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蒋介石以他所居的高位,似乎不可能不明白,对于外国霸权的退让,是不可能 有个止境的。但他急于铲除国内的异己,还是止不住在对日本妥协的路上滑下去。 中国的局势,由于他无心攘外而专注于“安内”,变得越来越危急,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黑暗。 冯玉祥离开张家口以后,方振武和吉鸿昌把部队集结在张北一带,继续坚持抗 日。蒋军和日军同时打击这支抗日部队,好像是不谋而合,又似乎是合谋而为,迫 使这两位抗日将领离开部队,前往天津。 蒋介石还纠集一百万兵力,对号召全民抗战的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根据地,开始 进行第五次“围剿”,其中有五十万兵力用于围攻江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日本根本不和蒋介石讲情面,把华北的形势弄得紧张万分。连日本人内部也在 争先恐后,日本海军积极策动华北的分离,而日本陆军则要求在华北设立“缓冲地 带”。 内蒙古也处在日军威胁之下,日本驻承德的特务头子松室孝良,在多伦召开蒙 古王公大会,策划建立“蒙古国”。 蒋介石容得下日本的挑衅和侵略,却容不得不大听话的抗日将领活在世上。吉 鸿昌在天津遭到国民党特务陈恭澍暗杀,受伤被捕,半个月后在北平就义。方振武 被迫流亡香港。 天理自在人心。抗日同盟军被扼杀,第十九路军为之愤慨,他们联合抗日反蒋 势力,在福州发动了福建事变。李济深、陈明枢、蒋光鼐和蔡廷锴等人,树起“中 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旗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他们声明集体退出国民党, 还释放了监禁的共产党员。新政府同中央红军订立停战协定,力图争取全国各阶层 人士的支持。 不用说,蒋介石对待国内的反对派态度非常强硬。1934年元旦,他调动五个军 十二个师共约十五万人,分三路向福建进攻。日本、美国和英国的军舰,也应邀配 合国民党海军封锁福建沿海。蒋介石舍得花钱排除异己,第十九路军的一些将领被 他收买。福州、厦门、泉州和漳州等城市相继被蒋军攻占。李济深和蒋光鼐等人逃 往香港。 蒋介石是根本顾不上东北的国土和同胞了。在那里,日军为了扑灭抗日战火, 带领伪军在东边道、辽东和辽南向三角地带实行大讨伐。溥仪在长春由“执政”改 称“皇帝”。 在察哈尔,半年多时间里,发生了两次张北事件和两次察东事件。蒋介石的态 度是牺牲主权,息事宁人,使日本人觉得可以得寸进尺,然后再牺牲主权,求得暂 时的和平,如此陷入恶性的循环。 张北事件,第一次发生在1934年10月27日。当时,宋哲元军对张家口和张北防 卫较严。这一天,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参谋川口清健一行八人,来到张北城南门,声 称去内蒙古旅行,要出发前往多伦。他们没有报告中国有关方面,就想穿门而过。 南门的卫兵和保安队要求他们出示证件,盘查了四十分钟后,将他们放行。 两天后,日本驻张家口代理领事向驻军赵登禹师提出抗议。接着,日本驻北平 的武官又向宋哲元强烈抗议。宋哲元命令赵登禹向日军道歉,又将当事的连长免职, 日军才暂时罢休。 第二次发生在1935年6 月5 日。日本关东军驻阿巴嘎特务机关派出四名军人, 又以旅行的名义,要来察哈尔境内偷绘地图。这一天,他们乘卡车从多伦到张家口, 经过张北城南门,由于没有护照,被卫兵暂时扣留。宋哲元接到报告后,担心触怒 日本人,下令放行。 日本方面诬称日方人员在张北受到“非法监禁”,要求中方道歉,处罚责任者, 还要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事件。