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从胜利到失败
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以后,邱吉尔越来越意识到,俄国对欧洲是—个威胁。但是,
到了那时,由于美国的权力正在日益增长,再加上英国的经济依赖着租借法案,邱
吉尔不能不受到束缚。因此,到诺曼底登陆时,战争的指挥权几乎完全落入了美国
总统和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手中。最后,德国投降了。邱吉尔为此写道:“照我看
来,苏联的威胁已经取代了纳粹的地位。……我已经感觉到,苏俄帝国主义的巨大
阴影正向那些孤弱的国家压过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第6 卷第495-406 页。
四天之后,即1945年5 月12日,他给杜鲁门总统发去一份电报,说:
“我极为关注欧洲的局势……俄国的情况怎么样?……一层铁幕垂在他的防线
上。我们不知道铁幕后面在干什么。看来毫无疑问的是,吕贝克——的里雅斯特—
—科孚线以东的全部地区,很快就会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与此同时,我们人
民的注意力还停留在如何惩治德国的问题上。实际上,德国已成为一块裸露的废墟。
如果俄国人要选择这条路到达北海和大西样海岸,那么用不了多少时间,他们就会
达到目的。……总之,在我们的实力还没有消失以前,和俄国解决这个问题,照我
看来,似乎是最重要而压倒一切的。”邱吉尔把它叫做“铁幕电报”。并且说,
“在我写的所有关于这一问题的公开文件中,这一个最能代表我的判断。”见《第
二次世界大战》),第6 卷第498-499 页。
关于这一点,他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却忽视了自己对于造成这场悲剧所起的
作用。当他单独一人指导这场战争时,他曾宣布要以“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胜利”为
目标。他要这样做真是令人难以理解,因为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判断曾是很高明
的。
他在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写道:“政府和个人都按照这悲剧的韵律,摇摇晃
晃地进入到无效的暴力之中,屠杀和破坏的规模日益增大,使人类社会所遭到的伤
害,在一个世纪内都难以恢复。……胜利的代价是如此昂贵,以至于几乎难和失败
相区别。它甚至连胜利者的安全都不能保证……这个以武力获得的最圆满的胜利,
既不能解决欧洲问题,也不能消除再产生战争的危险。”《191 年的世界危机》,
(1923年版),第17-18 页。
既然胜利是不惜一切代价而赢得的,那么问题就是如何阻止“苏俄帝国主义的
广泛影响”。但是,美国人却无意去阻止它。拼命进行战争和毁灭德国的意愿,本
是罗斯福时代的特征,而到了杜鲁门执政时期,这个意愿又被带入和平之中。为了
不得罪公众舆论,它却没有考虑未来。继续控制美国政策的,不是政治家的才能.
而是军国主义的作风。
这与1870年的俾斯麦相比是多么不同。那一年9 月,普鲁士的《民族日报》对
于给予被俘的法国皇帝以周到的礼遇表示不满。于是,俾斯麦说道:
“群众的感情,公众的舆论,往往都是采取那样一种路线。人民总是坚持主张
在国家与国家的冲突中,征服者应该审判被征服者,并根据手中的道德法律,对他
们进行应有的惩治……这是一种极不合理的要求。惩罚与复仇和政策是毫无关系的。
决不能把政策与公众的惩罚冲动混为一谈,也不能只想着行使法官的职权……在上
面提到的事情中,我们应该研究的问题是:一个有用的拿破仑和一个无用的拿破仑,
这两者哪一个对我们更有用呢?总有一天他会重新崛起,这决不是不可能的。”莫
里茨·布希:《我们的前首相》,(1884年英文版),第1 卷第98-99 页。
无条件投降是不够的,对德国的经济还要彻底地摧毁,而且摩根索计划的大部
分还要执行到和平时期。但是,围绕着这个忍饥挨饿,疾病蔓延和无政府状况所统
