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甲午百年祭:教育兴国梦》 中国人民悲壮、惨烈的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全世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 大战胜利五十周年,同时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 致使国运每况愈下、一蹶不振的一百周年,接踵而来。回顾那段不堪回首的近代史、 翻阅日寇屠杀、蹂躏中国人的一桩桩惨绝人环的惨案,痛定思痛,更应深刻反醒我 们民族在自身发展中缺陷和不足,寻找出悲剧的根源所在,才是今天祭年的真正意 义。 一、明治维新:典型的教育革命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即位,开始了改变日本整个近代史,使之第一个摆脱被动 落后的东亚世界加入西方列强,并在其后的民族发展历劫不败、长盛不衰,成为其 国运之关键转折点的“明治维新”运动。而实事上,这场运动的实质就是一场货真 价实的“教育革命”。明治维新最初的纲领性文件《五条誓文》、《政体书》,其 中心思想就是引入西方文明文化、倡导全面“普及义务免费教育”和向世界全面开 放的“文明开化”。明治二年,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思想家之一福泽谕吉,发表震 撼日本朝野的教育宣言《劝学篇》,深究“欧罗巴州”之所以成为“富国强兵天下 之首,文明开化之中心”的根本原因,一针见血地总结到: “普及天下之教育,修德谊,开智识,尽文艺技术之美;城乡无别、诸方建学 设校, 凡不知几千 之数;彼产业廉美,商贸繁昌,兵备齐整、武器充足,究其万 世太平之源,则在:使其务实固本之学问,之枝开花结果矣!(1)” 正是在这样的建国宗旨下,自日本明治政府成立,便主动从根本性的文化、教 育领域向西方学习,颁布《日本国民教育法》,实施近代世界各先进国家的“强制 普及义务教育”制度。 日本自明治初年开始大幅提升教育经费,在全国城乡普遍广设学校、课堂,以 各种各样的形式办学,强制普及全国学童免费义务教育;强化成人教育;开办职业 培训;派出大量留学生;引进外国科技、教育人才;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内,赶上 欧洲一两百年的近代发展历程,全面提升了其基本国民素质。其开放的文化也更容 易接受西方思想,日本著名思想家加藤弘之(2) 等人早中国的严复先生十年,开始 在日本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哲学。西方务实的权力哲学和实力主义 则在日本迅速普及,而中国直到甲午战争惨败,才不得不接受“物竞天摘,优胜劣 淘”的道理,但已经成为“被淘汰者”。 日本这种思想开放、教育改革的直接结果,不但为其在世界上迅速掘起奠定关 键性基础,也完整地保住了其原有的民族文化特色(这一点儿与中国形成鲜明对照), 发展了传统文化潜力,使之更加发扬光大。 二、教育滞后:导致洋务运动失败 而此时的中国虽然早日本十年左右开始兴办“洋务” (最早以1862年曾国藩首 创安庆军械所、李鸿章在上海创建江南制造局为标致)(3),但在至关紧要的国民教 育、文化传播方面依然故我,与日本的“文明开化”的教育革命差之千里,在长达 半个世纪的“洋务运动”中,别说普及国民免费义务教育,即使在全国只有极少数 “富贵子弟”才有机会攻读的“私塾”里,学习的仍是“宋明理学”以及那种日趋 愚腐、空洞和保守的“八股文章”,官僚体系中的人才递补渠道则仍旧依赖于急需 改革的“科举制度”,虽然这一制度曾经辉煌,但晚清年间已腐朽到“不切实务, 以八股取士、以年累官”僵死形式。 当时整个社会基层处于蒙昧状态,无知而自大的“华夷思想”根深蒂固。这与 今日大陆沉浸在梦寐中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极其相似。即使历经鸦片战争和农 民起义几次危机的悲惨“阵痛”,在血腥的现实教育下才孕育出的几位民族精英, 如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和曾国藩、李鸿章、冯桂芬等等,在“同治中兴”时期掀 起的“洋务运动”,由于他们施行的不是日本所发现的那些西洋文明根本性精华: 文明开化的文化之教育,而仅仅是“师夷之长技以治夷”的短期行为,只重视“船 坚炮利、养兵练兵之法(4)”等一些表面现象,简单外在科技。 这实质上只是西方文明的“皮毛”,在顽固腐朽的晚清封建体制的浩海中,怎 么可能扎根、开花结果?