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意气 陈平原 中文系许多先生都说,陈平原教授是当代中国最杰出的文学史家之一。而我了 解陈先生却是从一本小书《千古文人侠客梦》开始的。那时,只管读得痛快,全然 未解先生研究小说叙事模式的苦心,倒以为先生也是一名快意恩仇、金戈铁马的当 代大侠。先生的名又与战国时赫赫有名的平原君相同,令人遥想那个侠客如云、策 士如雨的辉煌时代。因此,又在先生身上平添了几许浪漫色彩。 其实,陈平原不是一个浪漫的人。在《书生意气》一书中,收入了他与妻子夏 晓虹的通信,那些长信,没有一句涉及爱情,陈平原自己说:“我不是风流文人。” 但是,在这些探讨学术问题的信笺中,我读出了一种心心相契的欣悦与温馨。不似 沈从文与张兆和情意绵绵,倒像鲁迅与许广平携手走夜路。夏晓虹老师给我们上了 一学期的明清文学,千头万绪被她讲得清晰而疏朗。上午是夏老师上的文学史必修 课,下午则是陈老师上的选修课“百年中国文学研究”,两相映照,精采纷呈。最 有趣的是有一次夏老师生病了,一时系里面找不到老师代课,陈老师自告奋勇,跑 来讲了两个小时的明代文章。课堂下女孩子们都望着先生笑,打心眼里羡慕他们这 对才学相辉映的夫妻。那次,陈平原从八股文讲起,使学生们皱起了眉头:八股文 有什么讲头?先生却说,八股固然无好文章,但八股作为文学史现象极有研究价值。 今天托福考作文,不是一样找不到一篇“有文学价值”的文章么?学子们恍然大悟。 讲完课,先生还忘不了补充一句:“我讲的内容你们姑且听听,夏老师不会作为考 试内容。”大家都笑了。 尽管不浪漫,但平原绝不呆板。他讲课时有一句口头禅“好玩”。在讲鲁迅、 周作人、章太炎、梁启超的时候,“好玩”这个词的使用频率极高,“好玩”两个 字的背后,是一种罕见的生命情趣:一个真正的学者,必须在学术中找到“好玩” 的东西。我从来就不相信“学海无涯苦作舟”一类的鬼话,做学问的人自己也觉得 学问枯燥无味,是一种苦行、苦役,那么别人又怎么会对你的学问感兴趣呢?“好 玩”是做学问的一种境界,所谓“苦尽甘来”是也。陈平原靠一篇论文《论苏曼殊、 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敲开了北大的高门槛,师从王瑶先生,成为北京大学中文 系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陈平原对“行云流水一孤僧”的苏曼殊有特别的喜爱, “此君在我的学术生命以及情感体验中,都曾占有独特的地位。”恰好,我也是个 “苏迷”。三年级的时候,要写学年论文了,我到系里去看老师们出的题目,一眼 就看到陈平原出的题目“苏曼殊小说研究”,顿时有一种触电的感觉,决定非选这 个题目不可,同学们劝我说,陈先生对论文要求很严,一个注解也不放过,你这不 是自讨苦吃吗?我呢,还是硬着头皮准备我的论文去了。初稿呈上去以后,一直忐 忑不安,原来的那一丁点自信荡然无存。过了半个月,先生拿着论文找到我,一张 单子上列了好多条意见。他一个接一个地指出我论文的漏洞,听得我面红耳赤,恨 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再仔细一点。下来认真一想,这些漏洞,也只有先生才有“法眼” 看出来,自己哪能“防患于未然”呢?于是,又静下心来在图书馆老老实实地泡了 十多天,修改稿出来后,居然获得了先生的好评。本科生的论文,老师们向来是不 大重视的,好些同学的论文,老师仅仅是评个分数罢了。陈平原先生却认真得令学 生感动,也令学生有些害怕。因此,那一年的学年论文,只有我一个人选择陈平原 先生的题目。 “念小学时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进初中碰上‘文化大革命’;刚刚在书桌 前坐下,又说必须‘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制度,这才走进大学校园。”