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反思与反思的艺术(2)
三 “人”的失败与“艺术”的胜利 某种意义上,小说对于人心、人性开掘
的深度其实也就代表了小说的深度。而这恰恰也正是《中国一九五七》的人性力量、
美学力量与思想力量的根源。也许与小说对“历史”、“政治”反思的人学视野有
关,尤凤伟在这部小说中大展宏图,一气刻画了不下五十个有名有姓的人物,每个
人物虽都着墨不多,而且作家使用的也是散点式随机性的笔墨,但每个人物却都个
性鲜明具有艺术的自足性。对作家来说,这既是才华与能力的体现,同时也隐含着
更深刻的艺术意图。人物的众多以及面目的各异,其实正是为了寓言那场历史灾难
的普遍性,是为了突出在那个政治与历史语境中人本身的渺小与无奈。这样,每一
个人物既是一个渺小的个体,但又超越自身而成了整体的“类”的一个部分,他们
分散在小说的时空中,其实构成的正是一个总体的普遍性的象征,是一代知识分子
命运的隐喻。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一九五七》与其说是想建构一个历史与政治的
寓言大厦,还不如说是为了建构一个特殊语境中的“人性博物馆”。而这也正是尤
凤伟以“个人叙事”的方式达到“宏大叙事”效果的又一例证。虽然,在小说中作
家尽力展示的是“人”在与“历史”和“政治”对峙中的失败,但在对人本身的艺
术塑造上,小说又恰恰证明的是“人”的胜利。在现象和现实层面上,人是历史和
政治的“牺牲”,是毫无疑问的失败者,但在艺术层面上,“人”又是当之无愧的
胜利者,是小说最后的赢家。这也是艺术的辩证法。可以说,《中国一九五七》正
是在人性辩证法和艺术辩证法的统一中呈现其在“人学”领域的成就的。
在《中国一九五七》中,历史、政治的人性化以及人性的政治化与历史化这两
条艺术原则是相辅相成、高度统一的。小说的如椽巨笔正是在这两条原则的引领下
突入人物的心灵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在作家笔下,人物的“精神战争”主要在三个
相互纠缠相互联系的层面上展开: 一是人物灵魂世界的自我搏斗; 二是人物与人物
之间的精神较量; 三是人物与政治和历史环境的对峙。这三者构成了小说人物的现
实生存境遇,也构成了作家所要发掘的人性辩证法的主要内涵。我们看到,在小说
中,人性的美与丑、善与恶、自私与坦荡、软弱与坚强,既是泾渭分明的,又是相
互交织彼此转化的,它们构成了小说所塑造的三种类型知识分子形象的基色。一种
是以冯俐、龚和礼、李宗伦、李戍孟等为代表的坚守人格自尊与信仰原则的知识分
子。冯俐以自己的道德伦理去对抗冰冷的政治伦理,不惜慷慨赴死; 李宗伦为了
“打狗的猎枪不能打人”的人格自尊,自绝尘寰; 李戍孟为了自己“书写的权利”
宁愿付出生命的代价; 而龚和礼为了维护自己的生之原则,宁可“食草”,吃得满
嘴绿牙浑身浮肿死去,也不愿做“食蛇”的“野兽”。他们是知识分子中的一极,
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以自我生命的代价换回了知识分子“人格”的自尊。一种是以高
干、张克楠、李祖德、董不善等为代表的苛且偷身、不惜以迫害他人来保全自我的
堕落知识分子形象。高干为了讨好管教,不但处处积极表现,还不断打小报告; 张
克楠为了巴结管教甚至不惜卑鄙地为管教捉笔“剽窃”泰戈尔的诗; 而张克楠、李
祖德、董不善等人在我乐岭农场阉割残害胡公公、高云纯等人的一幕,可以说既放
大了他们人性中的丑恶,也隐喻了知识分子自我阉割的恐怖。这些人是知识分子中
的另一极,他们本是受害者,但是他们的知识分子良知却完全被阴暗丑恶的人性淹
没,这使他们最终成了统治者的同谋与帮凶,成了对于同类的施虐者与施暴者。再
一种就是主人公周文祥、吴启都、高云纯、苏英、张撰、解若愚、陈涛等为代表的
一大批“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周文祥曾是一个有才华、有抱负、有理想的热血
青年,但落入政治的陷阱之后,他就沦入了既不能拯救别人,也不能拯救自我的悲
剧境地。虽然他的人性、良知和人格并没有完全泯灭,但是强制性的自我阉割与自
我扭曲已经使他一步步地变得妥协、软弱、明哲保身,失去了与现实抗争的能力。
在第三部中他的最终成为“食蛇”一族,以及第四部中他和劳改犯们排队“告密”
的场景都具有很强的寓言和象征意义。它象征化地展示了知识分子真实的生存心态
和精神状态,展示了一代知识分子自我“死亡”的历程。在小说中,三种类型的知
识分子都是被作家置放于特殊的生存境遇中刻画的,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人性问题
其实已经被置换成了生存问题,生与死的选择、求生与本能的冲突使得小说中的人
性哲学根本上超越了美丑善恶的层次而突进到了生命哲学与生存哲学的疆域。这方
面,第三部中围绕“吃蛇”与“食草”而上演的一幕幕具有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色
彩的戏剧就是这种生存哲学和生命哲学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这三种类型的知识
分子又不完全是一种对峙和冲突关系,实际上他们还是互文性与互补性的,他们各
自构成了知识分子精神与人格的一个侧面,并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对方的影子或心理
潜意识。
与“人”的毁灭主题相呼应,“美”的破碎也是小说悲剧性美学力量的一个重
要根源。小说的主体当然是反思和书写历史的灾难,但是在这种灾难的边缘我们仍
然不时地能遭遇“美”的亮色与闪光。作家对美好事物、美丽人性的寻找与向往不
是为了去营构一种虚幻的美之乌托邦,而是为了借这种美好事物的毁灭来反衬历史
的灾难,来反思历史的黑暗。因为,美越是纯粹,越是趋于极致,她的毁灭带给人
的刺痛才越是尖锐和持久。这大概同样也是一种艺术的辩证法。尤凤伟是一个书写
民间传奇的高手,在《中国一九五七》中,“爱情”传奇无疑是最能体现尤凤伟风
格的华章。周文祥和冯俐、吴启都和齐韵琴、张撰与王妃、竹川与她的乡村女子,
这四对爱情几乎构成了整部小说的情感主旋律,每一对爱情都如泣如诉,每一对爱
情也都不缺浪漫、忠贞与甜美。但是同样,每一对爱情也都有一个悲凉的结局。在
爱情悲剧降临的那一刹那,绝望弥漫在小说的天空,它激起的是我们灵魂深处经久
不息的忧伤。而天真、可爱、善良的小建国的死,以及善于在“地狱”中寻找美与
艺术的画家张撰的命运,也无不折射和象征了小说所描写的那个“黑暗的年代”对
于美、童真、艺术和人本身无可逃避的巨大毁灭力量。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