皮之不存,毛将附焉?更不能经得住内在本质已经堕落的 晚清社会的浸染和冲击。 可悲的是,大陆至今仍奉为至宝“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僵硬的“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其科学水准甚至远未达到晚清“洋务运动”后期, 开始自由接受西方文化的理论高度。 三、教育差异:中日国运两极分化 教育的落后直接导致80年代洋务运动后期的人才断层,封建腐朽的传统教育体 制不但没有培养出国家极需的重梁之才,反而大步倒退,通过考八股文的“科举 制度”造就出大批象倭仁、李鸿缲、翁同苏那样愚蠢无知,盲目自大的“道德楷模、 国学大师”,这就是那个落后的教育体制下的必然产物----臭名昭著的“清流党人 (5) ”。他们逐渐把国家重新拖入一种对内愚腐保守、顽固不化,对外盲目强硬、 自大膨胀的封闭状态。也正是这种恶劣教育状态的继续,直接导致了洋务运动后期 晚清朝廷“人才空洞”和后来封建复辟的“戊戌政变”的发生,致使中国从此一蹶 不振,开始了更加丧权辱国的悲剧史。 而就在今天大陆上依然存在的邓力群、宋平等蒙昧愚腐、极左僵化的“纯粹的 共产党员”,及意识形态强硬派再次挑拨起反现代化、反世界潮流的“狭意民族主 义”。与“清流党人”竟如出一辙,又一次重温历史的倒退,究其原因,仍是今日 中国落后封闭文化教育的后果,实为民族的不幸。 相应的,在日本明治之初那些维新运动的教育家们,由于成功地推动了教育改 革,国民文化素质的提升,朝野精英人才的云集,迅速把官场上那些“风骨傲然” 的几位“顽固老人”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6) 。“明治维新”开始的全面开放,普 及教育、改良社会的和平革命,与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认识西方文明 的“雕虫小技”的“洋务运动”形成两国现代化道路上的转折点。 自此以后,江户时代以来形成的同文同根的中、日民族开始分道扬镳,走上了 两条绝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也正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差别造成两个民族精神状态的 “极化落差”和心理素质、综合国力“对比失衡”,才最终导致日本有恃无恐地一 再发动野蛮的侵华战争。 甲午惨败:祸在文化教育 1888年欧洲《泰唔士报》这样报道:北洋海军拥有世界上先进炮舰,它们比英 国海军拥有的最可怕的武器----无畏舰上的大炮还要超过百分之十五。“同治中兴” 后的八十年代初期大清帝国首次在“伊犁危机”中战和了沙皇俄国,八十年代中期 福州“马江之战”打败法国。1890年北洋舰队总提督丁汝昌坐镇旗舰“定远号”再 次访日,震撼日本朝野,东京大学校长外山正一对北洋舰队评论到:“亚洲第一舰 队,东方各国无以匹敌----日中乃兄弟之邦,与中国为敌,断不可也”。 然而,正是这一庞然大物,五年之内便彻底葬送在默默无闻的日本海军手中, 致使洪轰轰烈烈洋务运动寿终正寝,晚清自此一蹶不振。这与今日中共貌似强大的 文盲占多数的军队,在世界发达各国早已高科技电子化的军队面前,情境十分相似。 而无论当时国土面积、人口数量都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的日本,其总体国家潜 力、甚至海军武力并不比中国强,为什么它竟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战争并战胜 中国呢?其实这深层的原因就是国民教育差异,和教育造就的基本国民素质、文化 水平、精神状态,以及治国领袖、民族精英、军事将领;在统领才能、先进思想、 战术战略,军事情报等这些最至关重要领域,两国却千差万别,失之千里!号称亚 洲第一武力的北洋水师总提督丁汝昌接受的教育,不同与日本海军军官们留洋西方 学到的现代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而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先造反、后召安、再坐 官”的“草莽英雄”模式的官术。甲午战争战败的惨祸,与这位被历史学家们誉以 “民族英雄”桂冠的“官场名将”的战略畏缩、战术失误、指挥无能、管教混乱是 分不开的。 戊戌变法的始作蛹者康有为写道:“近世日本胜我,决非其将相兵器能胜我也, 乃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实事上,晚清落后的教育与封建文化 正使整个社会蒙蔽在混沌之中,日本军事间谍福岛安大将一看到定远号舰桥上凉着 水手内衣,就断定了这支舰队的必不堪一击,注定将全军覆灭。 