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基础结构的作用 间谍可不象龙牙变成士兵那样,会在敌人的土地上冒出来。他们必须由人物色、 加以训练、备好行装、给予任务,把他们伪装起来、安插进去,还得和他们进行联 系,付给他们报酬,有时又要把他们撤回来。必须分析他们的报告,然后再把报告 递上去。一定要把他们的档案保存起来。这一切,就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 和党卫队保安处这两个庞杂的组织机构存在的理由,也是它们的工作内容。 它们一开始当然是招收特务。这个任务有时比别的任何任务都使间谍头子伤脑 筋,因为事实上,秘密接近公众本身,就是互相矛盾的。这两个情报机构各自形成 了一套招收特务的办法,这些办法达到希奇古怪的地步。 谍报局刊登广告。战前,德国在国外报纸上刊登广告,表示愿意向领薪水的人, 特别是政府雇用人员,提供贷款。 一些债台高筑的人向谍报局申请贷款,谍报局从这些人中间挑选出它最感兴趣 的人——通常是军官、军士、或者军事机构中的官员——向他们提供贷款。如果有 人不能按时还钱,谍报局就提出以提供情报作为延期偿还贷款的条件。许多人同意 了这样的条件。他们陷得越深,谍报局提出的要求越高。有一个法国骑兵中尉,因 为他的情妇挥金如土,最初他只提供他那个旅的一些不太重要的情报。当他继续过 着奢侈的生活而无法偿还债务时,谍报局要他参加选拔参谋的考试。他考上了,不 久就提供更高级的材料,例如有关比利时武装部队的年度报告。后来他争取调到了 巴黎,在那里,他靠向德国人提供更多的情报来供养他的女朋友。只是战争的爆发, 才中断了这种关系。 谍报局还雇用侦察员去发现有希望成为特务的人。谍报局汉堡站的经济学专家 同时又是侦察员。当他经过被占领的欧洲时,他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地物色合格的 人物,他发观几个人,认为他们可以作为纳粹主义的难民而获准进入英国。战争开 始以前,在国外的一些德国同情者,自己不能够或不愿意进行间谍活动,同样也在 物色有可能成为特务的人。比如在威尔士,许多人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憎 恨英格兰,就有一个德国机械公司的经理、一个工厂经理、一个到加的夫大学讲学 的人向谍报局报了名。一九四四年侵犯法国期间,前线侦察单位的成员,从亲纳粹 运动的支持者,如法兰西人民党、保安队以及比利时法西斯党人等那里招募特务。 一二零前线侦察指挥部有两个特别精明而有成就的招募人员,他们的代号是“马雷 夏尔”和“夏利”,他们在法国劳动营和维希法国“流亡”政府总部所在地德国南 部的西格马林根,找那些有希望成为间谍的人谈话。 战争期间,在法国的德占区和未被占领地区的边界上,有时哨兵把企图违禁到 德占区探亲的法国兵带到谍报局。波尔多谍报站帮助这些士兵成行,条件是必须保 证带回情报。 几年以后,当同盟国的入侵开始逼近时,这个谍报站雇了一个在军事机关中工 作、并同公众有接触的人,要他:只要在川流不息的来访中发现有希望成为特务的 人,马上给谍报站打电话。然后由谍报局的一位军官去见这个人,对他进行试探。 这些人中间,有许多本来是前外国军团的成员。 特殊的环境有利于招募间谍。战前,在德国和法国、卢森堡交界处,谍报局经 常抓到法国间谍,然后把他们放了,条件是给德国当双重间谍。一九四零年,当德 国军队入侵海峡群岛时,他们至少说服了被监禁在那里的一个犯人为他们做间谍工 作。 数量最多的,要算来自战俘营的特务。当谍报局需要派五百名特务到北非进行 大规模活动时,它发现了曾经在法国军队中服役、而今在法国战俘集中营里奄奄待 毙的阿拉伯人。谍报局表示,如果他们愿意进行间谍活动,就把他们空投到他们的 老家。在东方,谍报局从俄国战俘中收买了数以百计的特务。 党卫队保安处的做法也是这样。舍伦贝格的大规格的“策佩林”行动,把几百 名前战俘空投到俄国当间谍。由于其中许多人,一回到祖国就向当局自首了,一九 四三年德军在库尔斯克受挫,战争的发展情况变得明显之后,尤其如此,于是德国 人只吸收那些因为犯罪(如逃兵)而断了回路的人充当间谍。如果有的候选人证明 不了自己断了回路,德国人就强迫他们:为了表白自己,大批屠杀苏联公民;然后 把这些刽子手同死者一起拍摄下来。只有这样做了以后,才吸收他们当特务。由于 党卫队保安处的规模较小,成立时间较短,有时不得不从国内情报部门调个别特务 到对外情报部门去。例如,一个叫海因里希·施利的人,先在柏林党卫队保安处国 内情报部门工作了几年,接着在维也纳为党卫队少校阿道夫·艾希曼工作,后来又 调到维也纳党卫队保安处第六组组长威廉·赫特尔上尉领导下的对外情报部门。舍 伦贝格还从来自瑞典、瑞士和芬兰的党卫队志愿军小分队里物色特务。在森海姆的 外国人党卫队军营里,他的第六司的一个官员,冒充政治哲学教官,物色有可能充 当特务的人。另外一个官员,表面上是书信检查员,阅读他们的信件,以寻找另外 的线索。 党卫队保安处没有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那么拘谨,它能采用比较富有创 造性的方法。舍伦贝格打算利用妓女的想法,算不上是创见。德国保安总局第五司 (负责侦探) 司长指示给姑娘发许可证的各分站; “我要求你们在所在地区周围物色…… 合适的妇女……要非常漂亮……举止有风度……聪明、老练,懂点外语更好。…… 把她们报告给…… 第六司。”但是他是否找到了这样斜倚在第三帝国的路灯柱上的完人,却仍然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谜。 希姆莱的招募计划更加富有想象力,这种招募计划既冷酷无情又不顾一切。他 设法强迫未婚夫们给他当间谍,如果不同意,就不允许他们结婚。 (他作为内务 部长,对有一半犹太血统的人有这种权利;作为党卫队队长,对党卫队队员也拥有 这种权利)。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他要求舍伦贝格考虑一下:有一半犹太血 统的弗里德里克·多伊奇是否能当党卫队保安处的间谍,弗里德里克·多伊奇准备 和意大利贵族西佐一诺里斯伯爵乔万尼·恩里科结婚。同时,他命令舍伦贝格建立 一个小组,为了同样的目的专门审查类似的结婚申请,舍伦贝格告诉他,这个主意 看上去颇有成功的希望,他把有关多伊奇和另外四对人的材料寄给分站,要它们进 行调查。 有一对;男方是哈扎尔·哈扎里安,二十九岁,保加利亚人,在党卫队的一个 旅部当翻译,女方是埃纳·丹格莱尔,四十四岁,德国人,同他一起住在维也纳。 哈扎里安宣布他准备当特务,以便离开军队。但是他不肯在保加利亚工作,因为他 说在那儿太冒风险,可是正是在保加利亚,他的语言和对这个国家的了解才用得上。 同他谈话的调查人员报告,无论如何他“没有给人留下可信赖的印象”。柏林确定 他不适合做间谍工作,批准结婚,了结这件事。只有一对看来有指望,这一对男方 叫肖基·奥梅拉,二十六岁,外约旦人,曾经为争取阿拉伯的独立而同法国人作战, 在谍报局当过短时期的电报员,他的未婚妻伊丽莎白·罗斯, 二十五岁,已经跟 他怀孕七个月。虽然向他进行调查的人谨慎地避免提及他的情报联系,发现他对间 谍工作是“有用的”,但柏林还是断定他并非真正合适。 另外两对也都不合适。一个男的被认为“胆小而又不可信”,另外一个男的因 血液中毒而躺在医院里。最初的那个西佐一诺里斯伯爵决定等一等再结婚,到了意 大利突然不见了。尝试了几个没有一个成功,也就不再尝试了。党卫队队长想使爱 情为间谍服务的奇怪尝试就此告终了。 在为招募间谍而进行的努力中,武装卫队统帅部谍报局和党卫队保安处自然都 在寻求理想的间谍:他必须聪明、机智、情绪稳定、神经健全、体格强壮,透彻了 解目标国家的风土人情、语言和军队。它们很少发现这样的完人。事实巳大部分的 间谍只符合两个主要条件;年轻(几乎所有的间谍都是二十几岁或三十几岁)和愿 意当间谍。 愿意当间谍本身反映了各种各样的动机,其中有四种动机最为普遍。排在最前 面的一种是挣钱容易的诱惑。未来的间谍总想着过一种轻松的生活。他将泡在咖啡 馆里,正好坐在告诫人们说话要谨慎的标语底下,猎取赢得战争的重要机密。他将 溜达着走过一家工厂,或者走过一两个高射炮阵地,他将偶尔发回一封电报,或许 甚至勾引一个在职的的秘书。他当然认为所有这些活动比在前线打仗或者在工厂里 做工要愉快得多、有利可图得多,因为他将为这种相当清闲的工作得到报酬,还将 得到现钱花销。 有的人喜欢冒险。前线的危险太平常、太令人不快,吸引不了他们。每当他们 想到偷窃文件、拍摄防御工事、躲避反特人员,热血就沸腾起来。这种动机常常和 第一种动机渗和在一起。在这两种情况下,内在的心理压力有时不如明显的动机来 得强烈,如企图幕后操纵历史的狂人欲望,或者渴求因冒充他人而感到的病态的满 足。 第三种动机是理想主义。有些间谍信仰国家社会主义。 更多的人憎恨统治他们的祖国的政府。甘当间谍的俄国战俘中的多数人,之所 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反对共产党政权。许多阿尔及利亚人希望看到他们的国家 从法国人的手里解放出来。 最后,有些人说是要当间谍,事实上他们从来就不想当间谍。他们只不过想逃 离德国。 一旦招募了这些人,不能马上把他们派到国外了事。