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情感与理性 “你怎么不到洞那边转转?”锡樵夫问。 “我也不太知道,”稻草人愉快地回答说,“我头脑里塞满 了稻草,你瞧,这就是我到奥兹国里要些脑子的原因。” “噢,明白了,”锡樵夫说,“但脑子毕竟不是世界上最好 的东西。” “你还有更好的吗?”稻草人问。 “没有,我脑袋很空,”樵夫回答说,“但我曾经有过脑子 和一颗心。经过试验,我宁愿有一颗心。” “一样,”稻草人说,“我要脑子而不要心,因为傻瓜即使 有一颗心,也不知道用它来做什么。” “我却愿意要心,”锡樵夫回答说,“因为脑子不会使人幸 福,而幸福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L·弗兰克·鲍姆:《绿野仙踪》 “第20号女学生竟然不能给马下个定义!”葛擂硬先生说。 ……“哪个男孩子能给马下定义?毕周,说你的!” “四足动物,草食类。40颗牙齿,就是24颗臼齿,4颗犬齿, 12颗门牙。到春天就换毛,在沼泽的地方还会换蹄子。蹄子很硬, 但是仍需要钉上铁掌。从它的牙齿上,可以看出它的年纪。”… … “好了,第20号女学生,”葛雷硬先生说,“你知道什么是 马了吧?” 查尔斯·狄更斯:《艰难时世》 诱捕或毒杀挪威野鼠是很难做到的事情。不管陷阱设得多么巧妙,不管诱饵多 么有吸引力,挪威野鼠都能避开。即使把毒药藏在野鼠很爱吃的食物里,它可能在 一两星期内都不被碰一碰,然后,野鼠才谨慎地吃上一点。挪威鼠的这种特性,正 是老鼠这种害人动物和城市共居者为什么这么有生命力的原因之一。它们离开了亚 洲的河堤,离开了其他的发源地,伴随人类到了全世界。 生物学家通过对实验室外的野生或半野生挪威鼠的研究,首次弄清了这种行为 的意义。约翰·卡尔霍恩是这些生物学家之一,他称这种行为是“奇怪的物体反应 或地点反应”。老鼠何时因何而进化出这种反应,我们可能无法了解,但我们能够 弄清这种反应的本质,近似地了解它是如何进行的。老鼠天生不信任周围出现的新 东西。人要是这样的话,就会被说成是迷信或感情用事。它是人与行为对象缺乏直 接的和理性的关系时所特有的。所以,它才出现在老鼠那里。老鼠害怕任何陌生的 东西,不管这些东西的性质如何。摆在鼠道旁边的空罐头盒可能使老鼠改道,即使 原来的鼠道通向食物,老鼠也不再走了。在一项研究里要给老鼠喂食。当换了一个 看上去形状一样的送食漏斗后,老鼠竟拖了很久才进食。奇怪的声音也跟奇怪的物 体一样有效。照相机快门的咔察声会吓它一跳,而远处的猫叫和鸟躲老鹰声则没有 明显的作用。甚至一个熟悉的物体有了很小的位置变化——挪开几英尺,也会引起 老鼠的反应。 老鼠的行为并非全都一样,有些胆子较大。卡尔霍恩等人注意到,这些胆大的 老鼠社会地位一般较低。它们是老鼠社会里从属的有缺陷的成员。例如,卡尔霍恩 引用的D·奇蒂和H·N·萨瑟恩的下述观察: “有些老鼠为了象征性的饵食,下午也会出来,而另一些则 拒绝离开隐蔽处。这些‘胆大的’老鼠弄回燕麦后常常受到攻击, 幼鼠有时被仰面朝天地扔在一边,而燕麦却到了攻击者的嘴里。” 可以预期,地位低微的老鼠才最有可能落入陷阱。不知道下层老鼠为什么缺少 普通老鼠的怀疑心理。这可能是因为它们更饥饿,知觉和情感较迟钝,也可能象卡 尔霍恩相信的那样,是因为这满足了它们的受虐狂心理。不过,原因到底是什么, 对我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缺陷减少了它们的生存机会。那些不轻信、保守 和多疑的老鼠才是健全的老鼠。胆大的老鼠是半死的老鼠,它只根据对每个境况中 的直接现象的个别思考作出判断。 最后这一点值得重视,因为老鼠有某种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某种推理能力。实 际上,心理学家多年来就在测验老鼠。他们让老鼠走出迷宫、解释难题,用惩罚和 奖励的办法让它们学习。它们通过了这些测验。但是,老鼠并不是靠推理能力躲开 毒药在陌生情势下小心谨慎的。这种能力只有在老鼠换个环境后才有用。即使老鼠 的推理能力更为完善,它们也不见得更安全。要是老鼠有人那样的能力,对一盘含 有当它们的面撒下杀鼠灵的食物,它们首先会干什么呢?它们不会躲得远远的,而 可能会试图对诱饵进行化学分析。这种分析将表明,食物里有麦蛋白和糖,还有带 着新草香气的水晶质和几乎与三叶草相同的化学成分。为了节约而在实验昆虫身上 进行的毒理学研究将表明,水晶质没有增加实验对象的死亡数或得病数。这样,分 析结束时,就会作出结论说,食物很安全,老鼠就会大吃一顿,但它们几天后就会 死去。杀鼠灵的作用是间接的:它在化学上与维生素K十分相似,维生素K为合成肝 脏凝血酶原(一种血凝素) 所必需。肝细胞误把杀鼠分子当成维生素K,凝血酶原 得不到合成,老鼠就会死于内出血。昆虫的生化组织不同,杀鼠灵对它不起作用。 当然,杀鼠灵杀死了大量普通老鼠。但最谨慎、最多疑的老鼠却躲开了诱饵, 或者吃的量很少,不足以致死。在毒鼠运动中,总有活下来的老鼠。因此,上面的 讨论表明,老鼠除了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之外,还有一种强大的、先天的保护机制, 以便对付许多危险,包括人类——有思想的动物造成的危险。 前面描述的这种先天的保护行为极其复杂,很难冠以一个简单的名字,它依赖 许多传递神经和中枢神经,依赖内分泌系统的许多部分。不过,要写出来就得有名 字,所以我把这些保护性反应统统归到“情感”这个名称之下。这是一个弊脚的名 字,因为情感在现代社会里形象不佳,同时也因为它没有表达出反应的复杂性和这 种反应对生物的贡献。约瑟夫·奥尔特曼把我所谓的精神活动的情感水平又分为三 级: 第一,维持生物普通活动水平。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规律有,就象睡和醒按时 交替一样。在醒着的时间里,也有放松和紧张的更换。 第二,满足动物性需要和欲望的行为,如追求食物和异性,照顾后代。 第三,“与整个个体安全有关的”、经常性的社会活动。这一点对我们最重要。 这些活动包括防御(保卫自己、领土和家庭)、侵略和形成社会关系。这类活动的 复杂性和在日常生活里的重要性,是怎么说也不过分的,它的规模也极其巨大。 情感使脊椎动物(包括人)处在警觉状态,易于提防危险,对敌对或友好行为 作出反应,容易感受身体的内部需要。这是大自然为使我们适应环境而赋予的机制。 如果故意抛弃它们,我们就无法活下去。妄想抛弃它们,也不会对我们更有用。以 下将说明这一点。 奥尔特曼的分类表有双重优点:它不但指出了情感及相关活动(满足脊椎动物 现实需要的活动)的重要方面,而且表明了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因为情感水平 的精神功能是由一组进化上较为古老的脑组织承担的,这些脑组织统称为“早期脑” 或古脑,它们几乎象一个单元那样与它们控制的内分泌腺一道起作用。尽管我们不 必纠缠那些每本教科书里都有的沉闷的术语,但读者应该理解“情感”这个词所包 含的丰富含义,应该记住老鼠的教训。在有情感的动物那里,情感是正常生活和生 存的必要部分。 精神活动的第二个层次在我们身上充分发展了,但在老鼠那里却很不完善。它 是由大脑的认知水平完成的。它的生理定位在一组进化较晚的脑组织上。这组脑组 织通称为“晚期脑”或新脑。我把这种常见的人类精神活动称为“理性”。 我们既有情感又有理性,但没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这一点早就有人注意到 了。哲学家罗德里克·塞登伯格可能是最明确地提到这一点的人。他搜集了许多关 于这个题目的重要资料。塞登伯格生动、敏锐地说明了情感与理性的区别,说明了 它们之间存在的张力。