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郎神和都江堰 而过去几千年来,农田水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尤其黄河的河患,往往造成千 百里地田园庐墓为废墟。耕种的田地,住的房屋,乃至于祖宗的坟墓都保不住,这 又和孟子所说的中国政治哲学的“养生丧死无憾”的原则违背了。造成这种弊害的, 水利不兴的原因尤重。 我国自大禹治水以后,三代以下近两三千年以来,时有水患,而以黄河长江两 大河流为烈。黄河的水利,根本就没有治好过;长江的水利工程,有所成就的,也 只有上游川西的一段地方,就是远在秦始皇时代治好的都江堰。那是在四川青城山 下,灌县县治旁边的一个峡口,名为灌口,也就是杜甫诗中“锦江春色来天地,玉 垒浮云变古今”所谓的“玉垒”和“离堆”等名胜地区所在。此地筑有一座水坝, 在坝上有一座二郎庙,庙中所供的神像,并不是《封神榜》小说中的二郎神杨戳, 而是秦昭王时,蜀中太守主持建筑都江堰的李冰父子。 说到李冰父子,现在让我们看看清人钱茂所撰《历代都江堰功小传》中对他们 的简述: 秦 李冰 李冰,战国时人。知天文地理,隐居氓峨,与鬼谷友。时张若守蜀,与张仪筑 城不就,兼苦水患,乃荐冰代若。 冰营郡治,致神龟,凿离堆,以避沫水之害。壅江作堋,穿郸检两江,别支流 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收其利。又引溉田畴,以万亿 计。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镌石定水则,傀无失度。作大堰以扼蓄泄咽喉, 称都安堰。即今都江堰。蜀以此无饥谨,号天府焉。 冰复导洛通山洛水,与郸别江会新津大渡,穿广都盐井诸陂池,凿南安溷崖, 以杀沫水,世咸飨其利,都江堰乃其较著者也。 其作堰,破竹为笼,以石累其中,或镇以石牛石人,设象鼻鱼钩护岸。有石刻 《深淘滩,低作堰》六大字,尤心传之妙者,历代尊其法,食其德,立饲致祭,元 至顺元年,封圣德英惠王。 至国朝,封敷泽兴济通祐王,载在祀典。 李二郎 王囗 二郎为李冰仲子,喜弛猎,史轶其事,名字无考,世传种种异迹,荐绅先生难 言之。可征者,谁作五石犀,以压水怪,穿石犀溪于江南,命日犀牛里,与其友七 人靳蛟。又假饰美女,就婚囗囗,以入祠劝酒。或谓即冰为牛斗刺杀江神事傅会之, 详见《水经注》。 然考亭朱子云:二郎与文昌,分踞蜀境,是二郎克迪前光,以得全蜀人心者, 固有在也。元至顺元年,封英烈昭惠灵显仁枯王。 国朝封承绩广惠显王。 王囗事轶,蜀典姓源韵谱,谓与李冰同时人。方氏通雅作王囗,谓与冰同穿二 江,其他无闻焉,或亦冰之良佐也。 原来灌口这个地方,河床有一个弯道,每年到了春末夏初的时候,这条江上游 源头的雪山上,整个冬天的大量积雪开始融化,雪水自广阔的雪山山脉数以百计的 峰头,滚滚而下,汇集到灌口这个隘口时,更是波涛汹涌,声若雷鸣。气势之雄, 力量之大,和今天石门水库放水时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不作适当的措施, 那么灾害之大,当不止四川一省,可能遍及下游各地,与黄河的水患,互相比恶了。 早在几千年前,李冰父子就想出了“深淘滩,低作堰”之六字真言,以抛流笼 的办法,建筑这座都江堰,使这里的洪水不致泛滥。 所谓流笼,是用青竹,剖开以后,浸过桐油或石灰,增加它的纤维拉力,以及 防水渍的腐蚀力。再将这种处理过的青竹,编织成长数丈,直径一米多,有六角形 空洞(俗称胡椒眼)的竹笼,然后把大大小小圆形——近似鹅卵的石块(俗称鹅卵 石),填到这竹笼内,就做成了流笼。 把这种流笼,坝作江岸,作有规则的排列,而堆积成水坝。当洪水冲来的时候, 遇到这种流笼,汹涌的水势,就被阻挡,但又从笼与笼之间以及笼中鹅卵石之间的 空隙通过,于是就收到了减缓水势的适度效果。堰堤水坝便安全不致被冲毁,也无 堤脚被淘空的危险。只是每年要检查一下,发现了腐朽的流笼,就要更换新的。 这座都江堰,就这样从秦代到现在,使用了几千年,堰堤不坏,功能不减。抗 战时期,曾有德、英、法、美等许多西方国家的现代水利学者、堤坝专家们,到都 江堰共同参观研究,认为常换流笼太麻烦,于是提出计划,以他们的现代力学方法, 改建水泥坝。不料还是不行。一下子就垮了,唯有恢复原状,用几千年前李冰父子 的老办法。这种流笼,我国现代的水利工程人员,目前还在沿用。但是这种流笼, 如果用在黄河,就失去效用。因为黄河的流水混浊,带有大量的泥沙,流过流笼时, 泥沙沉淀停滞在石缝间,很快就被淤塞起来,就失去减缓水势的功用,而终被流水 冲垮。 这历史上唯一成功的河渠水利工程,也反映出我国几千年来的政治,在经济建 设方面,工商发展方面暂且不说,我们这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对于农田水利的问题, 则始终没有解决。 引申到这里,我们透过孟子这简炼的几句话,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悲剧性的一 面,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而一直未做到孟子所说的“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的程 度。同时我们也了解,这“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提出来的民 生问题。而现在世界各国,各种政治思想哲学,都以解决民生问题为主。民生主义 也好,社会主义也好,乃至共产主义也好,不管他们提的什么主张,何项办法,总 不外乎解决民生问题。究竟要做到什么程度,各有各的思想,各有各的目标。当然, 现在的民生主义,也就是上继孔孟所提出来的中国文化大同世界的理想。但看今日 的实际情形,大同理想的实现,还有待我们各方面更多的努力。 杀人和吃人的譬喻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草。