他们首先必须知道需要了 解哪些实际情况,如何去了解,如何把这些情况送递回来。谍报局和党卫队保安处 在间谍学校里教授这些本领。不论什么时候,至少有二十个这样的学校存在,它们 的课程设置和外观大不相同。 为了安全起见,老一些的间谍学校是单独教授每 个间谍学生的。他们把“教室”分散在全城各地,伪装成商业公司。谍报局斯图加 特和汉堡站都是这样做的。斯图加特谍报站总是把它的办公室设在人来人往的大楼 里,这样就更难于监视,而且它经常迁移办公室。汉堡站在合法但同谍报局有联系 的工厂里给间谍讲授怎样安装无线电收发报机和怎样使用隐显墨水,这两个谍报站 都让学生住在当地旅馆里,汉堡站喜欢一个名叫克洛普施托克的供膳寄宿处,这是 用的十八世纪一个诗人的名字。 为进行反苏活动而训练特务的工作,在一九四一年大大扩展起来了,在柯尼斯 堡、什切青、柏林和维也纳都设立了学校。战争爆发以后,作战区的大规模间谍活 动,迫使谍报局改变它在东线实行的教学方法,从个别讲授变为上集体课,把不上 无线电课的间谍的学习时间缩减到仅仅六个星期。谍报局之所以允许这样做,是因 为绝大多数间谍以前是苏联土兵,熟悉苏联这个国家,熟悉红军的装备、徽章和规 章制度。到一九四三年,德国人在占领的俄国领土上建立了九所这样的学校,共有 一万名间谍学员和从事破坏活动的学员。其他的学校没有这么大的规模。在维也纳 城外,弗朗茨·佐伊贝特少校教授四十至五十个罗马尼亚法西斯分子,他们要学习 三个月,每天上课八至十个小时,为到俄国后方进行活动而作准备。 在西线,由于德国把越来越多的人力、物力投入防御,需要的情报也就越来越 多,因此,间谍训练工作也同样有了发展变化。党卫队保安处和被它控制的谍报局 (现在合称军事部)虽然最初有些勉强,可是最终还是放弃了个别讲授的方法。他 们害怕不安全。例如,科隆站虽然承认对间谍要进行共同训练,但一堂课绝不超过 五个人,当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以后,安全上的反对意见没有了,担心却还存在。上 大课的学校就象雨后春笋。德国保安总局六司二处的两个新的特务监督站——“瓦 尔特”和“西格弗里德”——建立了几所学校。 “西格弗里德”专门训练比利时 特务,它有两所学校设在它在马尔堡的总部附近。“瓦尔特”在康斯坦茨湖的迈瑙 岛上建立了一所学校;在康斯坦茨镇建立了一所,训练从法兰西人民党招募来的特 务;在西格马林根附近的韦尔芬根堡建了一所,训练从保安队招募来的特务;还在 德国西南的其他地方建立了一些学校,训练从别处招募来的特务。一二零前线侦察 指挥部和它的前线侦察部队在莱斯塔特、艾托夫、哈思、巴特诺伊纳尔、费尔堡和 基希察滕等地及其附近地区扎了营地。谍报局慕尼黑指挥报告区在维罗纳的一栋房 子里训练它的意大利特务,表面看上去他们在为军备部长施佩尔工作。后来它把这 个营房迁移到俯瞰梅拉诺的一个山顶房子里。给人的印象这是一所疗养院,而那些 特务都是伤兵。 这些学校的教官大多数是德国军官。他们教授各自的专业。比如,通信军官教 无线电。通常他们讲德语,不过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不得不用受训者的本国语言。 有时由特务的同胞教课。谍报局斯图加特指挥报告区管辖下的三个营房里生活和学 习的北非特务就有一个这样的教官,在梅拉诺的意大利人由一个意大利军官讲课。 在较老的学校里,训导是多方面的,也是彻底的,尤其是在汉堡,因为它担负 着海外任务,也许它的学校最复杂庞大。特务们要学习莫尔斯电码、无线电的安装 与修理,密码系统、隐显墨水、微粒、发现和摆脱盯梢以及辨认飞机类型。训练几 乎总是个别进行的。这种训练太费时间,也很费钱,以致整个战争期间,大约只有 二百个青年进过汉堡学校。 与此相比,比较新的学校里的训练质量下降了。受训的特务较多,课堂里的人 数也就多,学习期限反而缩短了。他们所学的只不过是辨认基本军事装备以及各军 兵种佩戴的徽章。但是如果他们的教官好,就能教会他们准确地进行观察。 佐伊贝特少校同他的罗马尼亚学生在树林子里走着,他问他们: “那是什么?” “一只羊。”他们回答。 “什么?”他问得更严厉了。 “一只白羊,”他们赶紧改口。 “不对,”佐伊贝特说。“你们的报告必须更确切。你们必须这么说:一九四 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十六时四十三分,在从维也纳到布赖滕布龙的公路右边,你们看 见了一只羊,它朝着你们的那一面是白色的。” 因不合格而退学的情况似乎极少。大概谍报局认为,既然训练特务花了不少钱, 就把他们送到国外,希望他们能收集一些情报,把他们留在德国,就白白让他们受 了那些训练,还多一张嘴吃饭。谍报局慕尼黑指挥报告区管理的营房把政治上不可 靠或者话太多的受训者送回当工人。但是另外一个营房发现,它的受过间谍学校训 练和未曾受过训练的北非间谍,工作起来效果一样。 间谍在受训期间,逐渐认识在他被派往国外后他在德国的主要联系人,这个人 将指挥他,也就是他的间谍头子。有时候这个间谍头子就是招募他的人。间谍头子 承担这样的艰巨任务:确保这个间谍在分配了任务以后还能继续为德国好好工作。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到了那时,间谍就不再受谍报局的监督和控制了,他可 以随便撒谎,托病怠工,甚至叛逃。 间谍头子约束间谍的办法,主要是使间谍自尊自爱。他希望几乎总是比他年轻 的那些间谍,以后不会使他痛苦,也不会使他失望,而能克服种种困难和危险,不 顾疲劳,不懒散,坚持不懈地进行活动。间谍头子是靠对间谍的热心关怀来灌输这 种自尊自爱的。他以自己的行动,使间谍相信;他一定会让间谍得到所需要的证件 和服装,在营房里得到优质食物和高级香烟;一定会使他受到良好的训练,将来能 应付自如。 他送他到启程的地方。消极的制裁常常是不直截了当说出来的,但也起很大作 用,那就是暗示要削减活动经费,或者对在德国控制地区的他们的家属进行报复。 一旦间谍到了敌人阵营,间谍头子同他保持联系。当间谍发来电报时,间谍头子和 电报员坐在一起,起草复电,给他奖章,需要时给他钱,不断去信鼓励他。这套办 法,在理论上,是颇有道理的,因为这种个人联系是确保间谍忠诚可靠的最好手段, 而任务的胜利完成,十之八九依靠这种忠诚;从实践来看,它是常常很奏效的。但 是间谍也常常陷于他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所设的圈套之中,到那时,他对他的间谍 头子也无能为力了,只好因为不得不背叛他而感到遗憾。 在受训之后、被派出去以前,间谍必须得到掩护身份。 这些假身份来自可以把间谍列入花名册的合法的或冒充的商业公司。在中立国 家里,真正的德国公司和中立国家的公司可以这么做;在敌国内,只有中立国的公 司才能这么做。德国企业中“雇用”谍报局间谍的有申克银行、国营铁路局、国营 航空公司、若干轮船公司和法本化学托拉斯拜尔阿斯匹林制药公司。这些企业都巧 立名目到国外开业。在西班牙,一九三六年曾经把佛朗哥的一封信送交希特勒,从 而导致德国支持西班牙长枪党的德国商人约翰内斯·伯思哈特,把他的金融实业公 司供党卫队保安处使用,后者充分利用了这些机会。 冒充的商行大小不等,有大公司,也有一人经营的小企业。它们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为间谍活动提供便利条件才设立的,只有从这种意义上讲,才能说它们是冒充 的,因为这些公司事实上是在经商。比如在战前的法国,谍报局建立了一个公司, 出版介绍铁路沿线风景区的小册子;这样就为间谍旅行、摄影和打听情况提供了很 好的借口。它还让定居特务开设报摊和烟草店,因为这样就有机会可以不引人注意 地会见下级特务。在葡萄牙和南美,谍报局的比较重要的特务以进出口公司作为掩 护。对于不太重要的旅行特务来说,谍报局发现在西欧冒充邮票商人是很奏效的。 而在巴尔干国家,冒充旅行的烟草商人和羊毛商人会减少嫌疑。在未被德国占领的 法国,一个特务假装香烟盒和化妆盒制造商,他带着这些产品的样品到处旅行,观 察法国军队的驻地。 在拉丁美洲,大公司(其中有些是股份有限公司)的繁荣掩盖了德国广泛的间 谍活动。在中立但亲纳粹的阿根廷,三个间谍头子都有自己的掩护公司。汉斯·纳 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设了德国国际情报公司,办公室设在雷孔基斯塔大街三三一 号一栋楼房的一六二和一六三房间,他开会、旅行、打电话、寄信等,看上去都只 不过是在办理公司的正常业务。事实上,所有这些活动,都是纳普作为南美最忙碌 的间谍组织头子的真正工作。弗里德里希·塔德奥·冯·舒尔茨一豪斯曼也利用他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莫雷诺街九七O号开设的布隆伯格Y公司来掩护他的间谍活动。 奥托马尔·米勒的间谍网把它在阿根廷收集到的情报送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掩护公 司快速情报公司,以便用它的秘密电台把情报发往德国。在智利,设在瓦尔帕莱索 普拉特大街八二八号的航运公司(以前是北德意志劳埃德公司的一个分公司),由 于战争使德国船运停顿,几乎丧失了全部生意,但它一直让剩下的七名雇员积极收 集情报——其中一部分是通过它的邮政信箱送来的——并把情报传递给一个间谍电 台,让它发往德国。 