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夏日的森林身着绿装,分外妖烧。方圆几十里的空气中都弥满着森林的气息— —那是霉湿的针叶和芳香的树脂的气味混杂着花草的芬芳。 东方透出万道霞光,把地平线染成了淡蓝色和玫瑰色,照亮了还浸在暮色中的 树冠。挂满露珠的小草在脚下作响。我们鱼贯而行,一个人踩着另一个人的脚印, 在身后只留下了一道足迹。这样即使是有经验的猎人也难以断定,到底有多少人从 这儿走过。谨慎——这是游击队员的首要信条。 这座位于敌人占领区的森林是那样神秘和令人忐忑不安。谁知道,它会为什么 人效劳,里面隐蔽着什么人,又会迎头碰上什么人——是朋友抑或敌人?…… 我们默默地走着,个个竖起耳朵,听觉高空紧张。周围是一片令人生畏的寂静。 早上九时,我们已经来到了距离托尔斯特列斯车站很近的地方。我发出了休息 的口令,派出了潜伏哨,然后命令莉达·舍尔斯特涅娃开设电台。 还没等我布署完毕,派往前面担任潜伏哨的战士就带来了三个人。一看见我, 这些“俘虏”都高兴地笑了。原来这是科切特科夫的侦察员。 四十分钟以后,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本人已经向我们:讲述自己的厄运了。 他们不仅被空投到预定地点以北二百公里的地方,而且全都掉进了沼泽地。他们个 个成了落汤鸡,在沼泽地里从一个土墩爬到另一个土墩,整整折腾了一夜,直到拂 晓时分总算踏上了坚实的土地。火柴湿了,无法燃起篝火,更谈不上烤干衣服。而 且真可谓祸不单行:电台也进了水。报务员为了与莫斯科沟通联系费尽了九牛二虎 之力。 我没有见过比这在敌后森林中的重逢更亲切更令人欢欣的了。在这儿我们不知 为何都异常深切地感觉到,我们为坚实的纽带牢牢联系在一起,是那样的亲密无间, 那样的相亲相爱。人们争先述说着各种见闻,宛若隔世重逢。最令人欣慰的就是斯 捷霍夫和他的伙伴也在科切特科夫的营地里。在这儿的还有采萨尔斯基大夫。按最 初所定汁划,他应和我一起出发,但由于科切特科夫小队里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 计划改变了。这就是卡拉什尼科夫——一个上了年纪、身高体胖的游击队员——在 着陆时连人带伞给挂在了离地面六米多高的树上。卡拉什尼科夫不等人们来援助, 就用芬兰刀割断了伞绳扑通一声栽到了地上。然而他却站不起来了:双腿骨折。 当时,在接到科切特科夫就所发生事件拍来的电报后,我把它递给了采萨尔斯 基:“今天您能起飞吗?” “随时都可以,”采萨尔斯基回答道。 “那么两小时后吧。” 阿尔贝特·韦尼阿米诺维奇·采萨尔斯基刚结婚不久,急忙跑去向妻子辞行, 不巧她不在家。他没来得及向妻子道别就飞走了。 卡拉什尼科夫此时不在营地。他躺在距托尔斯特列斯车站半公里处的一间巡道 工的小房里,是科切特科夫把他安置到那儿的。大夫和游击队员每天去那里看望他。 关于萨沙·特沃罗戈夫和帕顺依然象先前一样音讯全无,如同石沉大海。 两天后,我们又接应了一小队伞兵。 开始时,飞机从我们点燃的篝火上空高高地一飞而过。 我们的篝火烧得十分旺,连飞过的飞机和天上的乌云都照得一清二楚。 飞机飞到一边去了。等它拐过弯重新出现时,高度只有三百公尺了。接着一个 个降落伞的圆顶离开了飞机。风把降落伞吹得歪到了一边。 突然在大约八十米的高度,接连张开了两顶降落伞。第一个跳伞者跌落在篝火 旁,另一个在稍远处着陆。 显然,我们的跳伞着陆场不合适。它离火车站太近。附近既有铁路和圆石马路, 又有木材场。在这样的场地上着陆,弄不好就会摔成残废。于是我们不得不给莫斯 科发报,请求暂停空投人员。 六月二十三日拂晓,我们离开了这块营地,仅仅留下了由五名战士组成的“了 望站”。