岁月蹉跎, 青春苍凉,博士毕业,陈平原已33岁了。然而,博士毕业后不到十年,他已在学术 界做出了惊人的成绩。以我浅陋的学识,自然难以把握这些年来先生的学术思路, 但我感受最深的无疑有三:一是“20世纪文学史”概念的提出,打破了现代文学与 当代文学的学科界限;二是对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研究,成功地将西方理论移 植到中国文学研究中;二是梳理近百年学术史的工作,为当今的人文科学研究寻找 安身立命的根抵。《独上高楼》是先生最好的文章之一,短短数千字,阐述清楚了 别人几万字也说不清的大问题。结尾一段话如同寒山寺的钟声,久久地萦绕在我的 心头:“既然曾经‘独上高楼’,也已经‘望尽天涯路’,明白坟场后面不一定是 鲜花,还没有忘记‘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那就只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 选挥文学史研究,也就选择了寂寞与冷清,这一点将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而 日益显示出来。对于‘实迷途其未远’的年轻学子来说,明白这一前景,还愿意选 择古老而苍凉的文史之学,确实当得上‘悲壮’二字。” 那天晚上,久久未眠。半夜起来,泡上一杯茶,窗外是半轮昏黄的月亮。睡在 上铺的“兄弟”在半睡眠状态咕哝了几句:‘你发什么神经啊?”在黑暗中,我觉 得我应当分享这份.“悲壮”--仅仅是为了“好玩”。 张鸣 几个同学一起到张鸣老师家聊天。张老师对学生十分热情,赶紧让师母泡茶。 师母问:“泡哪种茶”?张老师高声说:“泡最好的那种!”言语之中,颇为自豪。 泡好茶,师母对我们说:“这可是张老师珍藏了很久,舍不得喝的茶叶。你们一定 是他最好的学生,他才这样大方。” 轻轻地啜一口,只觉得芬香沁脾,妙不可言。张老师有意卖个关子,不告诉我 们什么茶,让我们猜猜。我们谁也没有开口,心里想:“说错了,不是太没面子啦?” 张老师看着我们的尴尬状,哈哈大笑。然后从宋人喝茶谈起,历举宋人诗文中关于 喝茶的句子,逐渐把我们引入一个诗意盎然的古代世界。这一刻,我才理解了海德 格尔所说的“人,诗意地栖居。”谈着谈着,茶已凉。我们欲起身告辞,先生说时 间还早,再聊吧。于是,又添上水,又聊开了。我们谈起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名著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的日常生活》。张鸣老师说,一个外国人能把中国的学问做 得这么好,真令中国学者感到汗颜。概括宋代的文化,谢和耐只用了一个词“文艺 复兴”,不尽的意蕴全在这个词中,比起我们的学者大段大段冗长沉闷的阐述来, 不知道要精采多少倍,这不仅是做学问路数的不同,而是境界的差别。 说起学界的现状,先生有着冷峻而清醒的认识。学术界已逐渐堕落为一个名利 场,学术论文则变成赌博场中的筹码。张先生讲起先秦时“二桃杀三土”“的典故, 而今那些层层上升、名目繁多的官衔、职称,不就是进化了的“二桃”吗?而自谓 聪明绝顶、学富五车的学者们,仍然还在“三士”那个鬼打墙的怪圈里转悠。 张老师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即:新闻与学术绝不相容。时下有不少学者频频作 秀,炒卖一个个的“学术现象”,号称“新闻学者”,这是最令他厌恶的,“一旦 成为新闻,学术便变味了。” 张鸣早年参军,在“大熔炉”中锻炼过,跟军训了一年的我有许多共同的感觉。 那种“一体化”的模式,都是我们深恶痛绝的。在军队里学不到什么,唯一学到的 便是怀疑。要么沉沦,要么从此具有深刻的反思能力,要么戴上面具狂舞,要么撕 破面具任由自己鲜血淋漓。“心有戚戚焉”的师生选择的都是后者。