谍报局和党卫队保安处拿出部分间谍活动经费,赔偿这些商业损失,不过有一 个谍报局的掩护公司,即阿根廷的越洋公司,在进出口中赚了大量利润,所以它能 够支付全部特务活动费用。 为证明间谍的假身份而伪造文件的任务,落到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和 德国保安总局六司的专业部门身上了。谍报局的这个部门是一处G组,在整个战争 时期由阿尔贝特·米勒领导。他是个矮胖的化学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做过同 样的工作。一九三七年,德国重整军备的工作全面展开,谍报局在档案中发现了他 的名字,由于他是个预备役军官,就让他重新服役。当时他是个上尉,五十岁。 谍报局总部里他的那个机构进行着谍报局的全部科学工作,包括远距离摄影和 使用新闻检查时大量查找隐显墨水信件的设备。它的六个小组中,只有第一和第六 小组办理假证件。第一小组制造证件、图章和邮票。第六小组是在战争期间从第一 小组分出来的,它把假证件填好发出去;它还监督谍报局各分站制造假证件的工作 以及在俄国的集团军群情报参谋的工作。 当米勒从事这种工作时,党卫队保安处也开始进行同样的工作,海德里希制造 假文件使红军军官丧失信誉,这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的俄国大清洗中也许起 了一些作用。帮助实现这个计划的,是党卫队保安处里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他 的部分工作是寻找一个可靠的伪造文件图章的雕刻匠,这个年轻人是基尔人,专门 在街上打架鬼混,由于密告他的头头而受到海德里希的注意,他叫阿尔弗雷德·瑙 约克斯。当海德里希认为他在俄国取得了成就之后不久,决定建立一个机构,专门 为他的特务伪造文件,并且在其他方面帮助特务。他把这个工作交给瑙约克斯,这 时,瑙约克斯已经是党卫队保安处少校,他破坏了布拉格附近的一个反纳粹无线电 台,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能力。瑙约克斯精力旺盛地着手进行工作,他集中了必要的 人力和物力,把他的机构设在柏林西南居民区德尔布吕克大街六号A的一栋用灰石 头盖的大楼里。如同谍报局一处G组一样,它不仅伪造文件,还研制供特务使用的 无线电设备和微型照相机,用无线电同党卫队保 安处的特务进行通讯联系,并且监督德国保安总局的小小的通讯情报机构。在 大约一年之内,瑙约克斯使这个机构的工作进行得非常好,以致他虽然名义上仍然 是这个机构的领导人,海德旦希却让他脱身出来去干别的鬼把戏;制造波兰袭击一 个德国无线电台的事件,为希特勒进攻波兰提供借口,帮助舍伦贝格在文洛绑架英 国情报机关的军官;建立一所妓院,名叫“小猫沙龙”,在里面装上窃听器,窃听 外交官嫖客的秘密。 德国保安总局成立后,他的单位变成六司B处,后来改为六司P处。但是一九 四一年初,瑙约克斯接受了约斯特调他去海牙的建议,因为有一次海德里希逛妓院, 瑙约克斯忘了关掉磁带录音机,惹得海德里希不高兴;瑙约克斯又不喜欢舍伦贝格, 因为有各种迹象表明,舍伦贝格将成为他的顶头上司。接替瑙约克斯的是舍伦贝格 的老搭挡瓦尔特·劳夫,他是党卫队中校,曾经参加海德里希试图说服舍伦贝格的 第一个妻子走掉的活动。他担任这个新职务显然是暂时的,因为他保留了德国保安 总局二司D处处长的职务。二司D处处理整个德国保安总局的技术问题,并且设计 了一种大篷车,用这种车把犹太人和其他人运往大坟坑,在途中用车里排出的毒气 把他们熏死。事实上,只不过一年多一点,劳夫就离开柏林去担任更重要的职务: 在突尼斯和意大利兜捕犹太人。三十四岁的党卫队少校赫尔曼·德尔纳在一九四二 年七月二十日接替他的职务,自从一九三五年以来,他除了战争初期有九个月在党 卫队骷髅师指挥一个工兵排以外,一直在希姆莱身边工作。舍伦贝格认为他在工作 中富于想象力,而且很努力。但是他根本当不了头头,一年半以后,他被调到前线 党卫队的一个军里担任情报参谋。德国保安总局六司P处三组(破坏小组)组长、 党卫队少校鲁道夫·拉西格担任这个机构的代理负责人。 这些选择和调动,也许说明了党卫队保安处间谍活动的琐碎之处,并没有怎么 影响这个机构,一半是因为这个机构的各个小组相当各自为政,而且看上去都工作 得很好;一半是因为瑙约克斯原来的主要帮手一直在为这个机构服务,这个助手能 力强,经验多,各个小组的工作都能胜任。他就是伯恩哈德。克吕格尔,当过锁匠, 有好几年曾为党卫队保安处管理一个无线电台。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他临时负责 伪造文件的小组,即六司F处四组。 六司F处四组和谍报局一处G组的工作都包括如下两个方面:设法弄到具体的 文件或证件,把它们印出来填好。文件、证件的来源基本上有三种。最理想的是空 白原件。一九四零年左右,安特卫普美国领事馆里一个亲德国的秘书,把大量美国 空白护照交给谍报局的一个军官,这个军官把它们交给柏林。捣毁敌军司令部时可 以缴获空白原件。但是它们一般很难弄到手,就是弄到手,数量也有限。第二种是 已经填写过的原件。在俄国前线,这样的原件大多数来自战俘;在其他地方,则靠 偷窃,或者从死者和被送进集中营的人的身上搜取。这样证件的好处是,它们是真 实的,上面有持证人以前真正旅行时所盖的真正图章。它们的不足之处在于,为了 适于特务使用而对证件所作的篡改,总是经不起仔细检查。 多数国家是用一种特殊方法往护照上贴相片的,取下原相片就会暴露破绽。证 件上使用的墨水深深浸入纸里,如果用物理或化学方法涂掉墨迹,肯定会留下痕迹。 由于这种经过篡改的证件不可靠,多半只能供给那些和大多数旅游者一样,只要把 护照亮一亮就能通过的特务使用。 第三种文件或证件是仿造的。它不存在篡改和数量有限的问题。但是仿造这样 的证件需要很长时间,也很麻烦。红军的文件和证件仿造起来可能没有多大问题, 可是护照呢,由于纸上有特殊水印图案,封面是一层层压起来的,有时护照上还有 秘密标记,因而仿造起来非常困难。谍报局和党卫队保安处都有专用纸张。柏林东 北约二十英里有一个名叫斯佩希陶森的小镇,镇上有一个造纸厂,党卫队保安处有 一小撮人在那里用大缸煮纸浆。当弄护照封面的纤维涂层发生困难时,党卫队保安 处也询问外界研究实验室。由于这一切工作有可能因为一个国家更换护照而成为徒 劳,这两个间谍机构只为极少数特别重要和可靠的特务伪造这样的证件。比如,从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柏林只给谍报局布拉格站伪造了两份护照,一份是保加 利亚的,一份是土耳其的。 证件纸上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是印进纸里的复杂的背景花饰和压印在封面上 的金色印记。谍报局有二十名雕刻师和美术师来复制这些东西。但是证件上的内容 同样重要。 印在证件上的表格和盖在上面的橡皮图章,都要同敌国当时所用的完全一致。 证件号码不能超过当时的编码范围。 为了确保这一点,谍报局一处G组在该局各分站设有下属对口单位,专门拍摄 外国护照和其他重要文件,然后把照片寄回,并且注明墨水和纸张的颜色。六司F 处还让党卫队保安处各分站拍摄警察从旅馆旅客登记处收集到的护照和身份证。谍 报局和党卫队保安处的车间复制橡皮图章和颜色合适的染印台。谍报局一处G组有 上千个图章,有的用来复制外国签证,有的是各边界过境站和其他有关当局使用的 图章。 填写证件上所列各项内容,会遇到许多麻烦,填写不当,就意味着特务的死亡。 填写时自然要用“发证”国家的术语。在伪造的美国或英国护照上,绝不能写某某 特务的身高一百七十二厘米。因此,谍报局一处G组在各分站用来申请某种证件的 表格上,特别指明要用那个国家的语言填写有关这个特务的每项情况。由于崭新的 护照会引起过多的怀疑,谍报局一处G组就在护照上盖上许多图章。它必须谨慎地 计划这些想象中的旅行,大部分路线是根据一份间谍头头必须填写的四页长的问题 单上所提供的情况制订的。它不能填写一条不能通行的路线,比如,不能在护照上 表明通过了在盖章日期已经关闭了的某个国境站。它不能在护照上没有签证盖章的 情况下,填上已进入一个需要签证盖章的国家。 当事情太困难时,谍报局一处G组就故意把印章盖得乱七八糟,或者把印章盖 重,使其模糊不清。 它的最大问题是要不断提供特务们所需的庞杂得无法想象的各种文件和证件。 文件、证件是现代文明的祸根,战时繁杂的手续越来越多,象供应本这样的新证件 不断应时而生,即使是合法的持有者也感到是个负担。谍报局一处G组和德国保安 总局六司F处四组的任务不知加重了多少,它们不得不为每个特务准备多达十种证 件。谍报局一处G组保存了一百四十六种伪造的红军证件,只要列举其中一部分, 就能说明这个任务的艰巨性;俄文护照(只用俄文填写,没有编号),俄文一乌克 兰文护照(有编号),俄文一乌克兰文护照(没有编号),军事驾驶员执照,医院 出院证明,高加索地区交出的通行证的收据,共产党党证,国防工业部门的工人的 缓役证明书,铁路工人缓役证明书,装甲部队装备管理总局、南部方面军作战部以 及列宁格勒方面军政治部的信笺上端所印的字样,普通通行证(用的是普通纸和薄 纸),沃罗涅日前线飞行员通行证(用的是黄纸和白纸),受奖证明书(战时颁发 的),一张列斯吉涅尔和一张阿瓦尔的出生证,六种医院出院证明(普通的,白色 小的,白色中等大的,棕色大的,又长又大又白的,阿尔汉格尔海军医院的),以 及不下于十六种军官身份证(不能同四种军官个人身份证混淆起来)。 