戊戌政变:中国再失良机 在“洋务运动”后期,1870年代京师、上海、广州、福州纷纷成立“同文馆” 和“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开始大量翻译西方科学技术和社会思想著 作,当时学术开放的程度远比今日的中国大陆自由。 1895年甲午战败后,“改革教育”更是迫在眉睫,成为举国上下有识之士的焦 点。1902年,吴汝纶接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前,专程出使日本考察学务,而在他归 国前,“出洋学生”们参照日本学制早已拟就《钦定学堂章程》,可见国人自发报 国之热切。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跪爬朝廷,叩头溅血,呈递《请开学校折》大声 疾呼为振兴国家,务必:“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梁启超拟定《京师 大学堂章程》时,言之必称:“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 1907年著名学者张褰(光绪状元)详细考查日本,在其《东游日记》中关于国家 兴盛之道大着笔墨曰:“教育第一,工第二,兵第三”;1901年创刊的《教育世界》 其主编罗振玉开宗明义,以二十世纪为“东西消长最大之机,成败得失,一决于教 育”,依据“日本变法三十年而强”,热望中华“教育果兴,三十年间必为大东强 国!”。翻阅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里的旧藏书,中国“留洋学生编辑所”翻译 的《日本文部省沿革及官制》,记录明治元年至三十二年“教育革命”的大事,菲 页上赫然睹目:“王政维新之初,固首在兴教育----”仿佛看到一百年前,倦缩在 异国大厦角落的中国“留洋学生”双眼中渴望的热泪,依然闪烁未干。 然而戊戌变法只维持了一百天(史称百日维新),就伴随着封建愚蠢的慈嬉太后 发动的宫廷政变(戊戌政变),菜市口“六君子”人头落地的鲜血而成千古遗恨!晚 清帝国和她苦难深重的人民错过了历史给于的最后的机会,事隔五年便被孙中山领 导的暴力革命推翻。1911年的辛亥革命从理论上说是一个进步表现,但事实上却由 于文盲社会的国民素质低劣、文化传播闭塞,把中国引入另一个没完没了的军阀战 争深渊,而暴力革命其实质就不是建设而是破坏。孙中山临终遗言第一句写道:去 一满清之专制衍生无数强盗之专制---- 四、国民素质:中国近代史的悲哀 五十年前的抗日战争也不是历史事件造成的偶然,它是中日近代关系史必然的 继续,使原本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悲惨的近代史,更是雪上加霜。日本能够在普及 教育后高素质的国民基础上,迅速把它的手指捏成拳头,并集全身之力量迅猛出击。 相反仍处于蒙昧、混沌状态的绝大多数国人,因缺乏基本教育、人口素质低劣,则 自始至终呈一盘散沙状态。不提连年内战、军事割据、国土分裂,单举发生在抗日 战争中的一些故事,足以让全世界为之惊愕,并在当时国际间传为笑柄: 在日本为进犯中国“节节胜利,举国上下陷入狂热状态”和十九路军英勇抗击 日军之际,一个日本间谍“记者”,因深入中国营地刺探情报,而迷失方向。无知 的农民们非但不把他擒拿送交政府,反而“丰衣足食、精心护理”他返回日军!另 一个故事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惨杀了三十万同胞之后,一驾日机因飞入中国 大后方屠城而被击落,日军驾驶员在等待束手就擒,被分尸饮血时,当地愚昧的村 民们却前来“问寒问暖叽叽嚓嚓地讨论怎么才能让他飞回去!(7)” 直到今天,中国大陆上从满清到民国再至中共,历经多次战乱人灾、政治运动, 由于教育和人民素质,这些国家民族的基础因素并未现代化,一场场“暴力革命” 实质上又是中国封建传统的“暴民政治”一个继续。却从没有一个政权、从没有一 天,对这些的人民进行过真正的“普及国民义务教育”,全然地让这世界上最大的 一群人,听天由命,自生自灭!就在今日大陆,山西的农民们最感兴趣的两个问题 竟是:今年谁当毛主席?天边在东面还是西面?他们只知道:天下只有中国大!-- ---这实在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 民族兴衰:仰赖家庭教育传统 九五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的罗伯特. 