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曾经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王彬彬 “文革”被宣布“结束”后的几年,有所谓“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 的潮流。如今,提到那期间的文学,人们往往不屑之意溢于言表。最近几年, 我在大学里教当代文学,有些作品,讲课前要再读一遍。重读“伤痕文学”和“反 思文学”的一些作品,坦率地说,我未敢有过多的不屑。不错,我能指出它们这样 那样的不足,但我却并不特别感到它们陈旧、过时,与眼下的许多作品相比,这些 二十多年的作品有时更让我感到亲切。 让我对这些作品感到亲切的原因之一,是对“文革”的歌颂最近几年又时有所 闻。这种歌颂有时是以佶屈聱牙、绕来绕去的“学术语言”表达的,有时则是直着 嗓子、通俗易懂地喊出的。所谓歌颂,当然是极力强调“文革”的“成就”、“好 处”。在“改革开放”二十年后的今天,又出现对“文革”的歌颂,原因应当是很 复杂的,歌颂者的心态、动机,也都并不相同。其中的一种因素,恐怕是记忆在作 怪。人的记忆有选择性。当我们回首往事时,我们不可能记起过去的一切。有些事 情被我们记起了,但更多的事情被我们遗忘了,而被遗忘的事情与被记起的事情, 往往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回忆过去时,我们还会放大和虚构一些“往事”。当有 人在那里回忆他昔日的荣耀时,经验告诉我们,这是要打折扣的,甚至是根本当不 得真的。例如,当有人向你炫耀他多年前曾赚得过一壶美酒时,你应该想到他或许 是用两壶血汗的代价换取的,那酒也很可能只有半壶,而且是他人酒席的上剩物。 今天的一些人对“文革”的“成就”、“好处”的回忆,也应该作如是观。那 些被认定是“文革”的“成就”和“好处”的方面,有的,从现代文明角度看,仍 然是一种灾难和罪恶。有的,如果孤立地看,确乎具有正面价值。然而,这一点枝 节性的正面价值,却是以整体的、巨大的灾难和罪恶为代价的。最近一些年,社会 治安不好,有人便怀念“文革”时期的社会治安来,他们说,“文革”期间,“至 少社会治安”是好的,他们甚至不惜使用“夜不闭户”这种夸张的说法。应该承认, “文革”期间,刑事发案率确实明显比今天低,偷盗抢劫一类事确实比今天少。然 而,这却是以整个社会死水一潭、人人都生活在一种日常性的恐怖中为代价的。 在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品中,有一篇是已故作家张弦的《记忆》。 小说先写了在作为“文革”前奏的“四清”时期,一个普普通通的放映队员的 悲剧。 放映队的放映员方丽茹,因为被师傅的求爱信弄得心神不宁,“把毛主席接见 外国友人的纪录片”倒放了几秒钟,这便成了“严重的政治事件”。年轻的方丽茹 采取喝汽油的方式自杀,但未遂,又被认为是“自绝于人民”。这种倒放不会被认 为只是偶然的失误,而被看作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师傅的求爱信当然也来会 作为事情的原因。人们找到了事情的更“深刻”的根源:“现在已经查明,她的父 亲在上海教书,历史上有严重问题。她的一个舅舅是公社会计,四清对象。……有 人揭发,她曾说过‘农民生活还很苦’等攻击社会主义的言论。还有人揭发,她在 不久前对人说她舅舅是个老好人,公然搞抗拒四清运动……”于是,在大会上宣布 了对方丽茹的处理决定:“开除团籍、公职,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送农村监督劳 动。” 接着,小说又写了宣传部长秦慕平的故事。