日本的特务机关长威胁说:“五天之内得不到答复, 我军将采取自由行动。” 察东事件,第一次起始于1935年1 月18日。这一天,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表无 中生有的声明,胡说驻守热河与察哈尔边区的中国军队有碍行政,他们曾经要求宋 哲元限时撤离这支部队,但中国军队没有履行,所以决定要用武力驱逐。第二天, 日本驻华公使馆的武官向宋哲元提出警告,要求驻守独石口到沽源一带的中国军队 迅速撤出。 宋哲元根据何应钦的指示,表示愿意让步,取得和解。但是,两天后,一千多 名日军步炮兵和两千多名伪军向长梁、乌泥河与独石口一带发起进攻,日军飞机连 日轰炸独石口和东栅子等地。 2 月2 日,中日双方代表在大滩达成协议。日军又赢了一局,削弱了中国政府 对沽源县长城以东地区的控制。 第二次起始于6 月11日。这一天,热河的日伪军在察东发动新的军事进攻,热 河伪军进攻东栅子。第二天,伪满国境警察队进犯小厂。在这些地点,宋哲元军的 部队都进行了抵抗。日方硬说是他们的人无端遭到宋哲元部队的射击。 对于张北和察东的四次事件,何应钦惟恐事态扩大,一味妥协。国民政府下令 免去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由副手秦德纯代理。关东军又调兵四千多人在长 城一线的古北口和南天门等处实弹演习,加以威胁。国民政府再度妥协,授权秦德 纯与土肥原谈判,签署了一个《秦德纯土肥原协定》,让日军实际控制了察哈尔省 北部地区。 在河北,大约在同一时期,日军主要制造了两次阴谋事件。 自幼习武的河北隆县人孙永勤,在家乡组建了一支民众军,武装打击日伪势力。 1934年2 月,民众军开始接受中共冀东特委的领导,改编为抗日救国军,孙永勤任 军长,队伍发展到五千人。救国军打退了日伪军的多次“围剿”,在一年多时间内, 拔除日伪据点,消灭日伪兵力,战绩卓著。 1935年5 月,救国军在茅山地区被五千多名日军包围,还有国民党军队协同 “会剿”。身患重病的孙永勤指挥部队抵抗,中弹牺牲,部队突围,撤到长城外。 日军借口救国军进入非武装区,得到中国地方政府庇护,对中国政府施压。这就是 孙永勤事件。 同一年5 月2 日,在天津主编亲日报纸的汉奸胡恩溥和白逾桓,接连被人暗杀。 有人在夜间潜入胡恩溥在日本租界的住所,向他连射几枪,然后逃走。日本巡捕闻 声赶到,没有抓到凶手,将胡恩溥送到医院,没能将他救活。第二天凌晨4 点,有 人潜入白逾桓在日本租界的住宅,向他连射三枪,日本警察赶到现场时,白逾桓已 经死亡。于是,胡恩溥的《国权报》和白逾桓的《振报》立即停刊。两名汉奸接连 在戒备森严的日本租界被杀,当时有许多人认为是日本驻军参谋长酒井隆上大佐操 纵的。 这两个事件,成为日本提出无理要求压迫中国政府的筹码。结果是,国民政府 一再退让,何应钦出面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何梅协定》,日 本借此大捞了一把,攫取了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大部分主权。 日本没有止步。他们炮制“华北自治运动”,制造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自治 事件”,践踏和侵吞中国华北地区的主权。 土肥原为著名汉奸白坚武撑腰,在1935年支持他拼凑起一支“华北正义自治军”, 让他任总司令,日本浪人当顾问。这支汉奸武装打算在北平暴动,组建“自治政府”, 成立“华北国”。 白坚武收买了北平铁甲车大队的两名中队长。他还派人收买副大队长邹立敬, 后者不愿当汉奸,向大队长曹耀章密报。曹耀章又密报何应钦。北平宪兵司令部逮 捕了策划铁甲车大队叛乱的汉奸李瑞清。 