鲁卡斯教授(Robert Lucas),众望 所归,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他获奖前的今年四月份,笔者曾在《世界周刊》介 绍过他“科技(Science And Technology)”发展是经济基本动力之源的观点。诺贝 尔奖评委会品评他获奖独特贡献在于:不但著作等身,更从教育、家庭、及家庭所 属的亚文化(inferior civilization)、潜文化(latent civilization)的社会人文 的角度,揭示出经济学普遍性、基础性的重要的斩新领域,给经济发展模式以全新 的解释。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鲁卡斯获奖的原因,在于他的研究已跨出了狭义经济学, 而进入了一种社会学和教育学的范畴。 在历史学家们千百遍样地追述、重塑世界民族发展史,希望找出最贴切的奥秘 之际,鲁卡斯的经济学研究让人们得以认识:社会基础教育、家庭教育、世俗民族 文化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全面发展的决定性的深远影响。而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 科学技的长期投资、大量绩累决定着这个民族的根本命运! 中国古老的儒家文明一向注重教育,正所谓“万般皆下品,只有读书高”。中 华民族之所以渊远流长五千年辉煌的文明史,与孔子儒家注重教育的先进思想是分 不开的。这种优良教育传统在平等条件下,与外族相比总是出人头地。洛杉矶只占 总人口百分之二的华人却几乎占了加州名校的一半名额,这也就是华人家庭道德和 儒家文明的硕果。东亚、南亚儒家文明远胜过其他文明,使“四小龙”在五十年代 向西方开放后迅速发展。 中西对比:教育是中国祸根 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为什么会陷入如此每况愈下悲剧呢?让我们对比中国近代 政府在“普及国民义务教育”方面,与西方的根本差异。 由于中国天然的平原、自然河流和充沛雨水地理气侯,与欧洲海式的山地、 埃及洪水气侯的区别,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原地区,自始至终都是相对稳定的农业社 会,由此相应衍生的惰性文化与封建关系,也限定了中国文明的局限性。 虽然中国的“科举制度”创立之初要比西方进步好几个世纪,但到明清以后的 近代,这一传统官僚体制不改革就无法适应现代社会进程,但依然丝毫未变。而把 读书与习武人截然分别开来的“文武制度”,使“文官”与“武将”、现实社会、 政治暨往千年的古老文化严重分化脱节。加之中文字繁难解,必须长年累月死记硬 背,使“读书人”在近代是社会的极少一部分。 大众蒙昧的直接恶果形成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特性:文盲社会与暴民政治的历史 循环,近代农民造反和游牧民族争天下时,连传达圣旨的军令状都不会写,千里之 外、几班人马也靠“口传”。欧洲严酷的天然地理条件下形成的地中海城帮文化、 两河游牧文化,在交融贯通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进取、积极入世文化。中西两大绝 然不同的文明狭路相逢,文化冲突时,更突显出东方文明的这种古老的保守与惰性。 她不能象从来就是“拿来主义”的日本一样,迅速吸取外来文明,推行教育革命的 “文明开化”。关于这一点,日本明治维新的赫赫功臣、大教育家福泽谕吉在《福 泽谕吉全集.绪言》中说:“日本土人头脑有如白纸,闻说(文明开化)是国家利益, 立即印在心底,毫不犹豫果断实行之。”而中国背负着沉重的封建包袱,只在危机 惨痛教训下才从盲目自大的极端,走向毫无自信的另一个极端。在鸦片战争、洋务 运动和抗日战争、新中国历次危机中曾有的反醒,在危机消除后,文化的局限和封 建,使他迅速健忘,转为内斗。这一现象反复出现、重复发作,其背后的罪魁祸根, 就是近代社会中国落后的教育体系。 普鲁士首创“义务教育制度” 二百五十年前,当欧洲的荷兰借助先进航海技术成为“海上马车夫”、英格兰 的基督教教育和科技发展导致“第一次工业革命”、法兰西民族承袭欧洲文艺复兴 后宗教和文化教育的发展,首先建立世界第一个共和国时,普鲁士人还在德尔曼的 黑森林边烤火维生,然而十八世纪末,在法国历年侵略战争的刺激下,普鲁士为寻 求民族出路奋发图强,派出一批菁英远到一个人口寡少、产业落后、政治黑暗的山 区小国:瑞士学道取经,他们朝拜的就是被后人称为“世界教圣”的伟大教育家斐 斯泰洛齐 (他倡导的“爱心、圣德”教育,让欧洲和世界全人类启蒙、普及平民教 育运动开创了新纪元) 。