象所有总括、内聚的历史理论一样,塞登伯格的说明也含有 值得商榷的概括,其中有些概括是我无法接受的。不过,他的主题对我没有太大的 意义。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他敏锐地感觉到了情感与理性的冲突,以及这种冲突对 我们的未来的意义。在本章的后面部分,我将讨论情感与理性的互补性以及和解的 必要性。在这儿,我们强调的是它们的不一致性。因为要理解情感与理性之间现有 的人道主义关系,必须先明白这种不一致性。下面,我先概述一下塞登伯格的主要 论证,然后再简述我的不同意见。 塞登伯格的《后历史之人》是一本让人心寒的阴郁的著作。那本书一开始就描 述了人类理性的产生过程, 认为理性的出现是以牺牲感情为代价的 (他把后者叫 “本能”)。 “一种可以理解的趋向把人类从他与自然的原初统一(这种 统一是他与即有的、继承下来的生活模式本能地一致的条件)中 带向越来越有预谋的行动计划,带向越来越有目的性的合理步骤。 这种趋向包含了人类发展的基本原则。” 此外,由于社会文化“进化”能够越过很低级的生物遗传进化过程(已经进化 出了新脑),从情感到理性的转变速度就可以任意加快了。可以预言,我们的新旧 行为系统之间肯定会有冲突,它们很难互相适应。塞登伯格引用生物学家朱利安· 赫克斯利的话说,人类独有的笑声是解除或至少暂消除这种内存冲突的正常和必要 方法。不过,据塞登伯格认为,“本能”与理性之间的冲突并非平等的冲突: “两个过程显然都有偶然性,但当系统的、深思熟虑的行动 取代只靠目标来调节的随意活动时,偶然性就减少了。……智力 不但是有意识地解决问题的高级能力,而且,它还引入了一种达 到目的的全新技术。” 这种技术就是“组织”,塞登伯格把它叫作“智力为维持社会结构而竖起的脚 手架。”塞登伯格认为,组织是产生于理性的形式和结构,是我们加到五花八门的 生活过程里的东西。它表现在一切生活领域:商业、运动、艺术、农业、教育、交 通以及政府。它是一系列正式规定的、“有意识地创造的……受智力的基本逻辑支 配的关系”,是一种“针对主要目的的调度手段”。组织“厌恶混乱”,并把混乱 转变成秩序。组织是“一个不断扩张的结构,文明沿着它扩展和发展”。组织的模 型是机器,但这只是静态的模型。要较好地描述组织的动态扩展,就要用另一个类 比,即水温逐渐降到冰点以下时不屈不挠地蔓延的冰晶面。 “在不断扩大、越来越有竞争性的组织程序里,历史的力量 肯定要趋向于进一步固定人的社会地位。这种趋向证明了冲突的 各部分是不平等的,并预示了智力将支配本能:在人类追求成功 和求得生存的斗争里,后来的调节技术必将支配早先的调节技术。” 在塞登伯格看来,历史自身只是两种固定状态之间的插曲:在史前时期,本能 占统治地位,每天的生活都大体相同,只有季节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在史后时期, 生活将被完全组织和固定在人类制定的终极模式里。只有在本能和理性相互冲突的 时期——现在正在终结的时期,才有我们叫作历史的那类变化。塞登伯格看到,我 们依次抛弃了万物有灵论、地心说、来世的信仰、个人至上的信仰、上帝的信仰。 当我们的努力变得不屈不挠时,就会达到奥威尔式的结论: “摆脱这些无比珍贵的幻想只是在一步步削减人的崇高性, 人本身最终从历史舞台上消失,掉到史后时期冰一样固定的终极 状态之中。” 塞登伯格的分析意义深远,但他的预言不会实现。他的根本错误很简单:他低 估了情感或“本能”的有用性、耐久性和必要性,忽视了理性的弱点和组织的局限 性。事实上,每当出现这些错误时,他都把环境因素扣除在外,同时又曲解了剩下 的东西。这些错误是共同的,它们通常联着出现。很奇怪,在理性的拥护者和怀疑 者那里,都能碰到这些错误。塞登伯格是理性的怀疑者之一,但我认为他太容易受 惊了。不管会有什么样的坏事落到我们头上,我们都不会成为史后冰河时代的冰人。 不管是理性还是理性的子女——组织,都没有力量把我们引到那种命运上去,情感 (不管是它的有益表现还是有害表现)也不会这么有礼貌地从画面上消失。 遮住了塞登伯格双眼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很熟悉的人道主义假设的僭妄。 这些假设要是正确的话,我相信塞登伯格也不会错,因为我找不到他的分析的其他 漏洞。不过,塞登伯格的著作发表于1950年——奥威尔逝世那一年。那时,战后对 人类发明的信赖正处于巅峰,除了少数有识之士外,人们很少觉察到这种发明的后 果和它的不合适之处。 25年之后,组织仍在许多战线上扩展并固定下来。但是,它在其他领域已经蜕 变成了仪式,而独立的生活方式或生活方式的碎片却在组织结构的破裂声中大量增 加了。这种瓦解没有什么模糊或神秘之处:随着组织的扩张,它就会变得极其复杂, 出现大量内部关系。随后,中心控制过程就会面临由于要管理现实生活的一切方面 而引起的越来越难办的问题,并要操心新的问题。组织结构自身无法完成这个任务。 控制的河岸必不可免地开始松脱,结构里先出现孤立的小地块,然后出现分裂的碎 片。人们努力修补这个结构,但只能维持一段时间。现在,结构就得很大、很虚弱, 发生不测事件的频率也在不断增加。每次新的修补都受到热烈欢呼,但理智和无理 智的感情都在增长,局势完全失去了控制。在这个阶段,情感常要为麻烦事情而受 责备。可是,理性要是真能控制象星球上的生活那样困难的事情,它也应能控制情 感。 专政是巨型社会组织的顶点。现在看来,即使专政也不会比过去更持久、更稳 定。组织不会比过去更好地使它们一致起来。在1950年,谁能猜到萨拉查和佛朗哥 死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政体会怎么样?到了本世纪70年代后期,独裁者的组织等价 物是多国公司。但是,这种组织形式也面临着累积的余留问题。当维持这些机构的 秘密津贴多得让人负担不起时,组织形式必定会由于自身的重量而崩溃。我们已经 到了十字路口。在这儿,我们对自己和环境缺少合理的控制这一点再也不能忽视或 隐瞒下去了;在这儿,真实世界把自己强加于幻想世界,并挨个儿推开我们的妄想。 忘记进化的相互关联性,肯定不会有好结果,一点也不会有。由于进化的僵硬 性、低效性和粗糙性,我们的情感系统是在拖得很长的时间里发展起来的,并且经 常在实际生活状态中受到考验。理性却不是这样。从人道主义时代开始时起,理性 就前进得太快,没有受到检验。这种不幸的状况后来竟成了理性的优点和自夸之处。 我们从来也没有停下来看一看,我们的理性发明和控制方法是否能经得起检验,能 在现实世界里长期使用。塞登伯格错误地认为,不但新脑能够独自控制生活过程, 而且曾经起作用的旧脑和全部情感或本能系统还将完全消失。这些系统通过几十亿 年的试错检验才进化出来。当代人道主义的特征在于,它认为关于人类外形和本质 的生物学只是一个约定的、可以随便改动的东西。尽管事实完全相反,但这种观点 现在仍然流行。 早在人道主义时代开始以前,情感与理性的二分法(自然中少见的真实的二分 法)就引起了争论。芒福德在《历史上的城市》一书中指出,柏拉图有两次想要发 明合理建造的理想城市——理性和计划的特有产物,而阿里斯托芬则用喜剧的严肃 性取笑天文学家迈顿。迈顿的城市蓝图开始是在一个刻在圆圈里的方框。这发生在 许多世纪以前。那时,科学技术还没有使理性占支配地位,还没有提出现代人道主 义的主要假设:“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现在,理性与情感之间的竞争成了单方 面的:情感越来越受到蔑视和嘲笑。这种工业社会的一般态度支配了生活的许多方 面。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因而不再追究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争论中,或在 会议上,“你感情用事”这种指责是一种有用的东西,它可能使对手处于虚弱的防 守地位。