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战和反暴乱的战略战术
在我们描述暴力的政治运用时,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可用以区分从正规军到
分裂组织再到单个恐怖主义者这样一个连续的统一体。然而,有一种一般已得到公
认的中间性的战斗,在这种战斗中,非正规军或游击队在其行动中把军事的和心理
的目标结合起来。与常规战形成对照的是对游击战有两种明显不同的观点。游击战
争的选择和机会与那些对付抵抗和反暴行动的选择和机会完全不同。
有关游击战的著作多得很,其中相当部分是早先游击战实践者的心得,这些人
运用笔杆如同挥剑一样轻松自如。这类著作的大多内容是详细描述的常识和历史车
轮的再创造。历史上充满这样的领导人,他们从来没有具有这类小册的便利,但他
们凭借天才或在实践中很快学到的经验把战争打胜了。游击战战术的核心是以空间
换取时间。敌方往往占有地盘上的优势,而它的士气和力量会因为千百个小“切口”
而逐渐削弱。敌军被迫扩大其补给线和通讯线,分散其火力,从而其内部联系和翼
侧可能被切断,而其决心也因为连续地遭袭击而削弱。打了就跑、声东击西、破坏
活动、恐怖行为和伏击,是游击战的主要形式。虽然在战斗中为避免酣战,佯攻和
逃跑是主要的手段,而且从战略上讲,游击战通常是防御性的,但是,为了取得胜
利,在战术上必须采取进攻。显然,这落入利德尔·哈特的间接方法一类了,游击
战为其倡导机动和突然性提供了一种启示。事实上,他把传统的游击战的攻- 防颠
倒过来了,成为纵深突破的防- 攻形式,在这种样式的战斗中,战略的完善性在于
无需经过战斗就可制定决心,利德尔·哈特所说的战略进攻避免兵力集中,最大限
度地迷惑敌军,打乱其内线、组织和精神平衡。游击战和利德尔·哈特的游击战变
种所需的机动战术和诱骗战术,在毛泽东根据孙子思想概括出来的口号中得到了最
好的总结。我们就是以此句名言作为本章之开头的。
游击战中交战双方的最终目标是夺取对民众的控制权。因此,为了取得胜利,
任何采取反游击行动的军队都必须不仅要在军事上击败游击力量,而且要实现离间
民众对游击队的同情和确保大众认可的社会秩序和政府的存在这样一些政治目标,
“搜索和摧毁”战役必须与恰当地希望赢得“人心”和“思想”相结合,必须与保
障有可行的政治权威相结合。战术的运用应根据游击队所占据的地形和其社会结构
而决定。对于小股力量在国外发动的冒险性侵略,象格瓦拉在玻利维亚采取的行动,
实施快速的机动突击就行了。如果是属于当地游击运动,拥有一定的民众支持,象
越共,那么空中突击必须与努力控制地域结合起来。“铁锤和铁砧”战术和积极巡
逻务须与“警戒和扫荡”或“分区控制”措施相协同。通常,还需要地域控制和快
速突击力进行一定的结合。
军人守旧是个通病,正规军在对付游击队中遇到的大多困难,起因于他们不能
将其行动规模缩减下来,以去适应对手那“捉摸不定手法”。历史上有一个非常好
的说明迅速而成功地调整自己,以适应有助于防御性游击战的自然的和人工的地形
的例子,这就是1169年后的诺曼底人对爱尔兰的征服。斯特朗勃的部队避免了用重
骑兵实施全正面攻击的封建军队作战倾向。他们采用了迂回战术,灵活地穿过沼泽
地和森林地击溃了盖尔族人的剑手队。他们在占领的土地上,构筑城堡,在控制点
上修筑小据点。为了得到人民的拥护,他们迅速地入乡随俗,使用他们取代了的贵
族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他们胜利了,因为他们拥有一支快速而灵活的突击部队和长
期据守所占领土的有效手段这样两种必不可少的因素。他们所立即制定的谋略,后
来人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予以重新学习。
先研究战斗力。首要的是掌握足够的武器和火力,以将随时随地发现的游击队
(不管其是在休整还是在行动)消灭。这样就需要小型的快速机动部队——空中突
击队。法国殖民者在塞内加尔、苏丹、印度支那、马达加斯加和阿尔及利亚的经验,
促成加利埃尼和利奥泰详细制订了反暴用的“油渍”战术。这种战术的军事成分先
于民事行动,它有赖于尽可能地达成高速度和获取极可靠的情报。把最初的目标地
区分成若干个作战区,这就是所说的“分区控制”。第二步是“流篦式搜索”,即
派往分区的部队以快速运动分队,在己军的协助下和民众情报的支援下,清除叛乱
者残余。他们这种迅速的迂回运动被描述为“旋风”——即“旋风战术”。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面对印度支那地区的更严重的对抗,萨兰采纳了奥德·温
盖特的“据点”思想,掺进了自己的“空中堡垒基地”意见。这些就是空中补给的
要塞,设在反叛力量曾占优势的边远地区。这种作法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象征
性的,同时还能引出游击队,以便发挥火力的优势。如果游击队自已能集中足够的
火力,而基地设置位置又很差,象奠边府那样的浅宽盆地,那么这种战术就不可能
获得成功。美国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在溪山重蹈了这一覆辙。声称在那里取得胜
利是不现实的,因为武元甲只是合围了那个地区,吸引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并处于优