在许多情况下,谍报局一处G组和保安总局六司F处四组对这方面的工作是胜 任的。六司F处四组为了检验一种已经用紫外线检验过的新的伪造护照,命令一位 年轻土兵持这种护照进入瑞士。然后它提醒瑞土人,说有一个间谍可能打从那里通 过。边防哨兵极其仔细地检查了这个青年土兵的护照和其他身份证,然后放他走了。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的一个特务携带着证明他是苏军上尉的假证件,奉命到 一所空军学校上学。他在学校里呆了好几个月,一直向上级报告他所学习的东西。 另外一个特务本来就是教师,一副病容,发给他的假证件说他不适于当兵,他是教 师。他利用这些证件,在俄国中部的一所学校找到了工作,在那儿对红军进行间谍 活动。 为了适应当地的需要,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各分站设有自己的伪造文件 的小型机构。从一九四二年六月起,各集团军群的情报参谋已设有这样的小型机构。 通常他们只不过填写已经准备好了的空白证件。中部集团军群每月大约颁发五百个 证件。战争期间,德国一共颁发了四十多万个假证件。 因此,伪造者有时忽略了某个细节就不足为怪了。有时俄国人发现了差错。编 号在3 ,800 ,000 号以上的伪造的党证,留了一个空白填写党员交纳党费的年月 日期,而真正的苏联党证上却印有这种年份日期。在另外伪造的党证上,“Chl enski' ’(成员)这个单词中的i上面点了两点,本来只有一点。某些伪造 的印章用的是紫色墨水,而真正用的是黑墨水。德国的橡皮印章一般比俄国的线条 分明而且颜色深。 德国人用镀铬金属线装订证件,不留铁锈痕迹,这与俄国的装订不同。在为一 个将去阿根廷的间谍准备身份证时,谍报局一处G组只在证件上面按上拇指印,而 不是象应当做的那样用压印机压印上去,也没有填写照片的日期,而这本来被认为 是身份证上重要的一项,在“Comerciante" (商人)一词中多写了一 个m,纸上的水印图案很粗糙,而且位置太靠下。签证官员的头衔,应当是警察局 长,却写成了警察总局局长,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机关。 德国人必须在假证件上填写假身份,或者说是“传奇式的经历”。有一个特务 被空投到爱尔兰,他就是京特,许茨上士。他冒充他的学友汉斯·马施纳的身份, 马施纳在战争开始后一直呆在德国。他用的是一个篡改得很合适的南非护照。这样 的经历是特务容易记住的。另外一些同特务自己的阅历相差较远的经历,比较难以 想象,也比较难记住。此外,他们在被捕时并不总是能轻易顶得住。俄国人对于那 些有特嫌的人,对照他们自称来自那个地区的方言来检验他们的讲话。他们把那个 地方的居民叫来帮忙,就那个地区的地形讯问这些嫌疑犯。在同种族的英国遇到的 类似的困难,使谍报局放弃以真正的特务冒充商人的企图,而是吸收真正的商人来 做特务工作。 为了使特务们的假经历更加令人相信,德国人向他们提供恰当的家属照片、信 件、帐单、收据、卡片、衣服和设备。间谍机构一般都能避免会使它的间谍暴露的 差错。有时他们从敌人那里得到真晶。同盟国空投到法国给法国游击队的英制衣服 有时落入谍报局的手里。 但是有时候德国人也要弄错。他们的俄国间谍所穿的伪造制服,在裁制上有错 误。他们衬衫的两边是开缝的,而真正的俄国衬衫不开缝。他们裤子的臀部加了一 块布,而真正的俄国裤子却不加这块布。他们过于求全,把肩上的垂片一直缝到袖 子上。而俄国人却让这些垂片挂着。这些瑕疵是微小的,但对有些人来说却是致命 的。 为了收集情报,德国的间谍必须呆在敌国领土上,但是他们如何才能到达那里 呢?战线拦住了陆路。海港和飞机场控制严格,切断了从中立国进去的路子。然而 可行的路子也只有这三种——陆路、海路和空中。希特勒的间谍必须寻找并利用小 小的空隙从这三方面渗入。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就是这么干的,而且成功地从空隙中 渗入到目标国家。 和平时期的陆地国界,或者战时同象瑞土这样的中立国的国界,有时候很容易 越过,只要间谍在法定的边界站出示假证件就行了。这样做并不都能行得通。也许 他们的证件经不起一个眼光锐敏的官员的检查。也许他们必须经常越过国境,或者 要携带钱或装备。在这样的情况下,间谍往往穿过“森林中的边境”。其中典型的 就是同法国的边界。 从莱茵河到卢森堡的弯弯曲曲的边界线位于丘陵地区,树木茂盛,是不可能完 全封锁得住的。谍报局的间谍头子从特里尔派出他们的间谍,让他们沿着羊肠小道 蜿蜒穿过森林、越过边境到法国去——间谍并不是唯一要回避移民局和海关官员的 人。德国人把这种办法叫做“开水闸”,意思就是“放(船)过闸门”。为了让特 务渗入美国,谍报局给他们购买从里斯本到南美的船票;他们从那里到达墨西哥, 到了墨西哥以后,再象那些未经合法手续进入美国的墨西哥流动工人那样,瞠水或 游过格朗德河进入美国。整个过程时间很长:往往要一年以后才能收到特务打回的 报告。在东线也使用开水闸的办法把特务送到敌后。在黑夜的掩护下,前线士兵把 特务从他们自己的战线里带到无人区,然后指点他们绕过敌人的阵地进入敌后的路 线。这些特务偷偷摸摸地溜过敌人的岗哨,然后悄悄地急速前进,离入境点越远越 好。 当德国军队退却时,他们使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办法:卷入法。特务留在原来的 地方,让向前推进的敌军把他们“卷进去”。东线德军在冬季间歇退却期间和在西 线“霸王”行动期间都用过这种方法。 用空投的办法,既可避免上述过程会遇到的危险,又具有纵深渗透的优点。 战争初期,罗韦尔的侦察中队为此提供了它的远程侦察飞机和有飞行经验的飞 行员。空军上尉卡尔·埃德蒙德·加滕费尔德专门从事这项工作。随着在这方面的 需要增加,特别是在德国入侵俄国以后,加滕费尔德增加了更多的飞行员和飞机, 到一九四二年夏季,他建立了自己的中队——空军总司令部第二试验队。在后来的 两年中,它扩增到一个机群,有四个中队,其中第一和第四中队配置在西线。一九 四四年三月,加滕费尔德的第二试验队和第一试验队合并,第一试验队是一个真正 的研究单位。这个合并的单位叫做二零零战斗空军联队,由德国著名飞行员维尔纳· 鲍姆巴赫中校指挥,不过这两个部分却奇怪地改变了番号:第二试验队变成了战斗 空军联队第一组。差不多与此同时,阿道夫·科赫少校接替了加滕费尔德。 这个战斗空军联队根据需要,把它的飞机派到欧洲各地。它从辛菲罗波尔飞到 伊朗、伊拉克和高加索,从雅典一卡拉马基飞到埃及、外约旦和利比亚,从马赛飞 到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从雷恩和巴黎飞到英国,在“霸王” 行动之后,又从埃希特丁丹以及莱茵河右岸的其他机场飞到西线。它使用小型 的菲泽勒公司的鹳式飞机以及福克一伍尔夫FW 200和容克Jul88式飞机。它并 不小看缴获来的外国飞机。有一次召开飞机生产部门负责人会议,讨论在柯尼斯堡 附近以机腹着陆的续航能力非常强的俄国四马达TB—7 型飞机时,一个官员说: “卡纳里斯发狂似地想多得这样的飞机……我们必须立刻把它们交给情报参谋。” 在东线还有其他类型的俄国飞机在飞行。在西线,这个中队使用B—17飞行堡垒式 飞机,在机身上涂上道尼尔288 S的标记,事实上德国并不存在这种类型的飞机。 间谍飞机主要根据气候选择飞行时间。它们经常不得不推迟两三次,使间谍感 到更加烦恼。有时飞机已经开始飞行,只是由于恶劣的气候或敌人的行动而被迫返 回。加滕费尔德的飞行员几乎总是在夜间飞行,而且宁可在没有月色、阴云密布的 夜间飞行。这个联队把它的飞机涂成黑色,把特务们的降落伞染成深褐色。战争初 期,特务们的无线电台还很笨重,不得不另外用降落伞把它们投下去。有时候特务 们找不到它们,赫尔曼·格尔茨就是如此,当他降落到爱尔兰以后,徒然花了整个 晚上的时间寻找他的无线电台。这使得谍报局不得不把无线电台放入磷光袋子里, 后来,无线电台体积缩小了,使特务在跳伞时能够随身携带。 特务们当然要被空投到尽可能靠近他将要工作的地方。 比方,有一个特务是英国人,他的目的地是伦敦,空投地点便被选在伦敦以北 大约有两小时火车路程的威兹比奇附近,因为那儿是平原,飞行员在上面飞行比较 放心,周围乡村人烟稀少,而且这个间谍熟悉这个地区。这个中队估计空投的准确 度是离目标点不超过五英里,根据风力、飞行高度和敌人战斗机截击等情况的不同 而不等。但是飞机可能飞得很偏。 有一次,加滕费尔德想把一个特务空投到都柏林附近,结果却飞到了都柏林以 南六十英里的地方。爱尔兰人当场抓住了这个人。 飞行的时候,可怜的特务紧缩在一架从来没打算用来运送间谍的飞机的一个令 人不舒服的角落里。他身上背着沉重的降落伞和设备,眼睛瞪着机身上的那个小洞, 心想他从这个小洞跳下去,不是幸运就是死亡。如果飞往英国,驾驶员常常贴着英 吉利海峡水面掠过去,免得被雷达发现。他越过海岸以后,被雷达发现的危险就过 去了,然后陡直上升,以便不易被看到和听到。特务经常晕机。当飞机驾驶员躲避 敌人的战斗机时,他就更晕了。