他们肩负着监视车站的任务。采萨尔斯基也留在了“了望站”里。他得去 给依然住在巡道工家的卡拉什尼科夫治伤。我们无法带着卡拉什尼科夫行动——他 的腿已打上了石膏。 ……路上我们发现了一个孤零零的淹没在密林深处的圆木小房。我们派出了三 名便衣侦察员。 “要点吃的,尽可能了解一下敌情,”卢金向他们做了布置。 听见敲门声,走出一个身板结实、有些驼背、长着浓密的白眉毛的老头。 “什么事?” “老大爷,能找到点吃的吗?” 老头拿出了十来个生土豆。 “老大爷,你知道德国人在什么方向吗?” “这我可没注意,”老头说着,随手紧紧关上了门。 还没等我们走出一公里,我们这支队伍的后卫队就报告说,扣留了一个可疑的 人。他骑马疾驰而来,看见担任警戒的战士就拍马上前问道:“哪里可以见到警察 局长?” “你找他干吗?”游击队员问。 “刚刚有三个小伙子路过,打听德国人的情况。看来是—游击队,朝那边走了!” 我们的人认出了那个被扣留的人就是刚刚给我们土豆的护林员。 受审时他供认,他是要到区中心哈布诺耶去向讨伐队报告林中出现游击队的, 想以此背叛行径得到奖赏。老头说他自己过去曾因触犯刑法受到过苏维埃法院的审 判。 “枪毙他!”这是全队的共同愿望。于是满足了大家的愿望结果了他。 这件事使我们警觉起来。尽管已经很累了,但我们决定不休息。下午三点来钟 每人分了一块熟肉,边吃边走。面包没有了。 六月二十五日早晨,担任营地警戒的战土又带来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他在离 我营地不远的地方观察地形。他对扣留他的战士说,他是当地的居民。然而在搜查 他的时候,却在他身上找到了一个说明他在警察局供职的证件。很明显,敌人在寻 找我们,而且可能已经发现了我们的踪迹。 当天很晚的时候,突然我们设在托尔斯特列斯车站的了望站的全体人员都赶了 回来,其中包括采萨尔斯基。 “出了什么事?” “讨伐队,”大夫简短地回答说,“在搜山。” “卡拉什尼科夫在哪?” “他和巡道工一起被抓走了。” 直到这时,我才真正强烈地感觉到,我们的处境是何等的危险。要是我在车站 附近多滞留一段时间,就可能已全队复没了。 那天夜里我们挑选出一小队侦察员,由托利亚·卡普钦斯基率领,其任务是潜 回车站附近,监视希特勒匪徒的动向。 如果敌人正在对我们进行跟踪追击,就立即派回通信员,同‘对袭击讨伐队, 用自己的战斗把敌人引开,以保护支队。 托利亚·卡普钦斯基一接到任务,平日的那种无忧无虑、无所事事的劲头儿顷 刻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首次接受战斗任务,使他既激动又兴奋。接受任务时, 他对每句话都郑重地答之以“是”。随后他集合起侦察员,对他们讲了很长时间的 话。拂晓时分,侦察小队离开了营地。 然而侦察员们没走多远,就在距营地半公里处的一条小河的对岸发现了敌人, 并抢先开了火。 仅仅过了两分钟,全营地的人都起来了,和我住在一个帐蓬里的是谢尔盖·特 罗菲莫维奇·斯捷霍夫。他抢在我之前跑出了帐蓬,率领值班排向枪响的方向奔去。 这样我只好留在营地,因为绝不能丢开电台和司令部的文件不管。 枪声越来越密。小河旁展开了一场真正的交战。 这时营地的另一侧也响起了枪声。而且子弹直接向营地打来。我立即派科切特 科夫率一小队战士赶往那里,并布置了由其余游击队员编成的加强岗哨,以防敌人 迂回包抄。 战斗的喧嚣和每一声枪响都在林中引起了巨大的回声。 德国鬼子的嚎叫和游击队员呼喊的“乌拉”声清晰可闻。那“乌拉”声起初并 不整齐,但渐渐地变得越来越谐调,越来越雄壮,完全淹没了法西斯匪徒的嚎叫, 仿佛法西斯匪徒全被游击队员压在了身下。看来战斗进行得还顺利。