白坚武和石友三等人见事情败露,决定提前发动叛乱。6 月27日夜里,白坚武 率领六十多名包括部分日本人在内的匪徒,从天津乘快车在丰台站下车,引起了乘 警的注意。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得到报告,立即下令全城紧急戒严,派部队用麻袋 盛土封堵永定门缺口,加强东交民巷的警戒。 在丰台下车的日本浪人,会同铁甲车大队叛变的第六中队,在第二天凌晨到达 北平永定门口,发现缺口已被堵住,车队无法前进。日本浪人命令铁甲车向西长安 街北平军分会所在地开炮,企图用爆炸声通知城内的便衣队开始动手。但是,炮弹 被士兵卸去了引信,都没有爆炸。便衣队被军警包围在东交民巷,无法行动。 天快亮了,城外的叛军不敢拖延,退回黄村。叛变的铁甲车中队长段春泽见大 势已去,领着三百多人逃往香河县。县长赵钟璞已经接到王树常的命令,设计抓捕 了段春泽等三名叛军头目,乌合之众立即四散。三名叛军头目被押解到北平,经审 讯后枪决。同时落网的日本顾问和几名浪人,被日本领事馆引渡回天津。在天津坐 镇指挥的白坚武等人,则在日军保护之下,从塘沽乘轮船逃往东北。 丰台事件刚过,香河又有汉奸叛乱。 香河县政府在8 月13日颁发布告,要增加土地附税。布告贴出,民怨沸腾。当 了汉奸的大地主武宜亭和安厚斋,乘机鼓动抗税。 日本驻天津的特务机关,巴不得武宜亭带头闹事。他们认为,香河县地处北平 和天津之间,又与“非武装区”相连,在这里策动“自治”,对日军大为有利。 10月上旬,日本特务在北平对武宜亭和安厚斋面授机宜。这两个人回到香河, 派人到各村串联煽动。20日早晨,约两千多名被鼓动起来的民众聚集到县城门口, 武宜亭到场指挥。两名日本浪人带领部分胁从者,撞开城门,涌入城内,县里的警 察鸣枪弹压,将城门关闭,民众大部分散去。 第二天,河北省主席商震调了一个保安中队到香河。日本使馆借口有日本人参 加闹事,也从北平派出二十多名宪兵,开赴香河,蓄意扩大事态。下午,日本宪兵 的汽车穿城而过,武宜亭等人的暴乱队伍,随之蜂拥而进,占领县政府机关,接管 县城四门的警戒。武宜亭很快拼凑了一个“县自治会”主持县政。 国民政府命令商震“妥为处置”。商震派刘耀东到香河任代县长,武宜亭设了 个鸿门宴。酒宴上,日本“代表”西村向刘耀东索取省政府的委任状来看,接到手 里看也不看,就将委任状撕毁。刘耀东抗议,武宜亭的人一拥而上,打得他大呼救 命。刘耀东的三名随从拔枪登楼,武宜亭一伙同时开枪,随从一死两伤,后来有一 名在医院死去。刘耀东被扣押监禁。随后,武宜亭率领手下挖掘战壕,准备凭武力 顽抗。 几个月后,日本陆军部对国际舆论有所顾忌,认为事态扩大对日本好处不大, 日军才放弃对武宜亭的支持。武宜亭这伙叛逆作鸟兽散,他本人逃进天津日本租界。 中国的保安队开入香河城内,维持治安。一场由日本特务机关导演的“自治”闹剧, 就此草草收场。 土肥原是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他想拉拢宋哲元,没有得手,便向冀东伸出黑 手。冀东包括唐山、秦皇岛等重要城市和二十二个县城。土肥原企图利用汉奸殷汝 耕在这里树立一个“自治”典范,打开一个缺口,实现分离华北的目的。他的如意 算盘是:如果这次成功,“说不定宋哲元也会屈服”。 殷汝耕是国民政府的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手里掌握着冀东的大权。11月23日, 他和土肥原在天津密谋一番,当晚就召集停战区各保安队总队长打招呼。第二天, 他返回通县,连夜发表“自治宣言”,第三天便在通县宣布建立“冀东防共自治委 员会”。殷汝耕的步子迈得这么快,连土肥原的助手专田盛寿都说“大大出乎我们 的意料”。 国民政府为了防止事态扩展,通缉殷汝耕,撤销滦榆和蓟密两个区的督察专员 公署。但是,冀东处在“非武装区”,殷汝耕有日军庇护,南京政府对他鞭长莫及。 