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老板 华莱士·拉斯马森 上午七点钟。冬天的早晨寒气迫人。芝加哥比阿特丽斯食品公司经理部的长长 的走廊上空无一人,沿走廊走去就象处在英格马·伯格曼拍摄的梦境电影里一样。 你走进一问大屋子;坐在长桌一端的是公司的总经理,屋里只有他一个人,他掏出 怀表看一眼。这儿有为他和他的客人准备的咖啡。他依格魁梧结实,满手老茧,活 第一个典型的穿着节日服装的老工人。他爽直,和蔼。他获得过霍雷肖·阿尔杰奖。 我只能算是个乡巴佬,出生在内布拉斯加州,恰好是在大萧条时期熬出来的。 我深信,到时候还会再出现萧条时期的,也许对国家会有好处。对那些从未经历过 穷苦日子的人来说,也许是有点难熬的,但是,一个人总能对付着混得下去,却是 令人惊讶的。你无所事事,开始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相处。历史和大自然总有办法 使人清醒一些,回到实际中来。 有些人争抢起来就是比别人更凶。人总要护住自己的地盘,这是一种天性。山 坡上的雄麋鹿叫的时候,并不是要召唤别的雄麋鹿,而是向它们发出警告:离我的 雌麋鹿远一点。雄的并非为打斗而打斗,它总是为守护自己领地而斗争。谁将生存 下来是一目了然的。因为得胜者总是不停地争斗,轻易不容易把他们打倒,出现任 何情况他们都能随机应变。在我看来,那样的人才能生存下去。 有人问过我:你曾经梦想过会担任你今天的职务吗?我说没有。我生活中唯一 的雄心壮志是明天能比昨天部好一点。还有就是能比昨天学得更多一点。我手不释 卷。我小时候读过每一份能搞到手的《大众机械》杂志。甚至在学校里人们就拿东 西来求我帮忙修理了。 在那个时代,每个农民都会去帮助别的农民。我十二岁就搭伙于活了,我负责 拉麦秸捆,并负责把麦秸扔进打谷机。有一次我转弯太急,把一车麦秸翻倒在地。 我跑过沟去。你认为那些农民会帮我忙吗?瞧瞧他自个儿能行不!这一次教训很深 刻,因为从此我不再也不会让我拉的麦秸翻车了。 我慢慢了解人的特性。你可以通过自然界的现象去了解人的行为,和他们之所 以这样做的动机。我说的是野生动物界。我一生从不间断一直在打猎,为的是餐桌 上有点野味。你看到两千年前动物和人有什么习性,今天还是那个样子。 我从来不愿吃亏。我下飞机总想走在最前面。我的理论是,你在机场里的人群 中走动时,不管有多拥挤,只要你目光盯住五十步远的地方,别人会给你闪开的。 别只盯住前面那个人,他们会给你腾地方的。许多年前,我带着妻子去塔尔萨。我 正准备登上飞机时有个人问:“你不是带着妻子同行吗?”我说:“哎呀,我是带 着儿”我都把她忘了。(笑)有人常说他们在街上见到我,我连招呼也不打。我是 在想着别的事。我天性不那么喜欢表示友善。 我想,为了使自已生活得好,为了要过好日子,吃些苦是必要的。不知艰苦为 何物,也就会身在福中不知福。今天,当父母的都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尝尝过去自己 尝过的苦头。我可不这样。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四十岁,一个三十六。我今天还能 对他们说。“这是你们该干的。”他们照办了。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他们应该懂 得,世事井不总是那样如意。什么东西都得付出代价。 当今的人已如此习惯于不劳而获。他们以为那是毫不费力得来的,但其实还是 有代价的。他们失去了自尊。失去了自食其力的能力。那就和笼中的野兽一样。不 管一个动物原来的野性有多大,只要关在笼子里的时间够长,就忘记了怎样去自己 谋生了。人也完全一样。象一头忘记了该怎样自己谋生的狮子一样。他们去捕杀别 的同类,捕杀那些跑得慢的,因为那些跑得快的他们逮不到。今天那些失业者走上 犯罪道路,道理就在这里。他们只知道把他人之所有,变成己之所有,此外竟不知 如何谋生。来一次经济衰退,或者来一次革命,一切就又恢复到原来的平衡状态。 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已屡屡发生。这是我读历史得出的一个结论。 问题还在于谁将继续生存下去?经济危机或革命将是对许许多多的人的力量的 考验。这时各个集团部将只顾自己。留在原地不动是不可能的。不能前进,就将自 取灭亡。 我离家出走,到了加利福尼亚州。我给人家打杂,散发商品广告。啊,可从中 学乖了!我捉摸不透为什么有人几个小时就散发一千份,而我得干一整天。后来我 跟着一个人,发现他把大部分传单扔到下水沟里去了。我去找那个雇主,问他干吗 允许这个人把广告扔进下水沟去。我可是把所有的广告一张张部发了出去,鞋后跟 都磨没了。一天才挣一毛钱。一毛钱能买一桶葡萄,够我吃的。他说;“我们早知 道会有人如此。”我说:“那不对。”他说;“我们决不能多给你钱。”就这样我 辞职不干了。辞去每天只掉一毛钱的工作还要有点勇气才行。(笑)我想他对人真 是百般盘剥。当时在加里福尼亚谋生,谁部知道,真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我在种苜蓿的牧场上干了三个月,每月十块钱,管吃管住。一日三餐,餐餐都 给黑豆吃,牛奶都是酸的。他们给了我一封信,写欠我二十块钱,要我把信送到牧 场主那里去,由牧场主付。他妈的,我把信给那牧场主了,但二十块钱连影子也没 见着。这是一次教训啊!对谁也只能信三分。 我回到内布拉斯加,帮人家剥玉米。一蒲式耳玉米皮卖一毛钱,卖不掉的都烧 掉。然后我找到一个钉松木箱的活。我从来不对人说我不能干什么。公司垮台了, 我又给人家锯拼板玩具。锯一副挣一毛钱。 当时我就读一些大人物的传记,看看他们成功有什么窍门。看看他们是怎样出 人头地的。我读的几乎都是这一类书。我下决心,一旦有机会进大公司,我就终生 在那儿干下去。我的舅舅在林肯市的比阿特丽斯公司当工程师。我在那儿找了个工 作干,那时我才十九岁。我一开始负责把冰块从一个大槽里弄出来。