在方丽茹事件发生后,秦慕平是把 这视作“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长期性和复杂性”的表现的,是把这当作“阶级 斗争普遍存在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例证的,对方丽茹的处理决定,就是他这个 宣传部长主持做出的。然而,几年后的“文革”期间,秦慕平却重蹈了方丽茹的覆 辙。 一次,他用一张废报纸包了一双旧解放鞋。报纸上有一张“毛主席接见某外国 代表团的合影”,他没有注意到,但“群众专政队”却注意到了,于是,也被打成 “现行反革命”,罪名是:“用宝像包破鞋”。成了“现行反革命”后,秦慕平对 旧报纸的用途有这样的思考:“用旧报纸包东西,本来是极平常、极自然也极合理 的举动,为什么竟成了弥天大罪?报纸总是要经常刊登领袖照片的,用来包东西有 罪,拿去卖掉或者烧毁岂不更有罪?收藏起来不也会发黄?……”堂堂的前宣传部 长,想了半天,也未想出一个妥善处理刊有领袖照片的旧报纸的办法来。 张弦写的故事,对于每一个“文革”期间已经记事的人,都不是天方夜谭。那 是一个一不小心把影片倒放了几秒钟就会大祸临头的时代,那是一个让人为如何处 置一张旧报纸而绞尽脑汁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们生活在一种日常的恐怖之中, 恐怖弥漫在空气中,渗透在心灵里,成为人们日常心绪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时代, 社会的“治安”能不好吗?不过,应该指出,那个时代社会“治安”的“好”,也 只是今天一些人的回忆。那个时代的各级当政者和公安机关一定未曾感到过治安状 况的“好”。因为那时偷盗抢劫一类刑事案件虽较今日为少,但各式各样的政治案 件却层出不穷。光是查所谓“反标”,就让那时的公安人员耗去了多少心力呵! 我之所以谈到张弦的《记忆》,是因为其中有一个与如何处置旧报纸有关的故 事。我自己也曾在那个年代为一张旧报纸而胆战心惊过好一阵子。但在讲述这个关 于旧报纸的故事之前,我想先讲几个其他的故事。 1973年,好像是在秋天,上头的一个杂技团下乡来演出。这是极稀有的事,整 个“文革”期间,我记忆里也只有这一次。那应该也是我第一次看杂技表演。人们 当然都很兴奋。农村的演出照例在晚上进行。场地是公社中学的操场。操场四周挖 有宽约一米、深约一米半的沟,取出的土堆在里侧,形成一道土坝,坝上种着一种 我们那里叫做芭茅的植物。这种植物叶片很锋利,一不小心就会被它划出一道口子, 人们在房前屋后种它,以作篱笆之用。我之所以对杂技团来表演的年份记得很清楚, 是因为那一年我刚进入这个中学读书,也曾参加过操场边上的挖沟劳动。那时,我 父母是离中学几里外的一个大队小学的教师,我们几个孩子随父母住在这个小学里。 演出的那天,晚饭后,父母带着我和弟弟妹妹来到中学操场。几盏大汽灯把操 场照得如同白昼,沿土坝内侧已坐了好多人。入口处,有几个背着枪的民兵守着。 并不卖票,他们也并不是查票,但有“可疑”的人进场,则会盘问一番。我们一家 五人进场后找一处地方就地坐下,等着开演。但等了半天,仍不见杂技团进场。我 那时是坐不住的人,这样长时间的枯坐,心里不免有些烦躁,不知怎么就脱口说道 :“怎么还不开始,这弄得像坐牢一样。”话音刚落,父亲厉声喝道:“你瞎说些 什么!”说是厉声,其实声音并不高,但语气里有一种异样的东西,一种让我的心 灵为之一寒的东西。我小时候是家中最顽皮捣蛋的孩子,别人不敢上的树我上,别 人不敢下的河我下,受父亲责骂也就是家常便饭。但以往父亲的责骂里,没有今晚 我感觉到的这种东西,有时候我能感到他气得声音发抖,但也没有今晚我感觉到的 这种东西。我抬头向父亲看去,那脸色也让我感到陌生,脸上不只有我极熟悉的愤 怒,还有一种我此前没见过的神情。我小时候挨过父亲那样多的骂,甚至打,独有 这一声喝斥和喝斥时的脸色给我留下极强烈的印象,就因为父亲的声音中和脸色上 所表现出的那种异样的东西。 