对这种指责的回答,常常是用某种理性的证据否认它。 当代理性人道主义的观点,典型地表现在诺贝尔奖获得者、生物学家萨尔瓦多 ·卢里亚的《科学的目标》一文中。他驳斥了那些认为遗传重组是“神话”的批评 家,但却承认科学和科学家的确给现代世界出了许多难题。然后,卢里亚提出了自 己的解决方法。这种解决方法以权威的告诫开始:要更多地了解卢里亚所作的那种 研究,尤其要支持它。 “为了对付人类下世纪将要面临的重大压力,为了创造适合 无数后人生活的世界,我们必须尽可能精确地理解人体细胞中的 一切相互作用。” 象许多科学家一样,卢里亚也不反对使用未经证明、可能错误的假设,但有一 个条件,即不能直接提起这些假设。上面引文至少有三个这样的假设。第一个假设 是:我们能创造一个适合于后代生活的世界。这种自负十分古怪,竟认为我们曾有 过完全适合人类生活的世界(常常很美好,尽管也有不愉快和苦涩的时刻),但后 来把它变成了一个不论从理性标准还是从情感标准来看都不适合人类生活的世界 (极其紧张、残忍,几乎完全没有和平,巨大的破坏造成了多种威胁)。第二个假 设是: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精确地理解“人体细胞中的一切相互作用”。第三个假 设有点莫名其妙,它认为这种不大可能的理解竟会使世界适合于人类居住。 从这种观点出发,卢里亚(我不否认他的关心是仁慈的)接着诋毁科学家和学 者在越战问题上的合作行为,并提出了他自己的解决问题方法: “进而言之,对包括科学家在内的知识分子来说,要想恢复 公众对科学事业以及一般智力事业的信任,必须在恢复我们民主 社会的合理性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如果我们科学家拒绝参与非正义的冒险,如果我们拒绝把自 己的技术贡献给社会兽性的事业,如果我们相信使用使用我们工 作成果的合理性配得上我们工作的合理性,那么,我们就会再次 要求成为让所有人都崇拜、惊叹的教堂的建造者。” 多么可怜!这儿的两个主要假设显然是错误的。一个有理性的人竟会接受它们, 真是令人惊讶。其中较为重要的那个假设是说,纯粹理性有能力把人道、正义与不 人道、非正义区别开来。但这恰恰是理性做不到的事情。例如,理性计算可以告诉 你说,核战争爆发时,只要第一次打击的规模足够大,你就会“获胜”;它还会告 诉你在这种情况下,会有多大百分比的人口能够不受伤害地活下来。但是,理性自 己怎么能够断定发动核战争是错误的呢? 另一个假说是说,假如理性能够指出正义之路,科学家和其他人就会被劝走这 条路。本章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被理性减少了的情感的价值。我不抱幻想,不认为光 是情感就必然能把我们引到正确方向上去。然而如果那些极有可能掌握理性赋予的 力量的人拒不承认或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动机和行动基本上还是由情感影响的,那 么,危险就特别大。当科学家们在1939年意识到了原子研究可能对人类造成的危害 时,伟大的核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就曾经写信劝同行们监督和约束他们自己的链 式反应实验。 这个请求最初没受到重视,后来又被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领导 的法国研究小组拒绝了。 约里奥-居里第一个做出和描述了那种反应。法国小组的 成员之一罗伯特·琼克说明了公布那种发现的主要理由: “我们事先知道,我们的发现会被报刊欢呼为法国研究的一 个胜利。那时,为了争取使政府更慷慨地资助我们未来的工作, 我们需要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宣传。” 这个理性的陈述隐藏着丑恶的情感——放纵的野心。难道每代人都得重新学习 西拉德学过的课程?卢里亚博士从来也不想知道为什么“合理性”使他走上了这样 美好、体面的道路,而他的许多同样有才能的同行(有些就在他那个研究所里)却 让理性引上了十分邪恶的道路? 因此,正如我以后要讨论的,每当情感(建设性的和破坏性的都算)不被承认, 从而没有受到合理分析所能提供的选择和筛选时,或者相反,每当这些精选的优秀 情感不能帮助我们在许多合理方案中选出正确方案时,我们就会碰到难题。 由于只注意到了人性的一个部分——理性,而不考虑其他部分,我们给自己造 成了损害。我们可能会告诉自己说,只有自愿残废,才能达到真正的健康。这类宣 传今天已经很普通了,它的必然结果是支持人道主义逻辑和力量崇拜中的一般内容。 我想,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尘埃平息后,不管结果怎么样,“逻辑”似乎总能 接续任何一条独创性的研究路线。 “合理化”(rationalization)这个词来源于 “理性的”(rational)这个字决非巧合。聪明人能用理性论证他喜欢的任何行为 ——从体面感情中选出合适的一种。 以情感为代价的逻辑辩护不但极其荒谬,而且最为邪恶。明显荒谬的例子是我 们进行了大量努力,力图把普通人在直观上已经十分清楚的东西定量化,把它弄成 “科学的”。为了理解它,只要有起作用的老脑和一点儿平常的人类经验,以及能 把两者联系起来的理性就够了。这类东西在现行“社会科学”里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在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里则占支配地位。例如,写作本书时,“个人空间”概念在 了时髦的研究课题:它讨论的是人们进行各种活动时相互间保持的身体距离。埃里 克·森斯特龙和欧文·阿尔特曼在《人类生态》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了个 人空间这个研究课题,并得出了一个“人际行为”的“模型”。他们说,这个模型 根据以下三个假设: “(1)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寻找最适宜的人际距离;(2) 如果人际距离在最适宜的范围之外(太近或太远),人们就会为 达到适宜范围作出补偿性反应, 同时会感到不舒服;(3)舒适 距离范围和对未进入这个范围的反应,取决于人际状况以及影响 个人空间的其他因素。” 尽管粗看起来这很象模仿P·G·沃德豪斯的滑稽剧,但我们仍要严肃地对待它。 两位作者细心地指出(间接地),在科学前沿,测量并不总是精确的: “这个模型并没有详细说明人际关系的尺寸。原因有二。第 一,作为模型的基础的大量研究结果得自实验室或模型方法,它 们在自然环境下可能并不普遍。就现在的情况看,我们认为规定 精确的距离为时尚早。” 但这个模型是什么样的呢?它是一条曲线,其纵轴从“不舒服”延伸到“舒服”, 其横轴称为“人际距离”,从“太近”经过“中间”延伸到“太远”。这两个轴线 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友谊或陌生,它表达了以下主要结论:“现有的经验证据表明, 朋友或相互喜欢的人愿意距离近些,但在有些情况下距离太近就是冒犯,令人不舒 服,对陌生人来说,尤其如此。”在两种情况下,曲线都会有上升、拉平和下降。 这表明,即使是朋友也不喜欢互相太靠近,而做生意的人即使很陌生,也不愿意隔 得太远。