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永恒与不死 自苏格拉底式学派政治思想的兴起以来,“思想着的人和行动着的人便开始有 所分离”,世上从事活动的种种样式和以沉思为顶点的纯粹思维,这两个方面与人 类两大核心关怀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彰示。然而,当哲学家们发 现——很可能是苏格拉底本人的发现,虽然无以证实——政治王国并未理所当然地 允许一切人类的更高层次活动时,他们立即假定这是一项更高的准则以替代城邦规 则,而不认为是一种已知之外的其他事物。要辨识这两个不同的,甚至互相有所冲 突的原则,追溯永恒与不死之间的区别,是一条虽为表浅但最为近便的途径。 根据希腊的理解,不死是指一种时存性,是自然和奥林匹亚众神在世所具有的 生命不死。在自然轮回往复与诸神长生不老的后景对面,是生命有限的人类。人是 处在一个不死的、但非永恒的天地中的唯一凡者,他不受永恒上帝的统治,而只是 面对诸呻的生命不死。如果我们信奉希罗多德,那么就应把这两个原则之间的差异 归因于希腊式的自我理解,而不是哲学家们的概念表述,因而也不是奠定这一概念 表述基础的希腊所特有的不死体验。希罗多德在研究亚细亚的信奉和膜拜上帝的形 式时明确指出:与这一超凡的、超越时间、生命和天地万物的上帝(即今天所讲的 上帝)相比,希腊诸神是拟人化(anthrspophyeis)的,是与人类同质同貌的。希 腊人对不死的关注,来自于他们有限的个体生命与自然和诸神的生命不死相共处的 体验。镶嵌于一个万物皆为不死的天地中,生命有限成为人类存在的基本特征。人 属于“凡者”,并且是唯一存在的凡物,因为人与动物不同,人并不仅仅作为类的 成员而存在,而且这个类是通过繁衍来维持其生命不死的。人赴死的宿命在于个人 生命本源于生物生命,从生到死就是一个可知的生命历程。个人生命处于直线式的 运动过程之中,可以说,这是对循环不断的生物生命的一种中止,体现了个人生命 的特殊性。生命有限的凡态即是:在运动着的万物周而复始的天地中,沿着直线运 动。 凡人的使命及其潜在的卓越之处,在于其能够创造事物——工作、行为和语言, 这些事物过去确实应该是、现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永恒地在家的;据此,凡人 可以在一个万物不死的宇宙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凭藉在不死的行为方面以及远 离身后不朽的行迹方面的才能,人们获得了自身的生命不死,证实了自身的“神” 性,而他们个人生命有限的凡态则消退了。人类和动物的界分正是人类自身的特点 所在: 只要是真正人类的, 才是最优的(ar istoi),即总是被证实为是最优的 (aristeuein,这是一个在其他语言中找不到相应表达的动词),其“倾向于不死 之誉而非凡物”;其他的则生死如动物,满足于一切令其自足的快乐。这还是赫拉 克利特的观点,囫这一观点在苏格拉底后的哲学家那里就很难找到了。 如上文所讲,是苏格拉底本人还是柏拉图发现了永恒,并将它作为严格意义上 形而上学思想的真正核心,这是无关紧要的。作为一名大思想家,苏格拉底的一个 可敬之处是他不大喜欢把自己的思想诉诸笔端,这对他十分有利;因为很明显,一 个思想者即使对永恒再专注,但当他坐下来提笔之际,他的大部分注意力已经不在 对永恒的思考, 而已转移到了对永恒的描述上。他已进入了vita activa,并且选 择了其永恒和潜在的生命不死的方式。有一件事是明确的:只有在柏拉图那里,对 于永恒和哲学家生命的关注是与对生命无限的谋求、 公民生命的方式以及vita activa有着本质性的冲突与矛盾的。 哲学家的永恒体验,即柏拉图所谓的“不可说”(arrhEton)、亚里士多德所 说的“无言”(aneu logou),以及后来似是而非地集中表达了这一思想的“当下” (nunc stans),都只能存在于人类的事务领域及人的群体之外,正如我们从柏拉 图的《理想国》中所了解到的洞穴隐喻那样,哲学家把自己从束缚自身与他人的桎 梏中解救出来,并完全“独自一人”离开洞穴,既无人相伴,也无人相随。从政治 的角度讲,如果死亡和“远离人群”是同义的,那么永恒的体验也将是一种死亡, 唯一的区别在于“远离人群”并非是最终的,因为没有哪一种生物能持续任何时间 段的永恒体验。 这恰恰就是中世纪的“vita activa”与“沉思”的区别所在。既 然一个人自身内部通过语言所进行的思维活动,已非常明显地不足以表达这种体验, 反而会干扰和损坏这种体验,那么,同生命有限的体验不同,永恒体验是与任何活 动毫无共同之处的,也不可能转换为任何活动,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和所有与生命有限相关的其他看法不同, Thesria或者说“沉思”是用于表达 永恒体验的一个词。哲学家们对不死的甚至永久的城邦机会提出了明确的质疑,这 或许有助于他们发现永恒,而这一发现所带来的冲击又是如此之强烈,以致于他们 只得把所有谋求不死的努力都当作自负与虚荣加以蔑视,这使哲学家们置身于古代 城邦及其所宣扬的宗教的公开对立面。然而,相对于谋求不死的种种努力,关注永 恒的最终胜利并非归因于哲学的思考。罗马帝国的衰亡清楚地证明,没有任何凡人 的工作能够不死,而与此相应,有关永恒的个人生命的基督福音兴起并发展成为西 方人唯一的宗教。 任何谋求在世不死的努力都是徒劳不必的。 它们如此成功地使 vita activa和bios Politiko s成为沉思的陪衬,以致于现代世俗化的兴起及随之 而来的行动和沉思之间的传统等级序列的倒转,都不足以从漠视中拯救对不死的谋 求,这一生命不死曾经是vita activa的核心和源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