势,于此同时他集结部队,准备发起“新年攻势”。
在与游击队作战时,正规军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将行动规模从地理上和人数上
缩减下来。对于那些具有大规模常规冲突胜利历史的军队来说,尤其是应该如此。
英国在马来亚的行动中占有指挥上的优势,它的指挥官曾跟随奥德·温盖特的欣迪
特在缅甸作战过。学会了应付雨林和热带森林覆盖的山地环境,以小规模的独立编
队进行作战。负责作战指挥的坦普勒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将当时的环境作为一
种治安问题来考虑,强调维持乡村一级的治安,强调一个独立的马来亚的国家是最
终目标。在塞浦路斯,哈丁看来就不十分精明,用他的对手格里瓦斯的话说,哈丁
在岛上驻扎的部队已到饱和程度,成为敌人的目标,而且部队之间也相互干扰,这
样做的结果实际上削弱了已掌握的控制机器。格里瓦斯暗示说,如果采用经过专门
的严格训练的小规模反暴部队,完全可能做得更好一些。在马来亚,英国在这一方
面做得很成功,恢复了特种空中勤务部队。在马来亚取得的经验和制订的方法后来
又传到肯尼亚、亚丁和婆罗洲。特种空中勤务部队是专门用于担任这种特殊任务的,
近一点,在北爱尔兰用了,还用以对付英格兰的恐怖主义者的活动,这种恐怖主义
分子活动的最明显事例是对伊朗大使馆(伊朗驻英大使馆)的占领。1961年,当时
人们普遍对游击战的政治兴趣和关心达到高潮,美国组建了“绿色贝雷帽”特种部
队,适于赢得人心和思想,而且还为击败游击队提供了纵深的活动中心。
1965年,美国直接地、全面地卷入越南战争,战区司令者是威斯特摩兰,他是
炮兵出身。首批登上越南领土的地面部队是海军陆战队。他们简单地改变了其水陆
两栖战术。改而使用垂直包围的直升机战术。空降部队战斗实质上跟它一样。这种
作战强调的是根据测定的某个客观标尺去争取胜利。击毙对手的数量,说得好听一
点“数人头”,成为战斗的目标。在封锁和包围越共的搜索与摧毁的杀掠行动中,
重点是杀人,而不是扼守地域。人们将其简单地理解成军事目标是杀人,因而它取
代了和平这一最终目标,而和平的特点和衡量的尺度就不那么有形了。美国一名高
级军官曾这样概括了这种战术:“抓住人头,就可赢得人心和思想”。1968年,艾
伯拉姆斯接任司令官,他的确根据环境和政治形势区别对待,缩小了战斗行动规模,
采用了“鯆鱼”战术。这就是运用小规模的分遣部队,更频繁更迅速地扫荡敌区。
控制与和平职责是利奥泰“油渍”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军事行动只是必要的
前提,单凭这一点还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一旦肃清了叛乱分子后,国民政权就要
接管“分区”。政府以保护、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争取当地部族人。这种油滴
掉在这些地上,缓慢地但有条理地扩散法国的影响。在南非作战的英国军队时常受
到在战术上占优势的布尔人的骚扰,因此,他们对为布尔人突击队提供后勤支援的
当地居民采用了更加残暴的控制手段。布尔人分散的农场被夷平,把没有介入战争
的居民集中到集中营中。在爱尔兰用以在居民中搜出游击队的方法,在巴勒斯坦逐
渐演变成警戒和扫荡行动,很难有助于使其军队受人爱戴,相反,却促进了游击队
的发展。
英国在马来亚的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进行了土地所有制的改革(这种改革曾建
立了中国土地占有者的权力);在于推行“新材”计划,增强了治安,便于管辖农
村居民;还在于当局任务明确,即建立自治的多民族社会。1959年,南越的吴庭艳
政权开始实行类似的“农业城市”计划,加强对战略村和乡村的控制,防范越盟的
袭击。1962年,在罗伯特·汤普森根据在马来亚的经验的建议下,南越开始实行一
项发展“战略村”网的计划,把军事和政治目的结合为一件。实质上,这一作法是
为吴庭艳政府花美国援助的钱,增强对民众进行政治上的监视提供一个借口。然而,
事态发展不是象汤普森建议的那样,从湄公河三角洲象油渍一样稳定地扩展开来,
而是整个国家都普遍建战略村网,过于扩大了。1963年年底前,11,000个村庄都成
了战略村(整个村庄的三分之一)。然而,操纵这战略村网的地方的和军事的人员
及机构却没有。援助的经费为贪污腐败者提供了一个贮蜜囊,许多情况下,战略村
实际上只不过是集中营而已。村中最缺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而越共则为
与人民建立的这种密切关系而辛勤耕耘。
1954年一大群从印度支那回来的法国官员承认游击战争的威力在于马克思主义
的思想鼓动。“革命战争”理论需要人们发展一种强有力的对于这种意识形态的思
想体系,以用于灌输军人和老百姓,同马克思主义者作战。这种理论问世后,具有
强烈的法西斯主义的色彩,因此证明当时并不十分受欢迎。
历史上游击战的动机和背景是各种各样的,说明了赋与马克思主义的那种简单
的唯一的重要意义是虚假的。在煽动游击战或常规战争中,民族主义仍然是唯一的
最强的力量。
——泉石小说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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