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 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车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 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这段文章的记载上,显示出来,梁惠王大概受了孟子的影响,每谈一次话,态 度就好转一次。这次的谈话,比以前几次更好得多了。他一开口就说:“我愿意虚 心地专诚向你请教,听取你孟先生的意见。”所以他也没有提出什么问题来发问, 只是希望孟子给他一些意见,今后治国该怎么办。这种态度,看来的确是虚心而诚 恳的,存心要向孟子请教。 孟子见他那样诚恳,所以答复梁惠王的话,也是诚恳地讲实在话,一点没有虚 伪客套。他以问为答地说:“一个人用棍子去打死人和用刀子去杀死人,有什么分 别么?”孟子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所以梁惠王可以不加考虑地立 即答复孟子:“当然没有什么分别啊!”虽然用的凶器不同,但杀人的居心,和杀 死人的结果都是一样,这有什么不同呢?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孟子谈话的高明了。真是剥茧抽丝,逐步层层深入。等到 梁惠王肯定了他的这个问题以后,冷不防,话锋一转,逼进一步问道:“好了,你 既然说用棍或用刀,都是一样杀人。那么我再请教你,用刀和用暴虐不良的政治杀 人,是不是就有所分别了呢?” 孟老夫子这一逼,可把一个梁惠王逼得转不过弯来了,也许当时被问得愣了一 下,梁惠王心里总不肯承认在施行不良的暴虐之政的。但是因为自己身为施政的一 国之王,只好眨眨眼,摇摇头说:“当然也没有什么两样啊!” 好了,两个问题一转折,把梁惠王扣住以后,正文来了。孟子于是说:“那么, 现在的君主们,厨房里存放着许多肥美的肉类,马厩里养育壮硕的马匹。可是老百 姓却吃不饱,一个个面黄肌瘦的;在城外郊野,还有人饿死在路旁。这种情形对照 一下,可不等于是纵容驱使禽兽去吃人吗?” 今天在富庶社会中过安定日子的人,或者体会不到这种景象的悲惨,而认为冰 柜里多存一些肉,养上几匹马,又算得了什么?殊不知,在古代没有冰箱,也没有 冰柜,而内府中的人多得很,储存的肉类不能不多,但是存久了会变质发臭,就只 好扔掉。这就是所谓的“朱门酒肉臭”。至于养马,现在大家都坐汽车了,不知道 养马的耗费。以前养一匹壮马,比十个人的生活费还多。要给它好的豆料、鸡蛋, 还要喝酒,有时候是上好的名酒。那种跑马场的赛马,还要喂整枝的人参。战马当 然也要吃得很好,“马无夜草不肥”,夜晚要派人去遛马,还要给马洗澡,真是一 笔大耗费。现在有些人不买汽车,因为汽车每个月的油料和保养费太高了,但比起 养马来,泡车的耗费又小得多。何况当时的诸侯,并不是光养一匹马,而是养许多 马。大夫干部们也养许多马。还有成千上万的战马呢!了解了这些情形,计算一下 所需的费用,那么就知道孟子所说的“率兽食人”一点也不假了。 孟子这几句话,反映了春秋战国当时政治和社会状况的大概,同时巧妙地指责 了梁惠王与他下面的这些大臣和干部。另段“率兽食人”,也等于说你梁惠王的这 些大臣们,和猛兽差不多,你如今就好比带了一批野兽,在那里吞食老百姓的骨肉 啊!所以他又劝梁惠王说:我们看到禽兽互相残杀,弱肉强食的时候,都会非常厌 恶,憎恨他们,巴不得杀掉他们。而我们民族文化,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你 是一国的君主,也等于是全国老百姓的父母,应该像对自己儿女一样,去爱护照顾 老百姓。可是,你现在实施的政治,还免不了好像带了一群猛兽去吃人似的暴虐, 那么老百姓又怎么不感到厌恶,你又怎么算得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呢? 孟子始终是遵奉孔子的学说的,最后他还是引用孔子的话来作结论。 在这里,先要提出一个题外话来研究一下。原文上,孟子引用孔子的话时,是 用“仲尼曰”三个字,为什么不用“孔丘曰”或“丘曰”呢?我们知道,孔丘是孔 子的姓名,仲尼是孔子的字。依古礼对长辈,是可以称字或号的,甚至于对同辈的 人,也只称字号而不称名的,绝对不能连名带姓一起叫。孔子是春秋时人,孟子是 战国时人。时间上,孟子已经是晚辈了。而孟子是子思门人的学生,子思又是孔子 的孙子,所以孟子比孔子当然是再晚又晚辈了,所以他应该尊称孔子的字号。即如 在《礼记》中子思称孔子,也称仲尼,这是中国的古礼。但是到了后来,渐渐变成 对长辈不能称字号了。尤其是对自己的父亲或祖父,直接称号,反倒要让人觉得大 逆不道了。 孟子在这次谈话中,把孔子的话举出来,他说:“孔子曾经说,第一个制作陶 泥人用来陪葬的人,不会有后代吧!”因为他虽然没有用活人去陪葬,但所做的陪 葬陶泥人和活的人一样,在心理上,还是存了以活人陪葬的想像——正如许多标榜 素食的人,跑到素食馆里,大吃素鸡素鸭。诚然,所吃到的仍旧是豆腐、豆皮、豆 干、面粉之类,如果心理上存了吃鸡吃鸭的念头,就和吃荤没有两样。既然这种用 代替品假设,而存有一点活人陪葬的心理念头都是不可以、不应该的,又怎么可以 活生生地使老百姓们饿死呢? 实际上孟子是指责梁惠王上梁不正下梁歪。领头在那里率兽食人的,就是他梁 惠王。只是不便直接指责,才引用孔子这个“始作涌者”来隐喻,指责梁惠王领导 无方,自己王府里那么奢侈,领导大臣们也竞相浪费,而老百姓们则无饭可吃,竟 然饿死。 