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的现代派(1)
———论徐的当代意义引 论 徐 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曾经红极一时
但却又被湮没尘封了近半个世纪的著名作家。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八年,台湾正中
书局出版了《徐 全集》共十八集,其中小说十集,散文与文论四集,新诗二集,
戏剧二集,再加上未收入全集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总计有二千万言,称得上著
作等身。徐 于一九五年由上海移居香港。对于中国最广大的作家来说,一九五
年无论如何都是有特殊意义的年头。许多作家既为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欢欣鼓
舞,又不能迅速调整自己的创作心理以适应这种变化,因而有时不免手足无措,出
现了创作断层现象,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都曾有过这种
困惑。相反,徐 大概由于身处香港,与“十里洋场”旧上海的政治文化环境反差
不大,反而在创作上出现了一个持续而稳定的创作高潮。就小说而言,他就有《彼
岸》、《江湖行》、《时与光》、《悲惨的世纪》等长篇小说和《盲恋》、《痴心
井》、《炉火》等一批中篇小说,此外还有《鸟语》、《结局》、《花束》、《有
后》等许多短篇小说集。一九六一年,香港的上海印书馆出版了徐 的长篇小说《
江湖行》。在此之前,这部小说已在香港的《祖国周刊》等几家大期刊上连载过,
受到了读者和评论界的热烈欢迎。司马长风认为: “《江湖行》尤为睥睨文坛,是
其野心之作。” ① 赵聪也说: “《江湖行》是他来港后的巨构。据说曾构思三
年,又经过五年的写作与修改,然后才定稿的,这部《江湖行》应是他的代表作,
远远超过以前的《风萧萧》。” ② 陈纪滢则推崇它为“近二十年来的杰作”
① 。萧辉楷称它为“足以反映现代中国全貌的史诗型伟大著作” ② 。而徐
本人对《江湖行》亦有偏爱,自称: “我最喜欢《江湖行》。……这部小说虽然缺
点很多(原因是搁搁写写,不够统一,连笔触都不一致),但内容结实。” ③
显然,长达一千多页的《江湖行》不仅是徐 创作生命的高峰,也是对他人生经验
的最全面、最深刻的总结。它不仅对于徐 个体的生命和文学历程具有特别重要的
意义,而且还具有更为深远的文学史意义。比较同时大陆当代文学日益狂热的政治
化倾向,《江湖行》这样的充满个人性、抒情性和艺术魅力的纯文学作品无疑是对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特殊馈赠。大致看来,香港时期徐 的小说题材主要有两类: 一
类是以回忆为主,写大陆上的生活,以《江湖行》为代表; 一类是写香港移民的生
活,以《女人与事》、《结局》为代表。总的来说,徐 香港时期的创作呈现出的
是典型的现代主义特征。但同时,由于徐 一直把香港当作一个漂泊地,他的怀乡
情结使他对香港的现实也有了特殊的体验,这某种程度上也加强了他小说的现实性。
比如他的小说中就有写江湖传统的《传统》; 有借对神偷的描写暴露旧中国黑暗的
《神偷与大盗》; 有表现香港社会拜金主义、“文化沙漠”的《失恋》; 有写人心
势利、世态炎凉的《舞女》; 有写在香港找不到职业,用玩具手枪行劫被捕的《手
枪》等等,这些具有“现实主义”特征的小说即使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其现实意义和
认识意义也仍然是巨大的。这里尤其应该提到的是作者写于一九六年前后的收在
短篇小说集《小人物的上进》中的一组直接反映大陆社会现实的小说。一般论者由
于政治原因皆对其忽略不论,而我认为,公正地说,这些小说自有其特殊的认识价
值和审美价值。徐 向来讲究写作“距离”和“情感过滤”,大陆当时的社会生活
对徐 来说虽没有时间距离,但有着显而易见的“地理距离”和“文化距离”。站
在今天的历史或艺术的高度审视当时大陆的当代文学作品,我们必须承认其对社会
现实的反映是违背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的,而且还带有极浓的“伪饰”倾向。而
徐 对当时中国大陆的“大跃进”乃至抗美援朝等重大事件的反映以及大陆人婚姻
状况的描写,却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和深刻性。按照现在评论界的分析,大陆文学对
“大跃进”那段历史的认识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和“反思
文学”中才真正达到公正和客观的。如果我们把徐 的《康悌同志的婚姻》与鲁彦
周的《天云山传奇》作一比较,就会有许多有趣的发现。两部小说虽然同样表现政
治权力对于爱情婚姻的主宰以及由此而来的人性异化,但写作时间上前者却整整早
了二十年。有人称徐 为一个具有“超前意识”的先锋作家,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
的。另外,写于一九六六年,脱稿于一九七二年的长篇小说《悲惨的世纪》,以寓
言的形式描写大陆的“文化大革命”,避开其政治偏见不谈,其最早用文学形式表
达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的思想,这无疑也是具有先锋性的。
在港台评论界徐 被视为是一个“世界级”作家,认为“徐 先生是文坛鬼才,
也是全才,小说、新诗、散文、戏剧样样都来,也样样都精。” ① 在三四十年
代的文坛上,徐 作为“后期浪漫派”的代表作家,其小说声誉斐然。长篇小说《
风萧萧》一九四三年被列为“全国畅销书之首”,“风靡大后方”,有人因而称这
一年为“徐 年” ② 。林语堂曾指出,徐 与常被认为是“中国的高尔基”的
鲁迅同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杰出作家。虽然林氏对中国新诗一般都无好评,但却赞誉
徐 为惟一的中国新诗人,称其诗“自然而有韵律”,发自内心深处。西方汉学家
伯图西奥里(Gillian Bertuccioli )和帕里斯特莱(K ·E ·Priestly)也有同
感,认为徐 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中稳固地居于领先地位。 ③ 司马长风甚至把
他与鲁迅和郭沫若相比: “环顾中国文坛,像徐 这样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的全才
作家,可以数得来的仅有鲁迅、郭沫若两人,而鲁迅只写过中篇和短篇小说,从未
有长篇小说问世,而诗作也极少,郭沫若也没有长篇小说著作,他的作品除了古代
史研究不算,无论诗、散文、小说、戏剧、批评,都无法与徐 的作品相比,也许
在量的方面不相上下,但在质的方面,则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④ 虽然这样的
评论不见得就很公允,我们也很难完全认同,但它们至少从一个角度证明了徐 在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徐
这样一位作家却一直以“通俗作家”、“反动作家”或“逆流作家”的名义被排斥
在我们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视野和文学史之外,直到八九十年代徐 的价值才开始引
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通过许多学者的努力,徐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与价值
已经形成了许多共识,但是对于徐 的当代意义,以及徐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特
殊价值似乎还重视不够。本文对徐 香港时期小说创作现代主义特征的研究就是试
图在此领域做初步尝试,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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