我们用一个电 动起重机一次可以举四百磅重的铁罐。随时都存在着一种挑战:我一天能起重多少 呢?最高限额是一百吨。我总想超过这个数字。工程师却常会跑来对我说:“放慢 点吧。”(笑) 所有的设备我都自己维修。我不让别人瞎弄。总工程师发现我懂机械。他问我: “你自信能维修乳脂车间的机器吗?”我说:“没问题。”(笑)我知道乳脂车间 是什么样。我偶尔在里面走过几趟,但也就如此而已。我平生从未见过什么低温灭 菌装置。但是用不了多久我就学会了。我从不怀疑,我想干什么都能干成。 六个月后,我去找总工程师,对他说:“那点活不够我干的。”他说别的人整 天就于那点儿活。我说:“我不管别人。你得给我再找点活。”我不想闲着。于是 我又到牛奶装瓶车间去。那里有一个相当不错的机械师兼冷冻工,我向他学了不少 知识。不管谁有知识,我都象一块海绵那样吸过来。 结果是牛奶车间和乳脂车间所有机械的维修全由我负责。我又找他去,对他说: “我又没什么活干了。”他说:“你为什么不到冰淇淋车间去呢?”很快我就把三 个车间都管起来了。这点工作量我觉得还不过瘾,所以我又找到个夜班活,给一家 旅馆管理空气调节器。我还给人家干室内电线安装工作。我每天睡两三个小时就够 了。 比阿特丽斯公司让我到印第安纳州文森斯的一家工厂担任总工程师。那是美国 最大的一家牛奶厂。当时我才二十二岁。在那儿干活的人都有四、五十岁,有的还 六十出头了。我想,他们也许会因我年龄的关系看我不起。我尽量对他们的缺点宽 宏大量,我知道,只有尊敬他们,我才能让他们尽力干活。 我去接替的那个人是不称职的。他对设备十分内行,但他干事没有魄力。就好 象手术台上躺着一个人,有流血致死的危险。站在旁边的一位医生却在推敲:“他 是怎么让车给撞伤的呢?”这个家伙也总是先要分析分析。结果四五个人在一边站 着,全都不动手。我的指导思想是;先把它修好了,然后再分析为什么会坏的。 我最后对经理部说,他必须离开。这是我第一次有意识的搞一次冒险。我需要 这个职位,就象人们冬天需要棉鞋一样。但是我估计,他们需要我更胜于我需要他 们。所以我整整两个星期闭门不出。终于他们来对我说;“他走了。你回来吧。” 从那时起,我们使工厂走上了正轨。 我得走出芝加哥公司办公室去制订具体工作规划。这方面我毫无经验。我买书 来读,接着就搞设备。我对至今还在我们厂里的一些工程师说,我能穿着一身好衣 服拆卸一台冷冻机,一点油污也不沾。他们从来不自己动手拆卸设备的。你要想指 导别人,自己必须懂行。要是有人跑来跟我说应该如何如何,我马上就能知道他说 的是不是符合事实。在作出决策以前,先要掌握大量材料,这是在竞争中求生存的 一种诀窍。 我还有一条经验可以传授:不论什么时候你去为别人工作,你要千方百计使他 获得成功,否则你就必须越过他。现在我就不得不超过……(以下的声音听不清了)。 我一直认为,这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我们的世界就是如此。如果我们要想使我 们的社会保持强而有力,就一定要有坚强的领导人。今天华盛顿的这一帮是要不得 的。 他提到《福布斯》双月刊上一篇介绍他的文章,苦笑着说:“他们唯一说得不 公平的地方是这句结束语:‘此人是个倔强而有决断力的硬汉子,尽管年近六十五 岁,他那套治人之道,决不让别人反治于他。’” 你当时那么做,可能显得有点残酷无情。在一家公司里,甚至在一个家庭里, 要是有人游手好闲,而且不承认他拖了工作的后腿,总得有人出来干预。你要想成 功,就不能让任何人挡住你的路。本公司有十万职工、五万股东。我们最少对十五 万人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再把十五万乘以三点五这个平均家庭人口数,就是五十多 万。我们对那些信赖我们的人负有责任。 你得到十万雇员的尊敬。他们是否也怕你? (长时间沉默)最好别说成是害怕,不过你还是说到点子上了。这是没有办法 的事情。也可能有敬畏的成分。百分之九十九还是尊敬。所以,有三种情况!我习 惯于在办公室里找最低级的职员谈话。我从他们身上发现的东西,要比从高级职员 身上发现的多。(笑)高级职员想方设法掩盖自己的错误。下面那些可怜的小职员 并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所以我能发现更多的情况。 当公司拥有四十三亿美元资本的时候,我不是董事长,我不是总经理,我也不 是常务副总经理。我只是公司的高级副总经理,负担着公司四分之三的业务。这是 1967和68年的事。 1976年7月1日,我成了总经理,主管一切事务。在那两年里,公司的资本从五 十二亿增加到七十四亿。不,不,你绝对不能让公司增长的势头停下来。你必须维 持足够的增长速度,使人家有兴趣到你公司来投资。 有许多人问;你打算什么时候退休?我上任的时候有在先,等到公司资本达到 八十亿我就离开。现在我要说,得到一百亿我才走。 [附笔〕:他在1979年作为比阿特丽斯食品公司总经理退休。该公司的资本当 时达到七十八亿美元。 (许季鸿) 盖洛德·弗里曼 这是1975年的一天早晨。 盖洛德·弗里曼是芝加哥第一国家银行的董事。1975年是他任期的最后一年, 他已经选好了他的接班人。他的领带上带有银行的标记;上面印有银行的名字和钱 币。“这是我让我们银行里的一个人设计的。在银行的营业日里,我从来没系过别 样的领带。我系这条领带的用意是向我手下的人表明我心里时刻在想着银行。” 这是一间豪华的办公室,在这间办公室里和接待室里都陈设着形形色色的工艺 品。他的私人餐室就在旁边。在第五十七层楼上还有一个宽敞的大餐厅,当天中午 他的继任者要在那儿为日本大使举行午宴;在宴请的数百名来宾中将有本市最主要 的实业家们以及市长理查德·戴利。 我是1934年来到这里工作的。要在1975年离去,一共在这儿干了四十一年多。 你问我可曾感觉到有要离职的联兆吗?(他淡淡地一笑。)有位朋友曾对我谈起她 的父亲爱德华·赖尔森。此人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担任内陆钢铁公司的董事长, 在这城市里也算是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可是一旦退休以后,就不再有人请他吃饭了。 