梁惠王念苦经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 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 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惮、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挺, 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被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 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他们这一次的谈话,司马迁在《史记》中《魏世家》梁惠王的一段,曾经稍稍 提到过一点,语意一样,文字不同。在这里,梁惠王提起晋国。大家应该记得,原 韩、魏、赵三国的祖先,历代都是臣事晋国的,后来他们分了晋国的土地,而自己 独立称王。现在他又自称是承接了晋国的传统,晋国就等于是他们的祖国。因此梁 惠王对孟子从他的祖国谈起。 他说:“我的宗主国在晋文公的时候,曾经称霸诸侯,历史上的强盛情形,你 老夫子是知道的。但是到了我这一代,说来真惭愧,倒霉得很,在西方割地七百里, 求和于强秦,在南方又常受楚国欺凌侮辱,一直受他威胁。像这样的国耻,我实在 忍受不了。我愿意为这些为国牺牲的先烈们雪耻。请问你,我应该怎么做才好?” 梁惠王提到他祖先的光荣历史。其实从春秋大义来说,魏是叛晋的,谈不上光荣。 不过当时在中原一带,三晋的确是相当强盛的。这些且不去管它,我们从历史上可 以知道,这次梁惠王对孟子所提出来的,正是他那个时候的中心问题。魏国当时为 政的重心所在,就是为了雪耻图强。梁惠王先后对邹衍、淳于髡这些谋士的恭敬礼 请,也都是为了雪耻图强。当时的各国,走富国强兵的路线,大多也都是为了雪耻 图强。这是战国时代,国际间一种共同的情况——相当于个人的冤冤相报。在循环 报复的思想下,绵延了几百年的国际战乱,这是值得注意的。 仁政之道 对于梁惠王的宏图,孟子告诉他,只要有百里的小小领土,如果做得好的话, 也一样可以成为国际上的领导国家,可以达到以王道统治天下的目的。他继续告诉 梁惠王治国之道,要用王道仁政的精神,不要用存心去统治别人的霸道思想。所以, 他要梁惠王第一步实施仁政,其次要注重教化。 怎样施仁政?孟子对梁惠王列举了几点施仁政的作法。当然,这只是仁政的作 法,不是仁政的最高目的。 孟子列举仁政的要点,第一是省刑罚。刑与罚是法治上的两种精神,有所不同, 但却是相辅相成的两个重点。孟子这里告诉梁惠王,对于刑罚的施为,应该以省略 为上,不可太苛重。法治并不是和王道完全相反的,法治也是王道治国的治术之一, 不过在王道的精神之下,法治要简明,不可繁重严苛。王道是要以仁义为本的。 后世儒者有的只讲仁义,主张不要刑罚,有的法家主张治国不能用仁义,都是 失之于偏。所以唐代的学者赵蕤,在他所著的《长短经·政体》篇中,对于严刑罚, 曾引孔子的话,作了这样的评议: 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礼也。故三军大败,不可斩。狱犴不治,不 可刑。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人故也。夫慢令谨诛,贼也。征敛无时,暴也。 不诚责成,虐也。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即可也。陈道德以先服之,犹不可;则尚贤 以劝之,又不可;则废不能以惮之,而犹有邪人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矣。袁子 曰:夫仁义礼智者,法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之末也;无本者不立,无末者不成。 何刚?夫礼教之法,先之以仁义,示之以礼让,使之迁善,日用而不知。儒者见其 如此,因谓治国不须刑法。不知刑法承于下,而后仁义兴于上也。法令者,赏善禁 淫,居理之要。商、韩见其如此,因日治国不待仁义为体,故法令行于下也。故有 刑法而无仁义,则人怨,怨则怒也;有仁义而无刑法,则人慢,慢则奸起也。本之 以仁,成之以法,使两道而无偏重,则治之至也。故仲长子曰:或秦用商君之法, 张弥天之网,然陈涉大呼于沛泽之中,天下响应。人不为用者,怨毒结于天下也。 桓范曰:桀纣之用刑也,或脯醢人肌肉,或刳割人心腹,至乃叛逆众多,卒用倾危 者,此不用仁义为本者也。故曰:仁者法之恕,义者法之断也。是知仁义者乃刑之 本。故孙子曰: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此之谓二。” 赵蕤所引用孔子及各家的话,对于王道政治中,刑罚与仁义道德的关系,相辅 相成的功能,体用本末的作用,实在可以视为孟子这里“省刑罚”三个字的阐扬。 也是王道精神并不排斥刑罚,以仁义为本,以刑罚为用,而辅仁义教化之不足的最 好说明。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孟子动辄称仁义。但是对梁惠王说仁政,只说“省” 刑罚,而不说“去”刑罚的原因。所谓“治国不须刑罚”,那只是秦汉以后腐儒们 的迁阔之见。 孟子指出仁政的第二个措施,是“薄税敛”,减轻国家的经常税赋,减轻公府 的公费、规费和临时的稽征。像秦始皇造阿房宫、宋徽宗之造艮岳,征用民财,就 是敛,征用民力,就夺时。老百姓这一些额外的负担和经常的税赋,都要减轻,否 则的话,征敛太多太重,则等于杀鸡取卵。弄到民穷财尽,路有饿莩,则无从征敛。 能够薄税敛,则藏富于民,国家自然富足,国库自然充裕。现代的名词,所谓“培 养税源”,也就是薄税敛的道理。 仁政的第三个重要措施,孟子提出“深耕易耨”四个字。这是农业技术上的两 件事。“深耕”就是将泥土耕得更深一些。如此使植物吸收更多养分,成长得更好。 “易耨”,耨就是江南一带所谓的耘田,又叫作芟草。秧苗插下去以后,过一段时 间——大多在谷雨之后,要把秧苗四周长的杂草除去,以免消耗浪费了土地中的养 分,使秧苗长得更好。在台湾,我们常在季春时节,看到农民跪在水田里,两手在 地上划圈圈一样,把秧苗四周的杂草压到土里,不但却除了杂草之害,这些杂草又 可腐化成有益的肥料,这就是耨。而所谓“易耨”,应该包涵了轮作的意思。