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兆与前奏(2)
三
当然,我们以余华为例来说明先锋小说的转型,并不是说这种变化就只发生在
余华身上,事实上,在其他先锋小说家那里这种变化也同样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与
余华的《鲜血梅花》同时发表的格非的《风琴》和苏童的《仪式的完成》两篇作品
同样是两位作家艺术转型的标志。格非的《风琴》发表后引起的争议比较大,主要
是因为小说对冯金山特殊境遇下的特殊性欲意识的描写突破了认识的常规。但是当
我们把视线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时,可能恰恰就忽视了小说所暗示的更为重要的某种
精神转移。带着《迷舟》、《褐色鸟群》、《青黄》等精致的短篇小说走上文坛的
格非之被冠以“先锋”的名号,很大程度上是得之于他对语言的迷恋以及因此而表
现出的语言主体强烈的实验欲望。 ① 就是说,与马原、孙甘露、洪峰、苏童、
余华、北村等人一样,格非也把语言当作主体的生存场所,轻视人物的结构作用及
其此岸性,拒不交代人物的身份、历史与行为逻辑,而只是将人物的行为平面化地
用文字铺排在文本的结构中。到了《风琴》中,这种情况如同在余华的小说中发生
的一样正在悄悄地被改变。在小说中,人物代替语言重新成为了文本的中心,而人
物的欲望世界更是被作者层层推进的叙述展露无遗。因此,整个叙述与文本又再次
具有了具体的人性化特征,不再是单纯语言范围内的能指游戏,不再如词语迷宫般
难以索解,而是重又变成了具有语言所指的能指活动。这种情况在格非以后的小说
(如《敌人》、《边缘》等)中不断地被强化和发展着,它说明《风琴》作为一种
开端和预兆,也正是格非九十年代小说转折的某种预演。
苏童的表现在这次转型过程中更是引人注目,甚至其小说《仪式的完成》标题
本身也被认为是对先锋小说命运的一次潜意识命名。仪式,显然是八十年代中期以
来先锋文学中一个异常重要的概念。仪式所具有的先天的神圣性和明确的对应性,
使得先锋小说被迫接受了某种命定的诉说方法和讲述语调,并造成了其与八十年代
和九十年代文化环境的紧张关系。因此,先锋小说在其早期就具有明确的仪式感,
他们有意识地追求和服从着某种格式化的表现方式。“仪式的完成”喻示着先锋小
说完成了一次自体观念上的革新与飞跃,它不再需要凭借夸张的姿态证明自己存在
的合理性,也不再需要依附某种使命来获得批判的力量,更不会偏执地将批判本身
视为自己当然的使命和目的。在摆脱了种种的前设母题和美学宿命之后,先锋小说
真正开始面向事物、面对自我,寻找自己原始的社会角色和文化功能,寻找自己被
真实地表达的所有可能方式,这应该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苏童的另一部小说《妻妾成群》也在这次先锋转型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评论
家认为它与苏童前期的作品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描写了“一个完整的写实故事”
① 。的确,“写实”一词一语道出了先锋小说的这次“转型”的实质与秘密。《
一九三四年的逃亡》(1987)和《罂粟之家》(1988)这些作品都着眼于某种人格、
人性的刻画,而把人物现实层面的生活作了淡化处理,文本轻盈地飞翔在历史的上
空却并不将人物生活的世界现实化与具体化。在这样的文本模式中,小说的情节、
结构、人物、环境等因素始终都是高度寓言化的。《妻妾成群》却老老实实地写了
一个家族、一个女人的完整故事,以传奇性替代了寓言性,以现实苦难替代了抽象
的生存困境,以生命的实在过程替代了人物命运的叵测难料。九十年代的苏童正是
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行,从而向我们奉献《米》、《我的帝王生涯》这样的“新历
史主义小说”以及《碎瓦》、“香椿树街系列”这样的“新现实主义”小说的。
四
在对余华、格非、苏童等几位代表性作家及其重要作品进行了上述考察之后,
我们可以看出,先锋小说在八十年代末所孕育的这一波“转型”和“变向”确实是
真实而清晰的。这是一次意义非同寻常的“转型”与裂变,是以先锋小说“再出发”
和自我反思的宣言。因此,它不是撤退或倒退,不是绝望与堕落,更不是死亡与
“终结”,而是先锋文学新的审美可能性的自觉发现与公开命名。也可以说,这是
一次勇敢的“奥伏赫变”,既是对先锋文学价值的再次确认,又是对九十年代先锋
文学的生存空间和多元化存在方式的自信表白。正如陈晓明所描述的,“一九八九
年,‘先锋派’以转向的姿态完成历史定格。” ①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颠覆行动,
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自我确认、自我定位的过程,它标志着先锋小说发展的
又一个契机的到来。
但是,任何文化的发展都是一个断裂与接续共存的过程。新的形式因素的出现
也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八十年代末发生的这次“转型”为先锋小说家在九十年
代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但这个“转型”并不是一个简单“仪式”,也
不是转眼之间就可完成的。与此同时,这种转型也不过体现的是先锋小说的一种可
能性,它既不是惟一的,也不是排他的,它并不是九十年代先锋小说发展的惟一道
路,我们不能把它绝对化。事实上,我们看到,在九十年代先锋小说的自我调试是
多维度的,既有苏童、余华等作家对先锋小说“形式主义”策略的主动偏离,也有
着对先锋形式一如继往的坚持与探索。他们之间本质上并无高下优劣之分,只不过
各自代表了九十年代先锋写作的两种不同可能性而已,他们从不同的方面赋予先锋
写作以新的含义,并为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提供新的审美经验,他们的存在都将被
历史证明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