他只好去找一些整天无所事事的人为伴。这种情况我也有所感受。我们刚刚任命鲍 勃接任我们的工作,马上就有人说,“盖尔·弗里曼呀,他倒是个好人,不过现在 我们有什么事应该去和鲍勃商量了。” 我发现,如今每两个星期才有人请我吃一次便饭。这使我感到有趣,觉得很有 意思,而并没有为此而烦恼。我有点儿觉得自己可笑了,等我退了休,我上哪儿去 吃饭呢?退休前我有一个华丽的饭厅,以后我却要到一家俱乐部去吃饭。三十多年 来我一直是“正午俱乐部”的会员,可是从来没在那儿吃过饭。现在我有地方可去 了。 谁也不需要我。不会有人来找我,而是我将去找别人作伴。只要心情舒畅就行 啦!我还算够幸运的,凡是我希望做到的事,我都做到了。我虽不是富翁,却也会 过得很舒服。我已经无所求了。我既不觉得自己的事业半途而废,也不感觉失望。 我在企业里已经毕了业,并且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觉得自己已经不那么有竞争力 了。让别人去享受这份荣誉吧!我用不着再去争这些了。 只可惜我认识到这一点已经为时太晚,要是能够早一点儿,该是多么令人高兴 呵!我记得有一位朋友,他干实业是个非常顽强而能吃苦耐劳的人。他退休时对我 说,“城里没有一个人是真喜欢我的。从今以后,我可要过讨人喜欢的生活了。” 但是来不及了,因为他的态度已经定了形,习惯也已是根深蒂固。他改不了啦!他 和儿女的关系也闹得很紧张,最后是郁郁寡欢、闷闷不乐而死。我倒有个妙诀(笑) ,这就是:在你的一生中,必要的时候你要不遗余力地竞争,不过还要有某种程度 的慈爱和谦逊来作为缓冲。 我的好朋友米尔顿·弗里德曼(他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曾经说,作为 企业家,要是觉得应该对社会负责,那就糟糕透了。他说,让企业家对社会负责, 这是瞎扯淡,而且与企业家的使命是格格不入的。米尔顿不应该这样出言不逊。虽 然我对米尔顿十分敬佩,却不能同意他的这种说法。 我的这种想法是不是一种基督教的思想呢?不是。我们希望还能在实业界干上 几年。要知道,在一个旨在赢利的社会里是无神圣可言的。无论是圣经还是宪法都 不能保证你可以拥有私有财产。如果我们能够继续拥有私有财产,那也只是因为我 们的人民中有足够多的人承认私有财产,没有改变法律来阻止它。 我工作十分努力,早晨七点一刻左右就来到这儿了,一直干到下午五点半或六 点钟。我三十年没玩过桥牌,二十年没打过高尔夫球,因为我热爱工作胜过了爱高 尔夫球。我不喜欢在衣帽间里见到同事时的那一套假意寒暄。那种友谊不过是一起 喝上四五杯酒。带着几分醉意回家去睡一个很长的午觉,结果使整整一天都完蛋了。 你是愿意到欧洲各地去游历一番,拜访一下各国的财政部长和国家首脑们呢, 还是愿意与那些二十年来思想一成不变的人们一起玩桥牌?这将成为退休以后的一 个难题。思想上缺乏刺激。 三年以后,1978年的一天旱晨。 我们坐在另一层楼上一间较小的办公室里。屋里没有工艺品陈设。 我觉得我并没有损失什么。我年纪较轻的时候,曾经作出过牺牲,没有机会和 孩子们亲近。但是在我们年长之后的生活中,这算不上是什么牺牲。我们有两个孙 子,一个十八岁,另一个十六岁,前几天他们还和我们在一起。这是十分合乎理想 的。 我在董事会的会议室或更衣室里偶尔会碰见那位实业家。上帝可作见证,他的 确是百分之百地拥护美国式的办企业方法。他认为,凡是背离了这套方法的都是该 死的共产主义者。我问他,“你所谓‘美国式的办企业方法’指的是什么呢?”他 说,“唔,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又问,“是哪些思想指引着我们创建了我们的国 家呢?”他很窘。他之所以不愿意谈论这个问题是因为,一则,他从来也没有认真 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二则,他不知道能不能为一个在收入上存在这么大悬殊的制度 进行辩护。所以他力图回避。 我一直觉得没有哪一个制度是尽善尽美的。不过,我们的制度与别的制度相比, 为人们——不仅为富人,也为穷人——谋得较多的福利。咱们不要为这个制度感到 窘迫,而应该更多地了解它。我要不是对这个制度有所怀疑,就不会费这么大劲追 求它了。 我觉得我们的国家已经衰老了,而且衰老得很快。我们的许多梦想都破灭了。 我们就象我这样年纪的人一样,活动的天地也变得狭小了。一个年轻人刚从学校毕 业时对什么都感兴趣。等他找到了工作,他的活动天地就变得小了一些。他结了婚, 有了工作,有了家和家庭,他的天地就更窄小了。最后,他上了年纪,工作吹了, 家庭也完了,于是他最关心的事就是每天早晨大便是否正常的问题了。目前我们的 国家正呈现出大量这样的情况。 今年一月,我每天下午都坐下来看小说。这是自从我1934年从学校出来以后看 的第一部小说。以前我总觉得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认为看小说是浪费时间。我觉得 自己对银行、对社会都负有重大的责任。这耗费了我多少时间呀!人们可真傻呀! 现在的我已经不似当年那样认真了,身体不如以前结实,脑子也不如以前那么灵敏 了。我得费好大劲才能记住人们的姓名。所以,我觉得我的责任已经不同于当年我 还是一台更好使的机器的时候了。 机器? (他轻轻一笑。)我知道。我不该这么说。 如果你曾经是个头头,那就更糟糕了。你想退休要比那些从来没当过头头的人 难得多。(他忽然变得怒气冲冲、言词尖刻。)办企业是多么激烈的竞争呵!一个 企业的头头每时每刻不仅要与他的对手竞争,而且要和所有的人竞争。甚至还要与 你在别的企业里的朋友,哪怕是最亲密的朋友,进行竞争。这对你的一生有着极大 的影响,而且不一定是好影响。(笑)这往往使企业的友谊不能成为真正的友谊。 当一个一辈子都在进行激烈竞争的人喀嚓一下退休以后,他是很难心情舒畅地 为他的同事和朋友们在事业上的成功感到赞叹仰慕的,他难免会觉得这对于他是一 种嘲弄。