治的残破不堪的中心,将要如何建立欧洲的和平与繁荣,杜鲁门似乎是从来没有想
过。
还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已经决定了两项措施:一是“工业计划的水准”,二是
“占领训令”。这两项措施的文件都很冗长,难以引录,但是下面提到的项目足以
把它们的意图解释清楚。
“工业计划的水准”:它的目标是要把德国的工业资本装备减低到最低限度,
并且把所有的剩余物资都用来抵作赔款。一切战争工具,所有类型的飞机,所有的
航海船只都禁止保留,综合性的石油产品和橡胶产品,无线电器材,以及其他许多
东西都禁止生产。钢铁的产量每年不得超过五百八十万吨,所有的非金属,基本化
学物质、机械工具、电力装备、摩托化车辆、铁路机车和货车等等的产量,也要大
幅度地降低。“这个计划的总目标是要把德国工业的整个水准降低到战前1938年时
的水准的50—55% 。”参见古斯塔夫·斯托珀著《德国的现实》,(1948年版),
附录D 第294-299 页。
这也就意味着有千百万德国人要忍受饥饿。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是最慷慨的国家,
本来应该预见到,文明世界对于这种情形是不能无限期地容忍下去的。
“占领训令”(参谋长联席会议:1067/6);它规定了艾森豪威尔将军所应遵
守的政策,而作为管制委员会的成员,他也要督促其他占领国采取同样的政策。德
国的政治和行政管理结构要使之分散,结社要予以禁止。所有的纳粹党员,以及纳
粹主义的支持者都应被开除公职和私人企业。一切军事组织,包括德国军官团都应
被解散。所有的纳粹党官员、政治警察、党卫军、参谋部官员、高级军官,城乡的
地方行政长官和纳粹的同情者,都要加以逮捕。禁止一切政治活动。所有的民事、
刑事法庭和教育机构都应关闭。对军队的抚恤金和个人津贴都要取消,一切金、银、
货币和证券都要充公。对于德国的经济复兴将不采取任何措施,而且规定德国人民
的基本生活水平不准高于任何邻国的水平同上,附录C 第273-293 页。。总而言之,
要把德国变成一个超级集中营。
所有这些都是在波茨坦会议上最后达成的一致协议。这个会议是在7 月17日举
行的。这时斯大林已经是稳坐江山了了,因此,这次会议也可以说是对他的祝捷大
会。
在这次会议的议程上,两个主要的项目是德国和波兰问题。关于德国,雅尔塔
会议的决定和上面的计划都已确定。赔偿的分配主要是有利于俄国的。审判主要战
犯的方法也取得了一致的协议。此外,还同意了把柯尼斯堡以及它附近的地区割让
给苏联。
关于波兰,对它的西部边界达成了一个协定,但最后的确定还要等到和约签订
之后。尽管如此,奥得河与尼斯河以东的德国领土,以及东普鲁士的大部分和前波
兰走廊地区,目前即应由波兰接管。
此外,这次会议还一致同意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境内的德国人,以
“适当的、仁慈的方式”都遣送到德国西部。大约在两年之后,苏联获得了很大的
利益,而欧洲却在混乱中挣扎。由于这种局势,杜鲁门才感觉到了危险,因此,他
交给前任总统赫伯特·胡佛一项经济使命,叫他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应该做些什么
工作。1947年3 月18日,胡佛提交了他的报告书。
他在报告书中写道:“目前,美英两国的纳税人每年大约要付款六亿美元,才
能使美英占领区内的德国人不至于饿死……要想恢复欧洲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生
产。整个欧洲与德国的经济是有内在联系的……如果德国的生产力得不到恢复,那
么欧洲的生产力也无法恢复。……认为新德国将变为农业国家,那是一种幻想。除
非我们把这二千五百万人口加以毁灭或迁徒,否则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关于
‘战争潜力’也存在着一种幻想。地球上所有的工业在近代战争中几乎都可以成为
‘战争潜力”……最大的幻想莫过于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在规定的‘工业水准
计划’下,德国可以自给自足。认为没有德国经济的恢复而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也能