三年后,那批菁英回国普鲁士首创了两项对人类社会发展 产生重大影响制度,它颁布宪法性文件《告德意志人民书》,规定第一“义务兵役 制”:成年公民在十八岁后必须入伍服役。接受战争训练、参军保国,是每个公民 的基本“义务”。这项制度虽然拯救了其国家的灭亡,但也为后来极端发展、演化 成恐怖的“普鲁士军国主义”奠定了基础,也是远在东亚的另一个“日本军国主义” 的鼻祖宗师。 第二项就是“国民义务教育制度”,法定每一位公民从七岁起至少接受九年, 由国家免费向其灌输的基础教育,公民必须尽这种学杂费完全由国家承担的“义务”, 否则便因违反国家法律而受到严酷惩处。这两项制度强制执行的结果,使国民基本 文化素质迅速改善,国家彻底脱离了蒙昧状态,军力快速整合强大、民族逐渐崛起。 1814和1970年在法兰西的侵略中,普鲁士奋起反攻发动著名的滑铁轳战役,不但全 部收复失地更攻入法国本土,战胜敌人,一举改写了欧洲历史。自此德意志人便从 没放松过他们的的强化教育,最终使他们成为今天欧洲最富强的国家,与亚洲的日 本一样,即使历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也能在战争的废墟上迅速崛起。 强盛奥秘:教育投资人才积累 此后原始蛮荒北欧丹麦、瑞典,东欧的土尔其、芬兰纷纷效法德意志的“全民 强制、免费义务教育制度”,迅速进行现代启蒙,改良国民素质、发展现代文化, 才逐步达到西欧今天繁荣富强的局面。七十年前沙皇俄国的强盛和七十年来苏联的 崛起,无不是首先发生“教育革命”后的必然现象。至于美国,从来就是一个“拿 来主义”国家,他发达的奥秘不但是倾巨资发展国民教育(人均国民教育经费900多 美元,世界最高) ,还采用“取尽天下精华”的开放移民政策。建国之初就吸收了 欧洲众多国家之长,特别是义务教育制度。在一次、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想方设法 吸收全世界的高级人才和知识分子,特别是动荡的德国的人才。即使现在,他的移 民政策中所谓“一类优先、二类优先”,仍然打着赤裸裸地掠夺他国高级人才的烙 印。在“东亚四小龙”中,香港、新加坡的教育一直都倍受当局和社会重视,近年 来在某些方面正在超速发展的台湾和韩国,也早已普及了国民教育。特别是韩国, 重视教育的程度可谓首屈一指, 在80%的学校都是私营的情况下,南韩国民教育经 费占GNP的比例每年都在20%以上。人均收入是大陆六倍的南美诸国,今年九月召开 第一次以教育为主题的发展问题会议,达成强烈共识:为求持续快速发展,将全面 振兴教育。 在世界已进入高科技产业主导世界经济发展的电子信息时代,鲁卡斯教授认为: 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已不再是“消费--投资”的均衡增长模式,而是“科技 进步”,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的未来取决于这个国家最终的“人才资本”的积累。教 育更是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的“原动力”和“加速度”。 五、教育现状:国人仍于蒙昧状态 早在一百年前,日本的国民教育经费已经达到占其政府开支的15%,占GNP (国 民生产总值) 5%以上。直到今天日本虽然以充满活力的私人教育为主,日本官方教 育经费依然有增无减。然而,直到现在中国大陆在很少私营教育的情况下,国家教 育经费也从未超过GNP的3%, 近年来已下降到2%左右,比一般贫穷落后的非洲国家 的比例(占GNP的2.61%)还低。在当今农业危机、通货膨胀之际,内陆农村、山区处 于各地政府“自治状态”的教育状况已陷一场空前的灾难。 正如笔者四月份在《世界周刊》发表的报告统计:全国还有四分之一的县没有 普及小学教育, 能够读到中学的孩子只占56%!在随即掀起的海内外舆论压力下, 中国大陆不得不于九五年五月份召开“科教兴国大会”宣扬要大幅增加教育经费, 然而实质上,仍然大大低于新增学童和如狼似虎的通货膨胀增长的速度。特别是在 毫无良性民主监督、僵化腐败的封建官僚体制下,“口号教育”和“下有对策”正 使教育危机正积众难返、病入膏肓。据日本教育学者南进亮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当 今中国大陆教育各方面水平,大约普遍落后日本六十五至八十五年左右(8)。 虽然台湾近三十年来飞速的经济发展,主要得力于普及教育的成功,其基础教 育的普及使国民素质全面提高,使科学技易如反掌转化为生产力,从而使工商业 蓬勃发展。 但是其教育经费也从未超过10%,至今,至关重要的民办教育领域,仍 然无法与公立教育机构相竞争,这就是为什么她的菁英人才之培养主要依赖于美日 和西方的根本原因,因为这种僵化体制无法产生真正的世界级的名牌大学、学院。 