殷汝耕有恃无恐,又将伪自治委员会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政务长官”。 他的副手池宗墨,在第二年访问伪满洲国,吹捧伪满是“王道乐土”。伪满官员又 回访冀东,互相安抚。日本的这个傀儡政府,成了日本分离华北的得力工具。 日本推行“华北自治”,毕竟触动了国民党政权的根本利益。蒋介石开始用较 为强硬的态度同日方谈判,不允许宋哲元等地方将领和日本交涉。宋哲元尽管不喜 欢蒋介石,也不甘心做日本的傀儡。但他迫于日方的压力,还幻想着借日本人的力 量来保住他在华北的地位,并没有断然拒绝日本的拉拢。 所以,蒋介石还得做宋哲元的工作。12月4 日早晨,何应钦在北平与宋哲元举 行会谈,讨论解决华北时局的办法,宋哲元表示愿意听何应钦的。但是日军马上警 告他:不要背离日方走得太远。宋哲元在第三天早晨突然宣布到西山“休息”,留 下秦德纯和萧振瀛与何应钦周旋。当天,十五架日本飞机在北平上空低空盘旋,撒 下殷汝耕要求宋哲元响应“自治”的公开信。 情况到了这个地步,何应钦和秦德纯、萧振瀛商定,决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兼绥靖主任。12月6 日,萧振瀛跑到天津,向土肥原和日本中国 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通报这个方案,征得了日本的同意。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赫尔 发表文告,表明“美国对于华北自治运动不能熟视无睹”。 国民政府没有顾忌美国的态度,第二天再次对日本妥协,批准设立冀察政务委 员会。这是一个在名义上主权还属于中国的半自治地方政府。它的委员们,相当一 部分是亲日分子和汉奸。它下设经济、外交、交通等“特种委员会”,由亲日分子 把持,并有日本人当顾问。它在行政上与南京政府保持半独立关系,在经济上截留 所有关税、盐税、统税和铁路收入,还满足日本对华北各种资源的需求。 日本大特务盛岛角芳在内蒙古加紧活动,1934年夏天向要求“高度自治”的德 王许诺:日本将送给他两千支步枪。几个月后,土肥原也出马来拉拢德王,密切了 日本和他的关系。 德王得到伪满察东警备司令李守信和关东军特务植田的帮助,1935年1 月从内 蒙东部招兵买马,建立了一个团的武装,德王的心腹宝贵廷任团长,暂时在李守信 那里秘密训练。关东军派出特务机关,在苏尼特右旗设立电台。从此,德王与日本 的勾结,有了正式的固定的渠道。不久,关东军派人通知德王:“我们日本已经帮 助满人建立了满洲国,现在还要帮助你们建立蒙古国,今后日、满、蒙可以合作。” 关东军给德王赠送了一架飞机。日本“满铁”总裁也给德王送来电影和照相器材。 8月,板垣征四郎一行飞往内蒙,与德王密谋建立“蒙古国”。12 月,德王应关东 军邀请,到达长春,与司令官南次郎等人会谈,商定先在内蒙西部搞一个 “独立” 局面,然后再建立独立的“蒙古国”。关东军送给德王五十万元日币和五千支步枪。 德王从长春返回苏尼特右旗,确定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 同一个月,李守信的伪满军在日军支持下,侵占察哈尔东部八个县,控制了八 个旗,德王随即在察东成立“察哈尔盟公署”。1936年2 月12日,德王在自己的王 府举行了“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乘专机到会祝贺。 5月12 日,德王任总裁的伪蒙古军政府在化德成立,悬挂蓝地红黄白条旗。德王正 式投靠了日本,当了傀儡和蒙奸。 日本用刺刀在中国扶植起三个傀儡政权,溥仪、殷汝耕和德王被日本主子拴在 一起,充当日本侵华的走卒。 -------- 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