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反思与反思的艺术(1)
———尤凤伟长篇小说《中国一九五七》阅读札记一 关于尤凤伟
在我眼中,尤凤伟既是一个具有某种神秘性的作家,又是一个真正突破了文学
意义上的“山东传统”与“山东风格”的作家。他的小说总是以出人意料的想像力
和创造性给我们以意外的惊喜。那些在“老山东”传统中屡见不鲜的题材、故事、
人物、主题,到了尤凤伟笔下就会无一例外地呈现出鲜明的“另类”特征。我这样
说,当然并不是为了替尤凤伟在山东文学中排定某种“坐次”,更无意于以他的
“另类”来否定山东文学的“光辉传统”,我想证明的只是,尤凤伟确实正在引领
我们接近一种更为鲜活、更为纯粹的文学理想。这种理想对于面孔过于单调和一统
化的山东文学来说无疑是新颖、刺激而生动的。在尤凤伟身上,我们看到,所谓传
统与现代、感性与理性、真实与虚构、经验与超验、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等等的区
分已经变得不再重要,它们浑然一体,构成了尤凤伟所谓“真正的小说”的理想,
也构成了尤凤伟的魅力与意义。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尤凤伟的“另类”是无法
用现实主义作家/ 先锋作家或老派作家/ 新派作家这类二元对立的概念去解释的。
他是混沌的、神秘的、独一无二的“这一个”,他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他总
是在不断地变化与流动着,我们既无法规约他,也无法武断而简单地命名他。在这
方面,其二年创作的长篇新作《中国一九五七》又为我们提供了一次理解与
阐释他的崭新机会。
二 “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
对《中国一九五七》来说,“历史”、“政治”反思的性质以及“宏大叙事”
的特征几乎是题目本身就天然规定了的。在时间维度上,“一九五七”是一个具有
特定政治、历史以及人文内涵的时间概念,它既是特指性的,又是无限性的; 在空
间维度上,“中国”对小说来说几乎是一个无限庞大的整体性地域概念,对“中国”
的理解必然要涉及政治、文化、精神等众多层面。这对一般作家来说无疑是一种艺
术上的掣肘与制约。然而,对尤凤伟来说,这种制约倒反而成了一种艺术的恩赐,
我们看到,戴着“宏大叙事”的“镣铐”起舞,尤凤伟非但没有为其所累、所伤,
反而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对其的消解与置换。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种“宏大
叙事”与“个人叙事”由对峙关系到互渗关系的转化也正是《中国一九五七》对于
我们经验中的“伤痕”、“反思”小说的真正超越性所在。
从“宏大叙事”的角度来说,《中国一九五七》当然无法回避对一九五七年
“反右”运动的全方位、立体性的观照,以及对于那段“历史”的真实再现。正如
尤凤伟自己所说的: “我希望能真实而冷静地再现那场梦魇般的运动。通过若干‘
五七人’的苦难与挣扎、升华与堕落写出这场运动给人们心理打上的印记。” ①
应该说,这样的“宏大主题”对一部小说而言,既是容易的,又是艰难的。容易的
是表达对于历史和政治的认知与判断,因为“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毕竟是一
个既成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事实,对它的批判、否定与反思可以说已经成了一种“共
名性”的理念与常识,而困难的则是如何使这种批判、否定与反思具有艺术意义,
亦即如何使小说所进行的“艺术反思”与社会学、政治学或历史学层面上的反思区
分开来。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这种区分,小说的价值将无从呈现。这里可能牵涉到
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小说能否提供区别于常识性的历史与政治判断的“新
思想”; 一个问题是小说中的“思想”与“艺术”二者之间如何平衡以及何为小说
的最终目标。而这两个问题说穿了其实也就是如何突破“宏大叙事”的“共名主题”
之拘囿以呈现“个人叙事”的问题。在这方面,尤凤伟显示了他在“宏大叙事”与
“个人叙事”之间游刃有余的非凡才能。
首先,“历史”原生态的还原。在《中国一九五七》中,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
是以对于传统历史理念的颠覆为前提的。在这个过程中,作家完成了由历史的“判
断性”向历史的“体验性”、历史的“事件性”向历史的“过程性”以及历史的
“抽象性”向历史的“丰富性”的转变。作家没有采取整体性的宏大“历史”视角,
而是从微观的个人化的“视点”切入,以点写面,把历史改写成了零碎的、具体可
感的人生片断与人生经验。这样,宏大的政治历史场景被处理成了具体的生命境遇
与生存境遇,这既赋予了“历史”以生命性,又感性地还原了历史的原生态。而与
此同时,对“历史”虚拟化、意象化与象征化的处理也是作家在《中国一九五七》
中消解“宏大叙事”原则的重要方式。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作家在提供和呈现那
种整体性的历史图景的同时,又总是把这种整体性的历史图景虚化为一种氛围或背
景。也可以说,作家在小说中所要建构和还原的一九五七“反右”运动的原生态,
其实并不是那种有真正现场感的原生态,而纯粹是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原生态。小
说中“反右”运动的发生、发展过程始终是在主人公的“个人记忆”里呈现的,作
家几乎没有做正面的直接的描写。这也使得在小说中,虽然整体性的“历史”既是
弥漫性的无所不在的“存在”,但它又不是实体的,而是一种精神化或心理化的氛