然而毫无疑问, 战斗中我们一定也会有人受伤。必须把采萨尔斯基找来! “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大夫,”派出寻找他的人报告,“听说,他是第一个朝发 生战斗的方向跑去的。” 斯捷霍夫派来的通信员带来消息说,法西斯匪徒企图偷偷接近营地,不巧碰上 了我们的侦察兵。斯捷霍夫告之,首批进犯之敌已被打散,眼下不需要增援。 “采萨尔斯基也在那儿。请转告他,我命令他即刻返回营地。”我对通信员说。 “奉您的命令,采萨尔斯基赶到。”十分钟后采萨尔斯基向我报告。 “谁允许您到战斗地点去的?” “我想,我的位置应该在那儿。” 他肩上挂着毛瑟枪,看来,全部子弹都打光了。 “您是医生,您有自己的职责。伤员很快就会运到这儿。您把帐蓬和器械准备 好。今后您要永远记住,没有我的命令您无权离开营地。” “是!” 枪声和人的呼喊声时起时伏,并渐渐远去。这意味着我:们的人正在击溃敌人。 战斗已经持续了两小时。我们的人追击溃逃的讨伐队,已追出了很远。于是我 不得不派出通信员,命令游击队员返回营地。 这次战斗,对于支队来说,是一次战火的洗礼。二十五个游击队员直接参加战 斗,击溃了一百六十名敌人。击毙四十多名敌讨伐队员,其中包括七名军官,缴获 了一批重要的战利品——轻机枪、步枪、手榴弹和手枪。 当然在战斗中我支队也遭受了重大损失:托利亚·卡普钦斯基牺牲了。 应该刻不容缓离开此地。讨伐队招来援兵随时都可能出现,那时我们的处境就 会十分困难了。 和“大地”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因为这种联系决定着整个支队的命运.因此 我们象保护眼珠一样保护着报务员和无线电台。 转移时。我们给每个报务员配备了两名自动枪手作专门韵警卫。当然他们还得 帮助报务员背器材。报务员的器材虽说是便携式的,其实重量并不轻。它整整装了 一个箱子里面有收发报机、电键和“能源”——干电池。此外还带上一些备用电池 和用过的电池——用于收听莫斯科的电报。 我们在向穆霍耶德村进发。如果萨沙·特沃罗戈夫和帕顺还活着,他们会在那 找到我们的。 在靠近穆霍耶德的一个庄子里,居民告诉我们的侦察员说,曾经有几个身穿联 合服、头戴船形帽的人到过他们那儿,买过一些土豆、牛奶和面包,临走时这几个 人说过他们还要来的。 我们决定设下埋伏。我派瓦利亚·谢苗诺夫带了一个由几人组成的小组进庄, 嘱咐他们隐蔽在靠庄边的农舍附近。 他们在那里一连等了六个来小时,终于路上出现了三个人影。侦察员们立即做 好了射击准备,然而当这三个人走近时,谢苗诺夫却忘乎所以地大声喊了起来: “伙伴们,这可是我们自己人——舍夫丘克、达尔别—克、阿布德赖莫夫……” 侦察员们纷纷从设伏地一跃而起,奔上前去拥抱自己的同志。 几小时后,我们与帕顺和他的人会合了。 不久我们也了解到了萨沙·特沃罗戈夫及其小队的命运。 起初我们隐隐约约地听说,有几个勇士曾与一小队法西斯匪徒打过一仗。人们 交口传送着这个故事,简直象谈论神话,象谈论确关具有神力,战胜众多敌人的勇 士的传说一样。还有人说这些勇士就是红军的空降兵,一共有十四个人。 我们越来越接近穆霍耶德村,关于红军空降兵的传说也.就越发详细。最后我 们终于找到了几个目击者,从而了解到了他们的情况。 萨沙·特沃罗戈夫小队被空投到日托米尔以南后,立即从西部迂回过去,取道 向北直奔支队集合地。 一天,游击队员们停留在一个村子里过夜。不料他们借宿的农舍被一支有几百 人的党卫军的队伍围得水泄不通。一个党卫军的军官对游击队员喊话说,投降就能 活命。 “布尔什维克从不投降!”特沃罗戈夫和他的同伴说着就从农舍的窗户向外开 了火。 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持续了一整夜和次日的一整天。