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抵抗束缚了手脚(3)
沈阳、吉林沦陷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张学良这才明白关东军演习是假,入侵是
真,十分气愤。他立即召集了东北军在北京的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首先向大家
通报了日军占领沈阳的动向。然后与大家商讨应变对策。大多数人说,只有迎头痛
击,奋起反抗,才能挽救不利态势。可是,张学良的顾问顾维钧说,这事牵涉面很
大,涉及国际斗争,起初就向南京政府报告过,现在还是向南京政府请示方针为妥。
他建议立即向南京政府发电报,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抗议,呼吁国联出面
处理这一局势。
最后,张学良总结大家意见时说:“顾维钧先生的建议很好,我加一条,请求
南京政府准许我们抗击日军,现在反击还来得及。”
大家同意他的意见,异口同声说:“对,亡羊补牢,来得及!”
会后,张学良亲自拟了电报,发给蒋介石。可是,令他们失望的是,回电的内
容依然是:“避免时局恶化,坚持不抵抗。”
东北军官兵得知蒋介石不许抵抗,个个义愤填膺,骂声连天。张学良这时还沉
迷在对蒋介石的信任中,他耐心地向大家解释说:“弟兄们,你们爱东北,我呢,
我爱中国,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一旦失去东北,我永远不安,
但我实不愿以他人的生命财产作我个人的牺牲品,而且也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其患
难部属的生命,博我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这次日本来犯,其势甚猛,我们必须以
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它周旋。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沿是义不容辞的。”
显然,张学良的劝说苍白无力,难以平静骚动的军心。但他除了多次重复这些
话以外,别无他法。
日本制造“九·一八”事端,全国民众沸腾,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他在黄埔
路官邸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付策略。张学良原先的澳大利亚籍私人顾问端纳,自
张学良归顺南京政府后,被蒋介石请来当私人顾问了。蒋介石一向迷信洋人,他把
端纳视为贴身“军机大臣”,有什么疑难问题必请教于他。端纳也好为人师,只要
蒋介石向他提出问题,不管自己懂不懂,总是滔滔不绝。今天,蒋介石刚说完会议
议题,他便眉飞色舞地说开了:“我大半生都在研究日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
是半个日本人。”他越说声音越大,“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在政治、经济上推行
改革,改革浪潮一浪推一浪,他们的钢铁数量和质量已名列世界前茅,军队数量和
质量也名列前茅。他们的天皇政府管不住军人,军人做梦都想打仗升官,以显示自
己的才气。关东军是日军之精锐,他们一个关东军士兵能打败我们东北军十个甚至
百人。我可以断定,张学良根本不是日本人的对手。东北军的任何抵抗都是无效的,
甚至举全国之武力都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你们想试试的话,我想肯定会碰
得头破血流。”说到最后,他建议发电报向国际联盟求援,同时请求美国政府行使
九国公约,制止日本扩张政策。
在场的人都迷信这位洋顾问,对他的发言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敢说个“不”字。
蒋介石原先的一点反抗精神没有了,接着端纳的话说:“诸位,顾问的话是至
理名言,我曾留学日本,对日本军人素质略知一二。我们现在只能以静观动,要保
持高度的耐心,等待国联做出公正裁决。现在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
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悲,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断。”
何应钦插话补充说:“这件事我们不能感情用事,比如球场上发生争执,如果
一方犯规,解决的办法只有听从裁决。”
何应钦的比喻不伦不类,引起会场上一阵骚动,蒋介石挥挥手说:“我们静候
国联的回音,散会!”
恰巧,国联正在日内瓦召开第12届大会,中国代表施肇基接到外交部发来的电
报,便将日军入侵东北的情况向会议作了报告。国联理事会根据中国的呼吁,9 月
30日下午,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日本军队从中国东北撤回,撤回南满铁路沿线。
日本也是常任理事国,国联怕得罪日本,决议的后部分说,日本根本“无领土野心”。
蒋介石把中国的命运寄托在国联,而国联是个松散的软弱无能的国际组织,日
本根本不听国联的决议。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看到报纸上刊登国联的决议,哈哈大笑
说:“国联是个什么东西?它既不是我的父母,也不是我的上级,国联决议只能当
我的手纸,我马上用它来擦屁股。”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辽宁、吉林,继续向黑龙江疯狂进攻,胜利了
的日军发着淫威,像追杀兔子一样,追杀着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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