(当然,跳舞和性交时人际距离是零,这通常没有不舒服的感觉,这样的 情况可能要归入另一种模型。) ※ ※ ※ ※ ※ 应该注意, 森德斯特龙—阿尔特曼模型是根据100多种研究论文建立的。这些 论文的典型标题是:《空间接近的补偿性反应》、《协商模拟中的性关系和调节人 际作用距离的指导性规则》和《宿舍拥挤的空间行为后果》。 把理性和它的仆人——科学方法(至少是科学术语)推到不合适的地位,就会 发生上述情况。象一个穿着礼服的胖子掉到游泳池里一样,结果常常是好笑的。不 过,主要结论都很明白,无需多做说明。让我感兴趣的是,这个例子提出了两个辅 助性的思想。第一,沿着理性主义路线进行的研究,虽然结论微不足道,但常常由 于它“反对直观”的研究结果而得到巨额奖赏。人们相信这类研究结果证明了非情 感的态度,说明了我们感觉正确的东西是错误的。显然,为了达到一个反对直观的 结局,有些人极想限制关系,歪曲逻辑。 第二是“模型”这个词的用法。我无法理解这个词为什么突然在行为科学、政 治学、 生态学、 生物化学、医学这类互不相干的领域里流行起来。它几乎取代了 “假设”和“可能的机制”这类较老的术语。但我明白,模型观念将会求助于人道 主义的心灵,它靠较小的、易于控制的、全是虚构的机制来对又大又复杂的课题进 行抽象和控制。“模型”无论如何也不具有人类参与的意思,不具有与它意思部分 相同的“假设”一词加给人类的责任。 加拿大的社会研究成了钓鱼旅行中最愉快的事儿。分析上面那类著作也同样愉 快。我们先推开这种诱惑,继续讨论荒谬与邪恶的中间地带。在这儿,我们会碰到 更为复杂的努力,也许是最后的努力:人们要把逻辑和理性推进它们不能去的领域。 这种努力的名字叫“人工智能”,包括用计算机的逻辑程序来复制或超过人类许多 正常智力功能的尝试。 哲学家休伯特·德赖弗斯很好地批判了人工智能。他写的书名叫《计算机不能 做什么》,它可以暂时作为这个高技术领域的指南。在人工智能里,有各种努力, 包括语言翻译、解决问题、进行游戏和认知模式。这些区域都是事先选来帮助逻辑 分析的;在德赖费斯看来,它们都有一个相似的模式:最初成功,随后失败。 “早期对简单任务做简易操作的巨大成功,或低质量完成复 杂任务的成功,然后便是得偿递减,情绪低落,或在某些情况下 悲观失望。……对于后来出现的失败只应依据这个领域里研究者 们的期望来衡量。” 德赖费斯评论了那种乐观的期待和对人工智能的过分要求,认为“[这些]预言 陷入了巴-希尔勒叫做‘成功的第一步的谬误’ 那种状态。”他指出,就语言翻译 来说,除了某些原始的成功之外,并没有真正的突破,也不应该指望有什么突破。 “要翻译自然语言,除了一本机械的字典(不管它有多么完 备)和语法规则(不管它们多么复杂)外,还需要别的东西。句 子的词序提供的信息,不足以使一架机器确定几种理解里哪一种 是合适的,周围的词(上下文)也不总能指明几种可能的意思里 哪一种是作者心里想的。” 详尽地分析了这些失败之后,德赖弗斯断定,人工智能领域工作人员奇怪的乐 观主义的根据在于,他们相信“人类处理信息和机器处理信息最终有相同的基本程 序”。这种信念又依赖四个假设——这类假设我们现在已经相当熟悉了。第一,生 物学假设: 脑及其神经细胞都象计算机一样靠开关起作用。 第二,心理学假设: “可以把心灵看作是一架根据形式规则作用于二进制信息的机器。”第三,“认识 论假设:一切认识都能形式化,就是说,凡是能够理解的东西,都能用逻辑关系表 达出来。”第四,本体论假设(它自柏拉图时代就发展起来了):一切有关世界的 重要事实, 都可以从其原初境况里抽象出来, 并加以贮存、使用,就是说,它们 “脱离境况”并“在逻辑上独立”。不消说,这些假设并无充足的理由。根据现有 的知识,它们很可能全都错了。 本体论假设造成的后果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计算机的长处在于它能贮存并处 理无数孤立的事实。就葛擂硬的学生毕周给马下的定义来说,我们已经知道,把事 实相加,并不会重新加出一匹马来。事实决不会回答任何问题,它们只能构成“一 个中性资料的庞然大物”。人工智能工作者正在陷入一个充满了破碎信息的大海, 他们的努力只是让我想起了那种想从破砖烂瓦里推出倒塌的建筑物的结构,或想从 字母表重现《暴风雨》一剧的企图。 在最后的段落里,德赖费斯指出: “过去2000年里,重视客观性,相信价值观念支配着行动, 以及认为技能可以形式化和认为人们有实践活动的理论,都逐渐 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里发挥了影响。人们开始把自己看作是适合 于机器进行固定计算的对象。机器必定要把人类生活形式当作一 张无意义的事实表来分析,而不是当作理性的灵活的前理性基础 来分析。我们的冒险不会造出超智能的计算机,只会产生低智能 的人类。” 在我看来,心灵不只有形式逻辑和理性。德赖弗斯可能会同意这一点。我不知 道他的“理性的灵活的前理性基础”是不是准确地对应于我对人类情感的看法。不 管是否如此,他都帮我们提示了理性的另一个限制,说明了理性自个儿无法让我们 拥有较高层次的人类活动。 不过,上面提到的理性扩张的例子——个人空间和人工智能本身是完全无害的, 尽管它们表现的思想模式对我们所有人都很有损害。但是,利用纯粹理性的非道德 性质,为了邪恶目的而滥用它,却是完全可能的。这是大不一样的事情。最为声名 狼藉的例子是苏联当局为了政治目的滥用精神病诊断。现在,各种持不同政见者— —宗教的、政治的和社会的,都发觉自己很容易被国家精神病学家宣布为精神错乱, 其中约有50人详细说明了这种特殊的医学滥用。对于铁板一块的国家来说,这种做 法优于正规的诉讼程序:不必正式审判,被告就自动丧失了一切权利,监禁是无限 期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朋友受到了恐吓,他们也被怀疑为精神反常。 在这一长串新式刑罚里,理性是关键要素。而理性本身就是共产主义理论里的 关键要素。其实,共产主义本质上是极其人道主义的,因为它的中心观念是理性计 划能够改变人的任何先在条件。谁要是这样使用理性,钻理性游离于人类总体关系 之外这个事实的空子,谁就完全丧失了内在道德。在这一方面,理性与收音机或电 话交换台的接线图没什么区别。因此,疾病成了简单的形式定义,成了由指定的医 生写下的一个定义。在某种程度上,上面那种疾病正是定义的问题。它脱离了人类 的境况,成了一种只与定义者的需要有关的抽象。 在一篇题为《你的病是持不同政见》的文章里,悉尼·布洛克和彼得·雷德韦 描述了苏联精神分裂症诊断的变化。在安德烈依·斯内茨内乌斯基教授的领导下, 这套新诊断标准的要害是把传统症状的消失作为精神病的指南。借助定义,持不同 政见的证据成了精神病的证据。 一种新型的精神分裂症出现了: “连续形式”的 “迟钝”变种。 “杰出的持不同政见者纳塔莉娅·戈尔巴涅夫斯卡娅的例子 很好地说明了这个模式。她在学生时代曾患过轻微的抑郁症。在 她受审11年之后,伦茨教授——任职于谢伯斯基研究所为政治服 务的特别小组的关键人物,仍然声称她的迟钝精神分裂症的诊断 完全得到了证明。尽管‘没有明显的症状’,尽管表现了表面上 类似于痊愈的精神变化,但‘从理论上看’,戈尔巴涅夫斯卡娅 仍然不能被认为是正常的。” 从逻辑上看,伦茨教授无疑是正确的。在思考孤立的理性的性质和用途时,把 斯内茨内乌斯基的精神分裂症变种描述为“系统变疯计划”具有深远意义。 我想起了关于苏联精神病院的另一个观察。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是一批勇敢热情 的人,我无法帮助他们,只能问一问,他们是否由于具有永恒和有力的情感,由于 表现了曾被认为是人类精神的行为而受到了理性的主人的惩罚。这种高贵精神没有 那种现在经常毒害它的僭越态度。 美国有没有这类滥用的现象?回答是肯定的,尽管它们的罪恶不那么残忍,不 那么蓄谋已久。