有时候飞机驾驶员让他从高空跳下,有时飞机俯冲 到低空,减慢速度,让他跳下去。有的特务在最后一刻迟疑不前,就要“帮助”他 跳出去。有个特务遇到另外一种麻烦,他太胖了。当他发狂地向外扭动时,身子卡 在洞口,两条腿在凤里拍打着,飞机飞离目标越来越远,机务人员用脚使劲踩他, 才把他踩出飞机。 在整个战争期间,东线的空投活动一直没有间断。但是英国日益掌握着自己的 制空权,迫使德国人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以后,放弃用飞机把特务送到那里。他们转 由海上进入英国。 莎士比亚说过,海“象一堵墙,也象一道护城河”那样地保卫着“英王的不列 颠群岛。”但是正如荷马说过的那样,海也是神的路,虽然纳粹德国的间谍完全不 是神,但他们也利用它作为渗入英国的通道。有些特务伪装来自被德国占领的欧洲 的难民。他们偷偷地从荷兰启航,在英国公开登陆。然而,能够安全通过警惕性很 高的英国港口保安机构的检查的特务,即便有,也是极少,英国港口的保安机构有 时甚至把法国陷落后陷于困境、经过曲折的道路才返回国的本’国人保护性地拘留 几个星期,直到他们的申辩被证实为止。 其他间谍乘汽船或拖网渔船穿过英吉利海峡或北海,快到英国海岸时改乘小船 或橡皮筏。 如果被派遣到很远的地方去,例如到西半球去,唯一可行的是海路。有几次德 国人利用潜水艇到北美。至少有两次,德国人利用中立国的轮船,在乘务员的帮助 下把特务送到拉丁美洲。有一次,一个德国人因为在厄瓜多尔进行间谍活动被驱逐 出境而回到欧洲,他同西班牙《蒙特安博托》号轮船上的一个乘务员混熟了。后来 在西班牙,他说服这个乘务员帮助一个德国人偷乘他的轮船到阿根廷。这个间谍名 叫汉斯·茨威格特,将成为当地极少几个德国间谍之一;他将潜入阿根廷社会,但 在阿根廷未同德国断绝关系之前,他不准备进行活动,也不发无线电报。在整整七 个星期的航行期间,茨威格特一直呆在一个装满了钢材的货轮里。在最初几天中, 既没有东西吃,也没有水喝。这个乘务员带着他的钱,安装无线电台的图纸,密码 和其他指示的缩微胶卷。德国人正确地估计到,船上乘务员在特里尼达通过英国检 查站时不会被搜查。一九四三年五月,轮船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茨威格特设法偷 偷上了岸。但是警察已经多少得到了消息,逮捕了这个乘务员。他承认将在一两天 后的下午八时,在五月大街一零零二号阿莫尼亚糖果店会见茨或格特,把他的钱和 文件交给他。当茨或格特出现在约会地点时,警察把他逮捕了。 德国人也用他们自己的五十英尺长的帆船把特务送过大西洋。武装部队最高统 帅部谍报局勒阿弗尔站买了一只小帆船,名叫“白西姆”,是按照供私人游弋的扁 长帆船的样式建造的。这条船航行缓慢,但是舒适,除了船长以外还有三个船员, 船长是海因里希·贺尔斯中尉,他之所以被选上,看来是因为他曾在一九三八年独 自横渡大西洋。 “帕西姆”在一九四二年载着破坏者到南非,后来在一九四三年 ;< 月九日,它驶离法国波尔多南面富饶的休养胜地阿尔卡雄的小港,船上有两个 间谍,一个是威廉·海因里希·克诺普夫,是秘鲁德侨前首领,这一次回到秘鲁去, 另外一个人在德国间谍中是少有的,他是黑人,名叫威廉·马尔库斯·巴尔恩,是 巴西北面荷属圭亚那土人。当德国占领阿姆斯特丹时,他正好在那座城市, 自愿 当间谍,接受了无线电收发报和识别船只的训练。他和克诺普夫携带了相当于一万 二千五百美元的美国、法国、阿根廷和英国货币,还有一台巴尔恩用来往回拍发航 运情报的手提式无线电发报机。为了这次航行,“帕西姆”改名为“圣巴巴拉”, 船上挂着葡萄牙国旗。 它往西南航行了两个月,穿过碧绿的波浪滔滔的北大西洋和闪闪发光、平静如 镜的南大西洋。八月初,加贝尔斯发现了里约热内卢北面弗里亚角的灯塔。他调头 向北航行,来到海岸平原上在里约热内卢北面一百五十英里远的一个名叫圣若昂德 巴拉的孤零零的村庄的海面。到了半夜,两个间谍就在这里乘一只橡皮艇向岸边划 去。但是巴西当局正在等着他们,他们当即被捕了。 谍报局并不气馁,又进行尝试。那年的晚些时候,由于驻阿根廷海军武官尼弗 尔被驱逐出境而接管间谍活动的陆军武官弗里德里希。沃尔夫将军,指示一个名叫 威廉·赛德利茨的德国特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大西洋沿岸寻找一个间谍可以登 陆的地方。赛德利茨同古斯塔夫·艾肯贝格进行了接触,后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东 南海岸附近拥有一个牧场。他们两人一起察看了这个地区,一致认为米拉马尔灯塔 和内科切亚灯塔正中的一个地方最合适,那里有一条路通往艾肯贝格的牧场。将近 一九四四年四月底,“帕西姆”再度启航。它载着无线电专家瓦尔特·布尔克哈尔 特和缩微照片摄影师阿尔方斯·夏特赖恩,还带着两万美元现金和价值八万德国马 克(合三万二千美元)的可以变卖成现款的药品。这一次,当帆船破浪横渡大西洋 时,一艘同盟国的巡逻艇截住了它。水手上帆船进行搜查,但是船上没有违禁品, 它的证件以及乘客和水手的证件都符合规定。他们把这只帆船放走了。不久船驶近 南美海岸。他们用无线电和当地的间谍网进行联系后,把登陆点从米拉马尔灯塔以 南改为米拉马尔灯塔以北、蓬塔莫戈特斯灯塔以南约三公里的地方。一九四四年七 月五日夜,船员看到了海岸上商定地点的灯笼信号。布尔克哈特和夏特赖恩坐橡皮 艇往岸边划。德国间谍坐着三辆小汽车来接池们,他们把布尔克哈特送到一个牧场, 把夏特赖恩送到另外一个牧场,就这样胜利结束了德国整个间谍战中最远的一次渗 透。加贝尔斯由于取得成功,赢得了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德国金十字勋章和骑 士十字勋章。他们使他成为整个德国情报工作中大概是勋章最多的一个人。 特务一旦到了他们的目标国家,常常必须同其他的人,尤其是间谍头子进行接 触。为了确保彼此是自己人,间谍要交换事先安排好的暗语。一九四一年德国致电 一个在拉丁美洲的间谍,告诉他一个新到的间谍将用德语对他说: “我从德国给 你带来问候。”这个间谍就该回答; “一定是从柯尼斯堡带来的。”指示电文最 后说: “随即你们就可以言归正传了。” 安排会见,要比只是认识某个人复杂得多,因而需要更复杂的暗号。被认为是 谍报局高级间谍之一的南斯拉夫人杜斯科·波波夫,想会见在中立国葡萄牙的德国 间谍头子,于是给他打电话。如果波波夫说“我坐火车来,”意思是将在里斯本事 先约好的自由大街见面。如果他说坐出租汽车来,意思是他想在去里斯本的大路上 的伊什图里尔郊外一英里的地方见面。如果约定日期是“星期一”,意即在下午六 时十分见面, “星期三”则是七时十分,如此类推。通常会见总是在打电话的第 二天,但是如果波波夫说“事情紧急,”就得当天见面。波波夫的间谍头子在同他 接触时由一个姑娘给他打电话,随便说一个名字,然后告诉他: “真对不起,那 天晚上我象个大傻瓜。”波波夫和她商定在当天晚上或第二天晚上在某个夜总会见 面。但实际上这位间谍头子的金发碧眼的女秘书(而且是情妇)是在伊什图里尔赌 场会见波波夫的。波波夫说; “她走到轮盘赌桌子那里;我跟在后面,她下三次 赌注,下赌注的数目是依次暗示约会在哪天几点几分进行。然后她打0 或36.0的意 思是在里斯本约会,36则指约会的地点在伊什图里尔的事先安排好的地方,定这个 暗号真花了不少代价。 一个收集情报的特务如果不会报告,那他就没有什么用处。通讯因而是间谍活 动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些联系采取多种形式。 对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一处处长皮肯布罗克来说,最好的联系方式莫过 于特务同他的负责人会面。特务们自然是口说比写信来得详细。他们当时当场就能 回答问题。 负责人可以重新考验他的特务,彻底弄清楚他的情报来源,可以再鼓励他,给 他新的指示。会见以马拉松的方式进行,由秘书用速记把全部谈话记下来。战争期 间。当特务从英国航行到葡萄牙时,时常举行这样的面谈。但是这样的面谈是很少 见的。大多数情况下,特务们不得不通过信使、邮政系统或无线电传递情报。 信使通常在轮船或飞机上工作,他们从间谍或间谍的联络人那里接过原始的或 缩微拍摄的信件和文件,送到中立国或德国。珍珠港事件以前,在美国的间谍利用 了十一个在轮船和飞机上工作的信使。一九三九年十月,其中一个叫莉莉。 施泰因的金发女郎,带着钱和缩微照片搭《德罗特宁霍尔梅》号轮船从瑞典到 达纽约。在阿根廷的一个间谍网把它的报告和有关战略要地的照片,通过信使本哈 明·胡安·罗森送到德国,罗森是西门子一舒克特公司的一个雇员的姐夫;罗森经 常坐《合恩角》号轮船到西班牙,在西班牙大概有一个德国官员收取材料,再通过 官方渠道送到德国。信使这条线一般来说是最可靠的联络方式,但是它的代价也很 高,相当慢,在战时也很难建立起来。 写信则是最便宜的联络方式,也最保险,因为信件几乎不可能被跟踪;写信可 以比发电报讲更多的事情,因为发电报必须简短,以免被测向仪器发现。但是信件 到达目的地的把握不大,因为敌人要检查,而且信件走得慢。 因此,间谍头子理所当然地不直接寄信给间谍,间谍也不寄信给间谍头子转交 谍报局,而是由普通住宅或机关里的私人接收信件,然后转递给真正的收信人。