当然,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他已经不属于那个团体了。可是,在这个 问题上很多人都很难想得开。 我已经退休一年半了。我曾以此为题写了几句诗: 我们的姓名依然如故。我们的模样并未改变。 我们的妻子还是那样贤淑。实际上,体贴胜 过当年。但是,我们的感受却有所不同,至 少与以前不完全一般。年轻人并非静止不动, 我们从不认为他们应该停步不前。我们的老 朋友们满面春光,我们只不过略早地依靠了 年轻的一代。这样的做法公平合理。我们仍 和当年一样诚挚友好,只是不象以前那样自 命不凡。我们再不是那样地位显要,但或许 能比以前作出更明达的判断? (黄育馥) S.B.富勒 外面,不时传来高架铁路列车开过的哐啷声;大卡车隆隆而驰,还有小汽车疾 驰而过的声音。这是芝加哥黑人居住区一条繁忙的要道。门里,长方形的过道通向 里面的办公室。几个年轻妇女在柜台后面工作,气氛显得很宁静。两个很小的孩子 在一边玩耍。 他坐在他的办公桌后边。他那戴着眼镜的严肃的脸,让人想起一位道貌岸然的 中学校长的画像。(“你喝酒了!”午餐时,我的确喝了一杯加苏打水的威士忌。 我们的第一次谈话就这样被他中断,现在是我们第二次见面了。) 他今年七十三岁。 我九岁时在路易斯安那州的门罗就开始叫卖克罗脑灵香膏。我希望自己赶快成 为一个大人。成人以后,我就希望自己生产类似我当时推销的那种药膏。我今天干 的正是这一工作。 我家原是佃农。我十岁的时候,他们租下了一点土地,买下一头骡子,自己种 地。我十五岁的时候,我们家搬到了孟菲斯。我父亲离开家走了。两年之后,我母 亲去世,留下七个孩子。在她躺在病床上快死的时候,她要我照顾家里其他孩子。 我那时十七岁。我给人帮工,有时做小商贩,勉强糊口维持那一群孩子的生活。五 年之后,我们找到了我在芝加哥的父亲。他已经重新结婚,他的妻子来到孟菲斯寻 找这一群孩子。他们当然都不是她亲生的,可是她把他们都带走了。 我只受过六年教育,我妈妈在临死前对我说:“那些正派的白人自己每年学习 九个月。可只让你们学习三个月。”我们长期在农庄干活,每年只有三个月时间上 学。她说:“这不是因为他们待人不公平,而是他们相信他们需要九个月才能学会 的东西,你们只要三个月就够了。不管你将来干什么,我的儿子,永远也别让那些 正派的白人失望了。” 我明白了读书人是统治别人的。我开始买书自学。只要能到手,不管什么书我 都读。当你知道自己不甚了了的时候,你就只好读书。我读书从来不是为了消遣, 我是要寻求知识。我发现在1912年的时候,全美国共有四千零四十三个百万富翁。 其中只有八十九人受过高等教育。有些甚至连小学都没有念完。所以我发现我不乏 志同道合的人。这是对我的最大鼓舞,因为我现在知道,在美国有这么多白人没有 受过正式教育,结果却混得非常之好。 我离开孟菲斯来到北方,这里可以找到更多的买主。1928年6月12日,我搭便 车来到芝加哥。那时,我已经结婚,有了五个孩子。我在一家煤厂找到一份工作。 我寄钱回去接我的老婆孩子。煤厂老板似乎很喜欢我,他说他要资助我教育孩子。 我告诉他,我决不依靠别人来保障我的生活,所以我辞去了那里的工作。 在那之后,我开始挨门挨户兜售丧葬保险。有一家杂志发表了每年进款一万五 千美元以上的人的名单。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总经理1934年的年薪是五万美元。 一家肥皂公司,利弗兄弟公司的董事长年入则达到四十五万八千美元,我于是不再 兜售保险,而开始卖肥皂。 我拿出二十五个美元,买了一些肥皂,开始挨门挨户去卖。那是1935年,正赶 上大萧条时期。有时,一个人所遇到的不利条件常常会转化成有利条件。由于大家 都失业了,要找人干任何工作都毫不困难。许多人不愿意出去当商贩,是因为他们 认为谁手上都没有钱。可是一块肥皂不过才卖一毛钱,很少有人身上连一毛钱也没 有的。 我不计较钟点。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别人还肯让我进门,我就向他推销。他们 有时候说手头没有钱。那我就接受订货,等他们什么时候有钱,我再把肥皂送去。 重复是学问之母。我做买卖时间长了,学到不少东西。你一定得设法引起人们的好 奇心。你得让他们相信,你讲的全都是真话。一旦他们相信你了,他们就会买你推 销的东西。 我学习了一点心理学,因为我知道,所有这一切离不开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这 一条。所谓人是自己灵魂的指挥者。我知道,什么东西能影响我也一定能影响别的 人。我始终认为我不是一个什么与众不同的人。我不过是普通人的一员。所有的人 都是些普通人。我知道,所有的人天生都是相同的。阔人家的孩子有钱,可是没有 干劲。穷人家的孩子没有钱,可是有干劲。有了干劲就可以弄到钱。这是每一个初 到美国来的孩子都应当知道的常识。世界上最大的有利条件莫过于出生在美国。只 有在美国.如果你能找到吃的东西,你可以随便吃.如果你找不到,那就请你挨饿。 在美国,他们不会让你饿死。但挨饿总比领救济金要强些。接受救济也许能在肉体 上免于死亡,可是精神上却宣判了死刑。 今天,我可以在我们的组织里使用十万八万个年轻人,来干我年轻时干过的事: 兜售商品。今天我们所以有那么多人失业,就是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推销员。生产 商品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推销。挨门挨户地推销的办法值得任何行业的人一试。 这里可以举出一些完全能靠挨门挨户推销的东西,比如象真空吸尘器、渗滤咖啡壶 和地毯什么的。你随便说样东西,都是挨门挨户卖的。 今天对青年人毒害极大的是那各种各样的镇定剂,那些麻醉品。大自然赋予你 精力,可不是让你随便逍遥的。你应该利用那种精力,使这个世界成为更舒服的地 方,因为你自己也生活在其间。我看从来没有天生的废物。每一个人生下来,都具 有某种才能的。 