曾有过这样的讨论:若无小脑机能失调及其99种“症状”,根本谈 不上“迟钝精神分裂症”。这也是一种为满足发明者的需要而规定的疾病。 迄今为止,我除了简要地讨论了一下老鼠之外,主要论述的是光有理性还不够, 情感仍要持久长存(尽管有消灭它的努力)。但是,情感的积极方面、情感的用途 是什么?有一种趋向认为,鉴于情感在较简单、较原始的时代很有用处,它在面对 现代复杂的有组织的生活和技术的生活时没什么价值。要是我们期望情感根据组织 条件去竞争的话,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实际上我们并不期望这样。情感必定根据自 己定的条件与理性相互作用。这个条件是无限联系的条件,是广泛联结的观点,是 对全部现实的重视;它不强调那些方法、短期目标、技术细节以及虚构的封闭体系 的虚构目的。如果这样使用情感,情感就是现代决策的一个必要部分,与理性不可 分割。因为情感提供了理性所不具备的东西。因为情感不是理性的东西就抛弃它, 这无异于因为肺不能系统地表述思想就不要它。 当代关于核反应堆安全性的争论,是情感价值的范例。1975年,美国原子能管 理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反应堆安全性研究:美国商用核能工厂事故风险估计》 的报告,它是在拉斯马森指导下,由一大批科学家编成的,通称为《拉斯马森报告》。 此项研究的目的是要弄清核能工厂及其周围可能发生的一切重要事故,并估计这些 事故的可能后果。用来“确定潜在事故及其发生的可能性”的技术,最早起源于美 国国防部和国家航天事业管理局。它建立在著名的“事故世系图”和“失误世系图” 基础之上(“世系图”指画在纸上的诸多可能性的分枝模式),它是这样的: “事故世系图确定了工厂里最初的失误。它在各种保护机芯 装置和防止放射性污染环境系统运行和失灵时,检查随之而来的 事件进程。用于这种研究的事故世系图规定了数千种潜在的事故 道路。为了确定这些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可能释放的放射性数量, 必须检查发生事故的道路。” “失误世系图用来规定各种系统失误的可能性;这些系统在 事故世系图里已经弄清了。失误世系图的起点是确定一种预想之 外的事故,如系统运转失灵;然后用工程和数理逻辑来确定系统 失误的路程。所用数据包括:(1)泵、管、阀这类元件的失灵; (2)操作错误的可能性;(3)保持错误的可能性。用这些数据 就能估计系统失误的可能性,甚至在没有全部数据的情况下,也 能估计。” 通过这些技术,《拉斯马森报告》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核能工厂的潜在 事故对公众的危险相当小”。 “如果考察100个类似的工厂, 那么,发生一次引起10人以 上死亡事故的机率每年是3万分之一。 至于1000人以上死亡的事 故机率, 则是每年100万分之一。有趣的是,这个估计与流星击 中美国中心地带并造成1000人死亡的机率完全一致。” 这是又一次保险,只要它可信的话。但是,一个完全根据逻辑技术、根据纯粹 理性的事故风险估计,能有多少可信性呢? 1975年3月22日, 即拉斯马森小组润色那份著名报告的时候,亚拉巴马州布朗 费里的两座核反应堆被迫紧急关闭,原因是中心控制室下面的电缆集散室的墙壁起 火(核反应堆通到中心控制室的电线都集中在那里)。当一个电工点着蜡烛检查那 里的漏洞时,不慎燃着了他填在墙壁上的塑料泡沫绝缘体。大卫·丁斯莫尔·科米 在一篇题为《布朗费里事件》的文章里,细心地描述了这个事件。下面的摘录生动 地描绘了当时发生的情况, 其中的引文来自就此事故给原子能委员会(NRC)的预 备性报告: “‘D递给我手电筒, 我试着用它把火打灭。这没奏效,我 又试着用洞里的破布把火闷住。这也没起作用,我们就拿开了破 布。有人递过来二氧化碳灭火器,它有一个管子刚好能伸进洞里 喷射,但仍然没有扑灭火;我们不得不把它撤回墙里。然后,我 又用了干燥化学灭火器和别的灭火器,都没有把火扑灭。’……” 查找火警电话号码又耽误了一会通知别人的时间。…… ‘控制板上的指示器明晃晃地乱闪,然后暗下去,最后熄灭 了。 若干警报出现了,9-3号控制板下面冒出了烟,它是机芯紧 急冷却系统(ECCS)的控制板。操作者关闭了机器,这个决定只 是不必要地使它们重新开始。’…… 12点55开始,控制和动力电源切断了;一单元机芯紧急冷却 系统和其他反应堆关闭系统也没有了电源。正常给水系统失灵了; 高压ECCS失灵了;反应堆核心喷射系统失灵了;低压ECCS失灵了; 反应堆核心隔离系统失灵了。最后,告诉控制室反应堆运行情况 的检测系统也失灵了。…… 正常或紧急低压泵都没有开动起来,……所以要用冷凝调压 泵来临时对付。…… 两个反应堆的保护系统和中心检测系统在反应堆停止运行后 也立刻失灵了。大多数反应堆水准指示器也不起作用了。控制测 杆位置指示系统停止运行了。 下午1点21分,特种计算机也出毛 病了。…… 弄得更混乱的是,PAX电话系统在1点57分出了故障,使控制 室有几个小时无法与外界通话。…… ……一个换班的工程师试图开动卡多克斯系统,以便使电缆 集散室充满二氧化碳,从而把火扑灭。他发现电工已经故意把发 动卡多克斯系统的电力系统弄得不起作用了。 ……他终于接通了电源,但当汽体吹进控制室时,卡多克斯 系统也完了。……‘控制室里浓烟密布,工程师等人被呛得咳嗽 起来。……显然,除非通风,否则必须马上撤出控制室。’ 关上二氧化碳系统后,不再朝控制室里灌烟了。可是,电缆 集散室的火仍然没有扑灭。…… 电缆一直烧了6个小时, 因为尽管亚拉巴马消防局的专业消 防人员1点30分就从阿森斯赶到了现场, 但工厂雇员一直都在灭 火。阿森斯的消防负责人指出: ‘我告诉[工厂主管]说,这不是电力失火,能够而且应该用 水扑灭。 因为二氧化碳和化学干燥都不起作用。……大约下午6 点,我再次建议用水。……工厂主管终于同意了,他的部下20分 钟之内就把火扑灭了。’ 即使作出了用水灭火的决定,还有更多的困难。由于没把水 龙带从水龙架上完全移开,到达管口的水压不足。但救火者不知 道这一点,他们断定喷管有毛病。他们从阿森斯消防局借了一个 喷管,‘但这个喷管的螺纹不合适,无法安装到水龙带上’。” 这只是科米报道的布朗费里事件中一个卓别林式的小插曲。还有一些重大事故, 如600英尺高放射性气体释放到航空警报灯失灵,没有检验危机时期的放射性气流, 直到危机结束都没向当地行政长官通报,直到两天后才向当地民防协调人(负责公 众通报疏散)通报。各个管理官员之间谈话的电话记录,可以作为对整个事故的恰 当注解。 “……以下段落摘自田纳西河流管理局原子能生产分局主任 J.R.卡尔洪与布朗费里工厂的H.J.格林在下午7点47分的谈话: ‘格林:我接到了电话,沙利文、利特尔等原子能管理委员 会的检查员已经动身,今晚就会到这儿。这样,我们的一切麻烦 都没了。 卡尔洪:(笑)他们会帮你把一切都弄好的,我可以肯定。 格林:我们可能也有违反规定之处。我们的记录保存得不多。 卡尔洪:(笑)没问题! 大约晚上9点, 卡尔洪给弗兰克·朗打电话,后者正在亚特 兰大的美国原子能管理委员会第二区办公室里。…… 卡尔洪:……我们现在只能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一场灾难。 朗:噢,对。 卡尔洪:你知道,你要谈论电缆集散室的失火情况,就会真 地碰上难题。 朗:我差不多能左右一切。 卡尔洪:对,你知道,两个单元经过同一个房间。这个房间 是两个单元共用的,正如控制室是两个单元共用的一样。 朗:不必多说了。’” 正如给原子能管理委员会的报告指出的,那个工厂有两年多的时间都用蜡烛探 测漏缝。与对电工的判决相反,电工知道塑料泡沫会燃烧。