够复兴。则是另一种幻想……我们可以使德国永远不能解除经济的锁链,但是,这
也会使整个欧洲永远处于贫困之中。”报告的全文,参见斯托珀著《德国的现实》
一书,附录E ,第300 —311 页。
这是美国的具有权威性的声音。但是在所有的幻想中,最伟大的幻想还是要算
罗斯福总统的“灵感”。
我们回过头来对欧洲的悲剧进行检讨,如果不怕自相矛盾的话,那么也许可以
说,欧洲历史中的“黑日”。就是1917年4 月6 日。美国就在那天卷入第一次世界
大战。这样就导致了命令性的凡尔赛和约,同时,也埋下了另一次世界大战的祸根。
美国第二次介入所造成的灾难更大,它根本就没有带来和平,反而形成了永久性的
战争状态——霍布斯的恐惧。
所以如此,与贪财是没有关系的,尽管贪财是许多次欧洲战争的起因,而美国
却从来没有垂涎于欧洲的每一英亩土地。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主要是他们没能理
解战争是政治的工具。他们不知道如何进行战争,结果也就不知道如何制造和平。
他们把战争看作是一种致命的“游戏”,以为得到奖杯便是胜利。
第一个决定命运的步骤是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形成的。在这次会议上,罗斯福总
统的“伟大计划”,实际上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幻梦,而它取代了理应制定的大战略
政策。然而说来也奇怪,大约就在同时,耶鲁大学的一位教授尼古拉斯·I ·斯巴
克曼,却就政策应该是怎样的问题,作出了精辟的分析。
他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要有实际性,那么它的基础就不能是梦想
中的世界,而应该是根据权力政治的现实国家关系。”他认为,美国的政策应有两
个目标,一个是在新世界中起主导作用,另一个是在旧世界中维持权力平衡。鉴于
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岸的权力平衡都已经被破坏,美国战争的目标就是要恢复这种权
力平衡。关于这一点,他写道,不要要求把德国和日本完全毁掉,免得为俄国控制
欧洲和远东开了方便之门。他说:“一个从乌拉尔山到北海的俄国,井不比一个从
北海到乌拉尔山的德国会好到那里去。”这一理论,同样可以用于远东。他还写过
:“必须消除日本再度征服亚洲的危险,但是这并非必不可免地消灭日本的军事实
力,而把太平洋交给中国或俄国去控制。”《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美国与权力
平衡》,(1942年版),第446 、460 页。
英国也有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错误:一是时机,二是目标。这一次,又是剑桥
大学的教授赫伯特·巴特费尔德对这两个错误作了透彻的分析。
他写道:“对于一种理论来说,如果历史上曾有一个非常好的先例,那么,这
个理论可以算是古代外交传统的精华……如果有两个对立的大国对欧洲大陆的现存
秩序都构成了威胁,而且你又不愿意他们之中有哪一个被击倒,那么,在他们进行
搏斗时,你必须仔细地选择时机,再出面干涉,并且要明白,你的干涉仅仅是为了
挽救两个国家中那个也许要被摧毁的国家。这是因为,只有在欧洲大陆上同时保存
两个这样的大国,整个世界才能获得安宁。但是,如果你出于为正义而战,决心要
消灭其中的一个国家,那么,你就必须用你的血汗和财力,去帮助另外一个国家发
展成为前所未有的‘怪物’,这样,在下一阶段,你也必然会自食恶果。换句话说,
如果你想用总体战争的方法来扫清这个侵略性的世界(即为正义而战)。那么,这
种政策,就象是抱薪救火,甚至是一种没有实用价值的政治。”《基督教与历史》,
( 1950 年版),第141 页。
如果那些政治家也象这些教授一样,深知战争是政治的工具,那么,我们今天
就可能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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