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马克思对于社会史的唯一贡献,就是说明了“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变
化而变化。这就是说,由于技术有了变化,社会本身也会发生变化。但是,在发生
这种变化时,并不象马克思所假定的那样,在社会各阶级之间将产生一种阶级斗争,
而是新社会的新兴制度和旧社会的现存制度之间的斗争。
当工业革命第一次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时,所有西方民族的社会制度,大体上
都是相似的。它们代表着一种成熟的农业文明。但是在今天,它们不再是这样的了。
在西方,我们看到了一个自由的社会;而在东方,却是一种受国家严格控制的社会。
西方工业化的影响,是遵循着一条演进的路线发展的,所以,生产力的增加也逐渐
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在苏联,尽管它有大量的生产力,但因为它的革命性经
济政策是以“有组织的贫穷”为基础的,所以大部分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受到了人为
的限制。此外,共产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复杂了。今天的中国正处
在苏联产生之前的那个阶段。
自从本世纪开始以来,特别是到了今天,在美国,工业的进展并没有象马克思
所断言的那样,使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而是恰好相反,变成了富者越贫,贫者越
富。在大不列颠和西欧,情况也基本如此,只不过是程度上略有差异而已。劳动阶
级的收入稳步地提高了,而富人的收入却在下降。在美国,有许多工人的收入都已
达到了中产阶级的标推。而且,这种财富分配趋势,并没有停止下来的迹象。在可
以预见的未来时期,贫穷将会彻底地被消除,首先是在美国,然后便是在西欧。随
着贫穷的消灭,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观念也就消失了。而这一观念,正是马克思所假
定的经济秩序的基础。
与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演进相配合的,是国家企业的发展。这在美国新政时期
已经是很明显了。现在,不仅是在美国,而且在西欧,这种发展都在加速前进。这
是因为,许多工业的财政负担在不断增长,私人企业无力承担,因而必须由政府来
负责。同时,西方各国政府还不得不维持巨大的平时军备开支,以及许多与国防有
关的科学研究机构。所以,今天的趋势是扩大国营企业,而缩小私人企业。这两种
演进的变化,一方面是贫穷的消灭,另一方面是国家控制的发展。同时,由于技术
在日新月异地发展,这种演进又逐渐地加快了速度。
然而,在苏联的范围内所看到的,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变化。那既不是马克思
主义的进化式发展,也不是革命式发展。它是一种逐渐消灭的趋势。
赫鲁晓夫继承了斯大林的职位以后就开始感觉到,恐怖有可能毁坏自己的目标。
在暴君的统治下,他和他的同僚们曾经是经常地担惊受怕,害怕突然地遭到清洗。
而且,恐怖也使人们的开创精神受到打击,这种开创精神正是维持工业的活力和健
康所必需的。他和他的同志们并不是要修改马克思主义,更不是要放弃马克思主义,
因为那是他们的宗教信仰。然而,技术的进步却迫使他们不得不放松现有的暴政,
给俄国人民以较多的自由。
到了二十世纪中叶,由于内在的要求,俄国的工业化使它形成了一个由科学家、
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等组成的中产阶级。象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情况一样,这些人
享受着高工资的待遇。这对发挥他们的技能是有效用的,因为只有较高的待遇才能
起刺激作用。今天,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每年可挣一百万卢布(大约两万英磅),还
有相当的一批人收入为几千英镑。这些新贵组成了一个行政和技术的财阀统治集团。
不可避免地成了新一代俄国青年崇拜的偶像。
这些年轻人从小受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与西方的年轻人不同,不可能通
过民主制为他们的雄心找到出路。他们所受的训练,本是以《共产党宣言》为基础
的,现在,他们也开始考虑自己的口袋了,认为得到的卢布越多越好。这种倾向说
明了什么呢?这并不是对共产主义的背叛,因为在一个警察的国家里,这是根本不
可能的。这只是表现了对“有组织贫穷”的反感,而且,无产阶级能发展成为统治
阶级这一观念,也随着消失了。不管俄国人今天所受的教育是怎样的,人类自然的
天性总是扼杀不掉的。群众中间受过高等教育的那个阶层,必将变成新资产阶级的
温床,以致最终将要推翻马克思主义。
艾夫里尔·哈里曼先生和菲茨罗伊·麦克莱恩爵士的看法可以印证这一点。前
者发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有许多人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教条”表示怀
疑。在大学和较高级的技术学校中,“对共产主义思想存在着一种广泛地不关心的
态度。”“甚至在外交事务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教条,很难与
国外的实际情况相符合,所以,当苏联的学生们对共产党国界外的生活越来越了解
时,他们的怀疑也就会不断增加。”《与苏俄和平相处吗?》,(1960年版),第
130-131 页。
菲茨罗伊·麦克莱恩把现阶段的苏联,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作了一个比较。
那时正是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英国的特点是工业迅速发展,经济突然扩张,工人
遭受牺牲,出现了富有的资产阶级。
麦克莱恩当时写道:“但是,读者们也许要问,这些富有的人不都是共产党员
吗?他们不都是信仰世界革命吗?当然,他们是的。他们是共产党员,就象维多利
亚时代的人都是基督教徒一样。他们在规定的时间里参加共产党的会议,参加有关
马克思列宁主义问题的讲座。这和基督教徒星期日到教堂去参加礼拜是完全一样的。
他们信仰世界革命,也象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信仰最后审判的结论一样。他们把马克
思主义原则应用到私人生活中的程度,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把基督教教义应用到私
人生活中的程度,大致是相同的。”《回到波克哈拉》,(1959年版),第62-63
页。
如果这些看法是准确的,而且也没有理由怀疑它们,那么就很明显,技术正使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没落,而使资本主义思想复苏。当西方国家正在把私人企业转向
国家企业时,苏联却在从国家控制转向到一种比较自由的社会秩序。这两种运动能
殊途同归吗?或者说,它们彼此间要斗个你死我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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