许多年后,我终于明白,父亲那晚声音中和脸色上所表现出的那种异样的东西, 是恐怖。当我不知深浅地把这样的观看演出比作坐牢时,父亲心中产生的与其说是 对我的愤怒,毋宁说是对可能招致的灾祸的恐怖。那时候,我的这种比喻,就足以 被视作是对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是对现实的强烈不满,据此就完全可以被戴上一 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而数米外就是背着枪的民兵,如果这话被他们听见,他 们当场就可以把我带走。当然,我那时还小,那么,主要的罪责就会由父母来承担, 一场灾难就会临到全家的头上,父亲怎能不恐怖呢? 如果说这次的遭父亲责骂是因为我的“瞎说”,那在“文革”期间,我因为 “瞎写”而招致父亲呵斥也有数次。记得一年元旦,天下起了大雪,很快地上就积 起了厚厚一层。我喜欢下雪,站在屋檐下,看着飘飘扬扬的雪花,心情很愉快,有 一种想干点什么的冲动。左顾右盼之际,墙角的一把大扫帚映入眼帘。我抄起扫帚, 在雪地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了“庆祝元旦”四个大字。我对自己那天发挥出的“书法 水平”很满意,写完后,把扫帚十分潇洒地一扔,后退几步,歪头欣赏起来,这时, 父亲的喝斥声从背后响起:“你瞎写些什么!”我的好心情一扫而光。但内心十分 委屈,不知自己错在哪里。公社里各个单位的大门上方不都贴着“庆祝元旦”四个 字么,我在雪地上写写,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还有一次,我拿个粉笔头,在学校 厕所的后墙上大大地写上“侧所”二字,恰好父亲路过,又是一声痛斥,我看看父 亲的脸,再看看我写下的字,“恍然大悟”父亲为何愤怒,原来我把“厕”写成了 “侧”于是连声说“写错了,写错了”,边说边抬手去改,哪知父亲骂得更厉害了 :“叫你不要瞎写,你还要瞎写!”这下我便彻底糊涂了。不是因为写错了字而骂 我,那是因为什么呢?在厕所的墙上用粉笔写了“厕所”二字,就值得发这么大的 火么? 也是在许多年后,我又一次回忆起当年的挨骂时,才明白那时父亲发火的原因。 这原因仍然是对灾祸的恐怖。那是一个不能随便说话和随便写字的时代,多少 人就因为不经意说“错”了一句话和写“错”了几个字,而成为“现行反革命”的。 父亲一再对我痛骂,无非是要我从小养成不“瞎说瞎写”的“好习惯”,这也是 “从娃娃抓起”的意思。写到这里,我想到朱学勤在《“娘希匹”和“省军级”》 这篇文章里说到的自己在“文革”时期的一次“文祸”。那时,尚是中学生的他, 因为在报纸上随手写了三个字,便引来很大的麻烦,成为“小牛鬼蛇神”。写到这 里,我也想起我的一位师长。这位师长说话速度很慢。有一次,他终于告诉我,他 小时语速极快,但从50年代起,就养成了开口说话前,都要先想好的习惯,从此, 语速便变慢了。使得他语速变慢,也是恐怖。而且恕我在此不敬,我觉得这种恐怖, 已经像他变慢了的语速一样,成了一种习性,很难说已经从他心中消失。有一次, 在他的书房里聊天,她女儿也在。与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她女儿语速极快。当他 女儿噼里啪啦说了一通什么后,他沉着脸教训道:“你这样说话快得像机关枪,总 有一天要被人用机关枪扫!”我一下子想起小时父亲对我“瞎说瞎写”的责骂。我 当时想,那是在“文革”时期,而现在已是80年代后期了呀,还有必要连语速也 “从娃娃抓起”么? 也许有人在回首“文革”时,会说,我们并没有感到那种强烈的恐怖。固然有 不少人在“文革”时期遭受了磨难,但更多的人还是生活得平静的;固然有一些人 在“文革”中死去,但大多数人还是活下来了,其实,正因为那种恐怖成了人们日 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它并不总是以强烈的方式表现出来了的;正因为恐怖成了那 时代人们的一种十分“正常”的情绪,所以我们往往在恐怖着却并不知在恐怖。