1935年,我拿着二十五个美元作本钱,开始贩卖博耶国民实验工厂的商品。他 们不怎么愿意多赊给我一点货品,我就对他们说,将来我要把这个公司整个买下来。 二十年之后,到了1947年,我就买下了博耶公司。我说过,我一定要解雇那个不肯 赊帐给我的经理,可是他已经不在了。我留用了其他所有的雇员。现在博耶公司仍 然归我所有。 到1939年,我组织了芝加哥商会。完全是为黑人办的。我们有一个口号:为了 经济上的解放。和你的同种人做买卖。结果造就了好几个少数人种实业家。我训练 了相当一大批年轻人,后来都混得很成功。 1965年,我买下了一家百货公司。我要启发我们黑人,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居民 点搞零售工作。对于那些领救济金的人,我是第一个让他们赊帐的。今天所有的大 百货店都肯让他们赊帐了。 有一个时候,我总共有十三个公司和企业在营业:有纸箱工厂、有报纸、有农 庄等等。我要教会人们自己去做买卖,可是他们还不行。结果使我遭受很大的损失。 我当时有八百万美元的资产,三百万美元的债务,流动资金达一千万美元,可是我 却无法从白人开设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 那些银行不肯贷款给我是因为他们从来没听说过黑人居然有经营百货公司的, 黑人居然拥有几家戏院。实际上整条街都归我所有。那些金融机构感到害怕,因为 这真是闻所未闻。而我一直试图让人理解的正是这个。柏拉图曾说;让那些没有思 考能力的人去依靠他的本能吧。理智来源于观察。如果你能记住一些东西,你就会 思考。那些银行家在他们的整个记忆仓库里,找不到任何东西说明在我所干的那一 行里,黑人曾经取得过成就。就因为这个理由,他们感到害怕。 我于是决定去找我们黑人。政府调查人员发现我们的做法不合法,所以我们必 须放弃。这样一来,我的整个王国终于覆灭了。到1968年,我终于破产。这是一个 非常沉重的打击,因为我那时已经六十五岁了。所有的人都说我已经年岁大大,没 法再重新搞出一番事业来了。可是我再次使用以前二十五美元起家的那一套办法, 现在又东山再起了。我对成功丝毫也不怀疑。对此怀疑的只有政府和那些从不相信 这种事会发生的人们。 他们逼我破产以后,决定免去我所欠的一切债务。我不同意这种做法。我要把 我所欠的债百分之百地完全偿清,从破产中解放出来。只是因为我在技术上触犯了 一项我毫无所知的法律,我才受到控告。我告诉法庭,我一定要还清我所欠的全部 债务,他们却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因为我已经太老了。他们判我缓期五年。差不多 一年以前,缓期已满。我的行动多少是受限制的,因为如果我事先不报告,就不能 随便到外地去。大约再过一年,我就可以还清我全部债务了。我从来都没有什么怨 恨情绪。我始终认为,不管别人对我干了些什么,那都出自恐惧,出自不理解。 我同样雇用白人。我只知道全人类都是一样的人。任何人到我这里来寻找工作, 我都雇用下来。我只考虑他们的能力。 不论什么人都是我们的主顾。有一种卷发剂,我们现在还在卖。在六十年代, 民权运动时期,白人公民委员会发现了这种情况。他们不让我们再挨门挨户兜售, 使得我们生意没法做了。可是今天他们再要那么做就办不到了。 民权运动是否也影响了你们的一些别的化妆品生意?——比方象直发药水,因 为那会儿时兴非洲发式。 它不仅影响了我们的生意,整个黑人的生意都受到了影响。那时黑人最大的买 卖是理发馆和美容院。那个非洲发式一来,黑人全都不上理发店,也都不进美容院 了。他们现在刚开始慢慢回来,可是他们现在也不象过去那样打扮自己了。对富勒 公司影响最大的是,许多原可给我们当推销员的人,现在都去吃救济了。 你必须让他们相信,政府并不是他们家管家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使我 们受到损害。他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儿子。他所得到的一切都是别人给他的。所以他 认为给别人东西总没有什么不对。他不理解,你随便给人东西,是害了他们。我们 有那么多施粥棚,我们出现了大萧条,完全是因为人们全都对自己失去了信心。胡 佛总统对美国人民说,繁荣就在街口上等着你们,可是你们总得跑到街口,才能得 到繁荣呀。他们不愿意往街口跑,结果他们就选举了罗斯福先生。 社会福利能毁掉一个人的精神。它也许能使人的身体得到足够的维生素,让他 们长得又肥又胖,他们也可能因此感到很快乐。可是他们因此却完全缺乏主动精神 了。一条喂得很饱的狗是不会打猎的。如果你要让一条狗替你打猎,你就得让它饿 着。如果你要一个人有进取心,那你就一定得让他受到生活的磨练。你要是有钱去 买你要吃的东西,那你完全可以随便吃,如果你没有钱买食物,那你就挨饿吧。 让一个人停止不前,那是违反自然法则的。他要么还开步子往前进,要么被历 史的潮流推到后面去。黑人对这一点却不理解。他们认为,他们之所以落后是得不 到平等待遇造成的。这不是事实。应该对这种情况负责的是他们缺乏主动性。在 1953年,黑人的收人是白人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七。可是到了1962年,就只占百分之 五十三了。主要原因是黑人不了解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竞争。 黑人每年光是花在小汽车上的钱,是三十亿美元。他们看不到,在他们自己的 居住区里机会有的是。今天在美国有多少黑人汽车商?每天晚上,一些有钱的公民 离开黑人居民点回家到别的居民点去,实际就是使得黑人居民点变得更穷,使得原 来可以在那里靠零售生意赚得的财富都转移到别的居民点去了。 马丁·路德·金博士相信依靠民权立法就可以解决黑人所处的困境。对这个问 题,我知道得比他更清楚。在我们抵制蒙哥马利公共汽车的时候,我曾经和金博士 谈过。我告诉他,我们需要做的是去把那个汽车公司买下来。