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把《中国一九五七》简单理解成一部传统的现实主义
小说,而应把它看成一部纯粹的寓言小说或象征小说。小说四部写了四个不同的地
方,但四个不同的地方却有共同的职能,即它们都是“监狱”,而这不就是对于
“一九五七”的“中国”的象征吗? “反右”至“文革”,“中国”大地不就是知
识分子的一座“大监狱”吗? 而“一九五七年”这个时间概念也同样是具有象征性
的,在小说中主人公被强制性地回忆“失去的时间”的细节正是一个隐喻,它寓言
和象征了“时间”对于知识分子的灾难性。在这里,“一九五七”已经失去了其具
体的所指,而成了一个被凝固了的精神意象,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苦刑的一个源
头。
其次,“裸露思想”的拒绝。许多时候我们都要求小说具有思想性,但在究竟
什么是思想性的问题上却存在很多误解。有人以在小说中堆砌“思想火花”、格言
警句的方式来营构思想性,有人以宣言、喊叫、议论、说教的方式来强化思想性,
有人以对现代哲学教义的搬演与抄录来构筑思想性……这其实都是误入了艺术的歧
途。因为,作家终究不是传道士,他同样只是世界的探求者、追问者,而不是真理
的代言人。真正的思想性是引领读者一同思索、一同探究、一同警醒、一同“思想”,
而不是告知某种“思想成果”、“思想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中的“思想”
从来就不是艺术的添加剂或附属物,它在一部小说中之所以是必要的,本质上正是
因为它本就是艺术的一个必不可缺的因素,一个有机的成分。或者说,思想其实也
正是艺术化的,它就是艺术本身。也正因此,小说中的思想越是“裸露”,越是直
接,就越是偏离了艺术的轨道。尤凤伟显然对此有高度的艺术自觉。我们看到,《
中国一九五七》虽然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力量的小说,但是在这部小说中作家恰恰
是以对“裸露思想”的拒绝来凸现其思想力量的。作家没有提供空洞抽象的“思想
结论”,而是展示了一个丰盈、感性、饱满、充实的“思想过程”。在作家的笔下,
历史与政治不再是抽象的教义,而是变成了具体的人生与具体的故事,甚至成了具
体的细节与意象。作家对特定的“历史”与“政治”灾难的否定与批判,不是如某
些作家习以为常的那样以抒情的或思想的方式直接“讲述”出来,而完全是以形象
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小说写了众多的人物与众多的故事,但小说在任何地方几乎
都没有借人物之口来进行思想的展览。在小说中,我们也看不到关于历史、政治以
及国家、民族的宏大而形而上的思想追问,相反,小说思索与呈现的似乎倒是那些
具体的、形而下的人生问题与精神问题。比如,小说第一部的问题是“时间为什么
会遗失? ”第二部的问题是“冯俐,你在哪里? ”第三部的问题是“蛇会不会毒死
自己? ”第四部的问题则是“究竟有没有真正的爱情? ”这些问题也许不够宏大,
也不够形而上,但是它们生动、有活力、有生命性,我们能够从中触摸到个体精神
与个体生命的真实体温。
再次,“人学”视野的确立。在《中国一九五七》中,作家表现出了对于“历
史”真实性的深度追求,这种追求既呈现为历史表象的真实,又更体现为特定历史
境遇中人的心灵真实。换句话说,小说不是从历史的视角来书写历史,而是确立了
人学视阈的历史书写原则。“历史”和“政治”不再是小说的主体,相反,“历史”、
“政治”及其引发的灾难在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心灵中的投影走上前台,成了小说的
主体。这也使得《中国一九五七》在对“真实性”的理解与营构上超越了政治学和
历史学意义,而具有了完全的人学意义。小说确立了两条精神线索,一条线索是自
我反抗遗忘的战争; 一条是道德伦理与政治伦理的战争。正是通过这两条线索,作
家把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与历史灾难置换成了个人自我灵魂的搏斗以及道德神话与
政治铁律的较量。小说对政治与历史反思的“宏大叙事”被巧妙“悬置”,而人性
审问与道德审问则取代政治批判与历史批判成了小说的“个人叙事”。与其说,小
说反思的是政治和历史的悲剧,不如说作家反思的是“人”的悲剧、知识分子的悲
剧,是知识分子的人格、自尊被扭曲、变形和主动扭曲、主动变形的悲剧。在这个
意义上,小说的政治史和历史的价值已经完全让位于了对于知识分子心灵史和精神
史的解剖。在作家的理念中,历史的灾难也好,政治的灾难也好,说穿了仍然只是
“人”的灾难。“人”既是这种历史和政治灾难的承受者,某种程度上也同样是这
种政治与历史灾难的参与者与执行者。在小说中,我们看到正是知识分子自身的弱
点以及人性的残损加剧了政治和历史灾难的酷烈程度。在K 大如果没有范宜春的卑
鄙与奸诈,至少冯俐这样的知识分子不会卷入这场政治的灾难; 在我乐岭如果没有
张克楠这样阴险、无耻的知识分子败类,李戍孟、胡公公、高云纯等人的悲剧也不
会那么惨烈。设想一下,如果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刚正不阿、铮铮铁骨,那么你就
很难想象知识分子的灾难会如此迅速如此大面积地扩散与弥漫。而这也是这部小说
在政治与历史反思中最为深刻和尖锐的地方,它真正击中了知识分子最为脆弱的部
分。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历史”和“政治”并不是这部小说反思的艺术
目标,小说反思的惟一目标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人”。也正因为这样,我们看
到在小说中,所有的“历史”、“政治”的画面都毫无例外地经过了心灵的过滤,
变成了“心灵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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