三百名群众。人没有吃的, 喝水吃野菜稻糠度日,得了水肿病不能走路,饿死在炕上,有的死得绝了户,屋内 长出野蒿来,有的自然村死的不剩一个人,真可怜啊。我们红军又救不了他们,国 民党军队围的好紧;眼下,全区也只剩下那么一块纵横不到十里地的游击根据地, 是红安县委和游击队活动区域,人口也很稀少。红军战士的家里,吃没吃的,穿没 穿的,日子实在难过。许多便衣队员,连自己身上穿的破烂衣服,也都脱给了红军 战士的家属,当作一份“优待”。那么一副凄惨景象,这多年也是不曾有过的,够 寒心的了! 吴焕先听了以后,好像被什么东西噎住了似的,半晌都没有作声。他这个紫云 区的第一任区委书记,此刻在这大别山以北的何家冲,面对着巍巍耸立的大别山脉, 他又能够说些什么呢?八年了,临走时他又能够留下些什么呢?是对死去的父老乡 亲的哀悼,还是对活着的父老乡亲的嘱咐,或者是忏侮…… 大别山的那面,属于紫云区境内的四角曹门,就是生育他的一方故土。那个完 全毁灭了的家,八年前农民运动兴起的时候,他的父亲吴维棣、大哥吴尚先、二哥 吴奉先、五弟吴济先和他的大嫂,还有个不满半岁的吃奶侄子,就已经倒毙在血泊 之中、最近两年,他的妻子曹干先也死在荒野地里……母亲啊,就活活死在夹墙缝 里!他的二嫂死在了白石庵“难民所”。他唯一的亲侄女吴淑荣,时已十三四岁, 就在柴山堡地区的王湾,给人做了童养媳,随后也跟人下了江南……吴焕先当时不 了解这个情况,他也无法关照这个孤苦伶仃的少女。还有他的四级吴书先,六年前 就下了江南,这么多年也一直没有音信。他的一家呵,就剩下他这个揭竿而起的 “七相公”了! “你怎么不说话?想的什么心事……还想再留下一支武装不成?”郑位三不由 反问了一句。 吴焕先摇了摇头,随后才哭笑不得地说:“我再瞄瞄大别山!临走时多瞄上一 眼,过后想瞄也瞄不着了!” 气势雄伟的大别山,横贯于鄂豫皖三省的交界处,雄踞于长江、淮水之间。啊, 这英雄的山脉,历史的丰碑!啊,这革命的故上,血红的战地!啊啊!这一代天骄 的母亲,红军战士的摇篮!患难与共的大别山,留给吴焕先的印象太深刻了,终生 也难以忘怀。他在大别山这一座摇篮里面,摇来摇去的熬过了八个年头,其间所品 过的酸甜苦辣,确实也够他回味几番的了。红二十五军成立后的两年间,大别山的 南北两面,东西两端,他全都跑了个遍。大别山的千山万壑之中,没有一处不曾留 下他的脚印。那艰难曲折的脚印,难道就是他留给大别山的信物么?不!吴焕先从 来就没有这样想过。 郑位三语气垦切地一边讲着:“不管咋说,我们还是留下了一些武装力量。有 高敬亭在,他能够坚持斗争。再说这两年我们也牵制了敌人十几个师的兵力,这对 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实际上也是个配合……”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唔,什么意思?” “我们留给大别山的只是眼泪、鲜血、尸骨!大别山使我们增长了斗争见识, 积累了经验教训,也丰富了我们的头脑。这回出去打远游击,再要弄个一败涂地, 可就无面目回见父老乡亲!” “呵呵,你也想得太多。走走,到屋子里面去,好好唠唠……” 两人打后院里走了出来,却又被老经理吴维儒迎头拦住,指着拴在门外的一匹 栗色骡子,乐呵呵地笑道: “政委,这是给你配备的骡子,就拴在这搭好了。” 吴焕先不觉一怔,忙说:“我这两条腿,骑的什么骡于嘛!其他领导同志,都 有没有牲口?噢噢,得给宝聋子弄上一副担架!” 老经理告诉他说,团以上领导干部,都给配发了牲口;徐宝珊既有牲口,又有 担架,两样都已齐全。让他尽管放心就是! “好我的爷哩!”吴焕先情不自禁地喊了这么一声。随后才当着吴维儒的面发 问: “你这么大年岁,也要跟着出发么?” 在吴焕先的心目之中,吴维儒这个年近五十的族中叔父,按说是应当留下来的, 好赖还有个“家”嘛!他同一个村子的吴先元,豹子岩会师后继任红七十五师经理 处长,因为身边领着个十二三岁的孤儿吴世敏,有碍于作战行动,吴焕先已将他们 父子留了下来。在他看来,这次远离根据地“打远游击”,路程将更为艰苦,战斗 也更加残酷,除了精减老弱病残者外,凡是身边有所拖累或家中困难重重的,领导 上都应当尽量予以照顾,妥善安置。这,也是他应尽的一份乡土人情。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他是全军的老经理,能不随军出发?”郑位三在一旁 讲道。其实,郑位三当时也是这样做的,程子华到了卡房不久,他就把跟在身边的 女儿郑奇英,交给他的二弟郑植惠,这才摆脱出来。是呵,他是省委领导成员,能 不随军出发远征,去领略一下大别山外的风风雨雨? 吴焕先想了想才说:“也好也好,跟着出发就是。这头骡子,我看还是配给钱 信忠,他们沿途要收容伤员病号……” “军医院的牲口都配齐了。你骑着好了……”吴维儒笑着回答。 郑位三劝说,既然牵来了,就拉在身边驮个行李,路上骑骑也好。这一回打远 游击,可是路途遥远呵…… 吴焕先笑着说:“是哟,这一去说不定就回不来 他真的没有回来。 吴维儒也没有回来。 郑位三却在两年之后奇迹般地出现在大别山上…… 1934年11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 二先遣队”的旗帜,由大别山东麓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征…… “共产国际”以其最美好的评语、最生动的比喻、最具体的事例,向世界宣告, 《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底远征》,这是一支素以国际“儿童军”所著称的队伍;这 支红军的指战员们多是些“在战斗中牺牲者的孤儿”;“是随同红四方面军远征到 四川的红军指战员的子弟”;“他们还是幼弱儿童,就如同大人们一样懂事”; “他们亲眼见过白色恐怖的一切惨状;幼年童稚时代,就已领略了一切政治常识”; 他们大多数战斗员的年龄只是从十三岁到十八岁”…… 世界舆论哗然,他们为这支国际“儿童军”感到震惊和同情。 光荣呵,红二十五军! 别了,红军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