汉 堡站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三日指示它在智利瓦尔帕莱索的特务,把信件寄到“利希 滕施泰因沙恩的汉诺·冯·哈勒姆。”另外两个特务得到的掩护地址是“里斯本里 约热内卢横街七十三号西蒙·西蒙收”。 为了使非法的情报逃过特设的检查关卡,德国间谍把情报隐藏在他们的信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间谍大体上采用三种方法,其中两种从凯撒皇帝时代 就开始使用了。 第一种是使用行话作为暗语,把真正的意思隐蔽在谈公事聊私事的言词中。西 塞罗曾经使用过这种方法,一九四O年德国的一个间谍也使用过这个办法。他发现 很难完成在第五号电报中交给他的任务,他就写道: “你的第五号订货数量相当 大,我的能力有限,永远不可能全部满足要求。”使用得更普遍的是第二种方法: 隐显墨水。老普利尼⑩在他的《自然历史》一书中开了一个配方,从文艺复兴时期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务都使用它们。后来化学家们在保 安总局六司F处和谍报局一处G组三小组的实验室里用曲颈瓶煮液体,把一个 试管里的容液倒到另一个试管里,探索新的配方。米勒规定好的隐显墨水必须清楚, 不留痕迹i经得住热、冷和阳光,除了规定的试剂以外,其他任何试剂都不能使它 显现出来。谍报局把它的隐显墨水分成几类,从一号到五号。一号最好,最具备米 勒认为是重要的特性;一号墨水只给高级间谍。每一类墨水里面又分三种:一、干 的;二、含酒精的;三、容在水里的。墨水有代号。比如Ⅲ1 号墨水,是一种黄丸, 名叫“格奥尔格”;另外一种是白丸,名叫“海因里希”。特务用一根牙签插着丸 子,在一张事先用棉花擦干净的纸上写字。要显现用“格奥尔格”墨水写的信件, 收信人只要把信纸弄湿,在上面喷上含萘的红粉,把它加热到摄氏六十度,用紫外 线照射就行了。 “普拉尔”是一种轻泻药片,内含酚酞。特务把这种药片溶解在 五十度的杜松子酒中,溶液就可用来写信。间谍头子把这样的信件浸在水和香烟灰 的混合液中,字体就呈粉红色。谍报局普遍使用的另外一种墨水,是治头痛的药片 匹拉米洞,有时溶解在酒精中。谍报局为那些派往爱尔兰去的间谍,把墨水浸透在 棉花团里,棉花团变成黄色,再把这些棉花团缝在衣服里当垫肩。特务要做墨水时, 只要把棉花团浸在水里就行了。保安总局六司F处发明了一种隐显墨水,这种墨水 的主要成分是血红蛋白:特务刺破一个手指,用一滴血就能做墨水。它的显现同样 包含生物反应过程,把字体变成绿色,德国保安总局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 这两个间谍机构,想方设法地抵制同盟国的检查机构用来检查隐显墨水的两种主要 办法。一种检查办法是用金属丝把四至五把刷子捆在一起,同时蘸上显现普通墨水 的显现剂,检查人员用刷子在信纸上对角刷上几行,看看是否有什么东西显现出来。 为了挫败这种检查手法,谍报局一处G组三小组发明了一种墨水,它需要涂三 次显现剂,每次隔三个小时,第三次涂过后,再隔三小时才能显现出字体。同盟国 检查员的第二种办法是使用碘蒸气。紫色雾气吸入纸张的纤维里,如果纸上用隐显 墨水写过字,吸入程度就不一样,因此不需要查明是哪一种试剂,就能使隐显墨水 写的字显现出来。党卫队保安处告诉吉姆佩尔如何避免被这样发现。他必须按正常 方式用隐显墨水在一张白纸上写好信,然后把它紧紧地压在第二张纸上——如果可 能,上面压重的东西——这样,有些墨水就到了第二张纸上。把第一张纸扔掉,在 第二张纸上写上一封不会引人怀疑的信件。寄到柏林,柏林的实验室会使秘密墨水 显现出来。显现出来的字是反的,但是这点困难微不足道。 如果前两种明信中隐藏密信的方法自古有之,那么第三种办法就好象是精确摄 影那样只是现代才有。这就是微粒。早在一八七一年,微粒照片就在通信中使用了。 当时信件被缩小到邮票那么大,拴在汽球和信鸽上,飞出被德军包围的巴黎。但是 被拉进谍报局一处G组二小组的法本公司化学家海因里希·贝克决心改进这个办法。 在阿格法和其他德国公司的帮助下,他研制出了一种具有非常强的解象能力的镜头。 “他以苯胺染料为主剂调制了软片感光乳剂,这种乳剂的分子就能呈现明暗,而用 不着象通常银感光乳剂那样只有到粗得多的颗粒状态时才能呈现明暗。”贝克终于 能够把一页书微缩到一个小句点那么大。后来他又缩小从事这项工作必需的设备的 体积,最初这些设备装满一个房间,最后缩小到只用一只小箱子就可装下。党卫队保 安处采用了他的方法。 但是,这种技术上的成功实际上存在着弊端。它的代价极为昂贵,而且仪器笨 大很难收藏。结果它多半用来从德国发指示给特务,这些特务只需要一个倍数大的 显微镜就可阅读微粒信件。只有很少的主要特务,比如在比较安全的南美的少数特 务,才能得到微缩设备,缩成的微粒通常不是圆的,而是小方形的胶片。许多间谍 很好地利用了它的优越性,把整本整本的不易找到的杂志,如《铁时代》,微缩成 一条条非常小的胶片,藏在工厂封上的信封口盖上发亮的胶水里。但是并不是每个 间谍都很重视微粒这种办法。当吉姆佩尔在缅因州登陆时,他把他的整套微缩设备 留在潜水艇上,因为它太重,无法携带。 特务的报告如果到得太晚就毫无用处,等于根本没有寄出,或者根本没有收到。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邮件,甚至航空邮件都走得很慢。因此,统帅部谍报局和 党卫队保 安处就越来越把无线电当作他们的主要通讯手段了。 为此,谍报局给它的特务配备专用收发报机,叫做“Afus”,这个字来自 德文Agentenfunk,或者叫做“特务电台”,是在三十年代研制出来的, 是一种用手按键的莫尔斯收发报机,大小同小提箱差不多,可以依靠石英晶体调到 预先确定的一种频率,动力是大约能发出十瓦电的电池。 特务们按照无线电计划发报。这个计划给他安排好呼叫信号、密码索引和发报 时间,时间一般规定得很简单,例如“星期一下午八时”。但是如果特务没有什么 可报告的,就不一定发报,另一方面,如果有重要情报,也可以在别的时间发报。 一般来说,他们发的报必须尽可能简短,以避免敌人监听。多数特务发的报都非常 短,大约只有五十至一百字。一般特务只需要一分钟就能发完,熟练的发报员只需 要半分钟。从海外发报时间较长,而且经常是分几次发报。一九四三年二月五日, 德国收到在加拿大的一个化名叫做“博比” 的特务打来的电报,他分三次打,每次打四行半字,三次发报的时间是下午四 时五十五分、四时五十八分和五时零四分。 收报的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和保安总局的各个无线电台。谍报局的收 报机构是谍报局一处一组。在一九四三年之前,这个组一直由库特·拉泽霍恩中校 领导,此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个工程师,后来上大学学习高频无线电,毕业 后还是担任工程师,并于一九三六年重新服役。一九四三年,他由通信兵军官特奥 多尔·波雷奇金上校接替。 这个机构的两千人组成五零六通信旅,有四个营,营部分别设在汉堡、威斯巴 登、维也纳以及谍报局俄国前线总站。这些人在分布在全德国和德国占领区以及谍 报局在国外的机构中的各个通讯站工作。他们处理谍报局站与站之间的通讯业务。 例如,马德里站的通讯,大约有五分之三是情报,其余的是行政报告,在一九四三 年以前是使用马德里一巴黎一柏林电传打字线路,到一九四三年,由于飞机轰炸, 被迫改用无线电传递。后来,谍报局一处一组附设在大使馆的发报机和柏林每小时 联系一次,和其他的通讯站,如罗马,波尔多以及它自己的前哨站每四小时联系一 次。谍报局还利用其他线路。例如,阿尔赫西拉斯的前哨站把在直布罗陀观察到的 舰船的情况,用无线电报告给法国西南部的达克斯站,后者再将情报转给柏林。 特务们向哪个站发报,取决于他们活动的地点。因此,在瑞士、法国、西班牙 和北非的谍报站的特务主要向威斯巴登所属各分站发报。威斯巴登站的设施都是特 别修建的,还为工作人员盖了宿舍。这个站实际上在威斯巴登以北矮山中的一个名 叫艾泽内汉德的村庄里,因为谍报局要把它的收发报机设在偏僻或宁静的地方,远 离大型或为数众多的电子设施,以免造成干扰。威斯巴登站在科隆的莱茵河对岸一 个名叫克鲁姆的小村庄,以及在靠近巴黎的纳伊的一座别墅里设有下属电台,因为 那儿空旷,足以架设天线,还有一个下属电台设在西格马林根附近山上的一个大院 子里。这个院子里有两处报房,其中一个放八至十台发报机,另外一个放十九台发 报机,每台发报机可同二十个工作台当中的一台联系起来。真正发报是在一英里外 的一座高塔上进行的,通过一条埋在地下的线路进行遥控。发报机的功率大小不等, 最高达七百五十瓦特。 往英国、爱尔兰、冰岛以及西半球这些海外地区发报,由汉堡站处理。维尔纳· 特劳特曼少校于一九三七年从谍报局什切青电台来到这里,把这个站建起来了。他 接管了一幢文艺复兴式的拉毛粉饰的漂亮房子作为他的总部,这幢房子是第一次世 界大战以前一个商人为他的女儿陪嫁而建造的。 房前有草坪,房后有池塘,它座落在库普费尔赖德尔街四十五号。这儿还是一 个不发达的街区,在汉堡这个值得骄傲的汉萨同盟城市的东北尽头。特劳特曼在街 道对面的草地上架起了接收天线,在半英里外的迪斯特尔街的北面架起了发报天线, 象在西格马林根那样用遥控发报。