即使台湾的宪法规定每年的文教经费不得少于政府预算的15%, 至今也没有实际执 行,这也许是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暴露出的“黑金、暴力政治”等“劣质文化”现 象的根源。这比美国政府补贴的每年高达2850亿美元教育经费,和给予每位大学生 全额的学费贷款,长达十八年的还款期,并承担“教育失败”后果,差距甚远。更 无法与世界发达国家辉煌的民间教育相提并论。在台湾面临着产业升级的今天,尤 其需要进一步加强其大众教育的再普及。 大陆从未真正“普及义务教育” 事实上直到今天,中国大陆上还从未真正实行过一天的“普及国民义务教育”。 从满清到民国,从军阀到中共,历年战乱峰火、政治运动、天灾人祸,“普及义务 教育”自始至终都是一句空话和宣传口号。一代代“政治家”更有切肤之痛的是眼 前利益目标、设计的是“只争朝夕”的政治阴谋迫在眉睫的争权,广大人民不由自 主深陷其中,卷入既得利益者制造的愚蠢的政争旋涡。只有政治,何谈教育?国民 素质在近代社会每况愈下的异变中,一再劣质化! 在当今大陆, 按中共的说法文盲率占15.9%,累计更有两亿五千年文盲。联合 国宣称:大陆计有一年不看一张报纸的“识字文盲”五亿以上。据大陆教育部统计: 从中共建制至今在执行所谓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中,适龄学童累计坠学人数已达 十三亿之巨!现在大陆“义务教育”每年的“学杂费”“书本费”等虽然总数上只 有大约300-1000元人民币, 但在大陆却占其家庭总收入的20%-50%左右,而美国、 日本、 欧洲平均儿童在学开支不高于其家庭收入的5%, 且从来不但不收取任何的 “学杂费、书本费”,还免费提供各种教材教具资料及练习本,公立学校还提供免 费午餐,在美国义务教育中,接受政府提供免费交通和午餐的“低收入家庭学童”, 占在学总人数的47%左右, 家庭提供的花费仅是学童在家的衣食而已。从这里看大 陆所谓“免费学校”实质上比发达国家的私人学校收费还高! 在比晚清还要落后卑劣的“二元阶级社会”,五分之四的人生活在贫困、落后 的农村、山区,“农业人口”因为天生是“宁有种性”的劣等公民,从来就不享有 受教育的权力, 大约44%的孩子,倾全家之力根本就读不起无法想象的破烂简陋的 “义务学校”,便大量坠学变成了文盲。中共面对教育危机不是立即对腐朽低效的 封建官僚体系、教育体制,励行民主法制的政治改革,彻底进行教育革命,而只是 在各界有识之士的一再压力下,喊一些典型的假、大、空的政治宣传口号,做些形 式主义的过场,然后一切的一切都不了了之----随即忘记了,继续忙于争权内斗! 当今中国大陆,事实上又面临着晚清相同的处境,以此低劣的国民素质何以参 与世界早已进入电子信息时代的激烈竞争?何以应付民族竞争已从原来农业的体力 战争、发展到工业的机械战争、到现在、未来已是“知识战争”(9)的现代挑战?! 注解: (1)《明治文化全集》前揭书,第611-612页(日本评论新社,1955年版)。 (2)加藤弘之(1836-1916):日本明治时期主要学者之一,东京帝国大学校长, 日皇侍读,对日本近代史影响深远。 (3)《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八集《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 (4) 《中国近代史料从刊》,洋务运动推动者之一魏源1840年著该运动的经典 著作:《海国图志》。 (5) 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 (6) 《明治文化全集》第二十四卷《文明开化篇》,日本评论社、1955年,第 44页。 (7)美国著名作家Emily Hahn(艾米丽.汉)著《宋美龄传》第十六章《团结抗战》。 (8) 日本教育学者南进亮:《日中文化交流协会,1988年》 (9)《War and Anti~War》 : Survival at Dawn of the 21st Century by Alvin and Heidi Toffler. 主要参考书目: 《近代西洋教育发达史》、《斐斯泰洛齐论著》、《西方教育论丛》、《日本 文部省沿革及官制》、《福泽谕吉全集》、《教育世界. 创刊号》、《戊戌变法记》、 《马关条约》、《中国教育年鉴.1989~1994年》等。 5-9-95. NY. 本文连载于美洲1995.10月份《世界日报.世界周刊》,完整发表于1996元月份 《中国之春》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