然后我们愿意把车往 哪儿开就往哪儿开,因为那个公司已经属于我们了。他不肯那么办。 他们因为困难重重,就不得不把整个汽车公司卖掉。那条线上的公共汽车乘客 绝大多数都是黑人,可是他们现在进行抵制,谁也不去坐那条线上的公共汽车。所 以公共汽车公司随时准备出让。 无知是一切不幸的根源。甘地在牛津大学受过高等教育。金博士得过博士学位。 安德鲁·卡内基开始移民到这里来的时候,没有受过任何正式教育,可他死的时候, 家产达三亿美元。无知和无文化完全是两回事。你可以无文化而并非无知,你也可 以很无知而并非无文化。 我母亲出身是个奴隶,她知道这一点,而且对我说了。“你是我头生的儿子, 我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你。”她对我说,白人害怕黑人是因为他们不理解他们。她希 望她的头生儿子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占据一定的地位,并且能帮助家里所有其他孩子。 “他们不会象你那样有妈妈照顾了,你有义务帮助他们。你能了解到许多他们无法 了解的事。” (黄雨石) 吉姆·瓦拉托斯 这家超级商场位于芝加哥北区,这是新城的中心,也是最繁华的地带,来采购 的常客多数是东区的富裕户。城市的北区和南区有年轻人贩卖毒品的活动。西区的 居民多为工人和中下层市民,这些人不来这里购买商品。 现在老板在商场二楼办公室,他戴着一副老式赛璐璐护眼罩,正伏案查看帐本。 他今年四十九岁。 时间是1975年。 自己感到满意,这才是最主要的。我经常下楼往办公室一坐,看看商场的情况, 每当看到五台现金收入记录机不停地开动,顾客推着小车来回挑选商品,我心里就 说:“他妈的,行了!真行了!”(笑)也许我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坐在那个办公室 看着五台现金收入记录机不停地开动,看着人群推着小车,看着顾客取下货架上的 商品。这就象听音乐一样! 大概两周前,商店一台现金收入记录机坏了。(笑)我大发雷霆,真想扔东西 出气。一旦所有的现金收入记录机又转动了,我心里就轻松愉快,感到一切十分美 好(笑)。 现在我希望能经营三个超级商场,我不愿被什么公司联号并吞。我认为政府应 该制订一些法律,保证小商人不被吃掉,因为只有小商人才能使那些大老板不越轨。 你看看汽车制造业,有那么三、四家,几个混蛋每年碰一次头商定提价幅度。真是 乱来。 倘若有什么联号设法把我的商场买过去,我会叫他们见鬼去的。再好的价钱我 也不卖。我不乐意听别人指挥,还是自力更生好,不依靠那些联合大企业或什么大 人物,不管他们许诺给你多高的职位。赚钱不是一切,还要知道自己有所作为,精 神上得到安慰才行。(笑) 再次拜访已是三年之后,到了1978年。 (笑)记得我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总觉得做个上层人物神气极了,我一心想 做个大老板(笑)。你去看电影吧,银幕上的大老板,嘴里叼着根大雪茄,两脚往 办公桌一跷,在那里发号施令。你不由得想,真行!于是你也想爬上去,过好日子。 (笑)现在我终于当上了老板,可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劳累。有时我烦恼了就说: “去他妈的,下次做生意我单干了,其他人统统给我滚蛋!”(笑) 我需要有新的挑战作为推动力。美国梦就是要出成果。这也是我真正的兴趣所 在。我办任何事业一旦开了头,我唯一的兴趣就是要让它蓬勃发展。 我的妻子也在这里工作,我们的家庭生活、乃至社交活动,都与我们的商场密 切相关。别的人家有时讲;“啊,咱们出去野餐吧。”于是全家就到公园去了。我 对这些活动不感兴趣,看电影也不能吸引我,什么“伟大的美国”(指一个娱乐场 所)我全都没有兴趣,全不能打动我的心,我的爱好就是我的商场。 你想要干下去就必须赚钱。赚钱和做生意不可分。如果从你的帐簿看不出你赚 了钱,没有哪一家银行会理睬你的。银行可不象什么社会福利机构,你可以去伸手 要捐款。(笑) 我们家刚刚买了一套房子,地点就在商场的街对过。我小的时候,我家住在饭 馆的楼上。我们是“高级”希腊人啊,住在人家的头上,不是背后。(笑) 要是我的儿子能成为一个专业人才,象那些拿执照的会计师、律师、或者医生 或牙科医生就好了。不过当时我错了,我还是过于自私,也太自高自大了。我认识 一些这样的人,书读得太多,以致不可救药。我说他们是受过教育的白痴。我知道 教育很重要,我指的是有那么一些哈佛大学毕业生,念书念笨了。(笑)我们这里 就有那么两个当过头头的,给我们买过来了,完全不象他们所吹的那样。我们这些 人不怕劳累,但是我们不是傻瓜。 (思红) 丹·奥布赖恩 他已经成了家,有六个孩子。他身材魁梧,讲起话来慢条斯理,字斟句酌,仿 佛对往事的回顾使他很痛苦似的。 他的笑是一种苦笑。他今年五十七岁了。 我们的社会把成功的机会都留给了年轻人。至于其他人……(他的声音越来越 低了)。 我父亲热爱生活,年轻的时候是个买卖兴隆的房地产商人。他把钱全买了房地 产,结果在大萧条时期赔了个精光,后来又卷土重来当了一家啤酒厂的总经理,还 成了政治家。他去世时年仅三十九岁,没有保人寿险。那年我才十八岁。 爱尔兰人是根据人死后别人为他守灵的情况来判断这个人生前的成就的。我父 亲去世后,我家的楼梯上整整三天两夜都挤满了人。我的母亲自结婚以后就没有工 作过,这时却硬要从事政治工作。守灵的时候,那些政治家对她说:“萝丝,咱们 以后有的是时间来谈这件事!”可是她说:“咱们现在就谈吧!”她说到做到。 我们母子俩都工作,同时我还上学。我们就象是一对夫妻似地操持着这个家。 她曾经对别人这样说起我:“丹从来不象个年轻人。在我的记忆中,他始终象个老 头”。我妻子常说,我母亲和我开起口来就象两个生意人。 我白天干活儿累得精疲力竭,晚上还要到法学院去上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那年,我二十一岁。我只是为了服满为期一年的兵役才志愿参军的,可是我在军队 里共呆了四年零十个月。 