萨 特的散文《占领下的巴黎》,对生活于德军占领下的巴黎市民所表现出的日常性的 恐怖,做了精彩传神的描述。在被德军占领的四年间,巴黎人不得不与占领者建立 起一种“和平共处”的关系。他们被同一个人流所裹挟,在同一节地铁里摩肩接踵, 在同一处书摊前挑挑拣拣,甚至,刚刚从德军口鼻中吐出的气息,又被巴黎人吸入 肮脏肺腑……而且,当德军士兵大白天在街上走着时,并不表现出那种凶神恶煞相。 他们并不手执武器横冲直撞,他们甚至在车上给老年妇女让座,对孩子也会 “油然” 生出柔情,“他们有时甚至显示一种天真的、但是找不到用途的善良愿望”。 然而,另一方面,巴黎每天晚上都有人被德军带走,“巴黎没有一户人家没有亲友 被逮捕、流放或枪决的。似乎城里有好些看不见的窟窿,城市的生命就从这些窟窿 里流失,好像它患了找不出确切部位的内脏出血症似的。”因此,在巴黎人平平静 静的生活中,恐怖无处不在。萨特同时强调:“在进一步说清楚之前,必须避免一 个误会:人们切不要把这一恐怖想象成一种强烈的、惊心动魄的情绪。我已经说过 :我们活下来了( 按:着重号为原文所有).这就是说人们可以工作、吃饭、交谈、 睡觉,有时甚至还能发笑——虽然笑的声难得听到。恐怖似乎在外面,附在各种东 西上。人们可以暂时不去想它,被一本书,一场谈话,一桩事情吸引过去;但是人 们总要回到它那儿去的。于是人们发现它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它平静、稳定,几乎 很知趣,但是我们的梦想和我们最实际的念头无不染上它的色彩。它既是我们良知 的经纬线,又是世界的意义。今天这场恐怖已经消失,我们只看到它曾是我们生活 的一个组成因素;但是当我们沉没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对它太熟悉了,有时把它当 作我们心情的自然基调。如果我说它对我们既是不能忍受的,同时我们又与它相处 得不错,人们会理解我的意思吗?”巴黎市民在德军占领下的生活境遇与广大中国 人在“文革” 期间的生活境遇虽不尽相同,但萨特所说的那种成为“心情的自然基高调”的 恐怖,与我们在“文革”时期的恐怖却很相似。在“文革”时期,恐怖成了我们的 生活方式,成了我们的一种自然的心理状态,因此我们往往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在 这样的情形下,社会的治安能不“好”吗?而这样的一种“好”难道是值得称颂、 值得怀念的吗?这种“好”,恰如病肺者脸上的红润,它显示的不是健康而是疾患。 现在,让我来说说我与一张旧报纸的故事。 1978年,我以应届高中毕业生的身份参加了高考,结果被一所军队的技术院校 录取。志愿表上我并没有填这所军校,参军也并非我的理想。至于我,当然也是高 兴的。在那时,能有个大学上上,便是天大的好事了,至于前途如何,只好走着瞧 了。接到通知书的几天后,父亲送我到省会合肥集中,住在省军区招待所。来带兵 ( 招生) 的有三人,一个五十开外的人带队。此人在军校的职务是副大队长( 相当 于副系主任) ,他姓什么,我现在记不起了,好像姓侯。另两个是三十来岁的年轻 人。一个是参谋,姓刘;一个是干事,姓张。这年,这所军校在安徽共招二十名, 文理各十人。人到齐后,有一次集合训话,用军队的术语,叫“点名”。在招待所 的院子里,我们二十人站成两列横队,姓张的干事先讲话。他首先介绍他们自己。 当然最先介绍侯大队长。简短地介绍了侯大队长的职务等情况后,姓张的干事 微笑着强调:“侯大队长是山西交城人,华主席老乡!”此语一出,队伍里就响起 一阵惊叹、羡慕之声,目光都集中在“华主席老乡”身上。我也末能免俗。我记得, 在我的眼里,这侯大队长的形象也顿时光彩了许多。