恢复高考后, 张鸣考进北大,从此便选择了一条清贫的但却是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物质世界的 匮乏,却也有它的另一面:精神世界的自由。张老师讲东坡的时候,是他最有神采 的时候。“村边古道三岔口,独立斜阳数过人。”这是东坡晚年的诗句,饱经沧桑 后,坡仙痴心不改,依旧傲骨嶙峋--那是孤独的极致,也是顽固的极致,这样的 人,世间还有什么力量让他低头呢? 军旅生涯的创伤,于我仍然是一个难以驱除的梦魇,于张鸣先生则是重新定义 “自由”的参照系。大风吹芦苇,谁能不折腰?自由在这样一个过度喧哗的时代里, 已经没有多少人感兴趣了。它如此被人蔑视,又如此容易丧失。然而,总有那么少 数人,把自由看得像空气、水和面包一样重要。珍惜自由的只有这样一类人:他们 的天性中有对自由的渴求,他们曾经被强力剥夺过自由,尝试过“丧失自由之痛” --于是,他们便把自由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幸运的是,在北大这个地方自 由还能受到人们的尊重,人们自由地选择着自己的生活方式。讲课、听课、读书、 写作、思考。欢悦在疏离中得以产生,智慧在孤独中闪烁光芒。 “今人未必比宋人活得好。”张鸣老师对来人作人作文的方式深有考究。工具 理性的膨胀,并没有能凸现人的主体性,相反,人更深地陷入茫然无措的状况中。 他谈起在两个场合看到的人群:北京站的广场和地铁的入口处,那么多的人,目中 无神,面无表情,仿佛处在半睡眠状态。他们只是在走路,为走路而走路。一样的 疲惫,一样的呆滞,一样的茫然,尽管天生有美有丑,但美丑背后都是一样的灵魂。 “多少年了,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仅仅是衣服漂亮了,鲜艳了,但那不过是衣服 而已。”张鸣说、要是一个摄影家拍摄几百幅面部的特写,放在一起,组成一面墙, 那太有震撼力了。什么名字也不用取。 上课的时候,张老师穿的常常是旧式的衫子,令学生们仿佛回到民国时代。 “只是觉得宽松舒服,倒不是为了出风头。”先生笑着告诉学生。看久了,倒是觉 得先生天生就适合穿衫子。有一次,先生理了发,穿上崭新的一套西装,一进教室, 调皮的学子们便围不转睛地盯着他笑。先生也笑着对满堂学子说:“我儿子告诉我, 爸爸穿西服很精神。” 先生绝对是一个充满“故事”的人,在这样一个先生们“故事”奇缺的时代里, 这是一种特殊的魅力。张鸣就像他的茶一样,令学生“闻香识先生”。 王岳川 潘光旦先生说过:“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 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在 北大,大鱼带小鱼的景象尽管日渐稀疏,但仍然可以时时被人感觉到,它那动人的 魅力是这座校园被无数学子怀念的原因之一。 到北大,听的第一场讲座便是王岳川先生讲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在此之前, 却早已闻先生之名,因为都是蜀人,都生长在繁花似锦的锦官城里。早在四川大学 念本科时,王岳川就是颇有名气的大才子。对于后现代文化,我向来以“异端”视 之,王岳川研究后现代颇有建树,他是不是一位性格奇特的先锋学者呢?见到先生 才知道自己的想法错了。王岳川是典型的蜀人的中等个子,脸上带着温文尔雅的微 笑,显得平和中庸,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像现代派,而像一位典型的中国儒生。那天, 二教的大教室里坐满了学生。王先生所讲的范围非常广泛,文学之外,音乐、美术、 雕塑、建筑等领域都有所涉及。他还拿出大幅画片让听众欣赏,在录音机中放出奇 奇怪怪的后现代音乐。这样生动活泼的讲座自然让学生入迷。 后来,王岳川先生上文学概论课。很不幸,我们班的课不是他上。我却偷偷地 钻进他的教室,像“偷拳”的太极名家杨露蝉一样,偷听先生的课。