他的一百二十个工作人员在这幢房子二楼的收报 室里日夜轮班收报,每班四小时。为了接收在汉堡难于收到的海外电报,他在什切 青、奥斯陆和波尔多附近地区建立了辅助接收站。 每个电报员用各自的耳机在不同的频率上收听两个不同特务的情报,因为虽然 特务事先安排好了发报时间,客观环境常常使得他们也许早发,也许晚发。许多时 候,电报员要透过响亮的劈劈拍拍的干扰声,用电台全神贯注地收听微弱的声音。 当他终于听到了“他的”特务的呼号时,他就告诉对方往下发报,自己认真收听每 一点每一划,极其仔细地把电文记下来,免得出差错,因为谍报局一处一组并没有 用钢丝录音机把发的报收录下来。如果对方发报的特务是由收报的电报员训练出来 的(这种情况并非少见),那么电报员就熟悉这个特务的发报特点,他的“指法” 就和他的笔迹一样有它的特色。电报员然后译出电文,看看电文中有没有安全暗号。 这是电文中一种特别的记号,例如在第十五或第二十个字的位置上有一个X,或者 把第三个字拼错,这就是告诉谍报局,电文是真实的,因为如果发报的特务被捕并 在胁迫下发报,他就不发安全暗号了。电报员把译出的电文交给上级,上级或者用 莫测高深的密码机将电文重新译成密码发往柏林,或者用密码电传打字机通过陆上 通讯线路发往柏林。 间谍无线电通讯中最大的困难,是收听间谍的第一份电报。间谍走了,常常要 三个月以后才能收到他的电报。有时候要几个人一起收听一个间谍的电报。特劳特 曼最大的难题是要让电报员在那段时间里耸起耳朵全神贯注地收听对方的呼叫信号。 为了激励无线电电报员,奖给第一个听到信号的人一只鹅。 德国保安总局六司的小得多的通讯机构中,程序基本上是一样的。这个机构开 始时是瑙约克斯领导下的六司二处的一部分。到了一九四一年它成了六司六处。第 二年,六司的大量特务渗入俄国,参加“策佩林”行动,迫使希姆莱下令建立一个 无线电单位来处理同这些间谍之间的通讯。为了找一个人负责这个单位,保安总局 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三日把一个三十一岁的党卫队少校电报员抢了过来,此人是托 特纳粹党组织的通讯头目,名叫彼得·西彭。柏林西南哈韦尔河上有一个河湾,叫 做万湖,万湖边上有一幢别墅,西彭将别墅外围低矮的黄屋当作这个单位的工作地 点,取名为哈韦尔研究所,它离湖滨楼特别监听所不远。 他每年有三百万德国马克(一百二十万美元)的预算,到了一九四三年底,已 经凑集了一百六十个技术人员,把其中的大部分人安置在他建立起来的四个前哨站 里,每一个前哨站专门为一个间谍地区服务。他们共有十八台发报机,使用五十条 线路。柏林站有四十二个男、女工作人员,处理远程通讯。此外,这个单位还训练 特务,尤其是参加“策佩林”行动的特务;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大约有二百人受训。 西彭制造了一种特务使用的电台,只有四个香烟盒这么大,可以在柏林成功地 收到三千英里以外的伊朗发来的报。 甚至在德国保安总局接管了谍报局以后, 军方和纳粹党的无线电机构还继续存在。哈韦尔研究所接收了处理无线电事务的六 司F处的一组和二组。谍报局一处一组成了德国保 安总局军事部的第五处。但是他们的间谍无线电活动直到最后始终是很少的。 哈韦尔研究所最忙,每天处理四千到七千字,因为派去参加“策佩林”行动的特务 的人数很多。但是谍报局威斯巴登情报站从法国、北非和西班牙的特务那里收到的 电报,每天很少超过十二份。而汉堡的特劳特曼,在整整一个星期里,从散布在地 球四分之一的地面上的特务那里收到的电报增加到十份,就觉得很了不起。 特务是要报酬的。即使出于思想信仰而工作的特务,也是要钱的。谍报局和党 卫队保安处都以三种方式付酬;预付,发月薪和带点挖苦的叫做“酬金”。 预付报酬,适用于到很远的地方去、预料在一段长时期内不会同德国亲自进行 接触的那些特务。一九四一年,间谍汉斯·纳普去见德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海军武 官尼布尔上尉。尼布尔在战争开始的时候从大使馆收到五十万比索(十二万五千美 元)的存款,他立即把存款提为现款,兑成一千比索(二百五十美元)一张的钞票 和零钱,放入他的保险箱。 尼布尔听到纳普说的暗语“我表哥乘的是《格奈塞瑙》号轮船”,立刻按指示 付给他五千比索(一千二百五十美元)。 一九四二年,驻里奥的大使馆预付五万美元给党卫队保安处在拉丁美洲的间谍 头子约翰·西格弗里德·贝克尔。第二年接着付了五万德国马克(两万美元)。吉 姆佩尔和科尔波横渡大西洋时携带着六万美元的现款和九十九颗小钻石。在英国进 行长期活动的特务也享有财政上的保障。有一个特务得了四千英镑(一万九千二百 美元),一个高级特务得了两万英镑(九万六千美元)。 (谍报局付给在英国的 特务的钱总共估计为八万五千英镑[ 四十万零八千美元] )。 虽然一般来说谍报局不同特务订契约,它付给一些特务的报酬等于薪金加上开 销,甚至对它喜欢的特务给予失业补贴。这些特务当中的一部分在旅行以后,或者 在固定的职位上定期报告情况。一九四一年六月和七月,谍报局卢森堡前哨站付给 一个代号是V—曼934 的特务一百二十德国马克(四十八美元)。特务“马塞尔” 在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有一个时期不能工作,但是每月照领一百二十德国马克 的月薪。在阿根廷,尼布尔从一九四一年年中起每月付给间谍奥托马尔·米勒七百 比索。预料另外一些雇用特务要潜伏下来,但在敌人征服了他们所在的地区以后, 必须仍然忠于德国,继续报告情况。 大多数特务每交出一份报告,就得到一笔奖金。奖金数目差别很大。一九四零 年一月,谍报局不来梅前哨站给每个特务发的奖金各不相同,给V—10002 号特务 只发了十四美元的奖金,给V—10038 号特务却发了一千美元。这些奖金几乎等于 不来梅前哨站那个月的全部支出(五千三百六十四点二四德国马克(二千一百四十 五点七美元))的一半。 对于英国特务“约翰尼”提供的多数报告(主要是关于英国空军的),他的特 务头子总是付给他二十英镑(九十六美元),但是,有时候他的报告具有特殊价值, 就付给他五十英镑(二百四十美元)。一九四四年法国战役期间,越过前线执行短 期任务的特务得到两百马克(五十美元),在敌后较远的地方进行长期工作、用无 线电进行联系的特务,得到二千至五千马克(五百至二千美元)。 然而,早在一九四三年,许多间谍开始宁可要实物,而不愿要在一个地方呆不 长久的政府纸币。许多间谍要药品。 谍报局总部甚至在要求限制这种方式的支付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那些得到了 实物的特务的“工作兴趣大得多”。到了一九四五年,许多间谍拒绝以钱付酬。他 们接收珠宝——常常是付给前线特务——或者短缺的供应品,如烟、酒、衣服。 有时候,付报酬采取冒险的传奇式的方法。德国保安总局用降落伞把钱送给在 伊朗的特务,以红灯为信号降落到机场,或者降落到盖奇盖斯沙漠地区的某些有地 理标志的地方,一九四五年在法国,一个间谍头子在诺曼底海岸格朗维尔附近隐藏 了二十万法郎,后来两个特务到那里把钱取走了。 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特务只是从头头那里,或者从谍报站会计那里领钱。 谍报局和党卫队保安处都要尽可能仔细地报帐。这并不是总能办得到的。在南美的 一个特务,在一次宴会上把一大把英镑偷偷塞进当地一位显要人物的餐巾下面。 “现在我倒要替他开这笔钱的收条!”他大声地发泄一个在现场从事间谍活动的人 对内务部这种愚蠢限制的久压心头的愤懑。在某些情况下,报销帐目甚至并不可取。 有些间谍头子觉得,报帐会使行政部门太多的人知道他们的特务的情况,从而损害 他们的工作。舍伦贝格并不要求他在伊朗的特务报帐,宁愿利用无线电联系来获得 更多实质性的报告。但是这样不加控制地发钱为贪污开了方便之门,主要是间谍头 头自己经常把给间谍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在南美发生了如下一件事情:特务约瑟 夫·斯塔齐奇尼把一个报告船只活动的间谍网的两万比索(五千美元)的经费自己 花掉了。这样的事情在谍报局并不罕见。结果,这两个间谍机构规定了一些限制。 在党卫队保安处的各前哨站,每月清帐。 在布拉格前哨站,付给个人的款项达三千马克(一千二百美元)的可由间谍头 头批,付款达一万五千马克(六千美元) 的由前哨站头头批。超过上述数额就要送交德国保安总局,在保安总局由处和 组的领导批准,再把批件送呈舍伦贝格连署签字。超过五万马克(两万美元),只 能由卡尔滕布龙纳送上审批。 两个间谍机构都有财政单位来处理这种工作。谍报局的财政单位是总部财务处。 处长马丁·特彭最初领导着这个三十人的机构,但是在一九四一年底,他因接受间 谍的礼物和给间谍额外资金而下狱。接替他的是格奥尔格·迪斯特贝格博士,他是 个预备役军官,被调到谍报局以前,曾在一个骑兵师里当会计。在德国保安总局第 二司负责财务和行政。从一九四四年年中开始,那里的约瑟夫·施帕齐尔负责六司 和其他机构的财务。施帕齐尔曾经试图私人开业,失败了。 而他做这个工作的主要资格,似乎是他同卡尔滕布龙纳的关系密切,他的纳粹 党党员的党龄长,自从一九三一年以来一直在党卫队里专门做财政工作,以及他为 达豪集中营当过多年的会计所积累的经验。