其时的“伟大领袖”是华国锋 先生。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还有两个多月。一方面是“两个凡是”猖獗, 一方面是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方兴未艾。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正以与对毛泽东的 个人崇拜同样的方式,轰轰烈烈地制造着。交城,这一并不出名的地方,我们当时 都知道,因为当时有一首天天能听到的歌唱道:“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的山 水实呀实在美。交城的大森林住满了游击队,游击队里有个华政委。华政委最听毛 主席的话,他领导着人民打天下……”要不是中共很快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制 止了这种个人崇拜,交城不用多久就会成为与韶山双峰并峙的圣地。 我们被这三人“带”到军校后,便开始了为期两月的军训。一天,我整理从家 中带来的东西,打开一个报纸包,里面是一双半旧的解放鞋。一看报纸,上面有一 张华国锋接见外宾的照片。照片上的“华主席”正微笑着与外宾握手。我当时心中 一凛,忙看看宿舍里的其他几人,还好,他们都忙着看刚收到的信,没人注意到我 手中的报纸。马上要去练靶,来不及多想,我把报纸往枕头底下一塞,便跑出去了。 但此后一段时间,如何处理这张旧报纸,着实让我伤透了脑筋。总不能一直放 在枕头底下。压在褥子底下么,那不等于把“伟大领袖”压在身下吗,一被发现罪 过更大。放在床头柜里么,也不妥当。到底怎么办才好呢?而且,对于用“宝像” 包旧鞋一事是否已被人知晓,心里也没底。也许他们已知道了,至于为何还不来抓 我,是等我去自首吧。这样一想,便不寒而栗。有时躺在床上,设想着他们来抓我 的情形。那该是在深夜,大家都睡熟了。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悄悄推门进来,把我 铐走。 再往下呢,就不敢想了。又过了一些日子,我确信包鞋一事未被人发觉,而这 张报纸留在身边总是祸根,便决定一不做二不休。一天早饭后,我把这张报纸塞进 口袋,来到校园内一处偏静的公厕。看看里面没人,快速地掏出报纸,撕成数片, 再揉成一团,扔进了粪坑。出门时,正遇一教员模样的人进来,心里又一惊。报纸 虽处理掉了,但心情并未轻松,总担心自己的“罪恶行径”被人“侦破”。这事要 是被发现,那可比包鞋一事要严重得多。记得此后几天,还特意到厕所去看过几次, 有几张碎片还在,便趁无人,朝上面扔了几块石头。碎片还在,说明尚无人察觉, 但我的担忧却并未消失。幸而不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明确地否定了个 人崇拜,我的心才真正放下。对这次会议,我当时不可能有很到位的理解,但有一 点我能肯定,那就是从此人们不必再为一张旧报纸而担惊受怕,而大祸临头,也不 必为如何处理一张旧报纸而绞尽脑汁,无论这报纸上登着谁的照片。不知我当时的 这种想法,是否仍然太天真。 其实那会儿,我才十六岁。现在想来,我在感受恐怖一事上如此早熟,说明父 母“从娃娃抓起”的做法大有成效。人们常把是否已懂事视作一个孩子是否成人的 标志。而在那个时代,懂得恐怖,是“懂事”的重要内涵。在十六岁那年,为一张 旧报纸而恐怖不已,应该就是我“懂事”的开始。 “文革”期间我才开始记事。对“文革”,我当然还知道得很少。但我记住了 那个时代作为人们心情的“自然基调”和生活方式的恐怖。只要记住了这一点,对 以任何一种腔调唱出的“文革”颂歌,我都嗤之以鼻。 2001年8 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