同一 块土地每年种同样的庄稼,会长得不好;如果轮换一下,今年种稻,明年种菜,那 么两种植物都会长得比较好,这是古人早有的常识。农业方面是有许多技术的,这 里因为古代文学的精简,只用四个字来代表农技。所谓“不夺农时”,用现代的语 言来说,就是要教老百姓把握时空、勤于耕种,改良农业技术来增加生产。 综合以上三点,王道政治的重点,第一是法治,第二是财政,第三是经建。孟 子说在法治上做到了省刑罚,财政上做到了薄税敛,农业建设上做到了增加生产, 便可使社会安定、丰衣足食,然后进一步再提高教育水准。 在少年人、青年人空闲的时候——正如《论语》中孔子说的“使民以时”—— 在最适当的时间,也就是前面所说“不夺时”,不在农忙时耽误耕作的空闲时间, 教化少壮青年,具有孝、悌、忠、信的修养与行为。在个人的品德上,对父母尊长, 能够善尽孝道;对兄弟姊妹,同辈朋友,能发挥友爱的精神;对人对事,能殚智竭 虑,做得最适当,能够言而有信,不虚伪诈欺。人人如能如此知耻,自立自强,在 家的时候,这样孝友父兄,到了社会上,能以这种品德待人处世,那么就形成了孝、 涕、忠、信的大家庭。各个家庭如此,便成了孝、涕、忠、信的社会。扩而充之, 就是孝、悌、忠、信的国家。 到了这个时候,不必拿兵器去作战杀人,在文化战、政治战上,就已经打了一 个大胜仗。如果必要打仗时,你纵然教老百姓拿了木棍,去挞伐秦国、楚国这些具 备坚甲利兵的国家,他们也会勇敢地涌上前去。 孟子告诉了梁惠王施仁政的作法之后,又返过来,从另一面分析当时邻国敌国 的国情,告诉梁惠王说:“现在他们这些国家,都是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乱用民力。 不问农忙不农忙,说打仗就随时征调老百姓去打仗,使老百姓不能耕田生产,无法 过农业社会的安定生活,弄得人人家园破产,上不能奉养他们的父母,致使他们的 父母也冻死饿死。强迫出征,和兄弟妻子就因此而离散。像这样,等于把自己的百 姓扔到水里淹死,推进深坑泥淖活活埋了。” 这种征役之苦,后世在唐代杜甫的《兵车行》和《石壕吏》等诗中,有详细的 刻画,这是大家都能熟诵的。在明末,一名进士杨士聪的凶年四吟中,也有深刻的 写照,其中两首写道: 名将重威信,过师从枕席;平日少抚练,临戎增叹喷;贼焰既已炽,调发杂主 客;强者太狰狞,弱者不任革;缘村掠民蓄,孰操自完策;贫民无立锥,更复遭奇 厄;谈笑借汝头,聊以充斩馘。 杀运珍生人,轻细如蠓蠛;兵荒已半死,岂堪罹病孽;春来渐多疫,什九剧绵 囗;蠢凶既草萎,良谨或兰折;道路续新鬼,亲属累死别;贫民无棺敛,委弃空痛 结,横尸陈道衢,端为鸟鸢设。 这两首诗的文艺境界如何,且不去讨论,但说得是相当沉痛的,例如:“谈笑 借汝头,聊以充斩馘。”是说借用老百姓的脑袋,造成自己的功绩,等于满清时代 所说的,大人的顶子,是血染红了的(隐喻清朝大官们的红缨帽)。其余如“横尸 陈道衢,端为鸟鸢设。”这就是穷兵黩武的结果,一副悲惨世界的画面。如今百余 年来,我中华民族即经常在此浩劫的笼罩下,国家多难,人民不幸,实令人不胜慨 叹! 还有前面引用过的一位五代朱梁时诗人杜苟鹤,也有两首诗感慨这种“陷溺其 民”的暴政所造成的社会状况。他在赠朋友张秋浦的诗中写道: 人事旋生当路县,吏才难展用兵时。农夫背上题军号,贾客船头插战旗。 把“夺其民时”的情形,写得入木三分。 又在一首题为《旅泊遇郡中乱》的诗中写着: 握手相看谁敢言,军家刀剑在腰边。遍搜宝货无藏处,乱杀平人不怕天。古寺 折为修寨木,荒坟掘作囗城砖。郡侯逐去浑闲事,正是銮舆幸蜀年。 孟子早已说过,你这些拼命扩张武力的邻国,把社会弄成这个样子,陷溺其民。 如果你实施了仁政,法治上了轨道,财政经济充裕,国民教育水准提高了,人人自 立自强,然后再去征伐邻国,自然就天下无敌了。所谓“仁者无敌”,不要对仁义 治国的最高原则怀疑,不要犹豫,走向仁义的大道吧! “仁政”——这个孟子的主张,在现代也还得细细地看的,如果能够施行“仁 政”,使人人明白国耻,心情也没达到国强民富,则自然是“仁者无敌”,最后必 能致胜的。 孟子和梁惠王,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到这里告一段落。从他们两人数次的谈话 中,可以知道,孟子是始终奉行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孔子的学说思想,推行仁 义,讲求仁政,期望天下太平,人民的日子过得好。对于当时那些策士,所谓纵横 家、谋略家等游说之士,如苏秦者流,为求取功名富贵,讨好君主们扩充权力的心 理而不顾老百姓死活的一套主张,他不是不知道的,而是知而不为,不愿那样去做。 人品与器识的评鉴 可是孟子运气相当不好。正当他和梁惠王慢慢谈得来,已经可以劝梁惠王不必 怀疑他的“王亦曰仁义而已矣”的道理,不要犹豫去施仁政的时候,不幸得很,梁 惠王死了,新王——梁襄王即位,这时孟子即将离开魏国,因为新王上台,一切情 形也就不同了。下面就是孟子和这位新王见面后的情形: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 ‘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 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 槁美。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其如是,熟能御之?!今夫天下 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 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这一段文章,写得真好,不要说在古文中,很少有这样生动、幽默的作品,就 是在现代用白话文来写,也很难写得如此活龙活现,而又恰到好处。在字里行间, 体会一下,蛮好玩的。 魏国的新王——襄王即位了,第一次召见孟子,孟子去了,可是两人见面谈话 的情形和内容,没有作客观的直接记述,只说孟子见了襄王以后,出来了。然后由 当事人之一的孟子对别人说:这位新王,一眼看上去,给人的第一印象,就不像个 皇帝。