他的无能,迫使舍伦贝格让谍报局前官 员耶尔格斯博士从他自己的部门内部控制特务们日常的开支。 这些人监督处理的事情中,包括总部向前哨站和特务提供经费。一九四五年一 月,前线侦察总指挥挪用了拨给西线前线侦察主站的大量钱款,共约两万美元、五 千英镑、三百万法国法郎、三万比利时法郎和两万荷兰盾。这两个间谍机构在提供 这些经费时,有时通过银行汇兑,有时由信使带去,有时(给谍报局国外情报站) 通过外交邮袋,有时偷运。前哨站往往拥有许多国家的大量货币。例如,战争结束 时,布拉格前哨站有一万五千七百德国马克、二千五百六十九美元、四百九十八英 镑(其中一百九十八英镑是金币),四千九百瑞典克朗、一千瑞士法朗、八千零九 十土耳其镑、六千二百匈牙利彭戈、四万六千罗马尼亚列伊、一万五千俄国卢布以 及估计价值六万八千德国马克的贵重物品。 间谍机构的主要财政问题是外汇。国外的特务很少接受德国马克;他们要黄金 或当地的硬通货,或者至少要容易兑换的无可怀疑的通货。但是这些货币是被严格 控制的;根据法律,德国银行控制黄金和外币“达到这样的程度:为了取得国际收 支平衡,为了维持马克的价值,它认为应当怎么控制就可以怎么控制。”解决这种 矛盾,对舍伦贝格来说,已经成了“主要的难题之一”,而对迪斯特贝格来说,是 “我的最困难的任务”,虽然他自称得到了德国全部外汇的六分之一。这两个间谍 机构使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外汇。 谍报局经常直截了当地向德国银行提款,取出分配给它的那部分款子,这笔款 子有时是外汇,有时是德国马克。例如,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三日,谍报局要求银行 同意付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特务代表两万五千美元,而不把这笔钱记在它的 外币帐上;三天以后,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德国保 安总局从德国拥有外汇最多的单位——戈林的四年计划委员会以及经济部那里 获得的外汇,比从手续繁琐的德国银行那里得到的外汇更多,而且来得容易。只有 当经济部的储备金减少了,经济部长瓦尔特·冯克(他也是德国银行行长)才同意 从德国银行里支取黄金和外汇。一九四三年,为了到伊朗去执行一次任务,冯克批 准德国银行给予德国保安总局十五万美元、二十六公斤金条、二十五公斤法国拿破 仑金币,伊朗部族需要的就是这些货币。反过来,谍报局必须付给德国银行等价的 德国马克。 这两个间谍机构不仅在德国国内可以得到外汇,而且还索取德国在国外拥有的 外汇。一九四零年,谍报局替和它一起工作的德国公司托比斯一通比尔德辛迪加获 准从它在纽约银行业信托国际公司里的德国中部钢铁厂的帐上付出一万美元给当时 在美国的一个公司成员。表面上这笔钱是用来购买托比斯公司的狭电影胶卷和照相 装置方面的专利股权,但事实上是为谍报局而要的钱。舍伦贝格有一次用同样的办 法让无线电器材公司阿根廷分公司付比索给他在阿根廷的间谍,而他在柏林偿还这 个公司五万德国马克(两万美元)。 这两个间谍机构都相当合法地依靠自己取得了一些外汇。舍伦贝格每个月给约 翰内斯·伯恩哈特五万德国马克,向他控制的在西班牙的一个企业和另外一个企业 投资,这样就可以有西班牙货币比塞塔了。谍报局在国外有二十至三十个掩护企业 兑换通货,有时候从中赚钱。 但是这些合法办法满足不了对外汇不断增长的需求。迪斯特贝格被逼得做起非 法生意来,他有四个商人帮忙,一个德国人、一个奥地利人、一个匈牙利人和一个 瑞典人。当他极需一笔外国通货时,他给其中一个人等值的德国马克,半打填上这 个人的名字的一些国家的护照,命令他在两个月之内带着所需的外汇返回。这个人 可以留下他在兑换货币时所能赚到的利润,不管这笔利润多少。通常这些人先到希 腊,因为那里的兑换率最有利可图。他们在过边境的时候,要么不得不把装满纸币 的口袋扔过边界栅栏,扔到另一边的森林或田野里,要么必须得到一个谍报局军官 的帮助。迪斯特贝格认为自己信任他们,因而他们从来没有出卖他,他也就常常获 得他所需要的外汇。 支持作这些交易和兑换货币的是庞大而且有时是隐匿的机构,这些机构首先为 谍报局和党卫队保安处带来财富。其中有一些交易是正常的。谍报局是武装部队的 一部分,从政府那里获得经费。德国保安总局第六司是纳粹党的机构,主要由纳粹 党财政部门供给经费——部分由正规预算支出,部分由特殊拨款支付,到一九四一 年一月,特殊拨款已经猛增到一百五十万德国马克(六十万美元)。德国保安总局 的两任领导人海德里希和卡尔滕布龙纳,也从政府经费中得到一部分钱。一九四四 年底,这个联合起来的谍报机构开始得到关税收入。 其他手段可被认为是战时措施。一九四二年,德国银行没收了锁在法兰西银行保 管库里的两百吨比利时黄金。战争·期间,俘获敌方间谍就会收缴数以百万计的德 国马克、美元、卢布和瑞士法郎。 另外还有一种非常卑劣的手段。它违反德国法律和国际法,而且暴露了德国特 务。然而一个受人崇拜的人的先例认可了这种行为: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期间曾 使用这个办法来引起通货膨胀,以此帮助他支付那次战争的费用。这个手段就是伪 造货币。党卫队保安处的瑙约克斯最先开始干这种勾当。在胜利的年代,这项工作 被忽视,但是在一九四二年底又恢复起来了,领导这项工作的是专门伪造证件的德 国保安总局六司F处四组负责人伯恩哈德·克鲁格尔。这项计划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的: “伯恩哈德”行动。克鲁格尔的雕刻工人和印刷工人是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 第十八和第十九这两排房子里的犯人。他的主要技术助手是阿尔贝特·朗格尔博士。 朗格尔是前奥地利密码破译员,学过物理和数学,曾在德国保安总局无线电观察站 工作过一个短时期。他拟出纸币上成套恰当的顺序号码,从而解决了这项计划中这 个最后的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他们伪造的英镑纸币的颜色不十分对头。他断定这 同造纸时用的水以及印刷有关系。英国货币是在赫尔印刷的。他查清了那里的水的 化学成份,照着配制了这样的水,结果满意地看到他所伪造的货币的颜色同真正货 币的颜色完全一样。 “伯恩哈德”行动制造了八百九十六万五千O八十张五英镑,十英镑、二十英 镑和五十英镑的纸币,共值一亿三千四百六十一万零八百一十英镑(六亿四千五百 —‘十三万一千八百八十八美元)。伪造这些票子,主要是想使英国的战时经济陷 于瘫痪。虽然舍伦贝格和迪斯特贝格一般都认为这些伪币会危害间谍活动,因而拒 绝使用它们,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间谍机构还是抑制不住要利用这种唾手可得的经 费来源。一九四零年六月,谍报局派遣瓦尔特·西蒙到爱尔兰,他的经费中就有一 百二十张一英镑的伪币。一九四三年由海上飞机送到苏格兰海岸的另一个间谍,被 捕时发现他身上也带着伪钞。一个名叫约翰·弗朗西斯·奥赖利的爱尔兰人,被空 投到目标地区,报告有关盟国即将举行登陆作战的情报,他也带着伪造的货币。在 瑞典的党卫队保安处的代表有时把这样的伪钞付给他们的情报员。战争后期到敌后 进行间谍活动的人也带着伪造的金镑。战时最了不起的间谍“西塞罗”,也就是拍 摄英国驻土耳其大使的公文递送箱里的文件的那个特务,从表面上看来因为提供情 报而获得的报酬比有史以来的任何间谍都多。但是他所收到的总数显然是三十万英 镑(一百八十四万美元)的英格兰银行钞票,后来证明都是假的,完全没有价值。 纳粹情报机构就是这样奖赏那些冒着生命危险而收集情报的特务。 然而,间谍活动经费的最大来源远比只是伪造货币要可耻得多,恶毒得多。它 沾满了鲜血。这就是“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 纳粹没收了被他们屠杀和撵走的犹太人的财产。仅仅在西方占领区,到一九四 四年七月三十一日那天为止,从犹太人那里没收了相当于一千一百六十九万五千五 百一十六德国马克(四百六十多万美元)的货币和债券,以及六百七十四节火车的 货物。他们并不就此罢休。在奥斯威辛、特雷布林卡、茅特豪森和其他地方,纳粹 分子剥夺犯人的耳环,项链、胸针、宝石、结婚饰带、眼镜金框和现款——有时是 一千美元的钞票。当这些男人、妇女、儿童在毒气室里被害死以后,在他们的尸体 被送进火化炉以前,德国人从他们的嘴里把金牙拔出来。他们把金牙融成金条,和 其他东西一起装箱运往柏林。在柏林,普鲁士国家造币厂将金条熔炼一下,就成为 德国银行储备的一部分——党卫队如果需要,就可动用这种储备。 党卫队果然需要它。卡尔滕布龙纳大量使用这种染着鲜血的黄金来支付他的情 报机构的经费。有一次希姆莱特别指示:他转送到德国银行的一些来自死亡营的黄 金,如果党卫队需要,可作为行贿或收集情报之用。而在战争后期付给前线间谍作 为报酬的珠宝,有许多是被屠杀的无辜者的装饰品。 到最后,德国的间谍活动,就象这个卑鄙国家的许多活动那样,是靠鲜血和成 堆烧焦的肉体来维持的。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