实际上,大火发生前两 天就有过一次类似的起火事故,不过立刻扑灭了。工厂管理部门得到了这件事的详 细报告。 我们再回头看《拉斯马森报告》就会发现,它谈的事故(如布朗费里事故)的 可能性有点奇怪。看看两种用途相同的反应堆的“主要事故系列表”就会明白,一 种反应堆有22种事故系列,另一种反应堆有28种事故系列。尽管列举了布朗费里发 生的某些失灵,如核紧急冷却系统失灵,但《拉斯马森报告》没有一处提到电缆集 散室失火的可能性,没有提到控制室充满烟雾的可能性,更没有提到多种失灵同时 发生(象实际发生的那样)的可能性。“同样失灵”——由同一事故造成的多种失 灵(正如布朗费里发生的戏剧性事件一样),在报告里被想当然地作为事故的说明。 但不知何故,他们似乎丢掉了统计数字和逻辑。报告说,“一般说来,单个系统失 灵的可能性支配着事故系列失灵的可能性,而单个元件失灵的可能性又支配着系统 失灵的可能性”。然而,在布朗费尔,可以说,每个能够失灵的系统几乎都失灵了, 至少有一个反应堆危险地接近于熔毁。若要出现熔毁,就会使放射性气体危及未经 疏散、毫无戒心的人民。对那些说“对,但反应堆没熔毁,没杀死一个人”的人, 我们只能回答说,由错误引起的滑稽喜剧之所以没有变成一场灾难,不是因为人类 的深思熟虑或预谋行动,而是因为碰上了好运气。 原子能委员会后来发表的50000份内部文件(根据“情报自由法案” )不只是 证明了《拉斯马森报告》的可疑。根据德博拉·沙普利发表于《科学》杂志上的文 章,原子能委员会之所以选择了拉斯马森,“乃是因为它把拉斯马森看作原子能的 ‘朋友’。而且,鉴于拉斯马森最初提议在马萨诸塞技术研究所从事这项研究,委 员会希望在原子能委员会总部里进行这项研究,以便密切注视它的进展。”沙普利 引用了给原子能委员会成员的内部备忘录: “我们搜集的资料应该……有助于增强读者对原子能委员会 在保证高质量的产品和高度安全活动中所起作用的信赖,它不应 该引起无法回答的问题。” 人道主义者不能容忍无法回答的问题。 此外,对报告的某些评论——对报告的方法论的批评,看来是被压制下去或被 忽视了。沙普利描述了马萨诸塞技术研究所丹尼尔·克莱特曼的一种批评意见: “克莱特曼写的评论包括某些应景式的赞扬,但主要部分是 严厉的批评。对某些事故可能性的概率计算方法‘导致了愚蠢、 复杂……和错误’。描述结果的方法使这些结果比它们本来的样 子更‘惊人’。例如,他利用同样的资料计算出了机芯熔毁率, 结果是:150座反应堆在20年里,‘每5年就有一座熔毁’”。 我列举了这些细节,是因为读者和我所受的教育相同,在这类复杂的情况面前, 都只承认“事实”、“证据”和“理性的分析”。我们期望如此,但没有一个是必 要的。我们无需布朗费里或“情报自由法案”来告诉我们《拉斯马森报告》是有害 的、骗人的。常识告诉我们,没办法预言能够发生于任何系统的每个可以想象的事 故,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对任何现存的或以往的系统作出完全的定义。(克劳斯已 经告诉了我们这一点。)许多事情不在理性分析之内——电工拿蜡的方式,无经验 的救火者没有全部展开水龙带的倾向等等。就《拉斯马森报告》来说,它除忽视了 绝缘材料的危险以及其他火源的危险外,还低估了地震危险,并且根本没考虑到故 意破坏的可能性。这一点也没让《拉斯马森报告》的作者不安,他们有逻辑万能这 个信念的保护。他们说: “虽然无法证明这项研究已经考虑了可能增加公众风险的一 切事故系列,但用来识别可能事故系列的系统研究方法使得遗漏 某种重要事故,从而极大地改变整体风险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从理论上不能判断被遗漏的事情是否重要。怎么能估计一个未知事件的 可能性或后果呢?即使能够估计,那要多少低可能性相加才成为高可能性呢?我们 再次发现人们请逻辑来做出奇迹,再次发现逻辑也有其限度。 原子能反应堆是由人类建造和操纵的十分复杂的机器。对其保险性的任何明确 保证自然是可疑的。每星期的新证据都增加了我们对原子能的怀疑和不信任。不信 任刚好产生于情感,越来越多的人(包括科学家在内)决定抵制原子能,他们根据 的是对原子能的一般忧惧。这是正确的行动方针,其实,《拉斯马森报告》本身就 是对那种忧惧的回答,它本身的存在(不管其内容如何)就是一个危险信号。原子 能不但是一个未知事物,而且是一个强大的未知事物。它强大的原因在于其潜在后 果和现实后果巨大无比,在于这些后果流布广泛,在于这些后果和影响持久不消, 在于这种影响消然默声(放射性看不见、闻不到、摸不着,它造成的癌症和遗传疾 病要过一两代才能发现)。这种能源只是增加了我们对未知事物的忧惧,而我们的 害怕又是有道理的。在前一章里,我把惧怕承认不可知的存在描述为人道主义的新 撒旦。但是,不可知事物的确存在。与其把情感浪费在焦心地否认显而易见的事实 上,倒不如把惧怕用在正经地方。有必要承认我们的知识之外存在着某种东西。如 果惧怕这些未知的东西是恰当的,那我们就应该直截了当地、公开地惧怕它们。 经过若干年有选择的近亲繁殖,实验室老鼠失去了它们野生亲属所具备的大部 分情感能力。它们温顺、文雅、胆大;我们甚至能从解剖学上看出它们的肾上腺比 野鼠小。肾上腺是帮助动物应付压力的器官。这些鼠在实验室外活不下去,但这不 成为问题,因为没要求它们这么做。在实验室里,它们常比野鼠更好地完成实验, 因为它们情感较少——侵略性较小和担心不多。如果我们要想变得象实验室老鼠一 样,要想打破我们具有的情感与理性间的任何平衡,那么,我们必须首先确定,我 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一个受控的、可预言的、类似于实验室的环境。我们肯定做不到 这一点。 因此,对原子能适当与否的争论,为我们提示了情感的用途。当然,并非一切 情感都有用,理性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帮助我们筛选它们。正如心理分析专家早就 知道的那样,我们能够合理地、分开地决定是否让一种情感支配我们的行为。我们 能够平衡情感与理性。那些善于完成这个艰难工作的人,已经达到了人类活动的较 高层次。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相互联系的,因为当我们支持理性程序的事实材料较 多时,我们对情感的依赖就较少。不过,这只适用于相对有限的情况,在这种情况 下,理性能够把握一切必要元素。但是,情感是必要的,而且在较为广阔的联系里, 情感还更为灵敏。情感是一种整合和概括现象。例如,它告诉我们的失业情况超出 了人口统计局掌握的情况。《拉斯马森报告》那个例子证明,这不是不可知论的态 度。在理性王国之外,还有别的王国。这些王国的恰当称号是“超理性”的,而不 是“反理性”的。《拉斯马森报告》结尾有一段题为“现实主义与保守主义”。我 看可以公正地说,这种“现实主义”的意思就是把探索活动限制在某种范围内。在 此范围内,理性自己看来就能提供一切答案,这既不现实又不可靠。 还有许多别的例子也说明,感情已经被证明是行动的最好指导。我只能引用几 个例子,有些极为有趣的例子与农业实践有关。据生态学家D.F.欧文说,非洲热带 地区的农民常常很不愿意大量除去田里的杂草,甚至不愿意出力消灭庄稼上明显的 虫害。这种态度与一切理性的论证相对立。 “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塞拉利昂人把一些刚长出新子叶的桔 苗移植到户外。几乎每个幼苗上都有一个蝴蝶幼虫,这种幼虫很 快就会长大,毁坏树苗。当我指出这一点时,那个人说他要找人 弄死这些幼虫,但他一点也不着急。虽然他能够理解我对他的种 植物的关心,但他不担心幼虫造成的损害。” 假定“原始”人在做任何事情时都很明智,乃是十分愚蠢的。那个人也许是一 个不中用的农民。