游击队员们打死了五十多 个党卫军。然而他们自己十四个同志中只有五个活了下来。 第二天夜里,党卫军放火烧着了这间农舍。游击队员跳窗而走。他们都负了伤。 一天一夜的战斗使他们精疲力竭,而且饿着肚皮,因此整整一夜才走了大约十公里。 佛晓时分,他们发现敌人追上来了,于是跑到一个离得最近的村子里,躲进了村口 的第一间农舍,并构筑了防栅。希特勒匪徒围住了这间农舍,从窗口往里射击,撞 开了门,但却没能使五勇士停止抵抗。只是在五人中有三人壮烈牺牲时,法西斯匪 徒才得以走进这间农舍。然而另两个人却不见了——显然他们奇迹般地跑掉了。根 据农民们叙述的人物特征,我们知道牺牲的人中有特沃罗戈夫。 这就是当时我们了解到的有关他和他的战友的所有惜况。只是过了很久到了战 后,特沃罗戈夫小队的一个叫科洛博夫的游击队员找到了我。原来,他和他的—‘ 个西班牙藉的战友——当时活下来的就是他们俩——跳窗跑走之后,被当地农民藏 了起来。此后他们历尽艰辛和磨难才找到了另一支游击队,韭在那支游击队里一直 战斗到战争结束。 ……七月二十四日夜里,支队接应了最后一个空降小队。 我们在宽阔的林中空地周围布置了警戒哨。傍晚在好几处垛起了干柴,备好了 松节油。游击队员就地值班。篝火没点燃的时候,有人在低声地交谈着什么。间或 会有人中断谈话,竖起耳朵听听飞机来了没有? 我们亚非头一次等待和接应来自首都的飞机。但是每次与飞来的同志见面之前, 内心总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滋味:仿佛是莫斯科和我们的祖国亲自展开银色的翅膀飞 临了我们上空,带来了我们内心所渴望、期待的一切——既有克里姆林宫红星闪烁 的光芒,也有家乡的袅袅炊烟和亲人的问候。 马达的轰鸣声越来越响。接着飞机出现在林中空地上空。 借着篝火那雪亮的光可以清楚地看见,飞机正在摆动机翼向我们致意,并一飞 而过,以便迅速地掉转机头重新飞来。 “快,加油!”科切特科夫不停地喊着。 由于听到科切特科夫的喊声,看到熊熊燃烧的篝火,一张张显映在火光中的赤 红的脸膛和这整个神话般奇妙的情景,人们都激动得喘不过气来。 一朵朵白色的伞花在夜空绽开了,随着距离地面越来越近,这些伞花变得越来 越大,并呈现出绯红色。 飞机接着摆动了一下机翼以示告别,随后向东方飞走了。 着陆场上顿时活跃起来。跳伞的人刚一接触地面,就被地上的人托了起来。人 们争相与他们拥抱,纷纷提出各种各样” 的问题。 第一个走到我跟前来的是科利亚·普里霍季科。他显得” 有些腼腆,甚至在这熙攘忙乱的场面里有点不知所措。 “支队长同志,全小队抵达你处,”他腼腆地笑着说。 随后其他人也走了过来。 先走上前来的是一个名叫戈卢比的瘦弱的小伙子。站在勇士般的普里霍季科身 旁一比,他的个子也显得很矮。 接着走过去的是科利亚·格涅久克、鲍里斯·苏亨科、中尉沃尔科夫和索科洛 夫。 沃尔科夫是个经验丰富的游击队员,曾和我一起在勃良斯克森林打过游击,并 负了伤,伤口愈合后就径直飞到了我们这儿。他听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萨沙·特 沃罗戈夫出了什么事?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也走了过来。他是特沃罗戈夫的老朋友,而 且是由特沃罗戈夫介绍加入支队的。 早在首次与库兹涅佐夫见面的,这个外表沉着冷静,落落寡言、而内心充满热 情的人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所流露出的刚毅就深深打动了我。我记得他一走进我 的房间,就开’门见山地说他渴望飞到敌后去。 “我精通德语,”他说。“我想,我能够很好地运用这个武器。” “您是在什么地方学的德语?”我问道。 提这么个问题并非多余。我曾遇到过不少自称掌握外语的入。其实他们仅仅有 一些刚够阅读科学著作的书面知识,未必象我的谈话对手所说的可以成为一种武器。 库兹涅佐夫显然看出了我的疑虑,解释说:“要知道,我不仅会说德语,而且 会写。我很熟悉德语口语。我在德国人中间呆过很长时间……” “您在德国住过?”我开始发生了兴趣。 “不,我没在德国住过,”库兹涅佐夫莞尔一笑。“我毕业于外语函授学院。 就职业而言,我是工程师。我在乌拉尔机器制造厂工作时,就连那儿的德国专家也 不愿相信我是俄国人。他们认为我是德国人,甚至还问我干吗隐瞒自己的民族出身 ……” 我注视着他,心里想他确实象德国人——一头淡黄色的头发,一双灰色的眼睛。 “懂德语的人还少吗!按照您的说法,他们都应该飞到敌后去喽?” “我不仅仅知晓德语。”库兹涅佐夫不同意我的说法。 “我还对德国这个国家感兴趣,我读过许多德国的经典著作……”他稍稍一顿, 补充说:“我还了解德国人。” “好,可是您是否想到过,侦察员的工作是与何等的危验联系在一起的。”。 “只要需要,我随时准备牺牲自己,”他说道。 “吸收他加入支队吧!”特沃罗戈夫热切地坚持着。 “这准错不了!” 于是我同意了。 几天后库兹涅佐夫就从他工作的那家工厂脱身,着手准备工作。 他每天忙于与被俘的德军土兵、军官和将军们交谈。他的任务是详细地了解希 特勒军队的结构,了解法西斯军官的习尚,而最主要的是尽可能细致地研究德国某 一地区的地理情况,以便需要时他可以冒充在那一地区出生人的。 这项准备工作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不仅一般的士兵,就连支队的其 他领导人——斯捷霍夫、帕顺、卢金也不了解库兹涅佐夫的情况。 和库兹涅佐夫一起学习军事的有尼古拉·普里霍季科、戈卢比、尼古拉·格涅 久克和另几个志愿加入支队的人——他们均是西乌克兰出生的人。他们单独住着, 仅在实施空投的前几天,索科洛夫和沃尔科夫才认识了他们。 库兹涅佐夫和大伙打过招呼后,就去到一边默默地听人们讲述有关萨沙·特沃 罗戈夫的功绩。我发现,他的险阴沉了下来。 回营地的路上,我和他两人走在一起。库兹涅佐夫默默地走着,既不发问,对 我的问话也答得极简短。我觉得他是个性格内向的人。 我虽看不到他的脸,可我觉得此刻在那张脸上一定凝聚着那种在莫斯科曾见过 的刚毅的神情。那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知道自己该如何行事的人的全神贯注和坚 定自信的表情。果然当我问到他今后的计划时,他回答说:“我可以在城市里通行 无阻地活动。可以说,我已做了充分的准备。现在就连我的枪法也说得过去。在莫 斯科我花很多时间进行了练习。” “这很好。只是暂时还不需要您去射击。” “为什么不需要?” “您将承担另一种性质的任务。” “那么好吧,”他不太情愿地同意了。我觉得我的答复使他有些扫兴。 然而我还要继续使他感到扫兴:“我考虑了一下,暂时将不派您到任何地方去,” 我说道。 “为什么不派?” 我第一次从他的声音中听出他在焦躁不安。 “您得做准备工作。而且要准备相当长的时间。您还需要安心地坐下来多学些 东西,然后我们再开始用您。” “那将是在什么时候?”他显然已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懊丧问道。 “再过两个来月到两个半月吧,如果您来得及准备好的话。” 库兹涅佐夫干巴巴地答道:“是。”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