在军队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认识一些要人。我是一名步兵军官,被选中担任 西西里岛驻军新任司令的副官。和我们一起开会的还有奥马尔·布雷德利、艾森豪 威尔和巴顿。我还曾担负与蒙哥马利将军联络的任务。 “大规模进攻开始日”是我所经历过的最不幸的日子之一。那一天,我们乘坐 一艘小快艇渡过英吉利海峡。海面上浊浪滔天,是少有的坏天气。我晕得厉害。尽 管如此,我始终没有忘记天空中黑压压一片飞机的壮观景象。 那天我负了伤。候补军官学校我所在的那个班里,大约一百人中只有五个幸存 者,我是其中之一。我至今仍然认为我有死里逃生,逢凶化吉的本事。退伍以后, 我就到企业管理学校去上学,掌握了管理工厂的门道。 我在一家每年营业额达两千五百万美元的公司里担任副经理。他们还答应让我 当经理。后来我等不及了,没当上经理就离开这家公司,到另一家公司去当经理, 可是正好赶上公司合并。 于是我进了另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在我任职之前一年亏损了一百万美元;我上 任后的第二年年底,它就赢利一百万美元。我在很多方面给他们创造了奇迹。 这家公司的工会是美国数一数二难对付的。公司花了七个月的时间和工会谈判, 最后还是由我说服工会代表,达成协议。工会主席说:“你算打通了我们,可我们 没办法向工人交待呀!”我说:“我去对他们说。”由于我的办公室就在大厅旁边, 我听得见工会会员在大厅里的谈话声。他们是一群吵吵嚷嚷、难对付的家伙,都是 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或第三代爱尔兰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我就是在这种人中间 长大的。我站到讲台上,先胡扯了一阵,把他们都逗笑了,然后向他们说明了和工 会达成的一揽子协议。我把我的讲话录了音。我讲完以后,人们都为我鼓掌,并且 一致赞成这项协议。嗬,我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赞扬。这真是一次历史性的谈判。人 们纷纷收听我的录音,我也洋洋得意,忘其所以。我宏伟的梦想之一就是继续前进。 我怀疑自己在这家公司里干大概是有点屈才了,我还要作一番更大的事业。 (说到这儿,他停顿了好半天。)美国企业生活中的一大悲剧就是那些有才干 的高级管理人员的遭遇。他们为公司鞠躬尽瘁,取得了成就,却成了一个十分糟糕 的制度的一部分。我曾经使那家公司从亏损一百万美元变成赢利一百万美元,可是 在这个过程中,我不可能没有伤害过人。我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件事情就是将行政人 员精简了百分之三十五。这些人都已经有二十年或二十五年的工龄了。真是报应循 环呀!你对别人作了什么事。到头来同样的事也会落到你的头上。我也尝到了给别 人造成不幸遭遇的苦果。我就象是位率队参加世界联赛的棒球队领队,比赛输了, 有人大失所望之余,心血来潮就把他撤了。 虽然当时我也觉得这是我有生以来所作的最残忍、最缺德的一件事,可是事情 倒进行得颇为顺利。这次裁员使公司的情况好转。 我想庆祝一下这个了不起的成绩,就请我的几位最主要的助手到一家私人俱乐 部去吃饭。我说:“咱们约定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去吃饭吧,这对大家都比较方便。 咱们就吃鱼,大家忍着点。”于是在这家大公司里就有人传说我这样作是因为我想 知道这些人和他们的妻子都信仰什么宗教。麻烦就是这样开始的。 (他缄默了好长时间。)我有一个患癫痫病的女儿,我不得不每天用汽车送她 去私立学校上学。这是一所天主教办的学校,所以汽车里常有一些她从学校带来的 圣像和箴言。有一天,我把车开进了停车处的一个空位上,我不知道有一位营业主 任有时也把车停在那个空位。他竟然到董事长那里说:“有个宗教狂占了我的地方。 ”我说:“恐怕我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宗教狂吧!”过了一些时候,董事长对我说: “丹,今天晚上咱们一起喝点滴,吃顿饭好吗?”我说:“不行呵,今天晚上我按 宗教规定要斋戒。”没想到……。 一天早晨,我在办公桌上发现一份我的辞职书,丝毫没有说明理由。我感到迷 惆,心想这里面一定有极大的误会。于是我飞快地开着汽车想去找个人问问究竟是 怎么回事,但是谁也没有找到。所有的头头都不在,他们是有意外出的。整整三个 月,我找不到一个我所要找的人。难道说,我的前程就此完了吗? 我立即离开了这家公司,因为当初在协议里有这一条。他们使的正是我曾经使 过的招儿。这真是活报应呀!我曾经用这种手法使别人遭到这种不幸。现在我这是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过,当初我解雇人的时候,还发给他们两万五千或一万 八千美元一张支票的解雇费,算是向他们提供的一种帮助,并给他们写出很好的证 明书。可是,轮到我自己被解雇的时候,上面说的这些照顾却一概没有。 从此我档案材料里就有了一个污点。我已成为招募经理人员的人们所谓的“有 争议人物”了。这就是说,你是由于一个未说明的理由而离职的,你身上反正有点 什么问题,也许你是个捣蛋鬼,要不然就是不守正规的家伙。有了这些问题,连商 量的余地都没有,你在想聘用你的人们眼里价值大为降低。 我当时并没有满腔怒火之感。我的心情绝不是:真想狠狠地按这家伙一顿,或 是有枪的话,非打死他不可。我只是感到凄凉、失望,感到万分孤独。我实在不愿 意回家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妻子,因为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华尔街 日报》的金融版上曾三次刊登过我的照片,可是竟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事。 