“望之不似人君”这句话,成了名言,成了大家的口头话。几千年来,直到 今天,大家常会借用这句话去批评别人,每个人都可以体会一下,当借用这一句话 去批评别人时,自己的心理、情绪上,是什么状况,那一种心理状态也是颇为复杂、 微妙而难以形容的。 孟子又补充一句说:等到接近他时,再仔细地看看,他一点谦虚之德都没有, 一点恐惧戒慎的心情也没有。我们知道一个越是有德的人,当他的地位越高,临事 时就越是恐惧,越加小心谨慎。尤其当时的魏国,在战略地理上,处于四战之地, 强邻环伺,而又已经打了几次大败仗,正是国势不振的时候,他应该知道,这个国 君是不好当的。别说是这样一个国际现势,就是天下太平,身居如此高位,也该诚 惶诚恐才对,可是梁襄王一副公子哥儿的作风,满不在乎的样子。所以孟子说他 “就之而不见所畏焉”。不但一国君主应该戒慎恐惧,就是一个平民,平日处世也 应该如此,否则的话,稍稍有一点收获,就志得意满。赚了一千元,高兴得一夜睡 不着,这就叫做“器小易盈”,有如一个小酒杯,加一点水就满溢出来了,像这样 的人,是没有什么大作为的。 这两句话,是孟子叙述他观察梁襄王以后所得的印象,好像是替梁襄王看相。 当然,这个看相不是看眼睛如何?鼻子如何?运气又怎样?这是一般江湖术士的看 相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于“识人”的学问,有好几部书。汉末有刘劭的《人 物志》。最近的有清代曾国藩的《冰鉴》。《人物志》,可视之为看相的书,也就 是识人之学。所谓“形名”之书,也可看作是现代研究人事管理,不可不读的书。 里面是讨论人的器宇、器度、神态等问题。其实说到看相,中国很早远在战国时代 就有。在汉代有一个著名的相人者名叫许负,名声普闻朝野,看相看得很准。当然, 也有一些是献媚的小人,对人说些好听的话,一味地阿谀奉承,这是另外一回事。 但从一个人外在的言默举止,而看他的内在品德修养,也是一件很难的事。以现代 的名辞来说,就是品质问题。现代的工业产品,要加强品质管制,就是每一种产品, 有它一定程度的规格,这种规格,就是起码的品质。产品有一定品质,出厂前要用 科学方法,精密仪器鉴定,超过标准规定的是优良品质,不及的就是不良品质,必 须淘汰。人也有各人的品质。人之所以成功,自有他器度,有优良的品质。而看人 的器度好坏,也如同鉴定东西品质好坏,从外形上即可看出一样,从人的言默举止 之间,即可看出此人之气质如何。如所谓“龙凤之姿,天日之表”等对帝王人物的 评语,就是对器度的描写。如形容汉高祖的隆准、龙颜等等,表面像龙的那个样子, 鼻子高高的,下面大大的像一颗独蒜头,嘴巴阔到耳根边,睁大了两个眼睛,好看 不好看呢?不去管他。也有人说明太祖朱元璋的相很像猪,指现在故宫博物院收藏 的那张朱元璋画像是假的,而在庐山天池寺的一张才是真的。我看过庐山天池寺那 一张被指为真的明太祖画像,真的就像一个猪头,所谓五岳朝天,嘴唇特厚。在我 看来,庐山那张是假的,故宫那张是真的才对,否则一个皇帝长成那个猪头样子, 实在难看!事实上也不可能。这是讲历史故事的闲话。 另外在历史上有两件关于人的器度的故事。也足以证明人的器度,的确是他的 内涵修养气质的表现。晋朝著名的奸雄,也是历史上一位半成功的人物——桓温, 他代蜀打到了川东,在白帝城看到了几堆砌起的石头,据说是诸葛亮当年作战时, 依奇门遁甲,克敌制胜而摆下的八阵图。这时桓温自认为了不起,觉得诸葛亮也不 过如此。因而表现出一副很自豪的态度,便向身边一名在年轻时候、曾经跟随过诸 葛亮的老兵说:“你是跟过诸葛丞相的,今日你看看我和诸葛公比较起来怎样?” 这位老兵最初连声说:“差不多!差不多!威风差不多,可是……”顿了一下,他 又叹了一口气说:“我跟过诸葛丞相许多年,可是诸葛丞相死后,这几十年来,又 看了这许多人,可就没有一个比得上诸葛丞相。”桓温听了这位老兵的结论,脸都 发白了。 桓温平日就很自我欣赏他的雄姿、风度、气质,认为和晋宣帝、刘琨他们的气 质不相上下。他征伐了秦国回来的时候,收买了一个年纪大的女仆人,查问之下, 这个女仆人,以前就是刘琨的女仆,自然是熟识刘琨的。这个老女仆一见到桓温的 时候,就禁不住流下眼泪饮泣起来,同时对桓温说,“您很像刘司马”。桓温听了 她这句话,正中下怀,高兴得不得了,可是还不自满足,再把帽子戴戴好,衣服拉 拉平,弄得更端端正正,又问这个女仆,“你再仔细看我,到底像刘司马——像到 什么程度?”这个女人一面仔细看他,一面说:“您的面貌很像,就是面皮薄了一 点,不像他那么福泰;眼睛也很像,可惜小了一点,再大一点就好;嗯,胡须的样 子很像很像,可惜您是红胡子,不像他的乌亮;整个身材也差不多,奈何您不及他 高;声音也像,但是您的声音有点娘娘腔。”这个老仆妇,奉命评头品脚,谈了老 半天,说得什么都像,可是什么都差一点,都不像。把一个桓温气得摘下帽子,脱 了袍子,干脆跑去蒙头大睡,好几天都不快活。此外,例如许劭看曹操,便说他是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问裴潜说:“卿昔与刘备共在荆州,卿以备才 如何?”裴潜说:“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二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 这些有关历史人物的评鉴,都是绝顶聪明的人旁观者清的智慧之语,当然不是全仗 看鼻子、眼睛等五官相法而论人物的。 也是一相法 大人物的情形如此,小人物也有小人物的气质。有这样一则笑话:清朝末年, 国库空虚,于是鬻官卖爵,设立捐班,定下价格,捐多少钱,便可做多大的官,以 资敛取。当时有一个发了横财的船夫,捐了一大笔钱,得了一个七品顶戴,也在礼 部学了礼,大概用苦功学了一段时间,在场面上也能摆出一副官架子来了。可是有 一次,和一些同一阶层的官员们在一起吃饭,这位捐班出身的大人,在拿起筷子来 夹菜之间,仍不改他在船上吃饭时的习惯,右手拿的筷子往左掌心一戳,把两根筷 子,弄得齐平。他的这个小动作,被同席的人看见了,一一猜就知道他是捐班出身, 而且以前可能以是作船夫的。这还是小事。