不过,欧文和我都不这么看。正如欧文指出的,那个人生活在一 个很容易生长大量食物的地区(尽管有虫害),这个地区的农民都种植许多种类的 作物,以便随时都有可以收获的东西。因此,杀死害虫是完全不必要的。我愿意进 一步指出,欧文说的是几乎每个树苗上都有一只幼虫。是不是某些无虫树苗有点让 虫子讨厌?是不是迟钝的进化智慧认为费劲地杀死蝴蝶幼虫不值得?很有可能。同 样的话可能也适用于不愿除去杂草的奇怪现象。欧文说: “现已证明,在某些环境里,要是让一些杂草与作物一起生 长,就能增加英国卷心菜的产量。这是因为杂草为各种捕食害虫 的生物(昆虫和蜘蛛)提供了栖身之地,使它们能捕杀卷心菜上 的害虫。……非洲农民之所以一般不特别费力去清除杂草,可能 是因为他们已经通过尝试和错误发现,让杂草自然生长,反倒会 增加作物的产量。” 杂草在农业上的另一个用途是为昆虫提供食物,否则,昆虫就会吃农作物。现 代农业刚刚开始重新发现这个原则,例如,加利福尼亚有些农场为了把害虫诱离玉 米这样的农作物,种植了“圈套作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若问非洲农民他这 么对待害虫和杂草的理由,答案很可能是一种感情,一种认为没有必要消除害虫和 杂草的感情,而不是一堆观察资料及与之相关的逻辑推论。 非洲大商业农场实行理性的杂草和害虫控制时,结果常常十分有趣。例如,欧 文谈到了咖啡场的情况。在那里,给咖啡树根加上落叶覆盖物和喷洒铜杀真菌剂, 使咖啡树叶的质量变得极好,以至竟引来了一种以前无足轻重的害虫,即一种其幼 虫叫做咖啡潜叶虫的蛾子。用农药控制潜叶虫的爆炸性繁殖,效果并不理想。而这 还有后遗症:另一种以前无足轻重的咖啡害虫(绿尺蠖)身上的自然寄生虫被杀死 了,而害虫本身却没受用来对付潜叶虫的农药的影响。滴滴涕可以杀死绿尺蠖,至 少可以暂时杀死它,但我们知道,滴滴涕会促进粉蚧和网蝽这类害虫的数量膨胀。 可是要不控制绿尺蠖,它们除了会吃大量咖啡树外,还会引起真菌枯萎病,损坏植 物组织。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理性之果将留下苦涩的回味。 美国也有类似于非洲农民的情感态度。反对食用食物中的合成有机物,就是这 样一种感情。尽管由绿色植物(或动物)合成的化学有机物与工厂合成的有机物之 间没有逻辑的、明确的区别,但上面那种感情仍然迅速蔓延开了。这种感情坚持认 为两种有机物是大不相同的,而用来解释这种感情的最好的理性论证是:我们与植 物共存了几百万年,体验了植物化学制品的全部作用,但我们根本没时间理解我们 自己制造的化学品的全部作用。对《拉斯马森报告》中提出的全部理由来说,这种 对待化学残渣的感情是有益的、合适的。例如,玉米地里普遍都喷洒除草剂,以消 灭杂草。其中有些药剂进到了玉米的食用部分。而经过认真的检验,说明除草剂中 有致癌因素。没人看到这一点,人们同意普遍使用除草剂。不过,1976年,有人已 经看得远一些了。他们发现,玉米里的除草剂可以通过新陈代谢转化为致癌化合物。 现在,由于人们长期使用除草剂,以致要从市场上清除除草剂的话,必得经过一场 艰苦的战斗。农业上常用的杀真菌剂和用来保存熏肉的亚硝酸银钠,情况也类似。 事实证明,杀真菌剂和亚硝酸银钠经过普通的烹调热度,都能转化为致癌物质。没 有什么理性的方法——“事故世系图”或“失误世系图”能够事先预言这些事情, 我们只是偶然发现了它们。同样,我们之所以发现男人接触很少一点二溴氯丙烷农 药就会阳萎(甚至化学物品售货员也如此),乃是由于一家生产二溴氯丙烷工厂的 两个工人午饭后聊天,碰巧谈起了他们在履行丈夫职责时的困难。请先考虑一下, 还有多少食物中的化学残余没被我们发现或不会被我们发现,然后再反思情感的价 值吧。 为各种损害我们的发明辩护的人所用的论证,与《拉斯马森报告》支持者所用 的论证相同。那个报告限制了分析和探索原子能真正影响的范围。他们弄出一大堆 经过挑选的资料和统计数字,以便创造出一个有限的、人为的、唯有逻辑才能起作 用的环境,并在这个弹性无限大的构架里规定“可接受的风险”的界限。例如,化 学家特雷费·A·克莱茨在一篇可接受的风险的文章里指出, 英国化学工业重大事 故率“若不包括费利克斯伯勒, 大约是4;而若把费利克斯伯勒平均到一个10年周 期里, 则大约是5”。但为什么要把杀死了28人的费利克斯伯勒尼龙厂爆炸事故排 除在外呢?因为发生爆炸的房间不是有力的物证吗?因为未经许可贮存了25万加仑 易燃化学品吗?因为它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吗?英国下院议员塔姆·戴利埃尔写道: “爆炸的戏剧性图景令人终生难忘:在高温作用下漏出的环 已烷形成了大片烟云。不光是化学工业的经理,而且还有无数生 活于极其复杂的化学世界的人们,不管他在格兰其茅斯还是在坎 维岛,在杜伊斯堡还是在克利夫兰、俄亥俄,他们的最初反应都 是:‘若无上帝的恩典,我们就到那儿去了!” 我只能猜想,费利克斯伯勒可以算在重大事故率之外,原因是它没被看作是一 次“普通的”或“常规的”事故。换句话说,那些惊人的事故在统计范围之外,它 们动摇了理性对自己理解偶然事件的能力的信任,因而应该被忽略。 一个记者评论说,这次爆炸是“尼龙的代价”。克莱茨在评论这个评论时发现, 生产尼龙比生产较老的棉毛织品风险还小。不消说,他的简要分析仅仅比较了尼龙 工业的事故率与农业生产的事故率。他忘了人类为生产用于尼龙制造业的石化产品 而付出的代价,忘了巨额电力要求人类付出的代价,忘了这些工业造成的污染对周 围居民的损害,以及其他包括在“情感”观点之内,但在纯粹理性分析范围之外的 代价。我只能强调指出,想使一切现代决策都成为“合理的”和“客观的”这种铤 而走险、自私自利的企图,会使我们在大多数重要的生存领域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 位,并会导致荒谬的结果:它担保说,帮助我们决定未来的情感只是隐藏在公众观 点深处的东西。 ※ ※ ※ ※ ※ 理性思想方式受到的奉承要不是遇到了强烈的抵抗,还会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不 断增长。有些抵抗不是循规蹈矩的,它们或者导致粗暴地批评合理性的事物,特别 是科学;或者导致接受非理性的科学赝品,比如占星术。占星术特别令人感兴趣, 它标志着人类本性的情感方面正在恢复力量均衡(巨大的预言力量的均衡)。它似 乎想不依靠沉闷,严格的科学方法而使感情变得更科学、更合理。 不过,对那种孤傲的合理性的批评,要比对占星术的批评更严厉、更有毁灭性。 C.S.刘易斯1946年发表的科学幻想小说《那骇人的威力》是一种较早的批评。尽管 其中包括大量刘易斯个人的基督教哲学,但这本书主要是一种警告,警告有一种那 时刚开始得到充足动量的趋向。这种趋向就是运用理性,从生活的重要方面,尤其 是从现有科学活动里驱除或贬低道德考虑。刘易斯看到的这种趋向越来越成为人类 力量的主要源泉。刘易斯小说中的反面人物,几乎都加入了一个半官方的科学研究 机构,即著名的“国家协调实验研究所”,撒旦的化身。它最后被那种可以称为纯 粹道德力量或精神情感的东西摧毁了。这一点极恰当地由“国家协调实验研究所” 中语言意义的完全瓦解实现了。同时,附近地区的地震也起了有益的作用。 《那骇人的威力》写于美国和英国研究机构真地类似于“国家协调实验研究所” 或“埃奇斯托学院”之前若干年。后者是一所虚构的学院,它想使自己隶属于前者。 就此而言,刘易斯显然是个预言家。只是是注意和关心这种不断恶化的趋势的人, 都会带着同情和愉快的感情读那本书。我相信,刘易斯对邪恶的描写比他对救治方 法的预言更为出色。正象书名提示的那样,他被纯粹理性的巨大力量吓住了。这种 畏惧(也许由于是他的早期作品的关系)使他无法看到理性固有的内在弱点和限制, 这正是我试图去描述的。