每堂课人满为 患,中午很早就得赶到教室占座位,以致午睡的习惯也不能保持。听课的学生太多, 把旁边教室的椅子都搬运一空,小教室里挤得针插不过。最后,管理员有意见了, 不得不中途换了一间大教室。王岳川讲文学概论,打破原有的框架,独辟蹊径,讲 自己的研究心得“艺术本体论”。一年级的本科生,听着有点吃力。王先生说,一 门课若全都能听懂,那又何必让老师来讲?好的讲授方法是,学生理解百分之五六 十,留下一个较大的空间由学生去思考、探索和填补。的确,一学期下来,觉得死 的“知识”没学到多少,脑瓜却灵活了许多。 王氏讲课,重视启发学生的艺术感悟能力。他讲《红楼梦》、《老人与海》、 《浮士德》,时时向学生展开一个个“敞亮”的世界。最精采的是对柳宗元《江雪》 的阐释了。他这样分析,《江雪》一诗的视角是一个由大到小、由面到点的圆形结 构:千山→万径→孤舟→渔翁→钓丝。渔翁身居宇宙空间万象的广袤,来映衬自己 饮吸时空于自我的胸襟。诗人从无边世界回到万物和执着的自身,从而表明诗人所 深切体验到的极高境界:在求索之途中,自己已经达到人迹罕至之境,不再希冀能 得到别人的帮助。这是诗人当初所真切体验过的从而传达出来的一切人生经验和知 识所构成的终极大彻大悟之化境。学生们听得如醉如痴,老师也讲得十分投入。90 年代的课堂上,这样的情形并不多见。睡大觉、读闲书、做白日梦,这是中文系课 堂上的“三绝”,但在王岳川的课堂上,学生无精打采的阵子被他次第点燃了。 王岳川燕东园狭小的居室里,四壁都是书。除了书籍,便是钢琴、古筝、书法 和绘画。先生不是一个只会做学问的学者,而是一位在艺术殿堂里随意漫游的流浪 者。王岳则喜好书法绘画,虽是“业余’,造诣颇高。艺术一旦成为“职业”,便 失却了其本真状态,而以一种“游”的心态对待艺术,方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先生 同样喜好音乐。一次师生元旦晚会上,他曾登台献技,拉了一曲如诉如倾的二胡, 博得满堂喝彩。我忽然想起史铁生的小说《那遥远的清平湾》,想起了王岳川、史 铁生他们那一代知青的苦难青春。今天他们的成就,何尝不是昔日苦难的馈赠呢? 王先生说,每逢中秋这样的节日,晚上他常常到未名湖畔去拉琴。现在湖畔人多了, 多是卿卿我我的恋人。他便去得越来越迟。一轮皓月,一曲清音,一个素心人,构 成了一个自足的世界。 “不写五十年前能写的文章,也不写五十年后才能写的文章。”王氏认为,一 名学者理应对当代提出问题来。面对90年代以来混浊的文化状况,他保持着冷静而 理智的思考。人文知识分子处境维艰,此时此刻要具备反思的能力,难于上青天。 先生在狭小的客厅里,隔着钢琴,勉励在困惑中游移的我:“一项事业,大家都做 的时候,你尽可离开;大家都不做的时候,你就该坚守岗位。”大浪淘沙,形形色 色的知识人各自作出了自己的选择,王氏以为“所有的选择都是被选择”--他又 把问题交给了学生,让学生自己去解决。 那么,作为学生的我,该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后记 在这里,我无意也没有能力概述先生们的学术成就,而仅仅记录下一些零零星 星的片断随想。以前写到过钱理群、陈鼓应、袁行霈、张岱年、丁石孙诸位先生也 是这种写法。今日的北大,唯一可以自傲的便是有一大群真正意义上的“先生”- -他们既是老师,又是兄长和朋友,北大全靠他们在这里苦苦支撑着。 先生们的魅力体现在有形的知识和无形的精神两个方面。只有在光生们的课堂 与寓所里,才能重温《论语》“侍坐篇”的幸福。我想起明末东林讲学,“一党师 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他们以鲜血捍卫学术和精神的自由,千载而下,仍令 我神往。今天的北大,能不能充当这样悲壮而崇高的角色呢? 先生只是我眼里的先生,笔下的文字离先生们的神采已很遥远。谬误之处,还 望先生们免于责怪。后生后学,只想勉力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