饭后大家坐下来喝茶聊天,其中有一位 进士出身的清廉县知事,穿的一双靴子破了,但他仍毫无愧色地伸在前面摆开了八 字脚。这位捐班的船夫看见了,于是说,某大人!你的靴子破了。这位县知事听了 不但没有难为情,反而举起脚来说:“我这靴子的面子虽然破了,可是底子好得很。” 这是一句双关语,意思是说:我这县官的底子,是凭学问考来的,不像你老哥这个 官儿是用钞票买来的,所以羞红了脸垂下头去的,反而是这位笑别人破靴子的船夫。 这就是气质的不同了。 可是看人的气度,有时也是不简单的。像这位船夫大人在手心里齐筷子,是很 明显的所谓职业的习惯性动作,但也有时一些似是而非的外表,那可就要别具慧眼 来辨别了。像《吕氏春秋》说的: 相玉者,患石似玉。相剑者,患剑似吴于将。贤主患辨者似通人,亡国之君似 智,亡国之臣似忠。 识人如辨物,那一种似是而非的赝品,最会把人难倒,玉和石,是很容易分辨 得出来的。但是遇到一块很像玉的石头,那么珠宝店的专家,也感到头痛了。至于 评断宝剑也是一样,普通的生铁所铸,锋刃不利的,一望而知。但是样子很像什么 干将、莫邪的古代名剑,也会令古董商人头痛。物因如此,对人的认识就更难。因 为人是活着的,是动的,会自我巧饰,所以一个很贤能的君主,也怕遇到那种耍嘴 皮子能说善道的辩士,弄得不好就误认他是有真才实学的通人,予以重用而终于误 国。历史上更有许多亡国之君,看来非常聪明;一些亡国之臣,看来非常忠心的。 例如大家最崇拜的诸葛亮,也把马谡看走了眼,而自叹不如刘备的知人。 鉴识人,见其器度困难,即使是从言默举止有了认识,也是不够的,还必须要 更深入地了解他的个性。在苟说的《申鉴》中,有一段讨论到气度的反面个性说: “人之性,有山峙渊停者,患在不通。”一个稳如山岳,太持重的人,做起事 来,往往不能通达权宜。“严刚贬绝者,患在伤士。”处世太严谨刚烈,除恶务尽 的人,往往会因小的漏失而毁了人才。“广大阔荡者,患在无检。”过分宽大的人, 遇事又往往不知检点,流于怠情简慢,马马虎虎。“和顺恭慎者,患在少断。”对 人客客气气,内心又特别小心谨慎的人,在紧急状况下,重要关键处,则没有当机 立断的魄力。“端悫清洁者,患在狭隘。”做人方方正正,丝毫不苟取的人,又有 拘拘缩缩,施展不开的缺点。“辩通有辞者,患在多言。”那种有口才的人,则常 犯话多的毛病,言多必失,多言是要不得的。“安舒沉重者,患在后世。”安于现 实的人,一定不会乱来,但他往往是跟不上时代的落伍者。“好古守经者,患在不 变。”尊重传统,守礼守常的,又往往会食古而不化,死守着古老的教条,于是就 难有进步。“勇毅果敢者,患在险害。”现代语所谓有冲劲,有干劲的人,在相反 的一面,又容易造成危险的祸害。 所以认识了一个人的气度,同时还要看他这一种气度在反面有什么缺陷,那么 “事上”也好,“用下”也好,才能达到知人善任的目的。 孟子一见到梁襄王,就说他“望之不似人君”。这是孟子的善于识人。历史上 的确有许多不像皇帝的职业皇帝,尤其是生下来就是太子的人,常有不像样的。野 史的资料,记载朱元璋统一全国以后,有一次拿起元朝后代皇帝的画像来看,他说: “左看右看,只像是个牛医,哪里像个君临天下的帝王相。”牛医就是兽医的意思。 清代最后一个皇帝宣统,有许多人是见过的,他的照片,大家差不多都看过,虽然 清秀,但却带着点“我见犹怜”的味道,的确也是“望之不似人君”的一种典型。 从“望之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这两句话,就知道孟子的心目中,已 经认为这位魏国新王是扶植不起来的,这时也已经注定了孟子将要离开魏国的命运。 天下定于一 孟子告诉别人——也可能是告诉他的学生,这位魏国新王,还有更妙的事。梁 襄王见到孟子,既没有寒暄,也没有礼貌,招呼也不打一个,连“叟”都不史一下 了。忽然间毫不客气地、冒冒失失、没头没脑地捅出一个不着边际的问题来:“怎 么定天下?”于是孟子只好答复他:“定于一。” 这一个“一”是什么?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原则?一个战略?或一个国家? 到底是“一”个什么?好比佛家参禅的话头,看不出一个确定的意义,你爱怎么想 就怎么去想吧。! 可是这位“不见所畏”的公子哥儿想的是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就是我襄王自己。 所以马上接口问孟子:“哪一个人可以定天下?”这时孟子就他的话告诉他:“只 有那个不喜欢杀人的人,才能够定天下。”这时候襄王才明白,孟子所说定天下的 人,并不是他梁襄王,而是不喜欢杀人的人。 不杀人的人就能定天下。如果在现代这个时代,我们依文释义,这句话似乎就 不通,没有道理。你我不要说不喜欢杀人,即使杀一只鸡也害怕,难道就可以定天 下?果真如此,则人人可以定天下了。当然,我们不能作这样的解释。孟子这句话, 是指当时那个时代的君主而言。在战国时代的人主——民众的家长,是可以随自己 的喜恶,任意杀人,有绝对的杀人权利,没有权能分别的法令,没有绝对合理的规 章,人主不必守法,可以生人,也可以杀人。所以孟子这句话,是对当时有杀人特 权的人主们而言。 梁襄王说:假如一个人主不杀人,那有谁和他在一起肯来帮忙他呢?大概战国 时代,各国君主,都以杀人为务,以杀人来立威,使人畏惧,因为怕被杀而跟着走。 自幼在这种人主可以随意杀人的观念下长大的梁襄王,听孟子说不杀人可以定天下, 感到意外,所以才问出“孰能与之”这句话来。 孟子听到这个无知的问题,还是开导他,告诉他:“假如今天有一个爱护百姓, 不随意杀人的人主,则天下的人都会和他在一起。”孟子还怕他听不懂这个道理, 于是又改用比喻的方式开导他说:“您对于田地里禾苗生长的情形,是一定知道的。 每年到了七、八月的时候,如果久不下雨,田地干旱,稻子没有水分滋养,眼看就 要枯萎了。正当这个时候,炎阳高照的万里晴空中,突然涌来弥漫着水汽的云层, 接着充沛的雨水如注地降下来,很快地,那田地里本来已经垂头弯腰,快要枯萎的 稻子,就又有了生气,欣欣向荣地伸直了禾杆,生气勃勃地复活成长起来。像这股 充沛的滋润力,是自然的法则,又有谁阻挡得了呢?” 可慨叹的,孟子这个枯苗的比喻,恰好就是乱世败政——如战国时代人生境况 的写照。 