理性的雄心有可能为一种道德情感力量所打倒,但理性组 织似乎更有可能自动倒塌。刘易斯式的结局虽然很激动人心,让纯粹理性的受害者 高兴,而且一般说来破坏较小,但这种结局不必然是很现实的。 由于刘易斯从道德上反对现代合理性,所以他看不到任何折衷的可能性,但折 衷的观点是可能的。其实,有个生物学类比就模糊地指出了这种可能性:有某种神 经纤维把新脑与老脑联系起来。这样的类比常常是错误的,我不想多说它,但大自 然确实设法把理性脑与情感脑联系起来了。我们思想和行为的经验每天都在告诉我 们这一点,但提醒一下并无害处。我在本章一直集中论述心灵两个要素之间的二分 法,因为人道主义夸大了两者的裂缝,害怕情感,疯狂地崇拜理性。真正的二分法 是:冲突永远是我们本性的一部分,但有时也可能有和平的综合。我们必须养护、 促进并实践这种综合,即使仅仅把它当作一种自我保存行动。 罗伯特·皮尔西格是综合的最伟大的代言人之一。他的著作《禅宗与摩托车保 养技术》极其动人地请求恢复情感在二元统治中的正当地位。尽管他用的术语—— “浪漫”传统和“古典”传统——不同于我的“情感”与“理性”,但我相信我们 指的是同样的基本性质。皮尔西格认为,抵制人类浪漫本性的活动,可以追溯到西 方思想的早期(有文字记载的),追溯到柏拉图。柏拉图首次提议分离并抬高古典 传统。到了亚里士多德,则巩固、加强了古典主义,把它形式化,同时,他还完成 了拒绝和不信任浪漫精神的工作。皮尔西格书中的主角斐德罗描述了这种傲慢、狂 妄行动的不可阻挡后果: “斐德罗想起了从梭罗开始的路线:‘你永远得不到你失去 的东西。’现在,当他获得了根据辩证的真理理解和统治世界的 威力时,他才第一次发现,人们失去的东西多得难以置信。他们 建立了一个科学帝国,能够把自然现象弄成他力量和财富之梦的 巨大表现。但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丧失了一个同样巨大的知性 帝国。这种知性应该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成为世界的敌人。” 在皮尔西格看来,我们必须回到智者哲学,回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 德传统的哲学反对派那里;我们必须重新学会正确评价他们的存在整体概念。皮尔 西格综合的主要方面是“优质”观念:当浪漫传统和古典传统得到恰当混合时,就 会达到“优质”。他举的主要例子是一辆摩托车的维修过程。人们可以只用零件、 机器、草图和说明书来修好一辆破车。但是,要想修理得很恰当,使修复后的车子 耐用,使车子恢复全部功能,就需要某些更多的东西,需要有把摩托车当作一个存 在物,当作某种超出零件表和设计图之外的东西的感情。优秀的机修工都有那种感 情,但大多数机修工没有,在这儿没有自我欺骗。皮尔西格知道,纯粹的浪漫主义 者根本修不好摩托车,他们是理性统治的世界里的被放逐者。然而,理性需要浪漫 主义者,就象浪漫主义者需要理性一样。缺了哪种,都不会有“优质”。因此,两 方面都要相互理解、相互宽容。例如: “‘其实,心灵的宁静根本不是表面文章’,我说。‘这是 事情的全部。……我们所谓机器的可使用性,正是这种心灵宁静 的具体表现。最后的检验标准永远是你自己的宁静。如果你操作 机器时没有那种心灵宁静,那你就可能把个人的问题加到机器上 去。 实际观察对象本身(自行车或烤肉店)没有好不好的问题。 分子就是分子,它们不遵守任何道德规则,除非人给它们加上道 德规则。检验机器的标准就是它让你不满意。没有别的标准了。 如果机器引起了平静,它就好;如果在机器或你的心灵改变之前, 机器一直打扰你,那它就不好。’” 这些话同样适用于原子能反应堆。 除皮尔西格外,还有其他人也从时间上追溯了情感和理性之间可怕的分裂。我 在前面指出过,芒福德早就意识到了柏拉图思想的恶劣后果。此外,芒福德还注意 到了后来的这类思想。他在《力量的五边形》一书里提出了科学时代(完全拒绝情 感的时代)的准确观点。 “其实,伽利略犯的罪比教会控告的严重得多。因为他的真 正罪行在于,他不只用一堆教会的教条和理论,而且用全部的人 类经验去换取一小部分东西,即能在有限时间内观察到,能根据 质量和运动来估价和解释的东西。同时,他还否认直接现实的人 类经验的重要性。其实,科学自身只是这种经验的一种精致的思 想派生物。伽利略把现实经验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主观领域, 即他想从科学里驱逐的领域;一部分是客观领域,即理论上在人 的视野之外,但通过严格的数学分析可以认识的领域。他这样做 时,实际上是把意义的文化积淀看得无足轻重。但正是这种文化 积淀才使数学(它本身是一种纯粹主观的抽象)成为可能。” 按照皮尔西格和芒福德的说法,人们惘然了,是否现代高速发展的各个科学领 域也大多失去早先较为全面的理解了呢? 与B.F.斯金钠对历史的评论相反,这样研究拒绝情感的历史对理解现代事件是 极其重要的。除此之外,就是对情感与理性的理解,这一点正是皮尔西格的主要贡 献。要是出现和解的话,皮尔西格的作用将是十分重要的。 并非只有皮尔西格才相信“优质”产生于情感与理性间的相互联系。长期以来, 西方宗教就包含着这种观念的成份。例如,犹太教的主要支柱《律法书》,就是由 两种同等必要、完全交叉的成分构成的。《五经》代表情感或精神成分,而《哈拉 卡》则来源于口传的形式规章、法律、仪式和习惯,是一种解释、整理《五经》精 神的理性逻辑体系。基督教里也有类似的关系。天主教哲学家和神学家雅克·马里 坦说: “正如优雅与自然分不开一样,信仰和理性也是分不开的。 人们有时倾向于忽视这一点(过去很经常。有些前辈象我们一样 笨,他们一度对两个概念作出了可靠的区别,把它们放到各自的 席位上,并认为把这些概念从各自的席位上拉起来,使之互相包 容,是过分麻烦的事情)。 不管我们许多人和我们的前辈有多么笨,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而这也就是生活:存在着不分离的区别。 理性有它自己的王国,信仰也有自己的王国。但是,理性可 以带着需要请教的问题,带着想要发现真实的内在秩序的欲望和 对智慧的渴望,进入信仰王国。这正是神学里出现的情况。信仰 也可以进入理性王国,它给理性王国带来了光明和真理的助手, 这个助手更为优越,能把理性的位置提高。这正是基督教哲学里 发生的情况。” 在当代人道主义者的论著里,经常可以看到他们为“情感”、“同情”、“人 类需要”、“洞见”等等说的好听话,但不知怎么弄的,在人道主义世界观里,理 性总是支配力量。这不是达到综合的道路。因为我们只有不断有意识地清洗思想, 清除所有蔑视我们本性中非理性成分的痕迹,才能达到一种有效的综合。情感是生 活的重要部分——愤怒、爱、恐惧、愉快,是日常存在的本质部分,是我们用无数 死亡和大量悲剧换来的与生俱来的东西。若与情感充分合作,理性至少有可能帮助 我们生存下去。若不合作,就一点可能也没有。在一篇题为《灾变的渐进论》的文 章里,奥威尔以他特有的坦率和简洁谈到了这种情况。“实践家把我们引向深渊, 而知识分子对权力政治的承认,首先消灭了道德感,然后消灭了现实感,从而使我 们快速走向深渊。”那么还有道德价值残存下来吗?我相信有。现代驳斥利他主义 的活动、对自私自利的颂扬、对成本和利润的分析的神化,都是理性胡作非为的例 子。它们是短期智慧,产生的结果毫无价值。现在是重新审问理性的时候了,我们 最好由《马太福音》上的问题开始:“你们有谁能靠吸收思想而长高一腕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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