这使我开始对我曾经大力鼓吹的一切为了利润的资本主义产生了怀疑。以前, 我常爱对年轻的管理人员说,要这套把戏就是为了赚钱。我现在怀疑倒底是谁在要 把戏了!我只知道应该将那些不称职的人逐渐降级,让他们担负他们所能胜任的工 作,也应该提拔那些工作出色的人。我就是按照别人教我的这一套干的。 此时此刻,我对人生感到心灰意懒。我努力想挣足够的钱来办我想办的事。我 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进行一次振奋人心的挑战,即使要我掉一条胳臂也行。真难啊! 我有一位邻居在一家大公司当会计。他曾经极力想引起他们的兴趣,让我去管理这 家公司。当时我高兴极了。可是后来他打电话来说;“他们嫌你岁数太大了。” 我们这个利润制度,我们大家赖以生存的这个制度,对于那些正在学当经理的 年轻人来说宛如一场有趣的游戏。如果你能缩短完成一件工作所需的时间,你就提 高了利润。而这正是企业发展的基础,投资者的幸福也建筑在这上面。你可以施展 你的才能……人们说美国是富足的国家,其原因就在于此。我为这个制度感到十分 骄傲。我们创造了这么多东西,我们大家都有电视机、有汽车、还有污染以及各种 各样的东西,这可真是了不起呀!哪儿也比不上这儿呵! 可是,资本主义是什么玩意儿呢?看看它怎样对待它最热心的拥护者吧!它给 了我当头一棒,害得我走投无路,在大街上四处徘徊,苟延残喘。 影片《拯救老虎》中有一句很精彩的台词。片中杰克·莱蒙对那技术高超的工 匠说:“你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呢?你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家伙天真地望着他 说:“另一个旺季。”如今,我也在寻找另一个旺季。但愿情况不久将稍有好转。 我可以从自己的家里人那里得到有力的支持。我的大女儿在事业上卓有成就, 还有个飞黄腾达的丈夫。我两个儿子都在商界工作,他们所在的公司也很兴隆。我 还有一个女儿长得就象个电影明星,聪慧过人,在大学里读书的成绩都是“优”。 年轻人都前程远大——越年轻越好。 他们都爱我,可是他们已经开始纳闷我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他们年轻时,我是 一家公司的总经理,是人人都谈论的有名人物。而如今,他们不知道这老家伙出了 什么事?我真不放心他们怎样才能适应这个我似乎就要离开的复杂世界。(笑)是 呵,让咱们再有一个旺季吧! (黄育馥) 比尔·费克 他坐在“诗翁斋”的一张桌子旁慢慢呷着啤酒。这是一家随随便便的小餐厅, 就在考米斯基球场的看台下。他周围尽是他熟悉的记者、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偶 尔也有一个过路的陌生人,其中有到他桌上揩油的。 他是芝加哥白袜棒球队的老板,六十四岁。 总的来说,我们都是失败者。因为在这个国家里,赢了就伟大,就漂亮,就道 德高尚。要是你发不了财,你就是失败者。什么东西都求其大,机器、公司企业, 这一切都使我们浸透了这样一种思想:除非你能发财,否则就微不足道。是否幸福 是另外一回事。我对此观点提出挑战,并从中得到不少乐趣。 现在外面场地上就有我们的一个蹩脚球队,但看台上捧场的歌声不断。我们这 个棒球俱乐部大概是全国最差的,我们这个球场大概也是全国最老的。在考米斯基 球场内,我们设置了一块瞬啪响的记分牌。起初,他们宣布说,这是非法的、不道 德的、是发财肥私,既可怕又低级。(笑)有些东西怎么学来的,说来很有趣。那 想法来自萨洛扬的剧本。你一生中那时光。。那故事从头至尾都发生在一家酒吧间 里。那里有一架弹子机,有那么一个家伙,他不断走到酒吧招待跟前,向他要硬币 去玩弹子机。他打了又打,就是没有运气。正要洗手不干的时候,他打中赢了。这 时,铃声大作,升起了一面旗子,弹子机高奏歌曲“狄克西”,还有其他种种稀奇 古怪的玩意儿。我们那块碑啪响的记分牌也是同一个意思。萨洛扬想说明一个道理: 你一遍又一遍不停地试,最后终会获胜的。你希望甚至梦想这人能来一个本垒打。 突然之间,他成功了。于是火炮闪闪发光,炸弹轰轰作响。(笑)失败者也有了出 头之日。 我们人人都有一种竞争的精神,但取胜与否已成生死的搏斗。我们没有看到这 只不过是一种“竞赛”,一种偶尔也有高手参加的愉快的竞赛。菲尔·里格莱说过 这样一句话:有一个常胜的俱乐部就好了。这个说法实在为害无穷。我们谁都喜欢 胜利者。但是,没有欢乐的胜利是一文不值的。我不想输,但即便输了也不等于世 界的末日到了。也可能明天会更好呢。(笑)我就是这个守着弹子机等待记分牌上 火炮闪闪发光的人。 我想这就是我被排斥在职业棒球之外的原因之一吧。我要说我是很体面地退出 来的。他们同意。只要我退出。就让圣路易斯的布朗队搬到巴尔的摩去。他们与我 一刀两断是在1953年。十三年后当我返回“白袜”队时,我没有受到热情的欢迎。 因为我并没有显出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 我已得出结论:我是个与时代不合的人。我的老婆和我又制造出了几个不合时 代的人,就是我们的几个儿子。我对此是心满意足的。 〔附笔]:1954年,我碰到埃迪·盖德尔。他是一个矮人,仅三英尺七英寸高。 那时他是个信差。1951年,费克雇他为圣路易斯布朗队的队员,让他试一试。“他 上垒了,”费克回忆道:“他身材矮小给投手造成了困难。如果我大胆一点的话, 我本来可以雇用八个侏儒的,那么我们在1951年就可以赢上一局。” 盖德尔带着若有所思和遗憾的神情回忆道:“那年我打满了一千个好球。每次 挥棒都能上垒。我对费克先生感到失望。我以为他还要用我。可是,”他宽厚地笑 了笑说:“我只要活着就不会忘记那一天。球迷们都发狂了。我觉得我现在还能做 到。”那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刻。 (王念思)