在古代历史上,碰到乱世的时代,人命真如枯苗草营,有野心的诸侯们,大都 是走“残民以逞”——满足私欲的路线。读了《孟子》这一节书,由乱离人命如草 管枯苗,使人联想到明代沈明臣的诗句——“杀人如草不闻声”这沉痛的描述。 接着孟子又说:“今天那些统领人的人主们,各国的国君们,没有一个不是好 大喜功,杀人如麻而无动于衷。倘使其中有一位大仁大义的国君,能够施行仁政, 体恤百姓,不随意杀伐征战的话,那么天下的老百姓,一个个都会伸长了脖子仰望 着,期待着这位君主的领导。如果真的有一天,出现了这样的君主,发生了这样的 情形,那么百姓们就会像往下冲的巨流般地归向他。这股自然的趋势,哪里是人力 所能阻挡得了的呢?那么这个不好杀人的君主,当然就可以统一天下了。” 这一节,等于孟子的日记,是他自身的历史笔记。当他快要离开魏国之前,非 常倒霉不得意,梁惠王虽然谈不拢,结果还是谈得差不多,至少是可以谈,现在这 位新王根本“望之不似人君”,谈也不必谈了,只有卷起铺盖走路了。 在这一节记载里,虽然梁襄王的问话不好,而且问得没有礼貌,没有意义。可 孟子答复他的话,都是至理名言,是真正的道理。凡是想要作为一国之主的,就要 具备这样的胸怀和器度。相反地,也解释了孟子说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的理由。 梁襄王没有这种抱负,那么就不能令人见了产生肃然起敬的心理,他的器度、胸襟, 都没有那种令人愿意臣服为他辅助的气势。 孟子与苏秦的对照 孟子自从那次见了梁襄王,出来对人说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以后,就离开 了魏国。这应该是梁惠王刚刚去世,襄王即位那一年的事情。梁襄王二年,苏秦大 约就在孟子之后,又到了魏国,并且以合纵之说,说动了梁襄王,参加了苏秦所主 张的六国合纵以抗秦的计划。当然,精确的考据很难说。 这次苏秦访问魏国,和梁襄王谈话的经过,《史记》和《战国策》都有记述, 内容差不多,但是《战国策》的记载比较详细而精彩。现在引用到这里,我们可以 对照起来,作一些研究。 苏子为赵合纵说魏 ——《战国策》原文 苏子(即苏秦)为赵合纵,说魏王(惠王嗣。时襄王二年)曰:大王之囗(古 地字),南有鸿沟(即狼荡渠,在河南荣阳东,南至陈入颖,宋以前汁河是其道, 今谓之贾鲁河;自荣阳经河阴开封等县,南至商水县,合于汝水)、陈、汝(汝水 出今河南嵩县南山,东北过伊阳、临汝,又东南经郊县、宝丰、襄城、郾城,又东 南为涡河,旧时自郾城南至西平、上蔡、元季水溢为害,于涡河截其流,约水东注, 而西平上蔡之水,仍名为汝水。稗地不至陈,盖夸之。)南有许、鄢(即鄢陵)、 昆阳、邵陵(即召陵)、舞阳(今县,为汝阳道,故城在县南)、新妻阝(故城在 今安徽阜阳县东南)。东有淮(魏地不至淮,盖夸言之。)颍(源出河南登丰县。 东南流,经开封、许昌等县,合大沙河,又东南入安徽阜阳,合小沙河,至寿县入 淮)、沂、黄、(上者下火)枣(故城在今山东菏泽县西)、海盐、无囗(《史记》 ——无海盐字,囗作胥,索隐——地阙),西有长城之界(自郑滨洛以北,至固阳。 秦魏之界也。今陕西华县西鹿阝西南有故长城,即六国时遗址),北有河外(《史 记》索隐——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地。案今河南郊县有曲沃故城,战国魏地, 非晋都曲沃也。平周,邑名,在今山西介休县。)、卷(魏邑,在今河南原武县。)、 衍(故衍城,在今河南郑县北。)、酸枣(故城在今延津县北)。囗方千里,囗名 虽小,然而庐田庑舍,曾无所刍牧牛马之地。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 已无以异于三军之众。臣窃料之,大王之国,不下于楚。 然横人(主张连横的人)谋王,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国患,不被 其祸。夫挟强秦之势,以内劫其主,罪无过此者。 且魏,天下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贤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称东藩, 筑帝宫(言为秦筑宫,备其巡狩而舍之,故谓之帝宫。),受冠带(谓冠带制度, 皆受秦之法。),饲春秋(谓春秋贡秦,以助秦祭祀。),臣窃为大王愧之。 臣问越王勾践(允常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于干道(即于隧,吴王夫差自刎 处,今江苏吴县西北万安山,一句秦余杭山,一名阳山,又名四飞山,山之别阜日 隧山,即其地也。吴王代齐后,与晋会于黄池,于是越王袭吴。时敬王三十八年。 至元王三年,越灭吴。)。武王卒三千人,革车(兵车)三百乘,斩纣于牧之野 (即今牧野,在今河南淇县南。)。岂其士卒众哉?诚能振其威也。 今窃闻大王之卒,武力(《史记》作武士,武卒也。《汉书·刑法志》——魏 士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 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二十余万,苍头(谓以青巾裹头, 以异于众)二十万,奋击(军士之能夺击者)十万,厮徒(炊烹供奉杂役)十万, 车六百乘,骑五千匹。此其过越王勾践、武王远矣。今乃劫于辟臣(邪僻之臣)之 说,而俗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献也)质,故兵未用而国已亏矣。凡群臣之 言事秦者,皆奸臣,非忠臣也。 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囗,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顾其后,破公家而成私门, 外扶强秦之势,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愿大王之熟察之也。 《周书》曰:绵绵不绝,缓慢(《史记》作蔓蔓,谓蔓延也)奈何!毫毛不拔, 将成斧柯。前虑不定,后有大患。将奈之何!大王诚能听臣。六国从(纵)亲,专 心并力,则必无强秦之患。故敝邑赵王(肃侯语)使使臣献愚计,奉明约,任大王 诏之。 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尝得阐明教,今主君以赵王之诏诏之,敬以国从。 苏秦以合纵发起国——赵国的名义来到魏国游说,实际上是为他自己争取功名 富贵。他可不管梁襄王像不像人君,一开头,就从魏国的地理形势说起,细说魏国 的战略地势,还带上几分夸张,把魏四周的疆界,说得很热闹,并说到魏国人民有 如何的多,大吹其牛,给魏襄王戴高帽子。这也就是孟子与苏秦所以不同之处。所 谓谋士、说客、纵横之士,都是给别人戴高帽子的,竟然说魏国不下于楚,其实当 时南方的楚国,在领土的幅员,地理的环境等各方面,都比魏国强大得多。 接下来,把梁惠王、梁襄王父子下面的大臣,都骂了。他说他们“挟强秦之势, 以内劫其主,罪无过此者”,这几句话很严重,等于说梁惠王这些干部都不尽忠。 苏秦的这一着非常厉害,他这一骂,把梁襄王下面那些想发表意见的人,一下子就 堵住嘴了。 可是对于梁襄王,他还是一顶又一顶的高帽子继续送上去。“天下之强国也”、 “天下之贤主也”,大拍马屁。反正天下事,干错万错,马屁不错。和现代的推销 员一样,千方百计也要把顾客说服。而说服之道,戴高帽最安全,也最有效。马屁 拍完,在对方听得浑浑淘淘的时候,另一手来了,他立即一个耳光上去,说梁襄王 有这么大一个强国,竟然想奴颜卑膝地向人低头,这岂不是太可耻了! 苏秦的权谋 这时,苏秦又举过去历史上吴越之战的故事,同时分析魏国的国力,作为申述 他合纵主张的基础。我们不要以为苏秦第一次游说失败,回到家里,读了几年《阴 符经》,就把学问读出来了。如今大家从小学读到大学,读了十六年的书,走入社 会,找一份七、八千元的工作还不容易。苏秦这里所举魏国的国力,绝对不是他关 在房子里,窗帘都不拉起来,头悬梁,锥刺股搞出来的。他在这段时间里,搜集情 报,把国际间各国的实力,都弄得清清楚楚,了若指掌了。所以我们大家读书不要 读成书呆子。苏秦第一次出来游说的时候,的确还是书呆子,但是第二次出来游说 时,就大不相同,各国国防上的机密情报他已清楚得很了。 同时我们了解当时魏国是这样的情形,而孟子见梁惠王时却要他们行仁义之道 的仁政,这就好比对一个衰病的老年人,要他不必吃补药、打补针,他一定不肯依 着去做,是一样的。 苏秦在梁襄王面前,如数家珍地陈述了魏国当时的局面和战备详细数字,接着 又骂他下面的那些大臣、干部们,说梁襄王身边这些亲信的人,都是辟佞之臣,只 是会讨好、拍马屁,不会谋国的奸臣,而不是忠臣。苏秦以一个外国人,跑到魏国, 居然敢在魏国君王的面前大骂他的亲信大臣,我们就要从这里了解到他当时的背景。 苏秦第一次游说的时候,虽然已花了家里很多钱,有车、有马、有裘,打扮得 很像个样子,颇壮行色,但到底是单枪匹马,脑袋是提在手上的,弄得不好,随时 会丢掉的。可是这次的苏秦,胜过以前不知多少倍了。他是先说服了赵王接受他的 合纵计划,然后是代表赵国去说服梁襄王的。这时的苏秦,不但身边带了一大批助 手和卫士,而且还有赵国作后盾,所以他说话的态度就不同了。义正辞严地指魏国 的大臣们,以人主之地,与外国结交,贪求近功,不顾后果。其实这些话都是骂梁 襄王的,只是他身为一个外交官、一个谋略家,自然不便,也不会去面对面地骂一 个他要说服笼络的君主。于是就把这些话、这些责任完全转嫁到这个国家的干部身 上,使对方有一个转身的余地。 苏秦的这一着,是骂得相当厉害的,他所指的“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这些话 的评语,也正和前几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情形完全一样。其实呢?苏秦他自己不 也正是“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吗?由此看来,天下的是非,大多数只能暂时保留 一时一地,很难永远成为“公是公非”。 然后,他再引经据典地,说出《周书》的理论。在当时可以说没有出版事业, 书籍都是刻在竹片上,非常稀少而珍贵。苏秦引经据典,暗示了他自己很有学问, 读过一般人不易读到的书,一方面表示他的计划是有根据的,最后说出他六国纵亲 的计划,礼貌地请梁襄王作决定。 那么,孟子形容为“望之不似人君”的这位梁襄王,听了苏秦这番话以后怎样 呢?自己责备自己不肖,从来没有听过这样高明的意见,立即签约,全力支持到底。 不过,后来苏秦死了,张仪也来见梁襄王,提倡连横之说,又是另外一套理论, 反过来驳倒苏秦的说法。这两篇文章,如果办报纸、杂志,正是社论体结构上的好 蓝本。 我们读书,是为了引古以证今,也可由今而鉴古。单看这一篇《战国策》中的 文章,记载苏秦说魏国梁襄王的故事,当时情形,是不是完全一样,不得而知。但 后代的记载,大部分是不会太离谱的。看了这篇文章,就知道当时是很热闹的了。 由这篇文章,可以了解魏国在梁惠王、梁襄王那个时代,也就是孟子到魏国的 那一段时期,魏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和战略环境,它的历史背景,以及当时的国内情 形。了解这些以后,我们可以用现代的立场,去体会一下梁惠王、梁襄王在战国那 个时代中,如果采用孟子所提出来行仁政的王道精神,是不是行得通? 当然,孟子对梁惠王所建议的,只是政治哲学上的最高原则,并不像苏秦、孙 子等兵法家、谋略家那样,提出立即可以付诸实施的,如“合纵”、“连横”一类 的具体办法。不过话得说回来,假定梁惠王或其他国君,接受了孟子这项政治哲学 的最高原则,像鲁国接受了孔子的意见,并给予权位一样,那么孟子有了权位以后, 自然会提出具体的办法。因此,我们不要随随便便就把“书呆子”这顶帽子往孟子 头上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